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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重而道远的中国考古学
作者:陈淳 来源:《群言》杂志2021年第10期 时间:2021.12.16

  如果以瑞典人安特生1921年发掘河南渑池仰韶村遗址为起点的话,那么中国考古学走过了百年的历程。作为一门西学东渐的学科,考古学在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扎根在中国传统学术的土壤中,为充实中华民族的历史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一系列重大的考古发现揭示出中华大地上的人类发展史和史前文明进程,令人目不暇接的出土文物让世人惊叹中华文明的璀璨和源远流长。

  学科的诞生与定位

  中国考古学在诞生之前就有悠久的金石学传统,金石学常被认为是考古学的前身。欧洲考古学建立在19世纪初地质学和古物学的基础之上。中国金石学基本上是历史和文献研究的延伸,并没有独立的研究方法,特别是被俗称为“锄头考古学”的田野发掘。加上当时中国缺乏自然科学的基础,所以真正的科学考古学只能由外界输入。

  为中国考古学开路的是20世纪初的“古史辨运动”。以顾颉刚为首的古史辨派运用西方近代的考证法对中国的上古史进行了检讨,认为这段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伪史料的基础之上。于是,他大斧一劈,将禹以前的古帝王都送上了封神台。顾颉刚的疑古精神不但推倒了三皇五帝,而且对史籍中记载的早期朝代国家也提出质疑,于是遭到了传统学派的诘难,认为这是在否定一切。顾颉刚坦白表示,要建设真正的古史,只有从实物上开出一条路。两派学者都认识到田野考古工作的潜在意义。正在这时,中国境内出现了第一位田野考古学家。1914年瑞典地质学家约翰·安特生受聘来华任中国农商部的矿政顾问。1918年,他根据一位外籍化学教师提供的动物化石线索,在周口店龙骨山找到了中国猿人遗址。1920年,法国神父桑志华在甘肃庆阳发现了第一件旧石器。1921年,安特生发掘了仰韶村遗址,揭开了中国考古学的序幕。

  对中国考古学发展起决定性影响的本国学者是李济,他因主持了山西夏县西阴村的发掘而被誉为“中国考古学之父”。1928年,李济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组长,领导了殷墟的发掘。虽然殷墟发掘意义深远,但是从考古学的独立探索而言也存在其局限性。通过发掘,商代史实成为“信史”,客观上成为反驳“疑古”的有力武器。殷墟发掘与古籍的吻合,使得中国考古学在后来半个多世纪里没有再在完善自身的理论方法上下功夫,而将印证史籍看作是具有最大成就感的工作。

  本来,用现代科学方法对古籍中的史实进行梳理是考古学必要和不可或缺的第一步。然而,殷墟考古处女航的成功,使得科学思辨的重要性受到漠视。把考古学看作是历史学的附庸,制约了这门学科的发展,理论探索的实证主义方法成了多余的东西。当下对夏朝的看法就是最典型的一例。由于材料的物质性以及断代上较大的误差,若无共出文字,考古学极难探知具体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如今,一些学者以这门学科最不擅长的弱项当作自己最崇高的目标,显然是根深蒂固的史学导向所致。

  在前行中反思

  新中国成立以后,考古学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1949年到“文革”前这段时间常常被称为“中国考古学的黄金时代”,考古新发现把中国的史前史和古代史带到了一个全新的境界。此外,考古发掘也出土了各历史时期不少的文字资料,受到史学家们的高度重视。但是新中国成立后受制于一些客观因素的影响,考古学界一直采用20世纪30年代的方法。大部分考古研究仅限于分类和描述,并没有尝试提炼信息来重建大众可以理解的历史。

  已故考古学家童恩正对这一段时间考古学的发展有自己的看法。他说,考古发现并不等同于考古学研究,后者需要具有理论指导的科学性、研究成果的独创性,以及研究方法的先进性。中国考古学家一直讳谈理论问题,由于理论的僵化和空洞,大量的考古研究只能限于对考古材料本身的解释,无法涉及与社会结构、经济形态和文化面貌有关的社会发展规律性等问题的探索。田野工作由于缺乏具体理论的指导,缺乏印证科学设想的研究思路,所以发掘过程变为一成不变的照章办事。他进而指出,在考虑考古学的成绩时,应当把发现材料与研究水平区分开来。前者是祖先的创造,后者才是学术水平的反映。

  20世纪初,我国考古学是在一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被作为一种“不陈的工具”引入中国的。中国强大的史学背景,使这门学科只被看作是历史学的附庸,而非一个独立的研究体系。

  19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得益于日益频繁的中外学术交流,我国学界对当今世界的学术现状逐渐有所了解。许多国外的理论方法被介绍进来,学界认识到虽然考古学与历史学的研究目的相似,但是这两门学科研究的对象、材料、范围和方法却差异很大。201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对学科体系进行了调整,考古学上升为一级学科,考古学发展迎来了新机遇。

  1980年代以来,中国考古学发展最快的是科技考古领域。20世纪初,考古学大抵被看作是一门研究古代物质文化的学科,并没有指望它能够提供文物本身以外的信息。但是,二战后几十年的社会进步和科技发展导致了学科环境和内容的急剧变化。新方法的涌现更新了考古学家的耳目,使得他们能够获得更多以前一无所知的信息,从而能够探究过去无法企及的问题,使得考古学探索更上一层楼。虽然目前科技考古在我国学界已经成为一种常态操作,但是理论的薄弱和缺乏问题意识,造成了技术超前而理论滞后的严重脱节局面,考古学家和科技专家之间鸡同鸭讲,材料阐释和历史重建乏善可陈。这是因为在借鉴国际学界先进成果时,技术比较实用,一般会被迅速采纳,而对理论的借鉴则往往较为滞后。但是,考古学理论、方法和实践是一个紧密结合和相互依存的整体,三者之间任何的不协调都会影响到最终目标的实现。当然,值得肯定的是,近些年来国内关于考古学理论问题的态度有所改观,逐步引起了学界的重视,认识到理论、方法和实践密不可分的关系,以及加强理论指导的重要性。

  实际上,考古学研究处于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汇合的聚点。考古学本身的发展和提高越来越依赖其他社会科学的理论和自然科学手段的帮助,而它也成为其他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全方位研究人类发展的一个信息库。考古学的学术定位应当是整个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组成部分,它和历史学不是依附的关系,也不只是为编史学服务的工具,二者同是以了解人类自身历史和社会发展为独立研究领域的学科。

  从考古学史来看,这门学科的发展在时间上是积累性的,在空间上是世界性的。英国考古学家科林·伦福儒和保罗·巴恩指出,当代考古学的问题取向和对清晰、量化的程序要求导致了田野研究的新发展。它们的广泛应用使一门世界性的学科得以创建:一门在地理上覆盖全球、在时间上贯通古今的考古学。

  已故考古学家俞伟超曾将世界考古学的发展分为萌芽期、传统期和解释期三段,认为中国考古学的目标处于欧美考古学第三阶段,但是具体工作还处在第二阶段。100年来,中国考古学在田野工作和材料积累上的成就可圈可点,但是在海量材料的信息提炼、整合和科学阐释上鲜有建树。由于材料本身并不是历史,因此中国考古学重建国史的目标依然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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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考古博物馆 (中国历史文化展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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