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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寨山与河泊所
作者:蒋志龙 来源:“云南考古”微信公众号 时间:2021.12.03

  2021年10月18日,在中国考古学大会开幕式上公布了“百年百大考古发现”,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因“在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等重大学术研究领域解决了重大学术问题,实现了新突破,具有重大科学价值和意义,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在中国考古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而成功入选,这也是云南唯一入选的项目。值得我们自豪和倍加珍惜。大约在20年前,由国内28家文博单位和高等院校的专家学者组成的评优组,将云南晋宁石寨山滇王及贵族墓地的发掘评为“20世纪中国百项考古大发现”,当时云南有2项入选,另外一项是云南元谋人,因其在人类起源研究方面有重大发现。

  1937年,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曾昭燏和吴金鼎先生在大理开展的苍洱地区的考古发掘工作拉开了云南考古的序幕,但真正大规模的田野工作还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而晋宁石寨山的发现和发掘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开展的第一个正式的田野考古工作,实现了开门红,发现了一批极具地方特色的青铜文物,特别是六号墓中滇王金印的出土,为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中的有关记载找到了实物证据。石寨山古墓群的发掘,为新中国成立十周年里最为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为新生的人民政权献礼。

  石寨山古墓群的发掘,尤其第二次发掘和发现,吸引了国内最优秀的专家前来研究,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的郑振铎先生赞其为“具有世界意义的考古发现”。在20世纪50年代,其所吸引人们的目光不亚于现今四川三星堆的发现,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

  试想,如果没有晋宁石寨山古墓群的发现,司马迁《史记》中关于“滇”的记载,有且也只能有一种情况,即存在于云南人的“文化记忆”或者“历史记忆”中。自汉代以来的2000多年来,不就一直这样吗?

  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中关于“滇”的记载,真实可靠吗?至少从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不能全信,也不能不信。因为,其一,关于“滇”的方位、汉武帝赐滇王印等信息是可靠的,其二,他认为古滇国是楚国人莊蹻建立的,目前学术界则争议很大,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还有一些是古代文献根本没有记载的,除最为权威的《史记》外,还包括《汉书》、《后汉书》等,尽管后者对“滇”有些补充记载,但仍是片言只语,我们对滇的了解,则完全依靠考古材料。

  民国时期,云南有位状元叫袁嘉谷,他在晋城立了块碑(晋城一小旁),碑上书有“汉益州郡滇池县故址”几个大字,他的话,是很有分量的,很多文人和学者据此判断晋宁县的晋城是古滇国的都城。

  在2008年对晋城的调查中,我们在一个安居房的建设工地发现了汉代的筒瓦和板瓦,随后在对抗战期间拍摄的早期地图的分析中,隐隐约约发现晋城存在一个方形的城框,像城,而发现瓦的这个地方恰巧位于城墙的东北角。而在晋城西部的士林庙和东部的下菜园发现的汉墓和汉晋时期的梁堆墓,极有可能是晋城的东西城墙所在地,由于晋城镇所在区域,现在几乎全部被房屋建筑和道路所覆盖,难以开展考古勘探工作。在调查中,还有一个现象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就是在晋城区域,没有发现一件“滇文化”的陶片。这一现象非比寻常。推测晋城镇仅是“汉代益州郡郡址所在地”。

  河泊所是一个聚落遗址,地下埋有古代的村落,而且还埋着古滇国的都城。放在以前,谁都不信。

  河泊所是滇池边的一个渔村,常驻人口有1300多户,4000余人。当地人以种植水稻和打鱼为生(现种植鲜花和蔬菜)。早年进入该村的一个十分显眼的特征是民居的墙壁上有白花花的螺壳--螺壳墙。在该村的西北角,有一个码头,据说,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这里可以坐船前往昆明,在大观的近华浦码头上岸。

  1958年,北京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谢端琚等人对滇池盆地进行了考古调查,发现了包括河泊所遗址在内的十余处螺壳堆(考古上称贝丘)遗址,据调查报告描述其堆积的螺壳高出地表8米、长达里许。可惜现在这个壮观景象已经不存在了,在这些螺壳堆中发现的主要器物就是同心圆纹凸底浅盘。当时将这些贝丘遗址的年代确定为新石器时代。这种将同心圆纹凸底浅盘认定为新石器时代的代表性器物的认识一直持续了将近半个世纪。

  在随后的河泊所聚落遗址的探索中,有以下节点值得提起。

  2008年,在滇池区域史前聚落考古调查过程中,“发现河泊所贝丘遗址距离滇国贵族墓地-石寨山墓地很近,并且遗址规模非常大,推测这一区域很可能是滇国的政治中心”。

  2014年,我所经省文物局同意报请国家文物局批准,以石寨山古墓群为核心,将整个滇池地区6大“滇文化”分布区纳入“石寨山古墓群大遗址考古”项目中,同年,国家文物局核准了该考古计划,并指出现阶段的重要任务就是寻找该文化的聚落遗址。当年年底即启动“石寨山古墓群大遗址考古工作”,简称“石寨山大遗址考古”。采用大范围考古调查、大规模考古钻探和重点区域的考古发掘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2016年,我所晋宁考古队在对河泊所片区的考古钻探中,发现了一些有趣的迹象,众多的台地(高出水面)和水系(古河道)相间排列,这些台地和水系不像是自然形成的,是人类有意识的行为。

  2016-2017年,在对位于下西河村的西王庙所在(当地称将军庙)的台地的考古发掘中,在距地表4米以下(该地海拔1888.4米),发现汉代的地面遗迹,“滇文化”时期的地面则海拔更低。西王庙遗址的发掘,是石寨山大遗址考古工作的重大突破,这是首次在滇池东南岸的冲积平原地区发现汉文化和“滇文化”的聚落遗址,为我们在平原地区寻找石寨山文化的聚落遗址指明了方向。

  为了弄清楚当时的环境,我们与时任南京大学教授的乌力曼团队合作进行湖相沉积的采样和系统分析,得出在商周以来至汉代的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滇池盆地是处于相对的枯水期。为了验证这一结论,合作团队在考古试掘现场、在山脚、平原地区以及现今滇池内钻芯取样,对样品进行仔细分析、取得详实的实验数据,这一论文后被国际权威的学术期刊《水文学》所采用并得到很高的评价。这也为我们了解为什么在河泊所西面的滇池水面以下还有古滇文化的堆积提供了理论支持。

  2018年,在对河泊所村东的编号为台地3的发掘中,发现了大量的瓮棺和柱坑类遗迹以及其它遗迹现象,尽管现在我们还没有释读出其所蕴含的历史现象,但它作为河泊所遗址群中一类特殊存在的遗存则是毋庸置疑的。

  在台地3西边的一处汉代废弃的河道的一个灰坑中,我们对清理的土样进行水洗,发现了包括“滇国相印”在内的几枚封泥,“滇国相印”封泥的发现,不仅再次证实了古滇国的真实存在,而且弥补了汉中央政府在设立益州郡、赐滇王王印,对古滇国进行有效行政管辖记载的缺失。小小的一枚“滇国相印”封泥,其重要价值不亚于“滇王金印”,它是汉中央政府对古滇国及其周边地区有效行政、国家治权的象征,是中华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的历史见证。  

  2020年,我们对勘探中编号为台地6的地点进行了发掘,该地主要为汉代的河道、灰坑、井和墓葬,在汉代堆积的下面还有时代更早的石寨山文化时期的遗迹。从勘探来看,该台地为一个四面环水的孤岛,在汉代,却在台地的中央开凿了一条东西向的河道。

  在近年的考古勘探和发掘中,尽管还没有碰到惊天的考古发现,但我们所走的每一步都是实实在在的,如发现数量较多的石范、成堆的各种玛瑙块、聚落内葬俗各异的墓葬等位于不同台地上的遗迹和遗物。这些看似孤立,相互之间缺乏有机联系的遗迹,却为我们了解历史的真相提供了线索。每一次新的收获,都使我们距历史的真实更近一步。迄今我们所发掘的几个台地,几乎没有一处其功能是完全相同的,相互之间完全不搭,这也反倒坚定了我们的信心,完全不搭就是一种搭!这些不同功能的台地和水系共同构筑起河泊所遗址群作为古滇国都城的完整体系。我们所做的是将这些零星的方块拼接起来,构成一幅河泊所古滇国都城的美丽图景。

  近日,国家文物局将石寨山古墓群列入《大遗址保护利用“十四五”专项规划》,不仅肯定了我们前期的工作,还为我们进一步开展石寨山--河泊所遗址群的考古工作制定了蓝图、提供了保障。我们将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为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讲好中国故事的云南篇章,贡献考古人的力量。

  蒋志龙,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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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考古博物馆 (中国历史文化展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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