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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中的殷墟发掘风波
作者:刘长秀 来源:“文博中国”微信公众号 时间:2021.11.29

  1921年10月,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与中国学者袁复礼等人对河南渑池县仰韶村遗址进行发掘。仰韶文化的发现被视作中国考古学诞生的标志。之后的几年中,中国境内的考古活动多是外国学术机构与中国政府或学者的合作。殷墟发掘首次由中国学术界主持,标志着来自西方的田野考古学在中国落地生根。

  自清代晚期,安阳小屯村的村民经常在田间地头捡到龟甲兽骨,有些上面有人为炙烤或者刻划的痕迹,当地人称之为“龙骨”。这些“龙骨”实为殷代甲骨,安阳一带保留了大量商代遗迹,殷墟就是对该地区商王朝遗迹的总称。

  自19世纪末,甲骨名扬海内外,身价与日倍增,盗掘屡禁不止。毫无章法的“挖宝”贻害无穷,科学发掘与保护工作刻不容缓。1928年10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以下简称“史语所”)专任研究员董作宾[董作宾(1895-1963),河南南阳人,受业于张嘉谋,在徐旭生的推荐下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学习,后与傅斯年同在中山大学教书。]拉开了殷墟发掘的序幕。

  为了顺利开展工作,“中央研究院”特发公函给当时的河南省政府(以下均指当时的河南省政府),陈述发掘殷墟的重要性并请求对负责发掘工作的董作宾予以保护。公函中还提到“所得物由‘中央研究院’妥为保存,后公开供国内外学者研究。”对此,河南省政府1102号公函回复:“自应照办,除通令所属知照,并饬一体保护。”(《河南省政府公函》1928年9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中央研究院”档案,全宗号393,案卷号148)

  此次试掘共收集到700多片带字甲骨,其中有很多不能识别的单字。对于专注研习甲骨文的董作宾来说,可谓收获颇丰;但对于现代考古学来说,意义却是有限。因为董氏用旧方法进行就地发掘,对甲骨的摆放位置和地层关系并没有详细记录,绘制的地图也过于简单。

  听闻发掘消息后,河南图书馆馆长何日章[何日章(1893-1979),河南商城人,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毕业后游学日本,后在冯玉祥的支持下,主持河南省图书馆的工作并兼管河南省民族博物院。]请求省政府出面,将发掘所得甲骨留存开封(当时河南的省会)。对此提议,史语所所长傅斯年表示,此次发掘是古物保管委员会与“中央研究院”的合作,所得器物保存何处应商议后再决定。(《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呈文》1928年11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中央研究院”档案,全宗号393,案卷号148)

  史语所考古组主任李济在1928年冬对殷墟进行了田野调查,他认为此处遗存丰富,或许具有连续性,发掘意义极高,于是在次年春季启动正式发掘。李济拥有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学位,曾主持山西夏县西阴村的发掘,田野考古经验丰富。1929年5月,河南军阀冯玉祥与国民党南京政府决裂,春季发掘工作受到影响而被迫停止。考古组撤离时,将发掘所得的部分器物带回北京方便研究,正是此举在日后落人口实。

  待战乱平息,李济于10月17日开始第三次发掘。开工不久,何日章便以“安阳地中所存之龟骨等器物,实为河南地方文明之表率。以中国之国粹供中国人之研究则可以,河南地方文明之表率尽移置于他方则不可。”(《河南省政府公函》1929年10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中央研究院”档案,全宗号393,案卷号300。)为由阻挠考古组继续发掘,由河南民族博物院接替工作。傅斯年所长向时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报告此事,呈请国民政府下令处理。大战在即,河南省政府丝毫不以为意。官方渠道沟通不畅,发掘工作陷入停顿。

  何日章其人,在图书馆学界久负盛名,金石学领域小有建树。但对于考古学,他既无科学态度,更无科学方法。有省政府及教育厅撑腰,何日章的态度极为强硬。傅斯年只好亲赴河南开封,以一己之力从中周旋。(《杨杏佛、傅斯年给李济、董作宾的信》1929年11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中央研究院”档案全宗号393,案卷号300)

  12月,何日章发表《发掘安阳殷墟甲骨文字之经过》,痛陈考古组潜运发掘所得及“中央研究院”的“背信弃义之举”;又在1930年元旦发表《陈列安阳殷墟甲骨暨器物之感言》,申明自己除甲骨外,对考古学、地质学及人类学等学科也有关注,并非外界所斥“既无学识也计划”之人。作为回应,傅斯年将两次殷墟发掘的原委写成《本所发掘安阳殷墟之经过》,敬告河南及所有关心文化学术事业者,力图消除误会、争取支持。

  在傅斯年的不懈努力下,史语所终于与河南省政府达成《解决安阳殷墟发掘五条》:“1.为谋中央学术机关与地方政府之合作起见,河南省政府教育厅遴选学者一人至三人,参加国立中央研究院安阳殷墟发掘团;2.发掘工作暨所获古物均由安阳殷墟发掘团缮具清册,每月函送河南省教育厅存查;3.安阳殷墟发掘团为研究便利起见,得将所掘古物移运适当地点,但须函知河南教育厅备查;4.殷墟古物除重复者外,均于每批研究完结后,在开封碑林陈列,以便地方人士参观;5.俟全部发掘完竣研究结束后,再由中央研究院与河南省政府会商陈列办法”。(《解决安阳殷墟发掘五条》1929年12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中央研究院”档案,全宗号393,案卷号300)

  协议虽已签订,形势仍不明朗。何日章等人浑水摸鱼,愈加肆无忌惮。据留守安阳的史语所工作人员王翌伦报告,“何等趁火打劫!”从1930年2月17日起,何日章每天组织70、80名工人,在殷墟遗址上搜寻古玩器物,破坏发掘现场,极不体面。(《王翌伦给蔡元培、杨杏佛的信》1930年11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中央研究院”档案,全宗号393,案卷号300)4月,何日章被河南省政府主席万选才绑架入狱,后经家人多方周旋,方得脱险。遭此变故后,何日章避走他乡,不再插手殷墟发掘事宜。

  考古传入中国的时间不长,面临的困难又何止于此。12月,傅斯年报告了一起盗掘事故。此次盗掘人数达40之多,带来的损失不可估量。由于时局混乱,盗掘之风日盛,无数古物损毁或流散,令人痛心疾首。史语所奔走呼号,请求河南省政府将盗掘之人绳之以法,严厉惩罚,以儆效尤;同时派兵保护殷墟为代表的重要遗址,以免此类事件再次发生。(《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呈文》1930年12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中央研究院”档案,全宗号393,案卷号300)

  在不明真相的民众眼中,考古与盗墓无异,都是破土掘墓。时任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戴季陶曾质问蔡元培:“近年以来,研究国学、科学诸家,忽起发掘古墓、寻取学术材料之风。在学术界中或多视若当然;而在爱国爱民者,则痛心疾首,呼吁无声,哭泣无泪。中国今日贫弱极矣!学术教育败坏极矣!应作之事不知其几千万,何必发墓,然后为学?”连他的认识都如此“狭隘”,无怪乎有村民状告李济“故意侵扰古墓”了。

  随着中原大战宣告结束,历时2年的殷墟争端终于平息,发掘工作得以继续。1931年2月,傅斯年报告,“本所拟于3月初旬前往彰德筹备继续发掘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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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考古博物馆 (中国历史文化展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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