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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空间不应听任伪史泛滥
作者:李斌 来源:《历史评论》2020年第4期 时间:2021.01.21

  网络并非化外之地,作为舆论空间和文化传播平台,网络对日常生活的影响越来越深。中国有9亿多网民,如果听任“假历史”、“伪史学”在网络空间泛滥,必将导致公众历史领域出现恶币驱逐良币的后果。

  近年来,一些别有用心者,在网络上精心编织出既貌似“专业”又“好看”的文章,以图误导大众,颠覆对重大历史事件和人物的正确评价,进而解构和虚无历史。这里仅就网络上关于郭沫若的某些错误认知和失当评价,略作辨析。

  郭沫若是继鲁迅之后“我国文化战线上又一面光辉的旗帜”,这本是定评,但是一段时间内,网络上对郭沫若可谓众口铄金、积毁销骨,在某些网文中,郭沫若作为一名中国公民的基本人权都被剥夺了。近年来,这种情况有所改观,但关于郭沫若的谣言和伪史仍时有泛起,主要体现在如下几方面:

  其一,伪造材料。有关郭沫若的伪造材料不是网络时代才有的。早在大革命时期,托派分子朱其华在《一九二七年底回忆》中就曾伪造郭沫若的“绯闻”。抗战初期,又有日本人伪托佐藤富子(安娜)之名,攒造《我的丈夫郭沫若》。1984年,谢冰莹在台湾《联合报》发表文章,造谣于立忱自杀是因为郭沫若的始乱终弃。陈明远先后四次伪造数十封“郭沫若书信”,丑化郭沫若。网络时代出现的伪造材料也特别离谱。北京城墙的拆除是一个长期过程,20世纪50年代,在苏联专家建议下,出于有利于发展生产和方便市民生活出行的目的,北京市有关部门报请中央批准,大规模拆除北京城墙。郭沫若并未参与决策,但很多网络文章却造谣郭沫若与梁思成在拆与不拆北京城墙的问题上发生对立,指责郭沫若破坏古建筑。这些伪造材料是诋毁郭沫若的所谓“依据”,并成为“追新逐异”的网络写手的兴奋点,在网上被反复炒作。

  其二,用抽象道德标准代替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是以1937年郭沫若独身回国而指责其“别妇抛雏”、泯灭人伦。这种观点完全不考虑当时的历史情况。在日本警察和宪兵监视下,郭沫若根本不具备举家回国的可能,最终他只能孤身一人化名归国。骨肉分离是迫不得已,郭沫若本人也是这一悲剧的受害者,真正应该受到批判的是日本军国主义。二是指责郭沫若“阿谀奉承”。郭沫若创作《我向你高呼万岁》(1949年11月)为斯大林贺寿,也写过《题毛主席在飞机中工作的摄影》(1958年1月),将毛泽东比喻为“太阳”。很多网民据此认为郭沫若“阿谀奉承投靠豪门”。苏联是第一个承认新中国并给予极大援助的大国,当时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对斯大林表达了崇敬,作为政务院副总理,郭沫若用诗歌向斯大林祝寿,有利于巩固中苏友谊,有何不妥?毛泽东作为新中国主要缔造者的丰功伟绩举世公认,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许多歌曲以“红太阳”比喻毛泽东,郭沫若此诗如何能归为“阿谀奉承”?

  其三,不顾历史环境和客观事实,片面夸大个人局限。发掘明定陵是吴晗、郭沫若、沈雁冰等六人向中央请示,经中央批准的重大考古发掘工程,受限于当时文保技术,一些珍贵文物特别是丝织品未能保存下来。很多网民却将这一历史局限全部推到郭沫若一人身上,更有甚者,将定陵发掘污蔑为盗墓。我们承认定陵发掘有教训,但无论如何也不能将这一考古发掘等同于盗墓。

  由上可见,仅从关于郭沫若的史实考证和个人评价来看,网络空间就已散布着不少偏离乃至故意篡改真相的所谓“历史”;之所以出现这些问题,一方面是唯利是图或别有用心者有意为之,另一方面,网民缺乏去伪存真的能力,导致作伪者有机可乘。

  评价历史的根本前提是依据真实史料,但网上流传的很多材料却是伪造的。有些伪造材料者是有政治背景的,比如谢冰莹是在冷战背景下,通过抹黑郭沫若来丑化中国共产党;有些网络写手伪造材料则是出于“恶搞”或吸引流量,通过“戏说”历史赚取利益。

  评价历史人物应站在人民立场,以是否推动历史进步、顺应历史潮流作为评价标准。但在网络世界,一些文章无视杰出人物的历史贡献,反而偏向所谓“宫闱秘史”、“内心世界”、“婚恋隐私”探微究秘。就郭沫若而言,他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即将发生之际,公开发表《请看今日之蒋介石》,揭露其反革命真面目;大革命失败后,参加南昌起义,在中国共产党最危急的时刻入党,表现出崇高的革命气节;他在全面抗战爆发后,毅然回国抗战,展现了民族大义;他在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领域的贡献,学术界也早有定评。然而,一些网络写手可能根本就没读过郭沫若的《女神》,也没读过他的甲骨文、金文和历史研究著作,甚至对他的信仰和党籍都不了解,仅就其婚恋生活和几首特定历史环境中的诗作数黑论黄、评头论足。这种片面观点随着网络的传播,以讹传讹、变本加厉。

  评价历史人物应从全面、辩证的观点考辨事实、评价得失。那些一边倒地戏谑郭沫若“只见新人笑,哪闻旧人哭”的文章,却从未提及当他得知妻小在日本“备受鞭笞之苦”时,悲而赋诗《遥寄安娜》:“相隔仅差三日路,居然浑似万重天。怜卿无故遭笞挞,愧我违情绝救援。虽得一身离虎穴,奈何六口委骊渊。两全家国殊难事,此恨将教万世绵。”郭沫若的遭遇和选择,是投身于民族民主革命事业之仁人志士家国情怀的真实写照,如林觉民《与妻书》之“吾充吾爱汝之心,助天下人爱其所爱,所以敢先汝而死,不顾汝也”,“乐牺牲吾身与汝身之福利,为天下人谋永福也”。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创作了大量诗歌,歌颂人民群众昂扬的精神面貌和幸福生活,歌颂各领域涌现出的劳动英雄和模范人物,歌颂农田水利、工业生产、科学研究等各行各业建设取得的辉煌成就。这样的诗作远比歌颂伟人领袖的诗歌更丰富,但那些抹黑郭沫若的网络文章,是一点儿也不会提到的。

  对于传播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而言,网络空间的“历史热”是一柄双刃剑。历史并不拒绝轻松活泼的表达形式,但作为已经发生的客观事实,历史本身是严肃的,不容歪曲和戏说。然而,网络推手的逐利行为、别有用心者的精心罗织,使得网络上充斥着真伪难辨的“假历史”。大多数网民并非专业历史工作者,并不具备鉴别真伪的精力和能力。这就要求历史工作者应重视并加入构建健康的网络历史环境的工作。

  “学术乃天下之公器”,历史学尤以资政育人为宗旨,在网络上捍卫国家历史尊严,相关方各有其责,历史工作者也义不容辞。网络不是化外之地,作为舆论空间和文化传播平台,网络对日常生活的影响越来越深。中国有9亿多网民,如果听任“假历史”、“伪史学”在网络空间泛滥,必将导致公众历史领域出现恶币驱逐良币的后果。从宏观角度看,互联网和自媒体引发的民众参与历史讨论的深度与广度都是史无前例的,对此,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为使命的历史工作者,更应见微知著,积极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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