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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虚无主义认识论误区的学理辨析
作者:左玉河 来源:《江淮文史》2020年第1期 时间:2021.01.14

  历史虚无主义,就是以虚无主义的态度看待历史,对某项历史采取轻蔑的、批判的、否定的态度。历史虚无主义在认识历史的态度和方法上存在严重偏差,在历史认识上存在着重大误区。当前我国历史虚无主义的基本态度,是歪曲否定近代以来中国革命的历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对于历史虚无主义的表现、实质和危害,学术理论界进行了严厉批评。笔者拟从学理层面对历史虚无主义进行分析,揭示其在历史认识方面的严重偏向。

  历史研究的目的在于求真。追求历史的真实性,是历史学家的天职。每个严肃的历史学家都将探求历史的真实和规律作为自己的最高学术追求。但如何才能探寻到历史的真实并进而探寻历史的规律呢?历史事实分为两种:一种是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另一种是历史学家通过分析史料而探求的历史事实。历史学家探寻的历史事实,与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它永远不可能与客观历史事实完全相符,但可以逐渐逼近历史的真实。历史学家要探寻客观历史真实,揭示并逐渐逼近历史真相,除了掌握充分的史料外,必须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并运用科学的认识方法。正确的历史观和科学的认识方法,是历史学家探寻客观历史真相的有效途径。马克思主义是认识客观世界的科学理论,是指导认识客观历史事实的有效工具。唯物辩证法是科学的思维方法,也是正确认识客观历史世界的方法。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历史研究,要求用全面的、发展的、联系的、矛盾的原则来认识客观历史进程。历史虚无主义在认识论上的错误,恰恰就在于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

  历史研究的客观性原则

  历史作为人的活动,是一种客观存在。历史学是建立在客观历史事实的实证研究基础上的。真实是历史学的生命,离开了历史的真实性,历史研究就失去了意义和价值。求真首先就要求尽可能地掌握第一手历史资料,根据扎实的史料发现、还原和逼近历史的真实。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强调史料对历史研究的极端重要性,将搜集和整理历史资料作为历史研究的基本前提,将考证和分析历史资料作为历史研究的基础工作。研究历史必须以历史事实为出发点,必须首先全面、系统地掌握有关资料。马克思说:“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17页)”。恩格斯也指出:“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这些原则不是被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而是从它们中抽象出来的;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符合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8页)”。

  史料是弄清历史事实的基础,只有充分地占有和利用一切可靠资料,并把这些资料甄别清楚,才能弄清历史事件的真相和来龙去脉。历史文献是人记录的,既然是人记录的,就必然带有记录者的主观意志,因而文献记载的所谓历史事实未必就是真实的客观发生的历史真实,不能不加甄别地随便拿来作为历史事实依据,必须进行详细的分析和认真的鉴别。特别是对于近代政治人物的言论更应该慎重对待,要把近代历史上的个人、党派和集团的言辞、宣言与其真实本质区别开来,不能以历史人物自己的言行作为评论他自己功过是非的依据。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教导我们,要从发展中观察一切现象,不要只满足于作表面的东西,不要相信漂亮的招牌,要分析各个政党的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要研究预先决定的这些政党的政治活动的意义和结局的客观政治环境(参见《列宁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62页)”。党史专家胡乔木也指出:“写历史不是简单地罗列历史现象,要对材料进行筛选。科学的历史观认为,历史总是要不断地重新写下去,因为随着历史的发展,人民(包括历史的著作者)的思想会不断更新,对史料的取舍、评价会有所不同,甚至大不一样(参见《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85页)”。

  历史虚无主义在运用近代史料(尤其是当事人撰写的各种回忆录、口述访谈录和自己撰写的日记)来建构所谓历史事实方面,缺乏对史料必要的认真的分析鉴别。这是导致其产生错误历史认识的重要原因。因此,必须高度重视史料考证工作,并将其提升为一种自觉意识。正如郭沫若所强调的那样:“无论做任何研究,材料的检讨是最必要的基础阶段。材料不够固然大成问题,而材料的真伪或时代性如未规定清楚,那比缺乏材料还要更加危险。因为材料缺乏,顶多得不出结论而已,而材料不正确便会得出错误的结论。这样的结论比没有更要有害(参见郭沫若:《十批判书》,群益出版社1947年版,第2页)”。

  历史研究的全面整体性原则

  任何历史事物均与其他事物存在着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的关系,各事物内部诸要素之间不是绝对孤立的存在,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则。用全面联系的而非片面的观点来考察历史,是正确认识历史的基本原则。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这项基本原则,要求严肃的历史学家必须在全面地、详细地掌握历史材料基础上弄清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分析历史事实背后的因果关系,在把握历史活动的全貌中确定历史发展方向,得出正确的历史认识。马克思指出:“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实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18页)”。它要求历史研究中不能用片面的、割裂的态度对待历史中的细节,而要把这些细节放入整个历史的宏观发展当中去考察。

  近代以来在对待历史遗产问题上,存在着两种偏颇:一是历史虚无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对中国传统文化完全否定;二是文化复古主义,对中国传统文化全盘肯定。这两种历史认识之所以是错误的,就在于偏离了历史研究的全面整体性原则,割断了历史的连续性。毛泽东强调:“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对于人民群众和青年学生,主要地不是要引导他们向后看,而是要引导他们向前看(参见《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7—708页)”。这种尊重历史辩证法的发展,就是“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族性的精华”。

  历史虚无主义不是从整体上、从联系中去把握历史事实,不是从错综复杂的各种关系、各种因素相互作用中把握历史的潮流,没有充分地占有历史材料,而是用一些片面的材料来大胆立论,以点概面、以偏概全。这种片面引用史料及“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态度,曾受到列宁的严厉批判:“在社会现象领域,没有哪种方法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脚的了。挑选任何例子是毫不费劲的,但这没有任何意义,或者有纯粹消极的意义,因为问题完全在于,每一个别情况都有其具体的历史环境。如果从事实的整体上、从它们的联系中去掌握事实,那么,事实不仅是‘顽强的东西’,而且是绝对确凿的证据。如果不是从整体上、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如果事实是零碎的和随意挑出来的,那么,它们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连儿戏都不如(参见《列宁全集》第28卷,第364页)”。因此,历史研究的全面整体性原则,要求历史学家必须在历史活动的全貌中把握历史发展的方向,分清历史发展的主流和支流。

  历史发展的矛盾性原则

  历史进程充满矛盾的运动,复杂的事件是由各种各样具体的事件组成的,在分析、研究历史事件时必须分析历史发展的主要矛盾,抓住历史过程的本质方面,才能把握历史发展的主流。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必须抓住它的主流,而不能抓住支流就妄下结论。历史虚无主义夸大支流而否定主流,在对中国百年历史的认识中,产生了否定革命的严重认识误区。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正是因为这些矛盾极其尖锐,才引发了近代以来日益壮大的革命运动。革命成为近现代中国历史的主旋律,这是历史的必然选择。近代以来,中国农民选择了革命,资产阶级革命派选择了革命,无产阶级选择了革命,这不是洪秀全、孙中山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心血来潮、鼓吹煽动和随意选择的。正是根据这两大矛盾,中华民族面临着两大历史任务,一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二是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反动统治势力不仅不愿自动退出历史舞台,而且不断加强国家机器,加强对人民的镇压,这就决定了中国人民只能通过革命手段来完成前一个任务。用革命手段完成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现代化与革命是近代中国的两大任务,但究竟以何者为主?这同样是由近代中国的主要矛盾决定的。历史虚无主义否定革命并将革命与现代化对立起来的看法是没有道理的。革命是现代化的必要前提和条件,是现代化最重要、最强劲的推动力量,没有革命就不可能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也就不可能有现代化。毛泽东指出:“没有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不可能建设真正大规模的工业。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正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束缚了中国人民的生产力,不破坏它们,中国就不能发展和进步,中国就有灭亡的危险……革命是干什么呢?就是要冲破这个压力,解放中国人民的生产力,解放中国人民,使他们得到自由。所以,首先就应该求得国家的独立,其次是民主。没有这两个东西,中国是不能统一和不能富强的(参见《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32页)”。

  透过现象看本质原则

  透过现象看本质,是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则。历史虚无主义的重要方法论特征,是通过历史个别现象而否认历史活动的本质,孤立地分析历史的阶段失误而否定历史运动的整体过程。历史虚无主义在评价中共历史时,出现了明显的认识误区。

  中共创立以来领导中国人民开展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社会制度,创建了人民共和国,使得近代以来受尽压迫和欺凌的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她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全面确立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为中国以后的进步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她领导中国人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使中国变成了一个初步繁荣昌盛的国家。这就是中共历史的本质和主流。尽管中共在认识社会矛盾和阶级关系、确定战略方针、实施政策措施等方面有过一些失误,犯过一些错误,甚至是路线性的错误,但这毕竟是非本质非主流。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之处,在于敢于坦白地承认错误,并积极改正错误;在于善于总结经验教训,不断完善自己。历史虚无主义热衷于暴露中共历史上的缺点和错误,把中共党史描绘成是错误的堆积,根本否定其历史功绩,在研究方法上显然犯了“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片面性认识错误。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民国档案史料的日渐丰富和史学观念的解放,中国学界的民国史研究呈现欣欣向荣之势,研究领域、理论方法日趋多元,出现了一批高质量的学术论著,出现了所谓民国热,但也出现了“褒扬有加而分析不足”的偏向。这种偏向产生的根源,既有历史基础知识欠缺,也有对现实的不满而罔顾历史真实,但更多的是历史认知方法的偏差。这种偏差将当时有限的学术自由加以美化,对民国学人的成就及其局限缺乏理性分析,在研究方法上同样犯了“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片面性认识错误。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

  历史事物与思想意识的形成,离不开特定的时间、地点及具体的社会环境。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指出:“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唯物史观的基本要求,就是必须尊重历史的实际情况,将事物放在一定的历史范围内予以考察,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所谓具体分析,是要认识事物的个性,即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殊本质,进而把握个性与共性的联系。只有在通过具体分析事物个性基础上,才能概括出事物的共性,进而认识事物个性,实现从特殊到一般、再由一般到个别的认识深化。将这条原则运用于历史研究中,就要求对不同历史时期具体事物进行具体分析,把握不同历史时期的具体特点,揭示不同历史时期的特征。

  如对于中共在历史上所犯的错误,必须放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进行分析,在指出其错误表现的同时,必须着力弄清一些重要问题:中共为什么会犯错误?错误与成就相比,哪个是主要的?这些错误是由谁来纠正的?错误被纠正以后,这些历史教训,究竟是成了我们前进路上的绊脚石,还是成为我们探索新路的宝贵财富?如果尊重历史的话,就可以发现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所犯的错误,主要是由于经验不足和历史局限所造成的,而不是党的领导地位和社会主义制度本身造成的;中国共产党经历的曲折和犯过的错误,并不是中国共产党的本质和主流。历史虚无主义不是把历史事件、人物、制度、思想等置于历史场景中加以分析,而是脱离特定历史条件,指责中共的错误,进而将中共党史说得一无是处,显然是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

  近代中国的历史,是帝国主义侵华并逐步将中国变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历史,也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革命斗争史。近年来,有人重新提出过去长期受到批判的帝国主义侵华“有功”论,认为帝国主义侵华给中国带来了西方先进的近代文明,推进了中国现代化进程,因而是有功的。这种错误论调,混淆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人学习西方先进文明与抵御西方列强侵略之间的复杂关系,是历史虚无主义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反映。那种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侵华“有功”的论调、那种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侵华给中国带来所谓西方先进文明的论调,仅仅看到了西方资本主义列强殖民统治的某些客观效果,而根本忽视了其侵华的主观动机,否定了其攫取中国主权进行殖民统治的客观事实,是典型的“倒果为因”。这种“倒果为因”的论调,就是历史虚无主义。

  在如何看待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侵华的主观动机与推动中国现代化的客观效果关系问题上,马克思关于英国统治印度问题上提出的“双重使命”论述,颇值得参考。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中指出:“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性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重建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86页)”。破坏性的使命主要体现在英国殖民者摧毁了印度手工业和自然经济的根基,清除了长期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严重障碍,在客观上为印度资本主义发展开辟了道路。重建的使命表现为英国殖民地者建立了包括铁路、轮船、电报在内的交通通讯设施,兴建了近代工厂,将资本主义近代工厂制度引入印度,使印度开始进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马克思一方面谴责英国殖民统治给印度带来了深重灾难,“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都是肮脏的”,另一方面肯定了英国殖民扩张对印度社会进步带来的客观效果,认为资本主义入侵不自觉地充当了其外在力量的“助产婆”。他指出:“英国在印度斯坦造成社会革命完全是受极卑鄙的利益所驱使,而且谋取这些利益的方式也很愚蠢。但是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如果亚洲的社会状态没有一个根本的革命,人类能不能实现自己的命运?如果不能,那么,英国不管犯下了多少罪行,它造成这个革命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683页)

  因此,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殖民地国家侵略掠夺的卑鄙动机,确实产生了西方近代文明输入的客观效果。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充当了马克思所说的“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

  结语

  总之,历史虚无主义对待历史态度的错误,是因其在认识论上出现的诸多偏向和认知误区所导致的。在批判历史虚无主义时,必须从学理层面上深刻揭示其历史认识上的严重偏向,才能真正弄清其根本错误并进而肃清其严重危害。

  在批判历史虚无主义时应该注意两点:一是不能将史学界根据新史料或采用新方法研究得出的新观点新见解,一概视为历史虚无主义,应严格区分历史虚无主义与历史理论创新之间的根本差异;二是不能在批判历史虚无主义时陷入另一种“取其所需”的历史虚无主义,更不能以“左”倾历史虚无主义批判右倾历史虚无主义,以隐性的历史虚无主义批判显性的历史虚无主义。无论是“左”倾历史虚无主义还是右倾的历史虚无主义,无论是显性的历史虚无主义还是隐性的历史虚无主义,同样都在历史认识论上犯了片面化、表面化、静止化的偏向,同样偏离真实的整体历史,难以得出正确的历史认识,因而不能令人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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