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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中国历史学五部优秀著作
时间:2022.08.04

  为反映中国历史学研究前沿,构建权威、科学、公正的历史学评价体系,引领新时代中国史学繁荣发展,中国历史研究院历史研究杂志社自2020年开始推出年度报告《中国历史学前沿报告》,旨在梳理研究进展、盘点研究热点、评选优秀论著。通过专家推荐、大数据采集、课题组筛选、问卷调查、专家审定等程序,我们评选出2020、2021年度中国历史学十大研究热点、五部优秀著作和十篇(组)优秀论文。现予陆续发布,敬请关注。

  点评专家:于沛(中国历史研究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史学被称作“文化中的文化”,其科学价值和恒久的生命力,往往是通过文化的碰撞、交流、交融,通过多种形式的学术交流获得的。但是,对近代以来中外史学交流史的研究,在中国史学史研究蓬勃发展的今天,却长期比较薄弱。造成这种状况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一种无视事实的错误观念,即武断地认为近代以来的中国史学没有世界史的内容,在根深蒂固的“落后、封闭”的思维定势中,似乎近代中国没有世界史研究,所谓“中外史学交流”自然也就无从谈起。

  2020年10月,张广智教授主编的《近代以来中外史学交流史》问世。这部著作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并回答了两个问题:其一,近代以来西方史学传入中国的路径及其影响;其二,中国史学输出域外及其对域外史学所产生的影响。这些也是该著作上下两卷的主要内容。

  上卷阐述了西方古典史学的东方形象,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的东方足迹,苏格兰史学派、近代德国史学在中国的回响,文化形态学派、鲁滨逊新史学派、年鉴学派、心理史学派、后现代主义史学、西方历史哲学在中国的足迹,以及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与深远影响。下卷则重点阐述了中国史学在亚洲周边邻国、俄罗斯、西欧、北美的传播和研究情况,通过事实展现出中国史学在与世界史学互动中前行,丰富了世界史坛的优秀成果,对推动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自己不可替代的贡献。近代以来中国史学(含世界史)与西方史学相向而行,从不曾脱离人类文明发展的大道,以强有力的事实表明,中国史学是国际史坛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该书坚持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史料翔实,逻辑结构完整,立论正确,表现出本书编写者有良好的理论素养和深厚的研究功力,为推动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深入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近代以来中外史学交流史的研究,开拓了中国史学史研究的一个新领域,揭示了更为完整的“西学东渐”和“东学西渐”相互激荡的生动图景。深入研究近代以来中外史学交流史,不仅有重要学术价值,更有重要现实意义,近代以来中外史学交流中所反映出的一些规律性内容,是中国史学的宝贵财富,必将为构建当代中国历史科学“三大体系”提供历史智慧和理论启迪。

  点评专家:王宪明(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杨琥先生的《李大钊年谱》(以下简称“《年谱》”),代表了目前李大钊研究的最新进展和最高学术水平,既是对此前李大钊研究成果的集大成,又为未来进一步推进李大钊研究提供了新史料、新视角、新方法。整体而言,具有如下突出特征。

  一是体例新颖,脉络清晰。全书按“谱主事略”、“诗文系年”、“时事纪要”三条线索,对谱主李大钊生平事迹、思想言论及与之相关的国内外重要时事等作了系统梳理。从这部《年谱》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辛亥革命至大革命时期中国政治的脉动,尤其可以清晰地看出,为中华民族求独立、为中国人民谋自由幸福、为世界人类谋大同这三大“初心”和“使命”是如何在北京大学红楼里,由李大钊率先阐发并逐渐得到北大师生响应而迅速推向社会的,李大钊为实现这三大“初心”和“使命”而选定的理论指导——马克思主义是如何迅速成为时代新潮的,以及李大钊为实现这三大“初心”和“使命”而创建的政治力量和政治组织——中国共产党是如何一步步诞生并发展壮大的。

  二是文献挖掘深广,搜罗宏富。仅明确列出的参考文献,就包括未刊档案7种,已刊档案资料38种,民国时期报刊杂志67种,书信、日记37种,各种纪念集60种,年谱、传记23种,以及大型数据库4个。作者从中挖掘出了大量与李大钊生平事迹和思想言论有关系的内容,使得这部《年谱》有了极为坚实的档案文献基础,其中大量史料是在李大钊研究领域中首次利用,其学术价值更加值得重视。

  三是别择精审,考辨精当。《年谱》对众多回忆录、传记等都采取极为审慎的态度,所用材料,必加考辨,取其可信可靠部分,摒弃其中的失误失实部分。例如,书中对“李大钊参加中国社会党”、“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等在学界影响颇大的回忆,均经过认真考辨和梳理,得出了更加合情合理的结论。

  四是视野开阔,研究理论和方法得当。《年谱》自觉地将谱主李大钊的生平重大活动和思想言论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时代思潮发展和世界格局变迁中,放在远东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中进行归纳、整理、研究,使得李大钊生平活动及思想言论,与时代思潮、世界局势及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之间的内在关联及其世界历史意义,得以更加彰显。

  点评专家:张生(教育部 “ 长江学者” 特聘教授,南京大学历史学院院长、 教授)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近代以后,由于日本走上对外侵略扩张道路,中日两国经历了一段惨痛历史,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牢记历史,是为了开创未来;不忘战争,是为了维护和平。”正是本着“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精神,此书紧扣近代中日关系史上的三个关键词——留学、战争、善后,论述了近代中日留学教育交流和文化合作,以及这种交流合作如何逐渐走向中日对立、全面战争和战后处理的演变脉络、历史事实与研究现状。

  所谓留学,不仅考察了近代中国留日热潮兴起的时代背景和起起落落的留日运动,以及日本效法美国、“退还”部分庚款资助留日学生和“东方文化事业”,而且分别阐述了中日学界关于中国留日学生研究的现状及对未来的思考,指出不少人将中国留日运动视为抗日战争前中日教育交流与文化合作的代表,视为中日关系从甲午战争到中日“合作”再到走向全面战争的“晴雨表”。

  所谓战争,并非泛泛而谈抗日战争史实,而是选择中日学界相对忽视的个案或侧面,或一些重要史实的争议问题进行学术回顾与思考,努力探索未来可行的研究方向与思路。如学界相对忽视的日本海军在侵华战争中扮演着什么角色,应该承担怎样的战争责任,战后日本社会的所谓“陆军坏”、“海军好”是否果真如此?通过作者的条分缕析,可见日本海军在侵华战争中相较陆军更加狂热,且犯下累累罪行。

  所谓善后,并非观察战后处理的全部内容,而是重点选取国共两党惩处汉奸、遣返日本侨俘和审判日本战犯问题,考察战后处置的历史事实,总结战后处置的历史经验。特别是中国人民以德报怨,帮助320余万日本侨俘重返家园,把数以千计的日本战争遗孤抚养成人,彰显了中国人民不计前嫌的博大胸怀与无疆大爱的民族品格。

  全书思路清晰,结构合理,论证翔实,特色鲜明,既展现了近代中日关系跌宕起伏的演变历程,也呈现了此前学界相对忽视的历史侧面或细节,是一部较为前沿、权威的近代中日关系史研究著作。它注重从中日学界双方视角考察,突出相关学术史的回顾与评价,提炼近代中日关系史研究的经验与特征,把握中日关系发展的规律与趋势,使读者深深感受到实现东亚历史“和解”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强烈关怀。

  点评专家:侯深(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美国是一个巨大的实验场,无数个体奔赴那里,考验他们的能力,追寻他们的梦想;不同主义涌入那里,实践他们的理想,检验他们的信仰。当清教徒踏上东海岸荒野的一刻,他们开始了一场建造“山巅之城”的实验,自此,这场实验被不同主义的追随者冠以不同的名称,但是其核心主题始终直指“社会公正”。

  在该书中,“公正”成为不断用于检验“进步”的标尺,也是检验实验成功与否的试剂。饶富趣味的是,公正稳固的是社会关系,其自身的概念却始终处于演化当中,它既可能由于社会形态的变化而变化,也会在不同群体进入实验的过程当中发生转化。正因为公正概念的流变,令它得以不断挑战进步的合法性,因而,看似一往无前的进步实则百转千折,而非单向的征程。

  由此,美国的进步在此书中被解读为复调的实验,它既暗示进步意涵的复杂性,也强调追寻进步主体的多元性,同时探讨进步之路的曲折性。本书从殖民地的清教实验中走出,进入革命风潮中彼此砥砺的建国理念,而后走进视进步为圭臬的19世纪,正是从这个世纪开始,各类人群进入实验,寻求公正,定义进步。在此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中产阶级扒粪者的勇气与思考,平民主义农场主的失意与孤勇,无产阶级劳动者的抗争与矛盾,女权主义改革者的执着与妥协,种族主义受害者的愤懑与挣扎。多元的参与者令进步的交响乐演绎出复调的篇章,在无可逆转的工业化、城市化大潮中,进步与公正都不再能以既往天真的面相应对社会的变革,每一个参与的群体也都充满着内在的焦虑与彼此的冲突。

  如同当下的美国史研究,该书关切着“另一半”的历史,希望那些被史学所遗忘的声音,那些被他们所处的社会边缘化的人群找到与当下人对话的方式。该书从始至终凸显着中国历史学者如何突破美国人所定义的历史学科规范的自觉。无论是对中国学者自身研究的旁征博引,还是将美国历史学者所作诠释放入其时代中重新考察的努力,作者都试图实践中国学者研究美国史的新可能。作者既在史料中进入历史现场,又在思考中将己身抽离;既在同美国的前沿研究进行跨越国界的智识层面的对话,又在审视其史学成就中,以他者的冷峻评判其得失。这本身也是一场成功的中国美国史研究的新实验。

 

  点评专家:刘庆柱(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郑州大学历史学院院长、教授)

  该书是近年来将自然科学技术应用于考古学、历史学研究的一部成功专著。中国传统的科技考古,往往致力于考古发现的物质遗存结构与成分分析,注重提供相关数据报告。数据报告固然重要,但是考古学研究更重要的是“透物见人”,探索相关物化载体与人及社会之间的关系。

  21世纪初,我国已将新的科技考古方法如“食性分析”(稳定碳氮同位素分析)等用于研究人口流动或文化交流问题。但食物之于社会,绝不仅仅只是与人口流动、文化交流相关,食物的变化在更深层次上反映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基础性变化。

  该书选取的时空框架分别为“东周到汉代”与“中原地区”,这一时空选择,使其食谱研究具有典型学术意义。就其时间范畴而言,东周至汉代是中国古代历史从王国时代走向中央集权时代的转折期,处于两个时代交汇的阶段。通过研究这一阶段先民食谱变化,可以折射出这一时空下社会历史变化的物质基础因素。如东周主要粮食作物是粟,到西汉则兼有小麦和粟,反映了中国历史上从早期“南稻北粟”的分布格局到汉代“南稻北麦与粟”新局面的发展变化。一个地区农作物品种的多寡,可以窥见其农业经济的发展程度。就该书讨论的中原地区而言,农作物种类越多,反映该地区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越强,农业经济发展程度越高。汉代食谱中肉食摄入量比东周时期高,反映出中央集权时代农业、养殖业经济发展程度高于王国时代。

  该书揭示的东周至汉代中原先民食谱的结构变化,还折射出随着王国时代结束、秦汉中央集权时代的到来、丝绸之路的开通、东西文化交流的增加等,源于西亚的小麦更广泛地被东亚先民接受,尤其是黄河流域先民。小麦在中原地区先民食谱中占有越来越大的份额,反映出当时社会的开放性和包容性超越王国时代,这是社会发展的重要表现之一。

  当然,毋庸置疑的是,不同时期人类食谱变化研究离不开研究方法的进步。该书首先从考古发现的人骨与动物骨骼的稳定碳氮同位素分析入手,在此基础上分析、讨论当时的人类食谱,从而得出可信结论。再基于东周至汉代中原地区人类的食谱情况进行考古学、历史学研究,因此该研究具有科学性和可信性。该书对自然科学与历史学研究融合具有重要意义,为考古成果的深入阐释提供了借鉴。

分  享:
中国考古博物馆 (中国历史文化展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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