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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之花,渐进突破:九一八事变9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成功召开
作者:吴佳佳 陈海懿 来源:“民国研究”微信公众号 时间:2021.10.11

  2021年10月9日至10日,由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共同举办,南京大学中日历史问题研究中心承办的“九一八事变9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南京召开。南京大学副校长陆延青,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抗日战争研究》主编高士华,南京邮电大学校长叶美兰,江南大学党委书记朱庆葆,中国史学会副会长、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会长王建朗在开幕式上分别致辞,开幕式由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党委书记赵清主持。

  陆延青在致辞中表示,九一八事变一发生,中国共产党就和所有爱国者一起,站到了抗日战争的第一线,并获得了苏联、朝鲜等国人民和党的支持,他们的奋战,使日本军国主义遭到沉重打击。在此后的十四年中,中国共产党愈挫愈勇,日益成熟,终于成长为中国历史命运的主宰。历史,也是雄辩的。本次会议为中外学者共同建立“跨越国境的历史认识”提供了契机,期待疫情乌云消散之后,全世界的历史学家们在南京大学重逢。高士华认为本次会议是疫情特殊情况下举办的有关九一八事变的高水平会议,希望借会议东风,进一步深化国内史学界对相关议题的探索。叶美兰强调探讨九一八事变对中国、乃至世界的影响,构建沟通中国史与世界史的桥梁是本次会议的主旨所在,总结历史教训,弘扬抗战精神,对当今社会有非常积极的意义。朱庆葆强调把九一八事变和抗战的演进放入世界历史发展背景中探讨,有利增强了中国抗战叙事的话语权,是新时代大国外交不可或缺的环节。王建朗认为抗日战争是二十世纪重大变局之一,对此的研究已经不限于战争本身,从内政到外交,从经济到战事,如何应对强权、如何争取国际支持,对当下也有很多启示意义。

  在为期两天的议程中,来自全国各地高校、科研机构、学术期刊及海外的100余位专家学者分大会报告、主旨发言和主题汇报,展开学术对话和交流。与会学者聚焦九一八事变对20世纪中国政局与东亚国际关系格局的变动,各抒己见,既有具体问题的见微知著,又有全面视域的高屋建瓴,历史事实照应现实关怀,充分诠释了史学的功能和学者的责任。

  大会报告由历史研究杂志社社长焦兵研究员主持,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宋志勇教授、北京大学历史系臧运祜教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马振犊馆长、南京大学历史学院马俊亚教授、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王希亮研究员、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陈红民教授先后做报告。宋志勇教授的报告《广田弘毅侵华战争责任论》由东京审判对广田弘毅的判决争议出发,还原历史真相,强调广田弘毅作为日本政府领导人及其对外政策的主管,对日军制造以南京大屠杀为代表的战争罪行负有不可推卸的重大责任。臧运祜教授的报告《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日本走向全面侵华战争的政策》论述了相关研究较为薄弱的“华北事变”及其侵华政策问题,认为日本从九一八事变开始,经由华北事变,迅速走向“中国事变”,并非偶然的历史过程,而是日本实施大陆政策的必然结果。马振犊研究员的报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东北义勇军档案概况述评》介绍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东北义勇军档案的概况,认为档案总体较为分散,不够系统全面,但真实记录并还原十四年抗战中东北地区抗日作战的开始及其初期奋战的过程,将极大促进有关东北义勇军的历史研究的深入发展。马俊亚教授的报告《日军毁劫与无锡城乡经济衰变》以无锡为个案研究,依托有确凿证据为前提的计量方法,分析日军反人道、反人类的侵略行径对无锡城乡经济造成的危害,管窥全面侵略战争对中国社会和平发展的深层影响。王希亮研究员的报告《近代日本国家战略的“满蒙因素”:兼论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之历史必然》以日本国家战略中的满蒙因素为研究对象,解析近代以来日本在中国东北地区各项活动的决策、表现及其结果,揭示满蒙因素上升为日本国家战略重要地位的内外因素,进而阐释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军事独占中国东北的历史必然性。陈红民教授的报告《抗战史研究成果如何普及:<抗战为什么赢>的尝试》从新著《抗战为什么赢》提出“历史科普的形式和内容”之问,指出历史学研究的“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的矛盾,强调历史学成果不该只存于书斋,更应精深与通俗兼有,成为全社会共同财富。

  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陈谦平教授主持第一场主旨发言,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梁晨教授点评。日本长崎县立大学祁建民教授做题为《侵华日军士兵的战场生活——以小林太郎日记为线索》的发言,以日本士兵小林太郎的日记为中心,结合其他资料对抗日战争中日本普通士兵的战场生活状况进行分析。日本大东文化大学鹿锡俊教授的《如何评价1931-33年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五个阶段与三点注意》,通过与日方原始记录的对照,将1931年至1933年国民政府对日政策划分为五个阶段,认为今人应当看到和通论有所不同的多重面向。韩国釜山大学裴京汉教授的报告《九一八事变与韩国独立运动——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对九一八事变的对应》,从韩国视角出发,以九一八事变前后的韩国临时政府活动为中心,观察该政府的应对,探讨九一八事变对韩国独立运动的影响。

  第二场主旨发言由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陈红民教授主持,《民国档案》主编杨斌研究员点评。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张生教授的报告《接待与政治:李顿调查团上海南京北平之行》,从李顿调查团在华调查时所受之国民政府接待切入,指出接待导向政治而不能取代政治,引出对国民政府时代“弱国外交”的姿态和面相的论述。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武向平教授的报告《九一八事变侵华战争军费考》跳出战争与战场,聚焦侵华战争“满洲事件费”,从日本财政制度与对外政策的关系入手,考察日本发动侵华战争背后的深层关系。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王美平教授的报告《东北易帜与九一八事变宣言书》,从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原因与责任角度,对东北易帜与日本的关系做出新解读。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王广义教授的报告《国外关于九一八事变研究述评》,系统梳理并归纳了苏俄、韩朝、日本、欧美国家关于九一八事变的研究状况,总结其共性及差异,提出了国内学者研究九一八事变应注意的问题。南开大学历史学院贺江枫副教授的报告《地缘政治与利益冲突:桂系与两广六一事变之演进》,以桂系核心人物黄旭初的日记为线索,从地缘格局和财经政治两个视角探析,管窥全面抗战爆发前国内地方政治与社会的复杂性。

  第三场主旨发言由马俊亚教授主持,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姜良芹教授点评。英国牛津大学中国研究中心拉纳•米特教授的发言以《多事之“秋”:1945年的中国东北、蒋经国、王世杰》为题,依托蒋经国和王世杰的日记,从政治和情感维度探讨1945年抗战胜利初期国民政府东北政策的形成。丹麦哥本哈根大学跨文化与区域研究系何铭生教授的报告《所知为何?所想为何?——基于丹麦驻华外交官密件对1931年至1932年满洲危机的西方认识与评判》论述丹麦驻华外交官群体对九一八事变前后中国形势的认识,指出丹麦外交官作为历史参与者的钝感。

  研讨会第二天以分会场形式进行主题汇报,学者们围绕九一八事变深入研讨。会议闭幕式由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张连红教授主持,与会学者先后发言。陈谦平教授认为本次会议涌现了大量青年才俊,新史料、新方法的运用,研究内容新颖,宏观微观结合,抗战史研究、尤其是九一八事变的研究“后继有人”。陈红民教授以“开会的形式和内容”切入,回忆他作为青年学者时办会的旧例,强调学术传统的继承和发展。高士华研究员认为在疫情仍未结束的特殊情况下,会议的成功举办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鹿锡俊教授认为本次会议论文涉及的议题范围很广,点评到位,呈现了精彩的报告,会务组织良好。马俊亚教授借助九一八事变的历史事实,强调了“常识”和“理性”在抗战史研究中的重要性。合肥学院校长吴春梅教授结合自身有关“侨会”的研究及对会议的聆听,分享了对习近平总书记在辛亥革命110周年纪念大会上发表的讲话的感言。臧运祜教授回顾了自己与抗战史研究的三十年渊源,指出本次会议涌现的青年学者“后生可畏”,希望在九一八事变一百周年时有更大成就。祁建民教授感谢南京大学和《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的邀请,让身在海外的“散兵游勇”能够参与本次学术讨论会,期待疫情结束后能在南京大学的校园里与各位学者交流。武向平教授表示“学术需要培育”,扎扎实实做好日本侵华档案资料整理研究是自己最大的心愿。张连红教授从史学研究转移到现实政治,强调国家统一是和平的前提,自身强大是和平的保障,反抗侵略是和平的唯一方法。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院长、中华民国研究中心张生教授致闭幕辞,高度概括与评价本次会议情况:格局之变,南北并发;资料之丰,中外兼顾;方法之新,可读性强;焦点之多,细节发掘;变奏之美,史学诗学;未来之花,渐进突破。他代表本次会议各主办单位,向在疫情尚不明朗之时齐聚南京参与本次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学者表示感谢,任何事情都挡不住他们追求学术的脚步,学人诚如斯!

  正如陆延青副校长在致辞中所说,学术乃天下之公器,中国历史研究,不能自外于国际学术界。作为中国近代史学科的起源地之一和中华民国史研究的国际学术重镇,南京大学一直努力为“跨越国境的历史认识”添砖加瓦,张生教授团队编纂的19卷本《李顿调查团档案文献集》,正是其中一块砖,推动学人相关研究更加深入。会议已圆满落幕,但学术桥梁的构筑永远不停息,学人的脚步永远在路上,南京大学必将在疫情结束之后,迎接海内外的新朋旧友,齐聚一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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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考古博物馆 (中国历史文化展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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