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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视野下的共和国史
作者:“历史学研究通讯”微信公众号 来源:北京大学校报 时间:2021.02.23

  【编者按】21世纪中国的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文学、法学和经济学等学科学者把目光投向历史学,希望不断丰富本学科的本土话语,并从不同的视角给予历史新的解释。历史学者也希望获得相邻学科审视历史的经验,使历史解释的路径更为多元。为此,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历史学系、社会学系共同于近日发起举办了以“多学科视野下的中国史”为主题的对话活动,旨在构建平台,使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学者各抒己见,交流看法,为跨学科的“四史”研究助力。2020年11月7日,首场主题为 “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视野下的共和国史”在线进行,《北京大学校报》特辟专版分享专家学者的精彩论点,以飨读者。

  11月7日下午,“多学科视野下的中国史”系列论坛第一场、“北大文研论坛”第一百一十三期在线上平台以直播形式举行,主题为“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视野下的共和国史”。北京大学文研院院长、历史学系教授邓小南主持,文研院常务副院长、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渠敬东、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黄道炫、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教授张小军作引言,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赵世瑜、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刘世定、上海大学社会学院教授肖瑛出席并参与讨论。

  论坛伊始,邓小南教授介绍了多学科视野下的中国史系列线上论坛的背景。本系列论坛共有三场,由北京大学文研院、历史学系、社会学系共同主办,目的是在历史和当今的时代的发展变迁话题上推进多学科之间深度对话的尝试。

  探讨党史研究与共和国史研究的互动性

  黄道炫教授以《共和国史讨论:社会的隐没和复现》为主题做引言,以党史研究为背景,探讨其与共和国史研究的互动性,以及共和国史研究的认知难度。黄道炫认为研究共和国历史之“难”主要有三点:第一,历史研究的研究对象通常是已完成的历史,而共和国的历史是活着的、还在发展的历史。历史研究经常讲要有距离感,有距离感才能看得清;但共和国史研究中,研究对象和研究者之间是如此接近,造成了共和国史研究的难以触碰。第二,中国共产党一旦进入国家的主导以后,其政党特质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特质相互磨合, 又会表现出更多可能性。因此,二者相叠的后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比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要更加难以理解。第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研究空间在主客观上也均存在一些限制。但是黄道炫强调,即便如此,也应当积极开展关于共和国史的研究。

  黄道炫认为,1949年共和国的成立只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一个胜利节点,是它从地方走向全国的转变。中国共产党在中华苏维埃时期就建立了整体的执政体系,在苏区进行根据地的政权治理,有完整的证券系统、经济体系,建立了国营工厂,并进行相应的土地改革的实践。这个过程持续到抗战时期并不断强化,使得中国共产党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把权力体系扎根到村一级的政治力量,形成了高度政治化和组织化的社会。中国共产党胜利建立共和国以后,这样的社会形态也自然而然地带到了共和国时期,并不断地巩固加强发展。

  黄道炫将共和国的特征总结为:在国家权力的推动下,政治力量不断拓展,不断占据传统社会力量的控制,“公共的新社会”意味着在1949年到1950年代初期建立的新社会形态,以及社会整体改造的一种状态,比如打击黑恶势力,取缔妓院、禁毒收容社会移民,整治社会秩序等。借由这一过程,国家、社会的面貌焕然一新。

  这样的社会改造,在建国初期有其必要性和伟大之处,但随着时代的演变,又呈现出另外的样貌。例如后来计划经济体制的出现。“计划经济”的“计划”不仅仅意味着生产的计划,更意味着分配的计划。民国之后就有“计划”的提出,但中国共产党的“计划经济”体现在包括分配层面及整个的国家资源的层面,呼吁一种“全面掌控”,这是中国共产党和苏联计划经济体制的一个核心。

  同时政治力的强制介入及计划经济强化了社会的原则性。黄道炫指出,20世纪50到70年代,中国社会在整体上是井然有序的。但这种有序也带来了经济活力的问题。改革开放,无论是对农村还是城市都是种松绑,松开原来的那种宏观改变、计划经济的高度控制的状态。黄道炫补充道,人们谈论改革开放,通常会从解放思想、对外开放的角度,但如果从政治和社会之关系的角度看,重新赋予社会自身的活力,应是观察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特点。在此基础上,通过一次次的言说逐步向前推进研究与观察,可以帮助我们渐次逼近历史的核心。

  黄道炫分享了个人观察共和国史的感触:第一,对共和国初期辉煌而震荡的30年的研究,在结构性的历史之外,中国共产党、领袖个人的特殊性也需要被考虑其中,这也是共和国史研究的魅力之所在。第二,作为共和国历史的亲历者,谈论共和国史可以从改革开放史入手。20世纪70、80年代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离共和国的成立也是30年左右,而改革开放至今也已经有40年了,针对改革开放史的更多研究投入应是正当其时。当今中国的发展可能是多方努力的结果,但没有改革开放的成功,很难想象中国会有今天的辉煌。因此时代呼唤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也已经更多进入历史研究的思路。

  从社会学角度分析改革开放史

  渠敬东教授针对改革开放史作题为《改革的双轨逻辑:从承包制到项目制》的发言。

  渠敬东运用“存量”“增量”的辩证关系从社会学的角度对改革的历史进行了分析。渠敬东援用了经济学对改革的解说:“保护存量,培育增量”,通过保护存量来控制增量的过快扩充,避免偏离路径依赖的逻辑而产生系统风险,同时又通过扩充来实现存量,将改革归纳为一种双量、双轨的逻辑。

  渠敬东指出,改革时代的特点在于不断地寻找增量、造就出了一个新的轨道,并同时不断地定义存量市场。作为整个体制的地盘,“存量”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界定是不同的,因此社会发展的过程也是一个有趣的辩证运动,尤其是在历史的节点处,双轨之间的关系就会非常明显地紧张起来。与此同时,研究者也需要考虑“改革”和“开放”之间的关系。在既有的计划体制下,要产生增量,必须要同时动员存量内部和外部的双重资源,因此自有资源得到流动而成为的增量,既有可能是体制被压抑和遮蔽的活力重新绽放出来产生的结果,也有可能是由外部刺激产生的结果。

  渠敬东指出了改革开放必须具有的三个关键条件:第一,要适当脱离原有的路径依赖、解放思想。曾经《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受到领导人的重视,正是出于制造“增量”的思想动力的考量,因为思想的动力是一切增量迅速积累的源泉。第二,要开放、与外部世界实现对接。第三,要以持续稳健的步骤进行开放,所以需要进行自上而下的政策推动。这样的思路之下,改革开放40年来“特区-市场-国际融资平台”的稳健的开放步态也就清晰起来。要保护存量,便需要自上而下的、控制增量的、开放性的政策推动,与此同时,增量则必须从下层外部进行有效的激发和刺激,其动力必须来自体制之外、存量之外。讨论增量的前提是对存量有清晰的认知,这也是研究者常围绕着“何为计划体制”展开探讨的原因。

  对此,渠敬东展开了具体解释。首先,建国前30年的治理模式和在集权-分权中摇摆的治理特色,并未影响社会主义体制产生集体主义的制度遗产,这为后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做了良好的铺垫。虽然农村开展的承包制以包产到户作为基本原则之一,但是它的土地制度以集体所有制为主,保留了非常重要的平台基础。进入20世纪70年代,承包制正是要以农村作为增量、以城市作为存量,其对社会结构带来的影响,排第一位的正是家庭地位的恢复。从这个意义上看,改革的本质是还原中国社会经济生产和生活伦理的秩序:在集体制之后,家庭必须重新作为核心而存在,并且成为经济的原始积累的结构性基础。

  其次,相比农村来讲,城市单位制的重建其实是确保了存量的稳定性。所以改革一开始,城市是“按兵不动”的,甚至到了城市进行改革的时候,仍然没有像农村那样全面铺开推进,而是逐次渐进地进行发展;实际上,有限度地扩大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等举措取得的效果并不理想。因此,城市所维持的存量地位,也正是邓小平同志所认为改革的“最重要保障。”

  第三,渠敬东谈到中央与地方的行政关系的变化。在改革过程中,原有体制下“中央高度集权”或“中央放权的静态模式”二分的状态得到改变,地方政权得到了发展。渠敬东指出,改革用中央政府对省级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实行的固定基数为基础的承包制度,即采用“定额包干”方式的财政包干制。这样的制度下,中央政府以地方政府的财政作为增量。这一增量的释放使得中国出现历史上难得一见的地方活力的增加。如果拉长了中国历史来看,那么在对外开放的意义上,开放使得特区成为了增量,内地成为了存量。因此,整个20世纪80年代在乡村、城市、中央/地方政府以及沿海开放特区四个层面上进行了承包制改革,全面地培养出了一种“增量逻辑”。之后,过快扩张的增量使得存量露出了底线。从党和政府的角度来讲,双轨制的“双轨”之间拉开足够的距离的时候,存量便会提出相反的逻辑。改革不同于革命,而是要以保护存量作为其推进的一个基本基础。因此,在20世纪80年代末“保护存量”就成为了体制的最突出、最紧要的特征。

  此后,共和国开始开始探求新的增量,也就是“政治作为存量,经济作为增量”的一个普遍改革。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过后,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市场化也带来了“三农”问题和下岗问题的困境。而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分税制改革产生了重大影响,其具体逻辑是当市场化改革出现了突出的结构性问题的时候,中央、地方政府和市场关系进行新的组合,就需要在存量的体制内部而新产生一套增量来。这就是20世纪80年代末分税制改革,亦即转移支付型的财政的增量。它在中国的存量体制中分割出一个增量体系,这也是在承包制不断消弭,“块块分权”时代结束之后,形成了“条条分权”的结构。之后的发展中,“条条体制”也出现了风险。总而言之,可以看出,改革以来30年到40年的历史,经历了这样一种不断寻找增量和存量机制的改革变化的节奏。

  最后,渠敬东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从存量和增量的角度来理解改革的话,便会发现,改革的基本逻辑是存量和增量并行双轨。那么问题就在于如何在不同历史阶段寻找到新的增量?到今天为止,还有哪些内部和外部资源可以利用?假如没有新的增量,改革就将终止;假如存量和增量得以并轨,改革便会迷失自己的方向。在此意义上,新冠疫情或许让我们走到了一个新的历史节点,因为在整个的国际关系和秩序里,世界的潮流出现反开放的苗头,那么如何寻找增量,保证改革步调的继续实施,如何能够通过增量进一步来去改变存量的体制的结构和特征?这个问题十分值得研究者们思考。

  人类学视角下的共和国史观

  第三位引言人张小军教授从“什么是共和国史?”“谁来书写共和国史?”“如何书写共和国史?”三个方面出发,介绍了人类学视角下的共和国史观。

  首先,张小军介绍了史学、社会学与人类学作为面向整个人类社会的横向学科,与政治学、经济学等面对着某一个领域的纵向学科相对比的异同。结合系列讲座的学科背景,张小军引出了三门横向学科的集合——历史人类学的史观指导下,对共和国史的理解不能忘记本土资源、人民的历史和人民本身。人民的国家当然是由人民来书写其历史,而历史学家需要注意的,是如何从传统上关注特定的政治权力、人物思想和行动的政治史,转而关心那些不具名之人的态度和信仰。结合黄道炫教授对共和国史研究之难的观点,张小军表示,人民的学者不光要有学术的能力,还要能够去站在人民的主位,从人民的立场上书写历史。

  从历史文学的方法论出发,张小军谈到两点对共和国史的研究启发,一是新文化史学派的“从地窖到顶楼——走向心态史、意义史、观念史”的研究转向,转向表征性的历史;二是应对“文化的真实”这一挑战,实际上挑战了历史标准化之绝对真实。

  随后,张小军从观念历史的理论发展出发,介绍了历史理论上人类学的转向是一种朝向文化人类学或象征人类学的转向,这一转向是心态史研究的重要支撑。张小军接着探讨了文化转向的结果,并提出在文化和社会结构的视角上,人类学和社会学是可以相互补足的。既往人类学研究为此提供了很好的案例。例如,对杭州一家丝绸厂的女工研究,跨越了解放初期、“文革”期间、后毛泽东时代三个年代的历史维度,展现出了女工对现代性的理解。因此,文化史研究在共和国史研究中占据非常重要的位置。在“真实的历史”问题上,张小军认为没有唯一的、绝对的真实,在学理上讨论的真实性其实都是文化的真实,而是处于历史的象征结构之中的,本身就是表征性的历史。

  张小军就口述记忆生命史的研究,回溯了中国早期的历史研究。作为自传体的小说可以作为家庭生活史的范本,不同文化中的幼儿教育、《林村的故事》等研究,作为共和国史,都可以通过口述的生命史得到呈现。张小军认为,若从不同学科的不同角度去理解共和国史,人类学是更加微观而以小见大的。通过微观意识形态、观念史的研究,自下而上的过程会更加贴近人民的共和国。即便标准的共和国史自然有其存在的正当性,但是新中国所面对、蕴含的内容是非常广阔的。因此,共和国史的研究不可能在一个很窄的范围里面思考,而应该采取广泛的思考方式。

  此外,张小军也就多学科互动交流的方向提出了自己的建议。首先是共和国史中的革命史或者政治史面向,需要看到多阶段历史中不断革命特质。不同于保有基本秩序的改革,革命带有强得多的颠覆性,革命研究对政治文化的视角是非常重要的。其次需要共同关注一些关键问题,包括集体化、集体制的问题;如何理解社会主义革命,积极治理运动的问题;以及如何理解党对国家的领导的问题。

  最后,张小军也回应了前面两位老师的发言。针对渠敬东提出的“增量”和“存量”的互动问题,张小军认为研究深入之后会变成“测量”的问题,即制度的改变后,在度量社会结构的方法上出现的变化。另外看待改革开放史也要有“问题意识”,发现不同历史阶段中的研究问题,比如土地改革的问题、人民公社集体化和承包到户等产权的问题,医疗改革的问题,教育改革的问题和市场化等诸多问题。种种现象性问题的背后是理解中国社会的文化经济的探索。张小军援引人类学家萨利斯的主张,认为要建立“人类学的经济学”。共和国的历史是一门非常厚重的历史,要真正地理解清楚其中的逻辑非常困难,但这也属于所有学者对国家的责任。

  开展跨学科对谈

  对谈环节,赵世瑜教授以独特的史学视角,对三位引言人的发言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分析,赵世瑜教授认为,黄道炫教授对共和国初期历史的总结,也符合明朝建立初期“政治利益全面渗入社会”的历史特征,为重新审视明初制度提供了启发性的思路。同样,渠敬东教授“从承包制到项目制”的阶段性历史研究,同明清史研究经典议题“从一条鞭法到摊丁入地”的思路亦相通,历史学也可以从“存量”与“增量”的关系角度理解整个明清财政体制的变革,审视明清历史中国家、地方政府与民间三方的博弈关系。赵世瑜肯定了张小军教授对人民的立场的重视,他指出,在历史学和社会学共同的思考模式中,应当重视社会自身的活力,检验这种活力是否只能在国家重新赋予的语境下才能得到恢复。

  肖瑛教授主要从四个方面讲述了个人从三位教授的发言中获得的启发。首先是受张小军教授启发所产生的关于“历史落到一个具体可见的集体或者个人头上会是什么样”的思考。肖瑛指出,对比黄道炫教授和渠敬东教授对制度结构的宏大叙事,张小军教授更关注制度政策的构成和变动在日常生活中的具体体现和效果,它表现为对民众的日常生活以及心态的影响。从结构上看,三位教授的发言可以视为一个整体。第二是“如何理解和评价双轨制”。肖瑛基于费孝通、钱穆和韦伯的相关研究,分析了双轨制研究的思路,认可了黄道炫教授所说“政治与社会属于双轨制的范畴”这一表达,认为渠敬东教授提出的“存量”与“增量”双轨制是“政治”与“社会”这一普遍的双轨制在共和国体情境下的一种具体表现。肖瑛认为,虽然共和国创造了全新的历史,但新的双轨制与历史上的双轨制之间的内在联系是不能被切断的,需要超越某些普遍性的表达,深入研究推动共和国历史进程的双轨制的根源、性质,并判断其在历史中发挥的具体作用,以及双轨制自身在共和国历史中的变迁。第三是“研究共和国史的中外古今的视角”。肖瑛回应了渠敬东教授提出的,新冠疫情带来的封闭状态对于重新理解、调整改革与开放之间的关系的启发。第四是“如何从家的角度来理解和研究共和国史”。三位教授在发言中都提到了“家”,“家”在共和国史上的位置的变迁是挺有意思的一个矛盾性现象,可以作为理解共和国史的一个重要视角,最为重要的是,“家”作为一种中国人难以离弃的精神气质或者说心态而发挥作用。在历史上,“家”是中国人理解和想象世界的根基性隐喻。在共和国史中,这个隐喻的具体内涵发生了改变,但从来没有离去,它同其他的意识形态包括市场经济理念、马克思主义理念纠缠在一起,需要分析它们的结合或矛盾在共和国的各个层面的实践中是如何可能的,带来的后果是什么。进一步看,中国式家的想象,对于理解中国社会的双轨制,或许也有一些启发。

  刘世定教授的对谈从三点展开。第一,对历史研究的不同理解,并非讨论什么是历史学科的研究,而是讨论什么是历史研究。对此,刘世定主要讲述了对历史研究的两种理解之区分和对比:一是从研究要处理的资料的特征的角度,来区分“历史研究”与“非做不可的研究”;二是以待研究的资料的特性去理解,不是一个横截面或静态的研究,而是作为一种方法来处理。第二,刘世定认为,对国家组织制度的组织社会学研究,那些研究可以被纳入共和国史的研究这一类目。前者中,无论是宏观的还是微观的研究,都有一个基本的特点,那就是所研究的过程渗透着共和国国家组织和制度的影响。研究者应注重个案研究的总体背景,将个案放置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时空范围中来,这既是共和国史研究的视角之一,也是基本的影响因素。目前社会学领域中已有通过基层政府、条块关系等角度分析制度变化的众多研究,但针对中国共产党以及党组织相联系的系列制度安排还有待深入研究。第三,关于理论分析和条件匹配分析,刘世定就共和国史的研究的理论框架发表了建议。刘世定指出,理论分析框架有助于研究的推进。以倒叙的方式,历史结果看似是唯一的,但从发生学的角度,不同变量和历史条件的匹配却有多种可能的结果。理论框架梳理了历史中条件制度安排之间的不同的匹配方式,有助于研究者看到更多的可能的现实条件,不同的制度安排和这些现实条件组合后可能导致的后果。刘世定认为,今后的历史研究发展,仅有理论的分析框架尚不足以支持研究的深入,仿真模拟等研究方法可以被引入,用于处理历史发生之可能的演变进程。

(本文由北大社会学系硕士研究生穆晨哲楠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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