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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家的辛亥革命史书写与近代史体系构建
作者:兰梁斌 来源:《史学月刊》2022年第7期 时间:2022.08.04

  摘 要: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家范文澜、胡绳等撰写的相关论著,运用唯物史观、新民主主义等理论,实事求是地书写辛亥革命史,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和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变中评论辛亥革命的成败,初步构建了马克思主义解释下的中国近代史体系中对辛亥革命论述的基础。他们将辛亥革命史的书写与延安时期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具体背景相结合,总结辛亥革命的经验教训,力图有效地维护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以团结打败日本侵略者;有力地阐述了中国共产党才是辛亥革命事业的真正继承者和发展者,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是对孙中山新三民主主义的真正继承和发展;有力地揭露了蒋介石及国民党反动派的假三民主义、反共愚弄人民的本质,批驳了蒋廷黻等为国民党政权和蒋介石服务的错误史学观点。马克思主义史家的辛亥革命史书写,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认清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代理人的本性和辛亥革命的未竟之业,认清革命的任务,起到了重要教育作用。
  关键词: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家;辛亥革命史;中国近代史;历史书写

  辛亥革命是影响中国近代历史进程的大事件,史家书写、研究的成果不断涌现。民国时期就有如《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武昌革命真史》《中国革命纪事本末》《革命逸史》等成果出现。陈恭禄、蒋廷黻分别所著的《中国近代史》中都书写了辛亥革命史。章开沅先生也指出“新中国成立前,除个别同志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它做过稍为系统的研究以外,辛亥革命史主要是作为国民党党史的一部分,被蒋介石反动集团的御用学者所垄断”。这既客观评述了民国时期辛亥革命史书写的实际情况,又肯定了马克思主义解释下的辛亥革命史书写在新中国成立前确已初具系统。有学者指出:“20世纪五六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掀起了第一次辛亥革命史撰述的高潮。”陈旭麓的《辛亥革命》、吴玉章的《辛亥革命》、章开沅与林增平主编的《辛亥革命史》、金冲及与胡绳武合著的《辛亥革命史稿》等代表了20世纪后半期马克思主义史家辛亥革命史撰述的成就。事实上,早在延安时期,范文澜等撰写的相关著作与论文,运用唯物史观和新民主主义等理论,已经形成了对辛亥革命史的初步书写体系,深刻分析了辛亥革命成功与失败的原因,揭示了辛亥革命与中国共产党、蒋介石及南京国民政府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史家的辛亥革命史书写,不仅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系统研究奠定了基础,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而且在当时具有重大的现实价值和政治价值。但学界还尚未对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家的辛亥革命史书写有系统研究,故此拙文以范文澜、胡绳等人的相关著作和论文为中心,尝试探究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家在中国近代史体系构建过程中辛亥革命史书写的概观、内容、特点及意义。

  一、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家中国近代史书写体系的形成

  一百多年来,历史学家力图全方位了解辛亥革命,不仅要解释辛亥革命,而且要解释它与之前和之后的历史进程的联系。柯文曾指出历史研究“在于解释人们创造的历史(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确定的,不变的)与后来的人们撰述并利用的历史(它似乎一直在变)之间的差异”。历史学家对辛亥革命的研究工作不仅具有独特性,而且极具价值和意义,“了解历史的这三条途径之间的界限并不总是泾渭分明的(正如我们所知,历史学家也制造神话,历史事件的参与者在事情结束以后也完全能够把个人的经历写入历史),虽然如此,它们的分析方法是截然不同的,……事件、经历和神话所依据的历史资料是大不相同的”。尽管难以与辛亥革命的直接亲历者和辛亥革命的神话制造者彻底区分,但历史学家对辛亥革命的研究与解释仍独具特点与价值。

  事实上,历史学家书写的辛亥革命史,不仅与辛亥革命的直接亲历者、辛亥革命神话制造者不同,而且历史学家互相之间受到多种因素影响,对辛亥革命方方面面的认识也多有不同。由于意识形态、历史观、道德评判、民族立场和方法论等偏好影响,史家在对辛亥革命的历史书写及其意义的评判上呈现着差异,“史家往往将其学术训练及智识倾向,与意识形态及政治信仰交织一起,在此语境中型塑其历史表达”。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史学家在中国近代史体系构建中形成了以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等为代表的现代化范式,和以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解释下的革命史范式。在各种书写范式中,由于受到不同的思想和方法影响,对辛亥革命史的书写多有不同。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萌芽于五四时期,崛起于三四十年代,新中国成立后确立主导地位,以李大钊、郭沫若、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等为代表。马克思主义解释下的中国近代史体系也形成于三四十年代。1933年李鼎声《中国近代史》出版,它是20世纪中国最早运用唯物史观撰写的一部中国近代通史著作,也是马克思主义解释下的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产生的标志之一。他认为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勾结阻碍中国向现代发展,因此反帝和反封建运动必须结合才能担负起民族革命战争的任务。那种认为只要反对帝国主义而用不着从事反封建势力的革命斗争的主张,是极端错误的。李鼎声虽未明确提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概念,对半封建的演变过程研究也不足,但他初步构筑起了马克思主义解释下的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

  延安时期,范文澜完成《中国通史简编》的写作后,确定以中国近代史研究作为之后的主攻方向,1943年开始撰写《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1946年在延安出版。该书是根据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文对中国近代史的论断为基础,以毛泽东的“两个过程”为基本线索,结合史料,运用唯物史观解释中国近代史发展过程的著作。全书论证了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将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视为旧民主主义革命时代,从学术上证明了毛泽东对中国近代史的认识,从根本上驳斥了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中对中国近代史的歪曲和以蒋廷黻为代表的学者对中国近代史的错误认知,具有强烈的革命性、政治性。该书不仅是马克思主义解释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成型的标志,而且是初步构建起中国近代革命史叙事体系的标志。

  延安时期运用马克思主义探求中国近代史的重要成果除了在延安的范文澜等之外,在延安以外,还有侯外庐、胡绳等学者也为马克思主义解释中国近代史体系的形成作出了贡献。如侯外庐等虽身在重庆,但不能据此就将他们排除在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家之外。侯外庐从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史开始,1934年出版研究中国思想史的“处女作”《中国古代社会与老子》。1944年出版研究先秦诸子思想的《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但完成该书之后,他调整了最初拟定的按时序撰写秦汉以后的中国封建社会思想史的计划,开始研究“近世思想学说史”。后来在回忆这次转向的原因时,他指出:“恩来同志又希望我根据现实的需要,研究一些中国近代史或近代思想史的问题。于是,我调整了自己的工作计划,着手研究近代问题,撰写一部《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侯外庐很快就完成了《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他还在多篇(部)论著中讨论了孙中山、三民主义与辛亥革命研究的相关问题,将孙中山和辛亥革命史书写与抗日战争紧密结合,希望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实现抗战建国的目标。

  胡绳青年时代起就致力宣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1936年他发表了第一篇尝试用马克思主义评论李鼎声《中国近代史》的论文《〈中国近代史〉评介》,在之后发表的一系列文章基础上,最终写成《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一书。胡绳自称:“1947年我在香港时写《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可算是这段时期结合当前实际学习中国近代历史的一个总结。”他指出该书对影响中国近代政治的外来势力帝国主义做了客观总结,即研究“帝国主义列强与半殖民地中国之间的政治关系”。《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不仅具有重大政治价值,从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的关系中总结出的经验教训,对正在从事解放战争的中国人民来说,起到了很好的教育作用,而且具有重要学术价值,从学术上论证了新民主主义理论,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近代史,阐发阶级斗争史观和阶级分析法的近代史著作。

  1948年《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由香港生活书店出版后获得巨大反响,1949年以后由人民出版社多次再版。张海鹏指出胡绳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代表了在革命根据地以外从事革命活动的马克思主义者对近代中国历史的探求”,“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上册在北方的根据地出版,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在南方的香港出版,标志着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研究和探索中国近代史的成功,为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建立和兴旺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他又称“胡绳同志、范文澜同志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指导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先行者,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开拓者”。《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与《中国近代史》初步构建了延安时期运用马克思主义解释中国近代史的基本框架,形成了中国近代史书写的革命史范式,成为新中国成立前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代表作,“这两部书对近代历史事件的描绘和解释,后来成为许多研究者进一步研究的基础和依据”。《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一书则直接在其中国近代史体系中涉及辛亥革命史书写。范文澜此时发表了多篇书写辛亥革命史的文章,也表明他在构建中国近代史体系过程中书写与评论辛亥革命史。

  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家除了在上述重要著作中涉及辛亥革命史书写外,还发表了多篇辛亥革命史的论文。代表性的如:吴玉章《纪念中国辛亥二十五周年的一个回忆》(1936年10月13日)、《以三大希望纪念辛亥革命三十周年》(194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的经验教训》(1942年10月10日);侯外庐《抗战革命承继辛亥革命的传统》(1939年10月1日);范文澜《开始了并结束了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辛亥革命》(1942年10月11日)、《辛亥革命:三条路线斗争的结果》(1944年10月10日)等。

  可见,延安时期,吴玉章、侯外庐、范文澜、胡绳等马克思主义史家已在唯物史观和新民主主义理论指导下,通过撰写的相关著作与多篇论文,直接或间接地涉及辛亥革命史书写,初步构建了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近代史体系中的辛亥革命论述基础。

  二、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家辛亥革命史书写历程与内容

  早在1933年,李鼎声在《中国近代史》一书中就运用唯物史观与反帝反封建的标准分析与评价辛亥革命,这是此后马克思主义史家辛亥革命史书写的基础。他认为革命爆发的原因是处于半殖民地条件下幼稚的民族资产阶级,力图通过推翻束缚自身发展的封建统治和国家资本主义压迫,为自身发展开辟道路。革命性质是一场进步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要实现“民族独立、保障民权、解决土地问题”。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专制,取得了一定成功,但它“却没有执行消灭封建的剥削关系与反帝国主义的任务”,最终并未完成消灭帝国主义及封建地主的使命,没有建立起与反革命斗争的革命政权。

  延安时期完全涵盖了中国近代史的全面抗战时期,故此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家们特别注重将辛亥革命史的书写、纪念与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紧密地结合,这一点在延安的马克思主义史家吴玉章、范文澜等身上有所体现,在延安之外的马克思主义史家侯外庐、胡绳等身上也有体现。

  1936年10月,吴玉章发文提出在民族危机日益严峻的情况下,应将纪念辛亥革命与鼓动抗战胜利的信心结合。他指出辛亥革命的胜利已经25周年了,然而现在“东三省、热河已经成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不仅北五省和内蒙古名实将亡,即整个中国灭亡之祸,已迫在眉睫”。他以四十年的革命经验乐观地宣称“最后的胜利是我们的”,并呼吁人民加入到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全国结成统一战线抗日救国的路线上来,以取得辛亥革命未实现的成功。

  吴玉章总结辛亥革命的经验教训,希望为抗日战争提供指导。一是要相信群众的力量,尽可能激发民众对国家存亡和人民利益的参与,“每个革命的成功,必定是动员了广大民众”。二是各革命力量虽无任何组织和政纲,但事实上结成了一个广大的反帝统一战线。三是胜利当然要归功于“同盟会的组织力量,尽管他的组织者有许多重大的缺点”。四是大量的革命党人在学界、党组织和军官学生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教训就是没有广泛地建立军队中的革命力量,致使四川只是在形式上革命,革命果实被立宪派夺取,革命不彻底,故此他呼吁广泛发动民众,结成反帝统一战线和依靠革命政党的领导,“团结抗日救国,收复失地,……来完成我们辛亥革命未完成的任务”。

  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虽仍旧声称要“坚持抗战到底”,但蒋介石在内部讲话中表示抗战到底的“底”是恢复到“七七事变”前的原状,这反映国民党开始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西安事变后形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出现了严重的危机。针对此,马克思主义史家们发文总结辛亥革命的经验教训,仍然力图努力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局面。

  1939年10月1日,侯外庐发表《抗战革命承继辛亥革命的传统》一文,高度肯定辛亥革命“拆除了数千年中国历史的专制皇帝的宝座”的伟大贡献,同时指出在二十八年后的今天,在反抗日寇侵略最关键的时刻,中华民族应继承“辛亥革命的传统”,解除束缚,改变历史奴役关系。但与1941年皖南事变后,吴玉章等发文直接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破坏统一战线,破坏抗战,实行反共的阴谋不同,此时侯外庐仍力图通过维护蒋介石致辞中有利的内容来尽力维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局面,强调“我们须遵守蒋总裁五中全会的致辞,‘恢复同盟会以前革命先烈手无寸铁、毫无凭借而举义旗反抗外族统治的精神’”。侯外庐强调辛亥革命虽然仅获得民国之名,但是孙中山领导革命的精神,“正是我们的血肉中的灵魂”,从而希望将辛亥革命的经验与教训“当作血的遗产来发扬光大”,反对投降,坚持革命的民主主义,与日寇战斗到底。

  1940年针对国民党掀起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吴玉章指出在抗战相持阶段,日本正在用诱降的方法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警告国民党内积极反共的人不要中了日本人的奸计,否则“这些以‘反共’来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人,无论他主观上是不是想投降,而客观上是帮助日寇使中国抗战失败”,他们都难逃汉奸的骂名。1941年吴玉章发表《以三大希望纪念辛亥革命三十周年》一文,全面剖析了国民党军事溃败、政治腐败的深层原因,希望“当权的国民党同志,特别是国民党领袖蒋先生能如邱吉尔一样的伟大,把以前反共的心思,变为联共的热诚,和我们共产党精诚团结”,两党携手,为民族团结和解放斗争,希望蒋介石以抗日救国的民族大义为重,继续坚持国共合作。此文体现了他将辛亥革命纪念、书写与对蒋介石及当权的国民党既团结又斗争的方针结合起来的思想。

  1942年吴玉章在《辛亥革命的经验教训》一文中,指出孙中山吸取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学习列宁政党运行的组织原则,改组国民党,以三大政策为手段,将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革命各阶级的统一战线又形成并产生了1925—1927年的大革命”。1943年7月,蒋介石叫嚣取消共产党,取消边区,并积极准备对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展开军事进攻。吴玉章在延安保卫边区民众大会上讲话中指出,“这种人够得上称中山先生的信徒吗?”“谁要把历史的车轮拉向后转,谁要想破坏团结,破坏抗战,‘取消’共产党,进攻边区,谁就要自取灭亡!”通过总结辛亥革命的经验教训,吴玉章批判了蒋介石对统一战线的破坏和对新三民主义的背叛,并希望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局面。

  随着抗日战争形势和国民党内外政策自1939年五届五中全会后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变化,中国共产党除了继续强调巩固统一战线之外,也逐步提出新的理论方针来应对国民党的反动政策。1940年1月9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讲演中正式提出“新民主主义论”。他认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分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步走,民主主义经历从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的转变,然后从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论证了新民主主义的必然性。后来毛泽东还提出辛亥革命是新民主主义的准备阶段。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很快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史家的辛亥革命史书写,这在范文澜和胡绳的著作和论文中多有体现。

  范文澜辛亥革命的论述在多篇论文中有讨论。1942年他发表《开始了并结束了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辛亥革命》一文,依据旧民主主义和新民主主义两个阶段的理论,分析辛亥革命。他认为民主主义革命“必须分为两个阶段,十月革命以前是旧民主主义革命,十月革命以后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鸦片战争以来的太平天国、辛亥革命等都属于旧民主主义革命,辛亥革命则是“在更完全的意义上开始了这个革命”。辛亥革命以后的“五四”运动、抗日战争等“都属于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故此辛亥革命既开启了具备规模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但革命的实际经验又证明了这种革命决不能完全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势必让位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才能负起反帝反封建的千钧重担。因之旧民主主义革命也就不得不从此渐归于结束”。

  范文澜还运用唯物史观全面地评述了辛亥革命的成功及其失败的必然性。他认为辛亥革命的根源是“社会基本经济成分底结构已经变动得足以破坏三千年改朝换姓的老窠臼,崭然呈显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新面目,因之辛亥革命无疑是伟大的,因为它是从一个社会制度开始转向另一社会制度的革命”。辛亥革命以后朝代可换、皇帝必不可无的传统观念在人民心中破灭,建立民国的政治原理教育了全国人民,使处在社会底层的工农群众觉悟到自己不是统治阶级的奴隶而是国民的一份子,更觉悟到统治阶级善于改头换面,镇压民主革命的本质决不可变,“这种觉悟的开始,即造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要前提”。除了成功的一面,辛亥革命时期落后的民众和落后的政党,根本不可能一下推翻旧统治势力,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应该领导民主革命的资产阶级,本身软弱无能,它们主观上要求革命,客观上又要求与反动势力谋得妥协”,由此导致革命政权最后转移到了袁世凯手上,“辛亥革命无疑是失败了”。

  范文澜总结了辛亥革命的经验和教训:首先同盟会的历史证明了中国革命要成功“必须首先建立民族统一战线”。其次南北和议前后,资产阶级相率向袁世凯政府妥协,证明了其“官僚性买办性”,他们“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绝无成功的可能”,辛亥革命的失败证明了他们的“软弱无力”。只有发展辛亥革命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才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中国共产党揭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旗帜,决心完成近百年来至今未了的民主革命”。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人民的爱护、期望、援助、参加下日趋壮大,“完全证明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确切代表中国人民一百年来革命的意志”。

  1943年7月,范文澜撰文指出进入抗日战争最艰苦的阶段,“文化问题上的最紧急任务,是如何发扬民族气节、鼓励民族道德、如何团结全国各党各派各阶层进行民主政治,如何挽救私欲横流罔识大义者们的将死或已死之心”,希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的学者都能站在“反日寇反汉奸的立场上来讨论中国文化问题和中国历史问题”,痛斥汪精卫等人的谬论,歌颂近代史上的民族英雄,发文谴责曾国藩等反动人物,希望以此激发民众的爱国革命精神。同年范文澜发表《袁世凯再版》,将专制独裁的袁世凯与蒋介石类比,批判袁世凯决心消灭孙中山为首的进步党派和人士的事实。

  针对蒋介石1943年抛出的《中国之命运》一书,范文澜发表《谁革命?革谁的命?》予以批判,同时将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与孙中山及辛亥革命诠释相结合,指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经历三变,“有同盟会时代以排满为主题的三民主义,有中华革命党时代收起民族主义的二民主义,有国民党改组至大革命时代,接受共产党提出的反帝反封建两大基本任务,联俄容共扶持工农三大政策而重新解释的新三民主义”。中国共产党的政纲与新三民主义基本一致,而蒋介石不过是借三民主义之名侮弄人民,只有中国共产党“已经实践的团结抗战民主建设才是革命建国的正确道路”。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民主自由、民生幸福的伟大政党,他和人民大众是血肉一体的,他和中华民族是利害一致的,他不怕任何反革命的威胁,也不怕任何反革命的污蔑”。共产党人“告诉日本帝国主义者:我们的方向就是打倒你们,解放我们的民族,同时也解放日本人民”。范文澜对孙中山及辛亥革命史的书写论证了中国共产党才是孙中山和辛亥革命事业的真正继承者。

  1944年,范文澜又发表《辛亥革命:三条路线斗争的结果》,指出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开始变成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以后存在三条路线:一条是人民大众的革命路线,坚决反帝反封建,要求建立民主共和国。另一条是主张君主专制的统治阶级顽固派的反动路线。还有一条是以君主立宪为口号的改良路线。辛亥革命是这三条路线在1840—1911年间斗争的结果,主张君主专制的顽固派和主张君主立宪的改良派失败,成功的是主张人民民主的革命派,但是革命派没有推翻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专制主义制度,“只是把满族的皇帝换成汉族的总统之类”。人民认识到只有继续革命才有出路,而且“必须是密切联系群众的,贯彻正确政策的革命”。范文澜最后提出辛亥革命对抗战的重要启示,“全国人民正热烈要求结束国民党寡头的专政,成立联合政府与联合统帅部,实行民主政治,挽救正面战场的严重危机。这是辛亥革命事业的继续发展。学习了辛亥革命教训的中国人民,将不会再对任何专制主义者发生幻想”,从而鼓励民众对抗日战争的完全胜利充满信心。

  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运用毛泽东的“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成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作为理论基础,着重研究“帝国主义侵略者怎样在中国寻找和制造他们的政治工具,他们从中国统治者与中国人民中遇到了怎样不同的待遇,并且说明一切政治改良主义者对于帝国主义者的幻想曾怎样地损害了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当时正处于解放战争时期,“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故此胡绳力图论证“只有彻底地从帝国主义的统治和压迫下解放出来,只有彻底地打倒作为帝国主义的工具的中国反动阶级,中国才能有真正的国家统一、人民的民主和民族经济的发展,为了警惕帝国主义会用这样那样的方法来破坏中国人民的革命,为了指出中国的民族独立只有依靠无产阶级的领导而不能依靠资产阶级的领导来实现”。最后他指出只有推翻蒋介石的反动统治,才能彻底根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

  胡绳认为在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推动下,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证明了帝国主义者到底不能够任意地支配中国的命运,人民最终战胜了帝国主义者及其在中国的代理人清政府。但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存在致命弱点,他们没有严格区别君主立宪派和民主革命派,对帝国主义毫不设防,甚至还心存幻想,最后胜利果实被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归于失败。作为帝国主义在中国新的代理人及其国内外反动势力的总代表袁世凯,虽得逞一时,并逐渐走向帝制复辟,但在护国运动的反抗中一命呜呼,这预示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必然失败的命运。后来在新文化运动及“五四”运动的推动下,1921年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工人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诞生了。

  《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指出辛亥革命时期,帝国主义者实质上是积极扶植袁世凯作为新代理人,以继续保持反动统治秩序和维护在中国的利益。胡绳通过揭露帝国主义的反动本质,对于当时人民认清美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代理人蒋介石集团的反动性,起到了很好的教育作用,鼓舞了人民聚集在中国共产党旗帜下打倒一切反动派的信心和动力。

  总之,延安时期的吴玉章、侯外庐、范文澜、胡绳等马克思主义史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唯物史观和新民主主义等理论为指导,将辛亥革命史的书写与满足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现实需要,与宣传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与方针,努力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打败日本侵略者,与批判蒋介石及国民党的错误理论和行动,最终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等,紧密结合起来,挖掘了辛亥革命史的内涵与意义,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价值。

  三、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家近代史体系构建中的辛亥革命史书写特点

  延安时期,以范文澜、胡绳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史家批判地继承发展传统史学和近代新史学,构建了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近代史话语体系和书写范式,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的确立作出了重要贡献。延安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史家在构建近代史体系的过程中,对辛亥革命史的书写与评论已形成了初具系统的观点体系,为新中国成立后更完整全面的辛亥革命史书写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学界较有影响的中国近代通史著作还有陈恭禄于1935年出版的《中国近代史》及蒋廷黻于1938年出版的《中国近代史》等。但陈恭禄、蒋廷黻与马克思主义史家之间由于史观、政治思想及对中国近代社会的性质和未来走向的判断等方面存在差异,导致他们对辛亥革命史及中国近代史的书写和解释存在着很大差异,形成了不同的辛亥革命史书写特点,而这些不同的书写特点又对学术发展和现实实践产生了极为不同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史家的辛亥革命史书写,不仅大大推动了辛亥革命史和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而且有力地呼应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事业的发展。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家近代史体系构建过程中的辛亥革命史书写的特点及其重要意义如下:

  第一,马克思主义史家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坚持运用唯物史观书写与评价辛亥革命。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以进化史观为指导,将英美发达国家的政治作为参照,叙述中国走向近代化的历程。他指出在国势危弱的情况下,革命志士决定推翻腐败的清政府。辛亥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是袁世凯的权力自私,民国缺少光明正大的政治家及封建思想余毒深厚造成,加上“共和仿自外国,人民多不了解”。陈恭禄对辛亥革命爆发和失败原因的分析具有一定的认识性,但并不深刻,没有认识到清政府不坚决改革和袁世凯权力自私的真正根源是他们代表的是统治阶级集团的利益,也没有认识到革命派本身存在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导致他们不可能领导革命完全成功。

  蒋廷黻提出民族惰性阻碍了中国从中古向近代化的转型来解释中国近代史,因此中国近代的历史主题是向西方学习,实现近代化。如此以来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就成了中国实现近代化的因,中国学习西方,实现近代化就成了果。这种分析框架不仅不能清醒地认识西方列强的侵略本质,而且没有认识到现代化不同于西化。他运用这种简单的因果联系,解释辛亥革命的失败是由于孙中山“没有健全的革命党和健全的革命军帮他推动他的救国救民族的方案,他就毅然决然让位与袁世凯”,因此蒋廷黻不可能揭示辛亥革命失败的真正原因。

  马克思主义史家在批判吸收进化史观的合理内核下,认为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是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而不是简单的线性因果联系。他们依据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特殊结合关系引起的生产方式支配地位的变化,来研究社会经济形态,判断社会性质,进而研究该时期的历史特点。提出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在阶级社会里表现为阶级矛盾和斗争,先进的阶级通过革命建立国家政权,才能推动社会发展。在此指导下,范文澜等论证了近代中国的历史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勾结一步步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人民大众和统治阶级走的是两条不同的道路,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对内镇压民众,对外投降卖国,而人民大众走的是反侵略的革命路线。辛亥革命成功的一面,反映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新面目”,但资产阶级“软弱无力”,他们反帝反封建极其有限,所以辛亥革命“决不能完全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最终失败是必然的。这就从根本上论证了辛亥革命爆发的原因是资产阶级反抗封建专制和帝国主义压迫的要求,但资产阶级本身与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千丝万缕的联系,使得他们不可能领导革命成功。

  第二,马克思主义史家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始终坚持运用人民史观分析辛亥革命史。毛泽东非常重视人民群众在历史中的伟大作用,他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坚持人民是历史主人的观点。他曾引用斯大林的话说明:“历史科学要想成为真正的科学,就不能再把社会发展史归结为帝王将相的行动,归结为那些蹂躏他国的‘侵略者’和‘征服者’的行动,而首先应当研究物质资料生产者的历史,劳动群众的历史,各国人民的历史。”范文澜指出:“本书(修订本《中国通史简编》)肯定历史的主人是劳动人民,把旧型类历史以帝王将相作为主人的观点否定了。”范文澜指出辛亥革命的失败,“人民是又失败了一次,但学习了很多。还是革命才有出路,而且必须是密切联系群众的,……学习了辛亥革命教训的中国人民,将不会再对任何专制主义者发生幻想”。通过总结辛亥革命成功和失败的经验,认清只有广泛地发动人民群众的参与,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人民才是革命成功的保证。

  而陈恭禄、蒋廷黻等坚持的则是英雄史观。蒋廷黻是一个精英主义者,定义自身是社会的中坚分子、先知先觉者,这种担当值得肯定,但他们看不起民众,不愿意广泛发动民众参加革命。他的《中国近代史》记述了西学东渐以来中国政治上的重要人物如洪秀全、曾国藩、李鸿章、康有为、孙中山、蒋介石等,然而根本没有人民群众的位置,全书充斥着蔑视民众的论调,如“民众的迷信是我民族近代接受西洋文化大阻碍之一”,“我们老百姓的国民程度是很低的”。蒋廷黻等注意到了精英人物在历史中的重要作用,值得肯定,但他们忽略人民群众的力量和作用,将希望仅仅寄托在蒋介石等少数大政客、大资本家、大地主身上,因而不可能找到推动革命发展的根本动力。

  第三,马克思主义史家通过辛亥革命史书写,不仅实事求是地叙述了辛亥革命的历史,而且批判了蒋介石和国民党的反动路线和政策,宣传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主张,教育了人民,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1939年10月1日,侯外庐发文强调团结才能取得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皖南事变后,吴玉章等发文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破坏统一战线,破坏抗战,实行反共的阴谋。1942年范文澜发文总结辛亥革命的经验和教训,首先就是要建立民族统一战线,强调统一战线的巩固程度直接关系抗日战争的成败。抗日战争后期,针对蒋介石抛出的《中国之命运》,阴谋发动内战的行动,范文澜于1943年发文予以批判,同时将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与孙中山及辛亥革命的诠释相结合。马克思主义史家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大背景下,顾全大局,以国家利益为重,发表文章千方百计地维护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局面。但对于蒋介石及国民党反动派消灭中国共产党和压迫中国人民,破坏统一战线的行径,也坚决利用辛亥革命史书写等历史研究,予以揭露和回击。这与蒋廷黻等通过近代史研究,甚至加入国民党政权,维护蒋介石的正统地位,替蒋介石的内政外交政策辩护形成了鲜明对比。

  第四,蒋廷黻等人书写的辛亥革命史,没有得出全面正确的结论,也无法找到正确的前进道路。蒋廷黻指出孙中山“思想的伟大是古今无比的”,甚至认为“三民主义和革命方略无疑的是我民族惟一复兴的路径”。他对孙中山的革命事业给予高度评价无疑是客观的,但他一面肯定孙中山晚年联俄联共,继续奋斗的精神,“中山先生与列宁的代表越飞共同发表宣言,声明两国在各行其主义的条件之下,共同合作”。另一面又未认识到孙中山晚年奋斗的实质是其革命思想在中国共产党帮助下由旧三民主义发展到了新三民主义,故此蒋廷黻指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同盟会时期形成的三民主义)“革命方略是对的”,可见他没有认识到孙中山晚年思想的进步。蒋廷黻等人辛亥革命史书写的结论是蒋介石及南京国民政府是孙中山辛亥革命事业的合法继承人,原因在于蒋廷黻等人不仅对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认识不清,而且对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政权的本质认识不清,对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的发展过程认识不清,对帝国主义的本质认识不清。

  而马克思主义史家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才是对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的真正继承和发展。代表人民的中国共产党才是“中国人民解放意志的体现者”,是“革命事业的继承者”,是“辛亥革命的发展者”,是“统一战线的主持者”。只有依靠中国共产党这个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的广大人民,继续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才能完成辛亥革命的未竟之业。故此,马克思主义史家通过对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的历史书写,不仅有力地批驳了蒋廷黻等为国民党政权服务的错误观点,而且正确地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对辛亥革命的继承发展及新民主主义理论与新三民主义的紧密联系,最终得出了正确的结论,科学地论证了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走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必然性。

  四、结语

  延安时期,以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和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等为代表的著作出版和相关论文的发表为标志,初步构建起了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基本框架和观点体系,形成了中国近代史书写的革命史范式,成为新中国成立前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代表作。在唯物史观、新民主主义等理论指导下,马克思主义史家科学地揭示了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客观地评论了近代中国的历史,论证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坚持站在人民的立场书写近代中国历史。由于史观、政治立场、写作背景等多方面的不同,马克思主义史家构建的中国近代史体系与陈恭禄、蒋廷黻等构建的近代史体系,在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及近代历史的走向等诸多问题上存在截然不同的书写与结论,这种差异在对中国近代重大事件之一的辛亥革命的历史书写中有充分的体现。

  马克思主义史家范文澜、胡绳等通过其撰述的中国近代史著作和论文,实事求是地叙述了辛亥革命史,从近代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变过程去评价与定位辛亥革命,强调要吸取辛亥革命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继承辛亥革命的未竟之业。更可贵的是,他们将辛亥革命的书写、诠释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具体背景结合,努力维护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全面地阐述了中国共产党才是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的真正继承者,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是对孙中山新三民主主义的继承和发展,有力地揭露了蒋介石及国民党反动派的假三民主义、反共愚弄人民的本质。马克思主义史家的辛亥革命史书写,使中国人民对近代中国的社会和历史有了清醒的认识,认清了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代理人的本性,起到了重要的教育作用。

  固然,马克思主义史家书写的辛亥革命史,并非毫无局限,而蒋廷黻等书写的辛亥革命史也并非毫无是处。然而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家书写的辛亥革命史及其构建的中国近代史体系,确立了革命史范式下辛亥革命史书写的基本观点体系,不仅形成与蒋廷黻等现代化范式下的有区别的辛亥革命的认知,有力地批判了他们的错误观点,为新中国成立后系统的辛亥革命史书写奠定了学术基础,而且有效地呼应了中国共产党的辛亥革命纪念话语与纪念活动,对推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都具有重要意义,产生了巨大的学术价值、政治价值、现实价值,是学术性与革命性、政治性结合的典范。正如胡绳在1994年回顾自己的学术生涯时所指出的:“我一生所写的文章,虽然有一些可以说有或多或少的学术性,但是总的来说,无一篇不是和当时的政治相关的。”马克思主义史家将学术研究与对国家和现实的关怀结合起来的精神,需要认真总结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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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考古博物馆 (中国历史文化展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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