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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代考古”概说
作者:孙华 来源:《文物天地》2021年第10期 时间:2021.12.03

  一 三代考古的时代和文化特点

  中国的传统史学对古代中国的社会发展阶段有多种表述方式,最为经典的表述方式是著名的教育家孔子做出的。他以社会制度的变化作为衡量标准,也就是以统治者的产生是选举贤能还是父传子及,将古代社会的发展过程划分为“天下为公”和“天下为家”的两个阶段,前者是夏代以前的“大同”时代,后者则是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的“小康”时代。孔子认为他所处的大国争霸的时代比起小康时代,又更加等而下之了。从晚周时代孔子对古史发展阶段的认知看来,夏、商、周三代都属于“小康”的时代。

  另一种经典的表述方式是著名的史学家司马迁采用的,他将中国汉武帝以前的历史大致按照三种方式编次,最早的传说时代,王世不明,歧异颇多,故将这个时代的多位帝王传说合编为“五帝本纪”;其后的夏、商、周三代,每一朝代的王世清楚,但年代多不可记或存在较多疑问,故以朝代先后为顺序,将其分别编为“夏本纪”“商本纪”和“周本纪”;秦始皇统一六国,开创了一个新时代,相关史料也相当完备,故从秦始皇开始,司马迁是以每个帝王为单位,给他们单独编写“本纪”。在司马迁看来,三代同属于一个历史发展阶段,跟以前的五帝时代、秦以后的时代是有区别的。

  在孔子与司马迁之间,还有不知名的学者假借虚拟人物“风胡子”之口,提出的一种先秦古代社会发展阶段的见解。这种见解是以生产工具的材质作为衡量标准,认为中国古代经历了使用石质武器、玉质武器、铜质武器和铁质武器四个时代。这种社会发展的划分标准,既与古希腊神话传说的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和黑铁时代的划分有相通之处,也与马克思主义以生产工具作为社会史发展阶段的分划标准的思想基本相同。如果按照这个意见,结合考古发现的金属实物资料,三代都应属于“以铜为兵”的时代即青铜时代。

  由此可见,无论是孔子、司马迁,还是所谓的“风胡子”,无论他们的观察角度和考察指标有何不同,但他们都将夏、商、周视为同一个社会发展阶段——三代。

  我们可以归纳出这样的一些时代特征:

  1.中国原史时代的考古(从传说时代到历史时代)

  三代考古是中国青铜时代考古的主干,它通常是指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前250年的以中国传说夏和记载中的商、周王朝为主体的考古。它是以这三个王朝统治及影响区域内的考古学文化遗存为主要发掘和研究对象,并旁及同时期与之相邻地域诸考古学文化的中国考古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夏商周考古的教材一般是按夏商周王朝来进行编制,夏商周王朝的若干文化单元、文化类型、文化的分期编年、城市、墓葬、手工业、宗教、艺术、商贸,最后会说到和周边文化的关系。

  三代考古中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就是史前和历史的分界问题。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有了这种符号,人们就可以将每一代的知识准确地遗留后世,将一个地区的信息传递到遥远的地方,知识的积累和交流就如同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一样,使人们从蒙昧野蛮逐渐走向文明进步。因此,人们将文字作为人类文明进程中最伟大的发明创造,作为文明诞生的重要标志。

  按照通常的说法,中国三代时期是文字出现并遗留有文献记载的时期,是没有文献的史前时期向拥有文献的历史时期过渡的原史时期。但我们看见的这些文字文献的资料都是商王武丁以后的东西,从那以后有甲骨文,有青铜器的铭文,再往后有了简帛文书,但以前呢?

  关于中国文字的产生问题,由于对“文字”这个概念的定义不同,学术界有着不同的认识。有的学者将文字定义为记录语言的符号,因此他们只将按一定语法排列的符号串也就是可以确定是记录语言的符号当作文字;有的学者则把凡是人们用来传递信息、具有一定含义的图画符号都归入文字。按照前一种狭义的文字定义,就目前已经发现的文字材料来看,中国汉字的出现就只能上推到商代晚期,就是武丁的时代、甲骨文的时代,而按照后一种广义的文字定义,中国文字的产生就可以上推遥远的史前时期,甚至可以将许多原始文化的刻划符号都视为文字。根据几个刻划符号,都能说出一个故事,这些符号只是唤醒记忆,记录的是事件中的几个片段,那么这个是不是符号?按照语言学家严格的定义,往往不把后者当文字。

  在三代以前的原始记事符号的材料中,最值得注意的材料有两件:一件是浙江余杭县南湖出土的良渚文化黑陶罐,其肩腹部刻有8~10个连续的图形符号。这个图形符号有人就联系到一些民族志材料里类似的符号,比如东巴文,就想讲出一个故事,但不同人看这个符号联想的故事不一样,有的联想在养猪,有的联想在狩猎。图画的解释,有的说是个锅,史前那个时候好像没有这么大的锅;有的说是个陷阱,还有拦截野兽的这些网,还有人拿着工具在指挥。这个更像是原始祭祀的图画,不太像文字的符号。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是山东邹平县丁公遗址出土的刻符陶片,该陶片出自龙山文化晚期的灰坑中,是一件陶盆底部的残片,陶片上刻有5行11个符号。有些符号有点像甲骨文的刻符,有些已经流畅地像行书、草书。有古文字学家,认为这是走入歧途的一种史前文字。

  在相当于夏代的被学术界大多数学者认为是夏文化的二里头文化中,尚没有发现可以确认是文字的符号。二里头文化发现的刻划符号并不比有些史前文化的符号多,二里头文化陶器上的符号,实际上跟史前文化的很多原始记事的符号属于同一个体系,有时还不如有些原始文化的刻划符号复杂。根据二里头文化的某些符号来比附后来汉字的某个字,是没有多少意义的,因为汉字都是根据人们掌握的符号创造出来的。比如画“一二三”,大部分原始族群、史前族群刻划的“一二三”也就是那些符号,那个时候是没有办法分别的。

  一个值得注意的材料,是在山东桓台县史家遗址的一个岳石文化晚期的井状坑中出土的两块年代相当于商代前期偏早阶段的刻字甲骨。甲骨虽说磨损得很厉害,但可以看出这些符号应当是纵向排列,多个符号连续,并且符号的形体结构与汉文字体系的殷墟甲骨文具有某种相似性。岳石文化晚期相当于商代前期的二里岗下层期,二里岗属于商文化,商文化晚期殷墟文化已经有了成熟的文字体系,那么也可以推测中国汉字的体系很可能在商代前期就已经出现,这正合于先秦人们“唯殷先人,有册有典”的说法,就是说商人是有文献的。当然这只是一种可能性,还要更多的资料来证明。

  文字的起源发展过程有两种说法:一种是渐进说,认为文字从原始记事的符号逐渐发展、积累,符号数量越积累越多,最后变成了文字,量变发生了质变。另一种是突变说,认为原始记事的文字就是原始记事的文字,它发展不成成熟的文字体系,文字体系是一个聪明人或者一群聪明人突然觉得有需要,关在屋子里很快就创造出来了,这些学者会举历史时期比如西夏文字、蒙古文字为例,当然也可以举日本的假名——一个和尚创造出来的,但反驳的人说那时候都有文字了,有可以效法的,没有文字可以效法能不能一个人创造出来。

  现在这两种说法并列,我主张突变说。商代要做大量的占卜工作,经常祭祀、太频繁,人脑袋的记忆是有限的,害怕忘掉,有这种需求,要把这些记录下来以便验证,从而产生了文字。有些文明是神庙里面有宗教的需求,或者是经济的需求、记账收税,总是有需求,才发明出文字,并且开始文字一定是在小范围内流通,掌握文字是一种知识、一种权利,是在贵族阶层中才流行的。三星堆很热,老有人问三星堆有文字没有,我说三星堆可能还没有,三星堆年代相当于商代晚期,这时中原才刚刚发明了文字,可能三星堆的贵族还没有掌握,但是我觉得以后就掌握了,这个东西传得还是很快,古蜀国的人参加武王伐纣好像就掌握了。直到战国时期,巴蜀符号很多人说是文字,不是文字,贵族用的就是汉字,而且是楚系文字。发现的一件巴蜀文化的铜剑,所有的符号图像都是巴蜀文化自己的,但文字是楚系文字,说明它的贵族掌握了楚系文字,只在很小范围内流通。

  2.中国青铜时代的考古

  中国的夏、商、周三代,如用生产工具作为划分社会发展阶段的主要标准,是属于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1979年邹衡教授编写的商周考古教材,三代考古的特征是两种金属工具的使用,我觉得可以把它更简练一下,就说是青铜工具的使用,因为铁器的广泛使用应该是下一个时代。

  青铜时代是以青铜冶铸技术为当时最先进的技术门类和青铜器的广泛使用为特征。青铜是指铜与锡或铅的合金,它具有熔点低、硬度大和铸造性能好等优点,既能够适应当时人们的技术水平,又能够满足人们不同用途的需要,加不同的锡,硬度就不一样,因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成为当时制造武器、工具、容器和装饰品的主要材料。中国的青铜器出现时间虽然并不很早,但它却以使用广泛、数量巨大和工艺高超而著称于世。

  中国青铜器究竟是本土起源,还是受到外来启发?到现在还在争论。出土铜器最早的仰韶时代就有了,陕西临潼姜寨遗址发现有黄铜,而且是含杂质较多的黄铜,可能属于共生矿的偶然产物。另外一件是甘肃东乡林家马家窑文化遗址的铜刀,马家窑文化是受仰韶文化启迪影响而发展起来的彩陶文化,当然现在也有不同的说法。这是现在发现的最早的青铜器,看着简单、就像个铜条一样,这一件发现的地点偏西,有的说铜器中原可能早就有,但青铜可能还是从西面受到影响,这也是西来说的一个证据。

  龙山时代,铜器数量明显增多,分布地域也更加广阔,东面到了大海,山东长岛县庙岛群岛北长山岛店子遗址发现有龙山文化铜片,西边黄河上游甘肃永登县蒋家坪发现有马厂文化铜刀,在这之间还有好些龙山时代遗址都有铜器。这些铜器有红铜的,有青铜的,有铸造的,有锻打的。龙山时代铜器分布状况、材质情况、工艺情况和种类形态,都说明铜器在那时可能已经不是偶然的发现,已经是一项重要的技术成就,许多工艺都在探索中,人们在尝试怎么能造出更好的、更实用的铜器。

  相当于传说中夏代的中原地区,铜器制作比先前龙山时代有了巨大的进步。被不少学者认为是夏文化的二里头文化,其铜器工艺水平最高,也最具有代表性。以该文化的典型遗址偃师二里头遗址为例,这里不仅发现了斧、戈、刀、锥、镞、铃、鱼钩等青铜兵器和工具,还发现了铜鼎、爵、斝、盉等青铜容器,还有镶嵌绿松石镜形器和镶嵌绿松石铜饰牌等复合器。尤其是二里头文化三、四期的铜器都是用陶范铸造的,小件铜器使用单面和双面范,铜容器已经使用双合范或多合范。另外占的比例已经是青铜器为主了,所以把中国青铜时代的上限定在二里头文化时代,这是考古学界的共识。但在青铜时代的下限这个问题上,考古界是有分歧的,大家的认识不一样。

  中国青铜时代的人们对铁器有没有认识?当然有。他们在广泛使用青铜器的同时也开始尝试使用铁器,那个时候还没有人工冶炼的铁,但地球上有天然的陨铁,把陨铁作为一些兵器的刃部来使用,就产生了一些铜铁复合的兵器,比如河北藁城台西出土的铁刃铜钺。

  目前发现的最早的人工冶铸铁器,西北地区有甘肃临潭磨沟寺洼文化早期墓葬出土铁器,其年代可以早到商代晚期以前;中原地区是河南三门峡市上村岭虢国墓地2001号墓出土的铜玉柄铁剑,其年代在西周末期。最早的铁器又是西边的,铁器可能受到西面的启发。

  西周时,铁器在中原可能还很稀罕,玉和铜柄的铁剑,而且是虢国墓地出的、虢公佩戴在身上的一个珍爱之物,这个时候铁器很少,才需要对铁器刻意进行装点。这种情况一直到春秋时期,宝鸡出了金柄铁剑,用黄金做柄、铁做剑身,跟上村岭虢国墓地铁剑的意趣是一样的。

  春秋中期至战国前期的铁器尽管稍多,但还是屈指可数,全部罗列出来也不过20余批,有的还存在年代问题,像以前长沙楚墓出土的那批铁器,很多断早了,真正这一时期的铁器实际上是不多的。中原列国都城里的那些作坊,基本上还是铸铜作坊,铁器作坊出现的比较晚,往往是在战国中期以后了,稍微早点的都是铜器作坊。说明那时国家、社会对铁器的需求还没有到迫切的程度,也没有把资源和注意力投入到冶铁、铸铁中去。

  铁器的广泛使用应当是在战国后期,这时期的铁器不再像先前那样只是零星的发现,而是普遍和大量的存在。铁器一旦广泛使用,肯定会发现大量的冶铁、铸铁的作坊,铁器肯定成批出现,并且出现在普通人的墓葬里、一般的遗址里。在河北易县燕下都遗址内,就发现了三处规模很大的铸铁遗址,在战国后期的地层堆积中,几乎都有铁器出土。战国后期中国社会进入到铁器时代,正是三代结束的时代。因此与其说夏商周三代是两种金属工具使用的时代,我觉得不如就说它是青铜时代,主要就是一种金属器具在广泛使用,人们的注意力还没有转移到铁器上面。

  3.中国早期王朝时代的考古

  夏商周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三代”时期,跟以后的有人称之为帝国时期不一样,跟以前的有人称之为古国时期也不一样,它是早期中央王朝出现并不断加强的时期。从这个时期起,中国大地上就出现了一个中心,以前也有一些区域中心,有中心与边缘,但出现了很快就消失了,到了夏商周三代的时候,它是一个连续性的存在,而且不断地加强。由于这种存在,它形成了“中心”与“周边”这样一种稳定的关系,形成了“中土”与“四土”、“华夏”与“四夷”等概念,形成了“九州”的概念,当然中间的都城就是中州了。

  我们的老师邹衡教授,他的论文集名为《夏商周考古论文集》,邹先生是很谨慎的,虽说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是他首先提出来的,但他编著的教材却名为《商周考古》,本论的第一章用的二里头文化的探索,而不是夏文化的探索。这是因为教材要教给学生成熟的知识,探讨是考古学家、研究者的事情,邹先生把这两者是分开的。

  我认为时代相当于夏纪年的二里头文化可能是夏文化是基于三点的考虑:首先,前面说的夏商周三代,我们的史学传统一直认为它是一个整体,不好把它分开。其二,从制度方面看,无论中国古代的史学家还是现代的史学家,他们多将夏、商、周作为同一制度类型的国家。其三,从考古材料所反映的文化总体面貌来看,正是从相当于夏积年的时期起,但是不是夏积年的最开始,那是另外一回事,即便是从夏积年中间开始,中国考古学文化的构成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出现了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青铜文化体系。传统的制陶工艺开始衰落,二里头文化的陶器绝对没有龙山时代做的好,因为工业重心偏移了,偏到了铜器制作上,铜器制造业开始繁荣,具有先秦文化特质的铜器群和礼器中心已经形成,具有抽象造型意义的鼎、爵、斝都出现了。另外从二里头时期起,出现了巨大的都邑遗址、壮观的夯土宫殿宗庙台基,以及延续至晚周的技术和艺术传统。所以,无论从史学传统,从三代制度一体化,还是从考古材料的一体化来看,夏商周三者都是一体的,所以我觉得二里头文化有点像夏。

  但不可否认夏商周三代是一个有文字,但文字和文献不多的这样一个原史时期。并且在二里头文化阶段,甚至在二里岗文化阶段,现在都还没有文字的证据,还没有出土文字材料。所以怎样来看待这一时期,国内和国外、东方和西方有不同的处理办法。西方学者首先是怀疑,我们首先是相信。他既然有怀疑的基本出发点,他也觉得先秦史不好写,《剑桥中国史》请到西方汉学界那么多汉学家,写秦汉以后觉得很好办,秦汉以前就不好办,放到最后写,最后写的时候还觉得不好办,算了不整合了,每个时期找两个学者,一个搞文献的,一个搞考古的,各写各的。所以我们看《剑桥中国史》的第零卷,从文明起源到秦统一,各表其表,这就是他们的一个态度。另外,他们把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岗文化,就是安阳以前单独列成一个部分,无论他是怎么列的,为啥不把龙山列进去?为啥不把仰韶列进去?从二里头列,还是觉得有点像,这三代差不多。所以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把三代作为一体,大家还是有这么一个共同的认识基础,只是给它灌不灌一个符号、是不是夏,两者有点不一样。

  二 三代考古的既有认识

  夏、商、周时代的物质文化,通过考古学家多年考古工作和研究,考古资料已经有了很多的积累,研究成果也相当丰硕,在此基础上构建的三代物质文化的发展进程,其条件已经成熟。我们做考古首先是年代框架、年代分期,考古的分期分区我们总是放在最前面,因为时间、空间都说不清楚,历史事实就可能错位,所以首先要把时间、空间弄清楚。关于这一点,我们有足够的自信,材料属于哪个时间段,属于哪个区域文化,我们已经建立了年代框架,对不同时期、不同文化的历史背景做了一些解释,当然有些是可能性的分析。

  夏商周时期的早期中央王朝,其统治中心集中在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如果我们将二里头文化的中心遗址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推测为传说中的夏王朝或者夏王朝晚期的都城遗址,二里岗文化的中心城址河南郑州二里岗古城推测为商王朝早期都城亳都,加上已经证实的商代晚期都城河南安阳殷墟遗址、西周王朝的首都丰镐遗址和东都洛阳遗址,我们就不难看出夏、商、周三代早期王朝的首都都是沿着黄河中下游(包括其支流的下游)在移动。统一的过程,东西方是主向,南北方是次要方向。

  当二里头文化的夏代晚期,中国腹心地带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好像还没有完成统一,还存在着可能是早期商人的下七垣文化,肯定属于东夷族群的岳石文化,还有一些族群归属不明显的周边文化类型。但是主要是三个,我们称之为三足鼎立,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文化还远没有统一。

  到了二里岗文化的商代前期,以郑州为中心的二里岗文化的分布范围就北至长城、南逾长江、东抵大海、西极关中,涵盖甚至超出了整个黄河中下游地区。中国的主流青铜文化系统从此完全形成,从此以后中原一直都是中国文化发展的主流,被视为中国历史正统的“三代”文化,就是起源于夏,形成于商,完善于周,该文化系统对后世秦汉文化的形成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这一点我们讲两个问题,一个是三代文化的共同特征,另一个是三代文化的发展进程。

  1.三代考古材料的共同文化表征

  首先介绍三代考古材料的共同文化表征,我们已经有了一些基本的认识。实际上我们的认识有时候很具体,二里头文化有什么特点,二里头文化一期、二期、三期、四期有什么特点,二里岗文化有什么特点,西周文化有什么特点。但还是有一些共同的东西,就跟以前我们考古系的学生编谜语一样,编一个桃李满天下,打一时代名,大家一听谐音,夏商周、至少是商周,到处都是陶鬲。这就是更高层次的归纳,从一个逻辑上来归纳,别管商代什么分裆鬲、周代什么联裆鬲,周边还有什么其他的戎式鬲,都是三个空足煮一些干不干稀不稀的东西。

  如果我们从更高一个层面来进行归纳,三代的一些共同特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首先在居址或者说聚落方面。“聚落”是广义的,都城、纪念性的、宗教性的、工业性的……,这些区域都可以作为聚落的一个类型,但最重要的是居住的部分。三代的大型聚落,尤其是都邑,都有城墙,城墙往往是方形的,周围有壕沟,所以“城池”的“池”有保护作用,方框形的结构“城池”以后被用到好多方面,房顶上周边的镶边都叫做“池”,字画保护画心的边又称之为“装池”,影响之深远。城圈平面一般呈方形或矩形,或由几个方形和矩形的城圈组合而成。就是不同等级的城市,小的就一个城圈,复杂的多个城圈。如果不受地形限制,按规划来做,一般是取方形或者长方形。用夯土来做城墙,甚至做大型建筑的基础,有很发达的夯筑技术。另外在城市规划上形成了不同于其他文明、其他地区的城市规划思想,九宫格、井田制、九州式样的城市。夏代二里头文化就出现了像井田的九宫格,它是不是象征九州不好说,但中间的井字形已经探明了,把宫城放在最中间,以后基本上都是这样,到最后《周礼·考工记》都城要方九里,为什么方九里不是方八里,它有“九州”的含义。

  宫室主要建筑处在城内最显著的中心位置。宗庙是宫室建筑中最重要的建筑群,在某种意义上是国家政权的象征。古代灭人之国,毁其宗庙,使他断子绝孙,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迁其社稷,把他的土地神迁走,当然也要迁其重器,把好东西抢走。宫室建筑以夯土为基础和台基,以木材的柱、枋、梁、椽作为基本构架,屋盖为草泥或瓦件的脊短檐长的两坡或四坡屋顶。从下到上三段式,下面一定有个台基,不会在平面上直接进,这构成了中国建筑的基本特征,二里头时期就形成了,梁思成先生总结中国建筑三段式的立面,有一个出檐深远的屋顶,这个特征在三代、甚至在三代的最早期就应该形成了。

  在墓葬方面。三代均以土坑墓作为基本的墓室结构,并至迟在商代晚期就形成了十字形(或称亚字形,四条墓道)、中字形(南北两条墓道)、甲字形(一条墓道)、口字形(即长方形)四种具有等级含义的墓葬形制。以后这个等级一直也有,秦国秦公大墓最后工程做得非常大,墓道100多米,但他还是按规矩的,不会做成四条墓道,但他一旦成王,就做成四条墓道了。这就是古代的制度,这个制度在三代有个形成过程,但在商代晚期肯定就形成了,以后不断复杂化。十字形墓是具有某种神秘意义的为三代王者,尤其是商周王者,以后是秦汉皇帝独享的墓葬形制。我们看周公,在周代周公地位特别,他用了十字形墓葬,联想到周公称王的说法,即使没称王也辅政了,也是特殊的诸侯,所以可能允许他用了这种葬制,其他诸侯国没有用四条墓道的。

  墓室内用木材构筑椁室,椁室内放置木棺,椁室象征着房子、院落,棺椁层数具有礼仪等级意义,越到后来层数越多、越严密。周代还仿照生者宫室制度形成了饰棺制度,房顶不好表现,用饰棺的池来表现,王四面、公三面、一般的卿大夫两面、士一面。死者葬式基本上为仰身直肢,这个三代是相同的。

  在器用方面。陶器都有陶鬲这种三空足的炊器,尤其是二里头文化晚期以后。铜器以礼器、乐器和兵器为主体,兵器有一些还有象征意义,比如大钺,有学者说“王”字像大钺,吉林大学林沄教授就有这种观点,但是我觉得“王”字更像个玉钺。用铜器来体现“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国家的大事在祭祀和作战,青铜器主要用于这两个方面。但他不会把青铜器拿来做神像、人像,做工具也很少,尤其是农具很少。为什么不用青铜来做工具,从民国年间就有学者做了种种推测,当然青铜比较贵重、舍不得用是一个原因,另外说黄土地区用不着青铜工具,用木棒绑块石头就可以挖了,优越的环境限制了改造工具的主动性。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李亚农先生在民国年间就提出了这种观点。无论是哪种说法,总之青铜造像、青铜工具是很少的,凤毛麟角,这跟三星堆完全不一样,三星堆出了那么大一堆人像、神像,还有铜树、铜动物,这些东西在中原就很少见。

  无论夏商周,铜礼器都以鼎为核心,鼎具有象征意义。夏禹或者夏启作九鼎,以后九鼎就有国家、政权的象征,所以国家、朝代的更替称之为“鼎革”,用鼎来描述,鼎的重要性可见一斑。这是夏商周三代不变的,即便秦汉以后鼎已经没那么重要,很多朝代都还要铸鼎,象征政权的合法性。有时候一套鼎铸坏了,又做一套,宋代就做了两套九鼎,称之为十八鼎。此外,鼎还作为香炉等形态摆在神的面前。后来很多三代的青铜器造型都没有了,但鼎的生命力很强,就在于从夏代开始,它就具有象征意义,而且一直都在夏商周延续。商灭夏鼎迁于商,周灭商鼎迁于周,秦灭周鼎迁于秦。但秦国很短暂,后来汉朝兴起的时候就有政治谣言,说秦实际上没有获得九鼎,政权不具备合法性,有一个鼎跑到泗水里去了,所以汉代的画像砖有好多泗水捞鼎图。

  铜乐器以合瓦形扁体钟这类打击乐器为主体,这种造型从史前时期的铜铃而来。有学者说,它可能具有音乐上的力学上的意义,圆形的钟在四面八方敲都一样,扁的钟敲中间、敲边上不一样,一个钟可以敲出两个音。但这是后来的事,早期可能考虑不到那么远,早期就是好铸造,像合瓦形的两块范就可以铸,如果是圆形的至少三块范才能做。所以合瓦形的铜钟以后一直延续下来,把它作为奏乐的一种乐器。

  铜兵器以戈为主体,贵族在佩剑之前都是拿着戈,既可以凿又可以勾的一种兵器。铜钺具有军事权力的象征意义,赐斧钺就是赐予军事权力,可以代表王去征伐。

  玉石器有一套极具特色的礼玉、佩玉和弄玉。玉石器从史前时代就出现了,就有礼仪意义,这时得到了强化和延续,佩玉形成制度是这个时期,而且是在这个时期比较晚的阶段、西周以后。

  在技术方面。中原青铜文化系统均有高度发达的青铜冶铸业,其他金属冶铸业相对滞后,金银工艺不太发达,且深受青铜工艺的影响。说三星堆黄金器发达,其实不发达,跟商周是一样的,商周也是这样包在青铜器上的。我们看殷墟,那些大墓虽然被盗很严重,但是小的铜器上还有包金的,那时鎏金技术不发达,只有用包金。所以金器在使用,但由于青铜工艺太发达,反而影响到贵重金属的工艺。曾侯乙墓用黄金做一个盏,用的铸造工艺,那要耗多少黄金,而且黄金不适合铸造、适合锤揲,它的延展性好,铸造一个黄金盏,用锤揲法可以铸造好多个,而且铸造这一个还破了,因为内外收缩不均匀,黄金盏上面有裂缝,装水可能要漏。黄金工艺都受到了发达的青铜工艺的制约。

  铜器铸造以范铸法为主体,工匠把范铸法用得很娴熟,在父子相承的手工业体系下,习惯了范铸法。虽说范铸法相当复杂,但在三代工匠手里,能玩出花样来,能把范铸法发挥到一个极致,做出的有些铜器,有些专家认为非失蜡法做不出来,结果还是范铸法做出来的。由于范铸法运用的太好,失蜡法可能早就知道但不用,直到后来可能有些大批量铸造或者是很复杂的铸造工艺,必须使用失蜡法的时候,才不得不使用。

  陶器制作业相对衰落,夏商周时期没有多少像样的陶器,因为当时工业的注意力不在这方面,能用就行了。除了商代的白陶、南方的釉陶(还不是夏商周文化圈里的东西,是输入品)以及战国时候的磨光黑陶还说得上有点创造以外,其他都说不上有什么创造。玉石器工艺传统获得高度发展,漆器制作源远流长,也得到了高度的发展。

  在艺术方面。夏商周三代尚未形成独立的绘画和雕塑艺术,只有附着于其他用途器物上的工艺美术。器物要实用,是为了实用做的器物,然后在器物上做一些装饰、装点。装饰和纹样注意大口器的内部装饰和小口器的肩部装饰,以满足当时低坐方式的需要。博物馆如果做三代展览,可以把展柜、展台做低点,当时人们是坐着的,是看器物的内部或者是肩部,把器物放得太高,观众只能看底部,底部恰巧不是当时人们装点的对象,做的都比较粗糙。唐代以后的东西和以前的东西,要采取两种不同的展柜和展示方式。

  装饰以凸凹对比的具有雕塑效果的铸纹为主体,而不是色彩。纹样以抽象的动物纹样为主题纹样,比如兽面纹、夔龙纹、凤鸟纹。几何纹样往往作为衬托纹样,人物纹样也比较少见,所以出个人像(纹样),大家就兴奋的不得了,像人面铜方鼎,但出在湖南,还不在中原。所以人物纹样比较少,而且出现的比较晚,到了战国时期才流行这种纹样。动物纹样往往几何化、抽象化、符号化、神秘化,少见写实的动物形象。铸造的动物造型铜器,身上堆一堆动物本身没有的纹样,干干净净的、素面的极少。所以发现小臣艅尊,这个犀牛尊,大家都很高兴,觉得胖乎乎的小铜尊跟一般的铜尊不一样,它没有附加很多的抽象纹样,一般的铜器都要有这种纹样。

  以上所举的夏商周三代文化的基本特征,都是基于视觉的文化定义的表层内容,尚未涉及其深层含义。就是这些文化的表层现象,也不是全面和完整的。不过从这些现象来观察,我们也不难发现,三代不同时代的文化尽管各有自身的特点,但也具有相当强烈的共同性。正是由于这种共性,把三代文化与其他文化分别开来,使得夏商周三代成为早期中国的一个象征,才奠定了以后秦汉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王朝出现的历史文化背景。

  2.夏商周考古材料的年代框架和三代文化的发展进程

  中国的中心地区自从龙山时代末期完成了由铜石并用时代向青铜时代的转变,并在战国时代完成了由青铜时代向早期铁器时代的转变。处在这两个转变之间的三代文化,在近两千年的发展历程中,不断在发生变化。最大的变化往往不是和改朝换代对应,而是在某一个时代之中,这些变化可以划分为三个大的时期:

  (1)中原文化的鼎立时期(前1900~前1500年)

  相当于中国历史上夏代积年的时期,也就是二里头文化期前后。这是中原青铜文化系统产生和逐渐形成的时期。在这一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主要有二里头文化、下七垣文化和岳石文化,中原地区考古学文化的统一尚未完成,统一的三代文化的基本特质尚不完全具备。

  青铜器的出现标志着中国社会已从石器时代过渡到了青铜时代,中心聚落的形成标志着区域政教中心的产生,宫殿建筑的修建意味着国家机器或王权的确立,墓葬的等级差异则反映了阶级对立的现象,青铜礼器和兵器核心器类的出现……这些都足以说明,中国社会从这一阶段开始出现了巨大的变化。

  该期已经有像河南偃师县二里头遗址这样的中心都邑,都邑内有大型宫殿和宗庙,宫室建筑为周围绕以廊庑的横长方形院落,主要殿堂位于院落后部。墓葬材料较少,均为不带墓道的竖穴土坑墓,前边我们说的那套等级的、规范的、制度化的墓葬制度还没有形成。青铜冶铸工业刚刚兴起,铜器使用领域还有限,礼器仅限于爵、斝等不多的几类,其器壁很薄,罕见纹饰。这个时期给我们的感觉已经有后来的气象,但是还比较初步。

  (2)中原文化的一统时期(约前1500~前650年)

  在这样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文化基本上是一统的。虽然有商周的不同,但是周灭商之前是商的附属国,可以视为一统,中间发生了王权的更替。可以分为三个小期:

  第一个时期是商代前期,这是中原中心的确立时期,也就是商文化二里岗期、洹北期及殷墟早期。这是中原青铜文化系统形成的时期,也是商文化极度扩张的时期。二里岗期文化从郑州中心向周围扩张,而且扩张的速度很快,很快就把东面的岳石文化消除了,在二里岗文化的上下层之间就完成了中原和东方的统一,向西一直扩展到关中地区。这个时期走到哪都觉得文化差不多,在长江边上捡到商文化陶片一看,好像郑州的,到黄土高原、到河套地区伊金霍洛旗二里岗上层的陶器,好像跟郑州有点像。有点像汉代的味道,汉代走到哪,看见的汉代遗址都觉得好像跟中心地区差不多,这个感觉二里岗文化的时候有了。

  这时都城形成了规范,甚至连方向都好像有点一致。南北向,大家往往说北偏东,实际上坐北向南应该是南偏西才对,南偏西、偏一点。不管是都城还是地方城邑,都是这个方位观,好像跟二里头文化不太一样,二里头文化有点南偏东。都城的大型宫室建筑群是一个个单独的平面呈横长方形的单进院落组成。都城和地方城市不一样,都城独院,一个个院子排列在一起,地方城市中间就一组院落,往往是两进,有的还有个后面、三进,有点像前堂后寝的模样。所以当时的制度已经相当的严密,都城是都城的,地方是地方的,有点像地方不能修宫殿,只能修衙署一样,好像管理的很严格了。墓地的竖穴土坑墓规模逐渐变大,腰坑和殉人逐渐增多,但还没有形成那种规范化的墓葬制度。

  青铜冶铸规模扩大,技术提高,铜礼器以成双成对的大方鼎为核心,礼器群中最重酒器,酒器又以觚、爵为基本组合。这是一个器类创造的时期,工匠都在想方设法创造新器类,商周时期青铜器的器类,大部分都在这个时候创造的。陶器群以陶鬲为主要炊器,器类比较杂,鬲做得非常的规范,哪都一样。纹饰为缺乏主次对比的单层花纹,但兽面纹、夔龙纹和凤鸟纹都已经具备,只是不太好分辨,单层的、把主纹和地纹搅在了一起。这时还没有文字的发现,是不是有文字,我刚才说了商代前期有可能,但是还没有发现,发现的甲骨还是岳石文化的。

  第二个时期是商代后期至西周中期前段,也就是商文化殷墟晚期及周文化前期。这个时期是中心地区文化的高峰时期,在青铜器发展史上,李学勤先生称之为第一高峰期。

  该期的都邑平面尚不清楚。殷墟没搞清楚,周原过去也没搞清楚,最近北京大学和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工作有突破性进展,发现了三重城。今后这个时期会有好的案例,但目前公布的案例里还没有。宫室建筑群平面布局与前期相似,对称规律更加严密。主体殿堂与附属建筑的台基高度差别不明显,屋顶仍主要为草顶,屋脊等重要部位开始使用瓦件。

  墓葬沿袭商文化的制度,土坑墓形成了十字形(亚字形)、中字形、甲字形、口字形的四个墓葬等级,腰坑和殉人之风在此期达到鼎盛,逐渐不盛行。铜礼器的列器制度尚不严密,已经能看出来一些铜器组合制度,主要是在酒器方面。乐器已经出现成编的现象,但不成套,很多都是拼凑的,奏乐章困难,可能还是敲鼓点。

  铜器也主要继承前一期的冶铸工艺,但变得厚重,开始注重造型的美。如果说前一个时期铜器显得高峻,有的头重脚轻,这个时候铜器变得比较厚、比较稳重。纹饰主次分明,主要还是兽面纹、夔龙纹、凤鸟纹。文字体系出现,甲骨文、铜器铭文都已出现,甚至有文字作为装饰的情况,像妇好墓铭文已经注意对称、有美术字的效果了。

  第三个时期是周制周礼的形成时期,即西周中期后段至春秋早、中期之际前后。这是周文化形成典型的自身特色和《周礼》形成的时期。这一时期周王朝统治区域内的文化面貌逐渐趋同,文献中“周礼”定型于此期。

  高级宫室建筑普遍使用了瓦顶。晚周礼书所记周人墓葬制度在此期已经形成。高级贵族墓葬墓室周围填塞木炭,有的还积石。饰棺的“墙”“柳”“荒”“帷”和“翣”普遍使用并有严格的等级差别。这些本来是生人房子周围的东西,用来装饰棺罩,现在农村还可以看见,这个小房子有的是用纸做的,有的是木框上面用纺织品。象征宫室制度的这套葬制是周人的创造,是周礼的重要组成部分。另外,流行以大量玉器敛尸并给死者盖以缀玉覆面的作法。

  铜礼器已有严密的列器制度,铜器组合中酒器除了一套很小的仿古器外,实用酒器已很少见,鼎、簋、壶、匜、盘成为了一种基本固定的礼器组合。为了礼制的需要,对铜器追求数量而不那么注重质量。男性高级贵族墓中均随葬成套的乐器,铜编钟以可以演奏乐曲的8件或16件为编,可以敲中间正鼓音、敲侧鼓音两个音,这样用有限的铜钟可以奏出比较丰富的乐章。并普遍以石编磬相配,以前有磬,但不成套,这时钟磬相配。陶器仍以鬲、盆、豆、罐为基本组合。装饰风格显得粗放,传统的纹样已经被重环纹、窃曲纹、波带纹、垂鳞纹、瓦沟纹等所取代。

  (3)列国文化的林立时期(前650年~前250年)

  春秋中期至战国中、晚期之际前后。这一时期随着周王室的衰落和诸侯大国的崛起,出现了围绕着几个诸侯大国的地缘集团,中原青铜文化系统在总体风格基本一致的情况下,也明显地存在着晋、秦、楚、齐、燕几个亚文化之间的区别。以大国的都城、作坊为中心,形成了一个辐射范围。我们说晋文化、楚文化、齐文化、燕文化、秦文化,实际上这些都属于周文化,是周文化的一个一个变体。

  该期城市兴起,各国都在大力筑城。由于各国地位都在提高,在旧有城邑基础上扩张,城市就显得多元化,有的这里加一块,有的那里加一块,也有新筑城,往往比较规范。有单独一个城圈的单一型、两个城圈相邻的并列型、多个城圈集中在一个不大范围内的聚合型。

  宫室建筑在平面上轴线加长,把若干院落连在一起,形成向纵向发展的多院组合。在立面上主体建筑的台基逐渐加高,形成了内包夯土台的假高层建筑;宫室建筑的屋顶已全部用瓦覆盖,瓦件有板瓦、筒瓦和瓦当多种。

  墓葬中氏族墓地开始瓦解,家族墓地逐渐普遍;大型墓葬除沿用前一阶段的积石、积炭外,还出现了题凑、积沙和用白膏泥包裹椁室(这主要见于南方楚文化墓葬)的做法。这时墓地有个很重要变化,过去都是“不封不树”,墓上不做封土、不栽树,没有墓上标志,这时开始修筑封土。封土从哪来?有人说从土墩墓来,可能不是,封土早期还是从建筑台基、生人宫殿过来的。有了高大封土,封土上修房子,把生者的宫殿也搬到了坟墓上。

  冶铁业在这个时期的末期开始兴起,但在许多领域尚未取代铜器的作用。金属铸币开始使用并广泛流通。铜器制造业以崭新的面貌出现于世,形成了中国铜器发展史上第二高峰期,这是李学勤先生对它的称呼。各国这时都有自己的官营手工业,是不是有一群流动于社会上的工匠?还不好说。有一个例子,曾侯乙墓的铜器做的特别精彩,到了一个极致,等到他儿子时铜器退化,是不是在曾侯乙的时候,有一帮流动工匠从其他地方过来,给他帮忙,所以做得很好,以后没这些工匠帮忙了,他自己的工匠做不出这样好的铜器。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一帮工匠又到哪去了,其他地方也没看见,现在还不好解释。铜器的铸造技术由先前比较单一的范铸法发展成为以范铸法为主,并辅之以失腊法的新兴工艺。铜礼器的等级普遍较先前增加了一级,礼器的组合趋于多样化。新的器类不断产生并不断发生变化,纹饰普遍细小化和图案化,蟠螭纹、蟠虺纹、蟠蛇纹等成为主体花纹。以前的兽面纹、夔龙纹、凤鸟纹这些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这种细小化的动物纹样。

  除了以上两个方面外,三代考古在考古材料的年代框架、文化谱系、族属国别、历史背景,以及都城格局、墓葬制度、产业形态、商贸交流、文字艺术、与周边文化的关系等方面,也取得了很多研究成果。

  三 结语:三代考古与三代历史

  中国是一个历史文化积淀很深的国家,尤其重视流传下来的数量不多的文献。由于文献不足,后来的人们对三代自然就有很多憧憬和想象。在夏商周三代的考古研究中,每当我们发现一些重要的遗物、遗迹和文化现象,我们都会情不自禁地将其与我们所知的相关文献记载联系起来。由于这些文献往往成书于晚周甚至汉晋,与我们考古发现的实物资料存在着年代上的错位,如果忽略这种错位,我们通过考古实物与文献记载比较所得结论,就可能存在错误。

  例如,我们考古发现的“觚”“爵”之类铜器,它们在商周时期的礼仪场合所承担的角色,我们已经难以确切认知。有学者首先认定所谓铜“觚”“爵”等就是文献记载中的觚和爵,并通过《仪礼》《礼记》等文献关于觚、爵使用情况的记载,对这些铜“觚”“爵”的礼器功能做出推论。事实上,“觚”“爵”一类铜器流行于西周中期之前,《仪礼》《礼记》等文献不过是东周晚期以后,文献中的觚和爵是否是西周以前的铜“觚”和“爵”,应该打个问号。我们见到的晚周时期的图像资料,如战国早期的嵌错射仪图画,其中有罚酒或赏酒的场面,图中人物所持的杯子,既不像铜器中的“觚”,更不像铜器中的“爵”。这个时期正是文献记载觚、爵的时期。

  解释宫殿建筑遗址时也存在这个问题。考古发现的大型宫室建筑基址,无论是二里头遗址宫殿基址、商代前期的盘龙城遗址的宫殿基址,还是商代晚期的殷墟宫殿基址、商代末期至西周前期的周原遗址的宫殿基址,我们一些考古学家都喜欢翻出《周礼·考工记》等礼书作为解释的依据;但真正发掘出了西周后期及东周时期的大型宫殿建筑基址,我们的考古学家又很少结合这些晚周文献了。对比的年代是错位的。像凤雏1号大型建筑基址,很像是二里岗时期以来地方政权所使用的衙署建筑,西周中期以后的宫室建筑格局不是这样,不应该用晚周文献来比较。

  这是遗迹、遗物,扩大到一个文化,如果贸然把文化的分布区、时间界限与当时的王朝、当时王朝的统治区进行对比,很可能要犯错,可能会产生一系列的问题。

  更早的相同文化面貌的遗存与其后已知遗存是同一族群或同一国别吗?二里头文化,我们认为是夏文化,那比二里头早的、年代还是在夏纪年的文化,是不是夏文化?下七垣文化我们认为是先商文化,实际上是通过跟后面商文化比较来的,而比较的是陶器,不是统治阶级的东西。那么早期使用相同类型陶器的族群,是以后的统治阶级,还是被征服的人?这些都是问题。

  另外,那些距离已知的中心遗址较远的相同或相近文化面貌的遗存,与中心遗址属于同一族属或国别吗?现在也还不好说。我们一般都认为肯定是一样的,国外学者就说不一样,说商就在殷墟附近那一小块,远处的看起来陶器相同的应该是其他什么方,说不定他们喊商王也叫商王。这是两种不同的认识。

  目前关于夏文化的探索,尤其是关于二里头文化与夏文化的关系,主要有两种观点:

  一种观点认可传统的夏、商、周“积年”,从《古本竹书纪年》471年的夏代年数,将夏代的年代上限推定在公元前2070年。由于二里头文化的碳十四年代测定数据没有这么早,只能将二里头文化以前的中原地区的龙山时代末期的文化加上。《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就是这样来处理的,但这样处理有没有问题?好像还是有点问题。在这之前看不出二里头文化有夏王朝的气象,还分成几小块,夏王朝应该是一个统一的王国,以后有点像,以前还不太像,怎么来处理这个矛盾?

  另一种观点不认可传统的夏、商、周“积年”,而是另辟蹊径,基于人生代差的年代跨度以及历史时期平均王年,前者是经验,后者历史王年是有记载,推断夏代始年在公元前1850年前后,夏商之际在公元前1500年前后。这个推断就与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岗文化的碳十四测定年代跨度相符。这是刘绪老师在他新书(编者按:指《夏商周考古(中国考古学六讲系列)》)里面的观点。这个观点有它的合理性,以前的文献不一定可靠,我信碳十四测年,而且信经验,一代王不会那么长,就是20来年。但我们夏商周不是要相信这些文献吗?怎么又不相信它这个“积年”了?这里面也还是有问题,也还得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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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享:
中国考古博物馆 (中国历史文化展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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