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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上海道契土地数据的再认识(1843—1911)
作者:牟振宇 来源:《史林》2021年第4期 时间:2021.10.14

  摘要:本文从测绘技术角度出发,对晚清上海地区颁发的道契土地面积精度进行系统的考察。发现:1.在会丈局成立之前,未严格执行《土地章程》关于土地丈量规定,不少田单在转换道契时,未经官方重新勘丈即立契,特别是道契因二次交易产生的副契,这种情况更加严重;2.会丈局成立后,通过订立《上海会丈局酌议定章》,完善了道契测量、颁发流程,且杜绝了地保等以权谋私从中牟利的各种流弊,提高了道契数据精度:一方面查缺补漏,对未经官方勘丈又需交易的土地,须由官方勘丈后立契;另一方面订正了原田单中大量的错误数据;3.1900年之后公共租界清丈处成立后,由工部局派员参与租界土地勘丈,并负责编绘地图。由于采用了西方测绘技术,得出的道契土地精度明显高于会丈局。4.19世纪末,随着西方技术逐步引入,上海土地勘丈技术也有所提高,特别是采用新弓法,并使用经纬仪、平板仪、刻划带尺等科学精密仪器,采用测记法、支距法、交线法和极坐标法等测绘成图,提高了精度。

  道契(Title Deed) 是1847—1930 年间,上海、天津等通商口岸城市地方政府签发给外国人的地契。由于必须经道台(苏松太道、津海关道) 钤印才能生效, 故习称道契。由于道契的颁发有一套比较严格的程序,相对于传统中国业主所持有的契约凭证,道契较为规范,又经实地测量,数据相对准确,这已为学界所认可,鲜有学者怀疑道契中所载数据的精度问题。然而笔者在翻阅大量道契档案以及相关文献时注意到,不少道契中的土地面积数据并不准确,特别是会丈局成立之前。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这一问题学界尚未讨论过,本文根据已刊《上海道契》及相关资料,对于道契数据及所附地产地图的精度进行讨论,以期对上海道契有新的认识。

  一 会丈局成立之前的道契土地数据

  1843年上海开埠后,鉴于中国田单形式多样、产权复杂等情形,中外双方于1845年签订的《土地章程》第一条规定:“地方官与领事官须会同审定边界,确定若干步亩,并以界石标志之。其有道路者,该界石须置于道旁,以免阻碍行人。惟界石上须刊明该处离实界若干尺。”该条款成为在会丈局成立之前,在田单转换为道契时进行土地丈量的重要法律依据。在开埠早期,这一条款尚能严格执行。以英国英册2905号道契为例,在其所载的《上海知县暨会丈局总办联衔呈上海道台禀贴》可知道契立契时土地勘丈的一些细节:

  英正领事所派之员,传同业户,督饬亭耆地保,前往该地履勘,按址丈量,丈见积二百十七步二分四厘,合计地一亩一分二厘六毫。核与原契田单六分七厘三毫之数,多地四分五厘三毫……多地应令缴价升科。

  该宗地产经重新测量,比原田单多0.453亩土地。田单,即“执业田单”,又称“方单”,是华人持有的土地产权凭证。在开埠之前,乾隆四十八年(1783)曾颁发过一次田单,为小刀会起义之前华人田单的一个版本。据《上海乡土志》记载:“吾邑自平刘丽川之乱,善后清粮,于是咸丰五年之新单出,而乾隆四十八年之旧单作废矣。”小刀会起义之后,上海县衙所藏鱼鳞图册等土地资料全部毁于战火,故后上海地区又重新测量土地并颁发了新的田单。相对于道契,田单内容比较简单,信息量少,仅“载明坐落某处之基地一方,并无确定之界限四至,亦未粘附任何地图”,精度有限。若出现子孙分析家产,方单被分割,每人各执一部分,土地交易时,“倘不将其他各部份取出并合,则各人所执者,殆难了解”。这也是道契产生后田单备受时人诟病的主要问题。

  随着上海租界不断扩展,颁发道契的范围日益扩大,土地交易日益频繁。又因当时没有专门的土地测量机构,有些田单在转换道契时并未由官方实施勘丈,特别是道契地产的第二、三次交易时,包括再次划分割售转让等,造成契内土地与实际不符的情况产生。英册第1812号、1813号道契载《会丈局总办呈上海道台禀帖》云:“从前洋商请立道契,并不委员查勘,该洋商等每借口于执有道契,往往商民争讼。”可见,在会丈局成立之前,洋商请立道契时不查勘者较为普遍,下面举几例说明:

  英册道契1759号所载《上海知县暨会丈局总办联衔呈上海道台禀帖》记载了英正册145号契内划分若干分地,在会丈局重勘分地后发现契内土地与实际不符的案例:

  前号副契遗失,查英册该副契,载地二亩一分九厘一毫由“计勒司毕马礼牙甘尼地端木孙”四户转与义源行并入英正册七十七号契。该正契原载地五亩八分四厘九毫,合之前号副契地亩,应共八亩四厘,从前未经勘丈,今丈见共积一千六百四十六步八分,合计实地六亩八分六厘二毫,核与两契原载亩分少地一亩五厘八毫。

  同样,一副册28号契地:并入英正册74号,“核与两契原载亩分少地一亩八分六毫”;一副册187号地,并入英册1049号,“从前均未丈过……核与原载亩分少地一亩四分八厘九毫一丝”;一副册188号契地,换立英正册1756号新契,“前号副契,载地二亩三分三厘九毫,从前未经丈过……核与副契原载之数,少地八分四厘七毫五丝七忽”;一副册148号契地,换立英正册1758号新契,“前号副契,载地二亩七分四厘六毫,从前未经丈过……核与原载之数少地八分一厘六毫”;一副册186号,先已并入153号契,现并换立英正册1759号新契,“前两号副契,共载地一亩五分六厘四毫,从前未经丈过……核与前两号副契原载之数少地一亩一厘六毫二丝”;一副册117号契地,换立英正册1678号新契,“前号副契载地一亩三分三厘三毫,从前未经丈过……核与副契之数少地一分三厘三毫二丝”;一副册127号契地,同英正册338号、443号地,并换立1753号新契,英正册338号正契,443号正契,两契“从前均未丈过”,“核与三契原载之数少地一亩二分八厘五毫九丝”。

  上引英册道契1759号记载了道契副契立契时“从前未经勘丈”的情况,除了副契,正契立契时也有未勘丈情况,如英册道契第1766号附《上海县二十五保三图地保禀帖》记载,英册第206号租地,“伏查该地请立道契时,未经丈量”,另一附件《上海知县暨会丈局总办联衔呈上阿辉道台禀帖》亦云,“此项二百六号契地,即前奉清查……咸丰七年立契,由原业户姚宝珠等出租,从前未经派员勘丈……自以根查当日之原业户田单册底应有若干之完粮实地为据”。

  又如英册第341号、728号道契,经会丈局调查:“查该两契当时但凭领事立契送印,并未派员勘丈,契载亩分本难准实,如三百四十一号契,所租石黄氏之地,契内载地一亩九分五厘二毫,饬经该图册书查对县署粮册,该地系二十五保三图必字圩第七十号业主石黄氏泽天一亩三分二厘五毫,又七百二十八号契所租瞿云台之地,契内载地九分三厘,查系该图圩第七十一号业户瞿锦荣则田九分,以上两地系属毗连,应有完粮,实地二亩二分二厘五毫,该两号道契共载地二亩八分八厘三毫,计浮于两侧实有之地,契内多载六分五厘八毫,查民间执业田地,总以县署粮册为准,当饬亭耆按址丈见该两地共积五百三十七步二分六厘二毫,合地二亩四分五毫,比之道契当日浮开之二亩八分八厘三毫,虽少四分七厘八毫,而核诸县署粮册原业完粮实地之二亩二分二厘五毫,实多地一分八厘,所多之地,自是侵占河滩。”同一块土地面积有3个数据:道契数据、田单数据,还有粮册数据,且各不相同。

  道契立契未经官方丈量,有业主方面的原因。据英册道契1787号《上海知县暨会丈局总办联衔呈上海道台禀帖》记载:“查明原契由华民陈洪九出租,正在往勘间,据妇人奚张氏,以该地系渠向来所有之产,已在县控告,现并赴英署具禀等语,伏查前项地基上年由金世美请立美册五百三十八号契,当时据奚章氏与宝源祥一同具禀,各以该地系属己产,曾于黎前县任内控告,集讯在案等情,当以该地既有轇轕未清,仍未便准与勘丈。”从这个案例来看,业主以土地纠葛为由拒绝勘丈,但该地产仍然永租给洋商并立道契,包括之后的几次交易,均因此缘由未勘丈。也有业主以田单遗失为由,随意出立代单,弄虚作假。据光绪十四年(1888)五月会丈局调查,“近年出租于洋商之地,动称田单遗失,随意出立代单,究其实类皆将田单抵押在外,或将别地之单盗卖官地、官滩以及无主之地,甚至一地数卖、捏写代单,以致因地争讼之案,层见叠出,皆由听信奸民混用代单之故。”又据英册第1812号、1813号契载《会丈局总办呈上海道台禀帖》云:“上海自通商以来,华民将田地出租与洋商,每有将他废单张冠李戴,甚至盗卖官地、官滩以及一地数卖之弊。”

  又,据英册道契3974号记载:

  宪谕现有太古洋行以本图伏字圩二百六十六号周达义、贾富金户田单地请并入英册二千三百九十九号道契着查复等因,查太古现请并契之地与从前已转二千三百九十九号,道契之地当初均系徐遵义管业。此地单少地多,早经徐遵义如数缴价升科。现太古所请并契之地实系单内之地,所有二百六十六号两单之地,早已转入二千三百九十九号道契,推原其故,因当日徐遵义出租时误将二百六十六号两单留出而以升科单尽数丈与洋商,遂有单地互换之错,所幸该两地现已尽归太古管业,尚无妨碍。惟前既失查,现当并契之时,理合声明,为此粘图呈请局宪大老爷电鉴上禀。

  光绪二十八年九月。

  事出其因是,太古轮船公司添租景记公司之地时,发现“少地四分三厘九毫”,经地保调查,实系华人业主徐遵义出租时,误将266号两单与升科单蒙混,以致田单与实际土地不符。

  相比业主,地保对于该问题负有更大的责任。地保专管图内田地房产的买卖过户、承粮付税,图册注记及忙银粮串等。所有“田单等在交割时,卖契上非由值年地保到场盖戳证明不得作为有效”,其他如田单凭证遗失等情况,亦非由其证明不可。上海开埠后,田单转变为道契时也必须由地保在场,并在道契正文上签字画押方有效。由于地保不入正官制,为增加收入,地保以权谋私舞弊的现象较为普遍,“其间有不道德之地保,遂得以操纵之,或勾结乡董,压迫欺骗,诚不亚于土豪劣绅之鱼肉乡民也”。在永租土地交易过程中,地保弄虚作假的案件数不胜数,下面举两例说明:

  英册第1812号、1813号契记载:“乃二十七保九图地保顾掌生、即顾岐山,身为地保,既先将己地田单,抵押与公记行,复以他号废单,将地租与英商码礼逊,请分立一千八百十二、一千八百十三号道契。设一被其朦过,敝局经丈之员与贵县会同勘复,均不免有失察之咎。”可见,地保以他号废单转租,又串通会丈人员,弄虚作假,是此案发生的主因。

  又英册1814号记载:

  前宪台札委员勘英册一千八百十二、一千八百十四号新契租地一案。遵经卑职等与黄巡检黼会同英领事所派之员,将一千八百十四号契地,查明丈先行禀覆在案。兹查一千八百十二号契地,系据业户顾岐山,将二十七保九图克字圩三百八十四号,户名顾裕龙则田二亩四分二厘七毫,出租于洋商马礼逊,附交前项田单一纸,当查该单地与册不符。正在查究间,据公记行伙朱升以上年十一月间,有充当图保之顾掌升,将田十一亩七分零计田单九纸连住屋抵与伊行,价洋六百元,限期回赎,过期后屡催不睬,今闻将该产借名洋商,请立道契等情,具禀前来,卑职等伏查该业户顾岐山,即顾掌升,系现年地保,既先将己田单,抵押与人,复以他号田单,租于洋商,请立道契,实属任意蒙混,惟该地保尚有英册一千八百十三号新契之地,事同一律,自应并究,专案禀复,一面由县并按。

  地保先将原田单抵押他行,又以他号田单代替原号田单转立道契,此类案件在当时比较常见。

  除以上人为因素外,还有因土地开发造成契内数据与实际不符的情况。以英册道契第1856号为例:“按址丈量,见积七百四十三步七分一厘九毫二丝,合地三亩九厘八毫八丝三忽,核与销契所载前丈实地三亩二分七厘六毫之数,少地一分七厘七毫一丝七忽,查该地北首毗连马路,现在丈见由南至北所有弓步比之谢牧原图所载弓步短少,是所少之地系让筑马路。”此外,道契原有坟地迁移、水沟或小浜吹填,均会造成原有土地面积的变化,但这些变化并不能及时在道契上反映,除非在土地再生交易并勘丈后才会被发现。

  综上所述,从目前已刊发的《上海道契》来看,在会丈局成立之前,道契土地数据可分为以下两种情况:1.道契立契时的数据,有些经过了官方实地勘丈,但也存在一些道契立契时未测量,数据来自原田单;2.道契地产第二、三次交易,包括再次划分割售转让等,大部分未经官方勘丈,其数据或取自田单,或系私人丈量。

  二 会丈局成立后的道契土地数据

  光绪年间,鉴于“租界日广,洋商租地日繁,而纠葛也就愈多”,且上海开埠后商务日益发达,地价骤增,“一亩之值涨至数万金,或十余万金不等,如黄浦滩之地,有亩值二十余万金者,而地皮租买转移之事,自因之而益繁”,于是上海道台与各国领事协商,决定成立一个专管洋商租地事宜的机构。光绪十五年(1889)七月,上海道台龚照瑗正式设立会丈局。会丈局最先是租房开办,次年迁往北关公所,1908年迁至天后宫。会丈局下设技术人员,专管丈量、绘图等业务。会丈局职员均系上海道台委任。

  会丈局成立后,道契土地数据相比之前有了质的飞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道契颁发和土地丈量有了更加规范的制度,杜绝了之前立契不量的弊端。从而使道契的测量数据准确而完整。

  会丈局成立后,通过订立《上海会丈局酌议定章》,完善了道契丈量、颁发流程,而且杜绝了地保等以权谋私从中牟利的各种流弊。其主要内容摘录如下:

  第一条规定,“凡租赁一地,须各该图地保于未立契以前带同租地西人,与出租之原业户,将所执何号田单赴局验明。约以十日为期,由会丈局吊查粮册单地相符,并查无纠葛等情,即知照领事衙门传同租地西人,令出租原业户当堂写立出租契,由地保加盖图戳,一面填写道契,送请道宪发动,一经发局,只须订期,会同勘丈,便可禀覆盖已查明事前,不致再有稽搁。”通过调查,确认田单是否真实可靠,从源头消除弄虚作假行为发生。

  第二条规定:“所租契地如查有单地不符,以及纠葛不清等事,亦须于到局验单后尽十日期内将因何单地不符轇轕不清之处,知照领事衙门转饬该西人退租。倘系可以清理之事,俟理清后再行核办。”如英册1788号道契记载:“此案王徐炳出租地内,既因何姓毗连之屋纠葛未清,自应俟该业主将纠葛清理,再行勘办。”在会丈局之前,单地不符以及纠葛不清给土地交易造成诸多麻烦,这条内容可避免立契后仍发生土地轇轕情况。英册2341号契记载:“地保前往履勘,查该两契单地不符,未便准予立契”,说明该条款在现实中得以贯彻执行。

  第三条规定:“西人租地价银每有于未经勘丈印立道契以前,但凭地保于出租契内加盖图戳,遽行付价。迨经送契发勘,察有单地不符或纠葛不清等事,委员将契禀销,而租赁是地之西人地价已先付过半,且有以为抵有田单,价银全付后竟无可追取者,经讼受亏时所恒有。嗣后须俟会丈局查明相符毫无纠葛,于知照领事衙门准其立契后,方可酌付银两。若未经会丈局查明知照,准其立契以前不得先行付款,以杜欺朦。”这项条款杜绝了之前承租人提前付款,却因业主以废单或假单蒙骗受害的情况发生。

  第四条规定:“从前旧契未经勘丈各地,如一地两契,或有侵占官地,须令缴价升科,及有商令原业主迁坟等事,非经丈委员所能自主,此外分割转租毫无纠葛之地,均随到随勘,断不延搁。”这就杜绝了之前未经勘丈即立契的弊端。英册1759号道契记载,会丈局针对未勘丈土地,明确指出:“以上未经并换正契之副契八号,列未丈之数,共应存地十亩二分二厘七毫,请先于原列英册之一百四十五号正契批明。应俟各契送勘丈见实地若干,随时于所请并换之正契批注,仍俟前项八号副契换齐道契,再将原列之一百四十五号本契批销、合并声明。”说明该条款也得以认真执行。

  第五条规定:“勘丈所租契地向有勘费,系按照地价大小以八厘计费,由原业华民付给,为地保各役加戳、纸张、饮食、车辆等费,今仍照旧归原业华民承缴,惟不必由地保经手,因前有侵蚀等弊。”这一条款可以断绝地保从中渔利的弊端。总之,会丈局制定的此章程,对于提高道契数据的准确性做了制度性的保障。

  会丈局土地丈量由专业技术人员负责,严格按照流程实施丈量,量后不仅绘图,而且还撰写丈量报告等相关文件。以英册道契3095号为例,该契附有《会丈局会勘报告及亩分清单》,详细记载了该契土地业主、地保姓名、洋商业户名、位置、分地田单或道契号、面积,丈见实地,四址、单地面积、时间等信息。此外,还有《上海知县暨会丈局总办联衔呈上海道台禀帖》,详细说明该契地产信息、产权关系、土地纠纷、土地勘丈等内容。这些文件使得每份道契均有足够的数据作为依据,杜绝了之前的各种流弊,由此降低了土地纠纷案件发生的概率。

  2.改正了原田单中的错误田亩数据。

  田单,又称方单,为咸丰五年小刀会起义后由上海县署重丈土地后颁发给业主的土地凭证。至会丈局成立时,已过去30余载,由于土地开发、土地交易等因素,土地发生了很大变化。因此,难免发生单、田不符的情况。

  会丈局勘误最多的就是田单数据。其错误形式无外乎两种:一种是地多量少,如英册2399号道契记载,经勘丈后,比原田单数据少:

  英正领事所派之员,传同业户、亭耆地保,前往该地履勘,按址丈量,丈见积一万六千八百八十步六分四厘,合计地七十亩三分三厘六毫,核与田单印谕七十亩三分七厘之数少地少地三厘九毫,已无余地,余单批销。

  一种是地少量多,如英册2416号道契,经勘丈后比原田单数多:

  英总领事所派之员查明,原契田单除二千四百十四、二千四百十七号契外另行勘覆外,所有二千四百十六号新契,系据业户陈净山、陈在田,将坐落于二十五保头图知字圩一百三十五号内田约二亩四分丈见为凭,租与洋商活德生为业。附交户名陈心广田单一角,当传同业户,督饬亭耆地保前往履勘,按址逐细丈量,见积五百九十步一分六厘,合地二亩四分五厘九毫,核与原契所载二亩四分之数,多地五厘九毫。……户名陈心广田单,计原准田七亩四厘二毫,此项准田,系属低薄科则,照县册每田一亩,作一亩五分申算。

  田单数据错误的原因较为复杂,有些是由地保等人为舞弊造成,也有一些其他方面的原因:其一,位于江河滨岸,因涨滩新生的土地,造成原田地实际面积增加。其二,土地开发、土地交易造成的单、田不符;其三,因迁坟、填浜等原因造成;其四,丈量算法发生了变化,导致误差产生,下文将详述。

  3.会丈局土地丈量之后,由专业绘图师绘制详细而准确的宗地地图。一份道契对应一张地图,相对于之前,这也是一大进步。

  冯桂芬曾指出:“江南州县鱼鳞册始于明太祖,今沿其制,惟不谙绘图之法。”这说明当时绘图技术仍较落后。1845年颁布的《上海土地章程》,对于道契绘图亦未作任何要求。1854年《上海土地章程》第二条规定:“凡欲向华人买房租地,须将该地绘图注明四址亩数,禀报该国领事官”,成为道契立契须绘图的重要条款,但对于谁绘图、如何绘图等过程或细节,均语焉不详。查阅早期颁发的上海道契,道契正文中并无关于绘图的只言片语。英册第976号道契,立契时间为同治十二年(1873)闰六月二十九日,在正文的后面附有一段文字:“查该地坐落于上邑廿二保五十一图,向由业户周日新等完粮地保周春记此批。此项租地饬据沈委员查勘,照现在地面施丈,离出官路八尺,实丈见十五亩九厘,四址尚无违碍,绘图禀复前来,合即加批盖印存查”,提到绘图事宜。但之后的道契大部分并无这两句话。直到光绪元年(1875)后,英册第1072号道契在正文之后的附注文字中,才有“绘图到道”字样。说明在光绪之前,道契立契时所要求的绘图,并不受重视。

  从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在会丈局成立之前的道契图,可能系根据地保、册书所藏地图改绘。在会丈局之前颁发的道契中附有不少地保、册书绘制的地图。比如,英册469号第476分地道契册中就附有一张地保绘制地图。图上批注:“呈送二十七保十图内英册四百六十九号契地转与洋商自来火公司地图说。”地图方位为上南下北,左东右西。地图内容丰富而详细,既有宗地四至边界的内容:“东至胡姓地即二图界”,“北至……”“南至……”“西至……”,也有每条边长的数据。从地图上看,宗地呈不规则形,被划分为若干长方形、梯形和三角形,然后丈量所有长方形、梯形或三角形的边长(丈量单位采用“步”“分”),最后将各面积汇总得出该地产的总面积:“丈见积二千一百七十二步四分五厘一毫二丝,合计地九亩五厘一毫。” 会丈局复丈英册469号契地,结果与前勘相符。  

  英册3942号道契附录了会丈局所绘地图,与地保地图相比,有很多相似之处:首先,会丈局地图与地保地图均包括绘图与图说两部分:绘图部分主要表现地产的信息,包括边界位置、各边的数据详实标注;图说部分包括承租人、出租人、道契编号、地产面积等信息;其次,采用了上南下北、左东右西的绘图方式,但无比例尺、指北针;再次,丈量办法,将不规则的地产分为若干个三角形或四边形,丈量每个三角形或四边形的边长,并将边长的数据标注在地图上;最后,统一采用了弓尺测量法,5尺为步,240步为亩。据《清会典》:“度天下之土田……以营造尺起度,五尺为步,三百六十步为里。”官方清丈田亩以营造尺为标准。营造尺为32厘米,还有量地藩尺,长34.3厘米。

  但会丈局时期的道契数据并非没有问题。受利益所驱,会丈局收受地皮公司或地保贿赂,相互勾结案例时有发生。

  会丈局归道台管,其所得收入并不上交国库,而归道台支配,“该局之岁入,不下十余万,最旺之年,有至二十余万金之多,中央政府从未过问也”,该局官吏,“月薪不过十余两,而每年分润可获万金”,又与“地皮公司及地保,互相结合,种种舞弊更不计其数”。会丈局逐步产生了包括地保舞弊、丈量舞弊、缴价舞弊、给契舞弊等多种弊病,以丈量舞弊最为常见,很多情况是洋商勾结地保或会丈局职员,以多量少,损坏华人业主的利益:

  租界内租买地皮,承租人与出租人,价格虽已妥协,而丈量地面,必由会丈局派员丈量,乃一定之手续。故各地皮公司,对于丈量员及监督者,每暗中贿赂,其丈量结果,往往以多丈少。以上海地价之昂贵,一分之地,有值数万金,而会丈局既受地皮公司之贿,名为公平丈量,其实予小地主以莫大损害。……纵有领事派员会丈,其弊仍不能绝,因地皮公司多为外人之营业,以多丈少,实外国商人之利,中国小地主之不利。

  还有一种情况,有些业主考虑到多丈量出来的土地需要升科,多缴纳土地税,故有时也会贿赂会丈局职员弄虚作假。

  鉴于会丈局存在以上流弊,丈量结果与租界当局筑路征地时的测量数据常有出入,光绪二十六年(1900)工部局成立了清丈处,规定田单转换道契时,在租界或邻近越界筑路地段内,必须有工部局或公董局加入会同丈量。“上海租界内之地段于丈量之后,由上海租界工部局负责绘图”,而“上海租界外之地段于丈量之后,由中国会丈局负责绘图”。在此之后,租界范围内的道契地图为工部局或公董局所绘。  

  以英册2873号为例,该道契的地产地图由公共租界工部局绘制。与会丈局绘制地图相比,有以下几点不同:首先,采用了现代测绘技术,地图上比例尺、指北针一应俱全,这是会丈局地图所不及的;其次,单位边长单位是英尺(feet),采用了三角测量算法,面积折合为亩。从地图精度来看,工部局绘制地图显然更高。

  三 晚清上海的土地勘丈法

  上海开埠之后道契立契时采用了怎样的勘丈法,相关文献鲜有讨论。《上海测绘志》指出:“清代以前是用步弓和绳尺等简单工具丈量地块,按地块的形状绘成注有地块边长的平面示意图。清代及民国时期测绘的圩图、土地图、户地地形图、地籍地形图、铜边图、区段图等是借助经纬仪、平板仪、刻划带尺等较为科学精密的仪器和工具,根据几何及三角原理,采用测记法、支距法、交线法和极坐标法等测绘成图。这些地图采用各自的坐标系统和图纸分幅、编号,内容简繁各异,但图面绘示的要素,与早期勾绘的鱼鳞图等相比更为科学、准确、精细。”

  王一帆、张佳静对同治初年江南地区地形测绘做过系统研究。该文提到冯桂芬在其所著的《西算新法直解》一书卷末附《丈田绘图章程》提出新丈量法。此法受江苏布政使刘郇膏的重视,并请李鸿章让冯桂芬主持川沙厅的清丈工作。该项清丈工作于1863年冬天开始,但进行未过半程,因新丈田亩数量少于原来,与刘郇膏试图通过重新清丈增加田亩的初衷相反而被迫停止。

  在洋务自强运动的推动下,1864年12月,由候补知县桐乡人沈宝禾、南汇县学训导的吴汝渤,拟呈《苏省舆图测法绘法议图解》条议二十条和图解。经江苏巡抚李鸿章审定,并调入精通算数的沈善登、金德鸿对此进行了注释和修改,1865年最终完成,并颁布实施。该章程使用的平面测量工具与冯桂芬《绘地图议》类似,测向用反向罗盘,量长度用代弓绳,也即《绘地图议》中的软步弓,代弓绳长用营造尺量准十丈,合二十弓,十八绳为一里;绳上每弓长度以系绸条标识,绳两端各多出3尺,末尾有铅坠。测高差工具用尺杆和矩度,尺杆为木制,长4尺1寸,厚5分。矩度是一种测量距离和高程的仪器,16—17世纪从欧洲传入中国,最初用于辅助火炮瞄准,《苏省章程》用矩度检查两尺杆间代弓绳是否水平,或者测量高差。按照该章程的方法,同治初年江南地区地形测绘取得重大成功,所测绘的舆图被视为20世纪采用现代西方技术测绘大比例尺地形图之前中国最为准确详细的地图。

  笔者在翻阅上海道契时,发现了一条极有价值的材料:英册第469号道契,同治元年正月十六日立契。光绪十九年(1893),该地产转租时由会丈局进行了丈量。承租人自来火行公司对于会丈局测量的面积存怀疑态度,上海道台令会丈局按照英国领事馆的信函重新勘测,内容抄录如下:

  英署总领事哲,来函以四百六十九号转契之地饬据自来火行呈称四址相符,惟亩分稍有不合,自系算丈之法今昔有异所致。前会丈时因所定时刻误会,致本行不及到场,请移再往会勘,函请查照派员复勘等因,除函复外,合检中契札发,札到,该局即便遵照,克日会同英总领事所派之员,查明原案,传同该租户等前往该地,按址逐细履勘复丈,具复,毋迟。光绪十九年八月初七日。

  这里提到会丈局计算有误的原因是“自系算丈之法今昔有异所致”,即认为因新旧算法不同导致了测量结果差异,说明至迟至光绪十九年,即会丈局成立不久,就采用了新的田亩丈量和计算方法。

  又,英册第341号道契,所附地图对同一块土地采用了两种算法,得出了不同的面积:第一幅图上的文字说明:“红色本契地,并已填滩,丈见四百九十二步二分三厘七毫,合计二亩五厘一毫,又北京路半路丈见三十八步七分三厘四毫,合地一分六厘一毫,又让作马路,丈见三十六步,合地一分五厘,三共丈见积五百六十六步九分七厘一毫,合计地二亩三分六厘二毫。”这里采用步为基本单位,240步为1亩。第二幅图上的文字说明:“丈见积六百弓二分三厘三毫,合地二亩五分七厘五毫九丝七忽。”采用了弓作为长度单位,同样240弓为1亩。二者比较,相差0.213亩。这很可能就是新弓制和旧弓制算法的差异。

  民国10年(1921年)12月,鉴于“以本县田地自咸丰五年清粮以还,六十余年,浦滨坍涨,租界变迁今昔形势久已不同,且粮与地不尽合,单与地不尽符,移照朦混,百弊丛生,厘正经界,实为要务”,上海县地方款产经理处董事会议决定设立清丈筹备处,公推姚文枬为筹备主任。同年五月,上海县知事正式聘任姚文枬为筹备主任,并聘请秦锡田、沈周为副主任,拟定清丈局章程十八条、清丈规程八十条、公断处规程二十条。

  这种新弓制在《上海县清丈局清丈规程》中也有明确的记载。该章程第六章第二十二条,“丈量按照法定新弓制仍通知旧弓核算”,说明当时采用了法定新弓制度,但旧弓制也没有废除,辅助核算。《上海清丈局测丈实施规则》第四章对户地测量做了详细规定,其中,第46条规定:“户地测量根据图根点道线点依图解法而测定各户地之形状面积及关系之位置”,说明当时已采用了西方先进的图根测量法,又第66条规定:“户地原图上之各起地应分为多数之三角形而计算其面积”,说明采用了三角形计算方法。又第47条:“户地测量其所用之器械种类如左:平板仪、布卷尺、标杆、测针、制图器械、其余各种附属物品”,第48条:“户地测丈用五百分一之缩尺而施行之”。平板仪、布卷尺、标杆、测针、制图器械等,均系从西方引进的测量仪器。此外,该章程对测量单位也有明确的规定,第50条规定:“户地测量之距离应量至公分位但在特别区域如市镇地价昂贵之处须量至半公分”,公分,即厘米,这也是西方的测量单位。又第51条:“前条距离之交差若在0.02以下时可用其中数以决定之但式中之K为以十公尺为单位之长度”。第49条规定:“户地测量所用图纸其内廓为五公寸之正方形外廓为五十二公分之正方形”,户地原图,包括图根点道线点、户地界、各种境界线、道路堤塘沟渠河川桥梁码头等、各项注记等内容。从以上内容来看,一方面,至民国10年,上海地区的土地勘丈和地图测绘已采用了西方现代的测绘技术和计算方法,与中国传统的土地勘丈技术不同,得出的测绘结果更加精准。另一方面,新弓制应该是根据新的测绘办法计算的,仍用旧弓制核算,也就是说,即使采用了西方现代测绘技术,但新旧两种弓制并行,这可能系上海本地不少田单仍采用旧弓制所致。

  结 语

  本文简单回顾了道契数据演变的历史发展过程,概括而言得出以下几点粗浅的认识:

  1.上海开埠之前,有一套传统的田亩丈量制度,并且在开埠之后永租制背景下,这一制度仍在运用,并发挥重要的作用。但受测绘技术所限,以及地保贿赂作假等各种流弊的影响,总体而言,无论是田单还是地保册书所藏地图,精度有限。

  2.上海开埠后至会丈局成立之前,田单转换为道契时,有些道契并未按照上海《土地章程》的规定去丈量土地,而存在没有官方丈量即立契的情况。这种情况在道契副契中更加常见。这其中原因复杂,既有业主的因素,也有地保的因素。

  3.会丈局成立之后,一方面颁布了新的丈量章程,避免了地保以权谋私、弄虚作假等各种流弊,从制度上保证了土地丈量流程的完整性。另一方面,丈量技术上仍采用中国的步弓测法,计算方法有改进,道契土地数据的精度,明显提高。但会丈局并未从根本上杜绝贿赂作假的流弊。为此,租界当局要求在租界范围内凡涉及土地丈量时,均须由工部局或公董局派员共同参加勘丈。丈量后,工部局采取完全不同于会丈局的测绘方法,使道契的土地面积精度更高。

  4.晚清上海的土地丈量办法,从传统的旧步弓制测量法,在借鉴和引进西方技术的基础上,向新步弓制转变,并借助如经纬仪、平板仪等科学精密仪器,根据几何及三角原理,采用测记法、支距法、交线法和极坐标法等测绘成图,使道契土地的数据面积精度有了质的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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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考古博物馆 (中国历史文化展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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