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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清华简《良臣》论《左传》《史记》的一处矛盾
作者:刘亚男 来源:《史学史研究》2021年03期 时间:2021.10.14

  2012年公布的清华简《良臣》记述了从黄帝到春秋时期著名君主的良臣,其中关于春秋时期人物的记载大体可信,因而可据以订正《左传》《史记》的有关记载。其中关于子产的记载尤其值得关注。

  一、《左传》《史记》所载子产卒年的矛盾

  子产是春秋后期的重要人物,但关于其卒年,《左传》和《史记》存在矛盾。《左传》以其卒于郑定公八年(前522),《史记》中的《郑世家》《十二诸侯年表》则以其卒于郑声公五年(前496),但《循吏列传》又说子产“治郑二十六年”。

  过往对子产卒年的研究,多是《左传》而非《史记》,但论证并不有力。郑克堂从《循吏列传》“治郑二十六”与卒于郑声公五年的矛盾入手,“考之《左传》,子产自(郑)简公十二年为卿(鲁襄十九年,西元前554年),二十三年执政(即鲁襄三十年,西元前543年),至(郑)定公八年卒(鲁昭二十年,西元前522年),统计前后三十三年,若单以执政论,则治郑只有二十三年,与《循吏传》所云,相差无几,倘照声公五年卒计之,则前后达五十九年,再单就执政而论,则治郑当在四十八年以上,《循吏传》与《郑世家》比较起来,相差至二十余年之久,何史迁刺谬至是?考定公八年以后,执政者已为子大叔,及献公九年以后,执政者又为驷歂,声公五年,乃执政驷歂卒,史迁误驷歂为子产也。”其实,《史记》本身关于子产记载存在矛盾,正是“互文相足,兼存异说”的笔法,郑克堂的论证方法有循环论证之嫌,不过其结果或许正确,而且他提出《史记》子产之卒可能为驷歂之卒之误,颇具启发意义。钱穆则认为“《史记》及孔子事,多后人妄羼之笔。如此文理灭裂,显非史迁本真……今试问子产之卒,何以误在声公之五年乎?曰妄者误以是年为孔子过郑之年,因书子产之卒于是年。曰:《年表》孔子过宋在郑声公九年,何以过郑又误在五年?曰:此据孔子过匡而误。孔子过匡本在长垣,为卫邑,而误者以为在扶沟,为郑邑。因以孔子之过匡为过郑。遂误谓孔子适郑都,因有独立郭东门与弟子相失之事。因又有交子产之说。而孔子畏匡,则在鲁哀十四年,即郑声公五年。遂误谓孔子是年过郑,又误为子产以是年卒也,故《郑世家》因《孔子世家》而误,《年表》又因《郑世家》而误”,认为子产卒年之误,是由孔子生平之误,一误再误至此,似乎稍显迂曲。

  二、据《良臣》论《左传》所载子产卒年之可信

  《良臣》的公布,为解决此问题提供了新的可能。简九载“郑定公之相有子皮,有子产,有子大叔”,四人均见于《左传》。郑定公于鲁昭公十二年(公元前530)即位,次年(公元前529)改元,鲁昭公二十八年(公元前514)去世。子皮、子产、子大叔均为郑国重臣。

  简文说子皮、子产、子大叔为郑定公之相。子皮于郑简公二十二年(公元前544)即当国之位(《左传》襄公二十九年“郑子展卒,子皮即位”),次年伯有去世后,子皮“授子产政”(《左传》襄公三十年),以子产听政,位六卿第二,仅次于子皮,二人皆可称相,具体处理政事者为子产。子皮于郑定公元年去世,则郑定公在位时,子皮当国一年左右,可称郑定公之相。子产于郑简公二十三执政,自然也可称郑定公之相。子大叔是继子产为相者,所以据《良臣》此句,子产之卒年必在郑定公之世。若依《史记》子产卒于声公五年之说,子大叔不能为郑定公之相。

  如此,子产之卒年当以《左传》所载之郑定公八年(鲁昭二十年,公元前522年)为是,此后子大叔继其为相。

  三、《史记》中子产卒年致误之由

  《史记》关于子产卒年的错误记载当与杀邓析事件有关。《左传》定公九年载有“郑驷歂杀邓析,而用其竹刑”语。诸子书中所载,与此不同,《荀子·宥坐》“是以汤诛尹谐,文王诛潘止,周公诛管叔,太公诛华仕,管仲诛付里乙,子产诛邓析史付,此七子者,皆异世同心,不可不诛也”;《吕氏春秋·审应览·离谓》“子产患之,于是杀邓析而戮之,民心乃服,是非乃定,法律乃行”;《淮南子·汎论》“孔子诛少正卯而鲁国之邪塞;子产诛邓析,而郑国之奸禁”;《说苑·指武》“昔尧诛四凶以惩恶,周公杀管蔡以弭乱,子产杀邓析以威侈,孔子斩少正卯以变众,佞贼之人而不诛,乱之道也”,则俱言子产杀邓析。对于此矛盾,汉代已有人辨之,杨伯峻在《春秋左传注》中说:“今所传刘歆《校上邓析子叙》引《春秋左氏传》亦辩之。《汎论训》高诱注亦引《传》‘郑驷遄杀邓析’但未辨非子产杀之。”这些辩驳只是以《左传》为据,并未进行论证。以至有学者调和两说“驷歂和子产两人皆是杀邓析的当事人,只不过前者是出头露面的实际行事人,后者乃是发号施令的主要责任者和幕后主使者罢了。”

  上文既然论定子产卒于鲁昭公二十年,则杀邓析者只能是驷歂。郑克堂以《史记》所载子产之卒为驷歂之卒之误,有相当之可能。子产名侨,又字子美,多以子产行世。驷歂,《左传·定公九年》杜注“歂,驷乞子,子然也”。“然”日母元部,“产”生母元部。二者虽然没有直接可通的证据,但然与埏(书母元部)可通,而书母与生母同属审母,则“然”与“产”存在致误的可能性。是以诸子书所载子产杀邓析,可能是子然杀邓析之误。而子产名气远大于子然(驷歂),以致此误在诸子之间愈传愈广,逐渐以假代真。

  为了适应此一讹误,子产的卒年也不得不被推后。至于为何推至鲁定公十四年(郑声公五年,公元前496年)当和《左传》一则记载有关。《左传》哀公十二年载有“宋郑之间,有隙地焉……子产与宋人为成,曰,‘勿有是’。及宋平、元之族自萧奔郑,郑人为之城喦、戈、钖。九月,宋向巢伐郑,取钖,杀元公之孙,遂围喦。十二月,郑罕达救喦。丙申,围宋师。”这则材料是追述,所述“罕达……围宋师”事在定公十五年(郑声公六年),这是《左传》最后一次提到子产,前推一年即为声公五年。或许这是子产卒于声公五年之说出现的原因。此说在当时及之后流传颇广,司马迁采纳了此说。但子然(驷歂)杀邓析之说毕竟载于《左传》,故司马迁又有所怀疑,在《循吏列传》中留下破绽。

  综上,据清华简《良臣》,子产之卒年当从《左传》,在鲁昭公二十年(郑定公八年,公元前522年)。“杀邓析”者是子然(驷歂),在鲁定公九年(郑献公十三年,公元前501年)。诸子书中“子产杀邓析”之“子产”应为“子然(驷歂)”之误,《史记》中子产卒于郑声公五年的说法也是在此讹误基础上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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