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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文物与当代历史地理学的互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从出土文物研究历史地理述评
作者:马强 来源:《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5期 时间:2021.09.24

  内容提要:出土文物作为 “二重证据法”的重要实物史料,已经普遍应用于中国古代史等研究领域,历史地理研究也不例外。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历史地理学者围绕鄂君启节、出土地图、出土简牍与出土隋唐墓志为主展开相关研究,利用新中国出土文物对我国历史时期的水陆交通路线、历史政区、历史地图编绘及其反映的丰富内涵、地名、乡村和基层社会诸方面进行了多角度、多方位的研究,出版了大量研究成果,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代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发展特征。但同时也存在对出土文物的历史地理内容和价值做单个的、独立的研究较多,综合的、全面的研究较少的问题,出土文物与传世历史文献的比勘、印证分析往往有所缺失,提高到科学方法论的研究也相对较少,见木不见林的现象较为普遍。  

  自从20世纪初王国维提出著名的“二重证据法”以来,以地下出土文物与传世历史文献相互印证的方法进行历史复原与解释,已经成为当代历史学研究一个普遍采用的科学方法,历史地理的研究也不例外。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历史地理研究而言,大量载有文字和图画的古旧地图、简牍、文书、墓志铭等更是因其保存史料原始性的特点受到历史地理学研究者的关注,出土的各类文物不断成为历史地理研究的新资料,并且开拓出若干历史地理研究的新领域。如丁超所说:“近年来出土的里耶秦简、张家山汉简、荆州松柏木牍、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等‘第三重证据’中携载的人文地理信息得以重见天日,大大推进了对历史政区、疆域地理和历史地名学研究。为相关领域‘旧命题’注入新活力,是发展的新契机。”

  整体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历史地理论著中,探讨出土文物与历史地理研究的学术专著虽然不多,但引人注目。黄盛璋《历史地理与考古论丛》收录了作者1949—1979年间有关历史地理与考古的相关文章,对云梦秦简、江陵凤凰山汉墓简牍等出土文物涉及的历史地理问题进行了专题研究。其《历史地理论集》也有部分文章涉及对历史文物的考论。晏昌贵《简帛数术与历史地理论集》收录了作者关于里耶秦简、张家山汉简等的历史地理研究。马强的《出土唐宋石刻与中古社会》及其新近出版的《出土唐人墓志历史地理研究》也是充分利用出土唐代墓志研究资料研究唐代社会与历史地理的专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新出土的文物种类丰富,数量繁多,以其为史料进行历史地理研究的学者层出不穷,相关文章可谓汗牛充栋。我们认为对这一时段的相关学术史进行历史回顾与总结,不仅可以从一个侧面揭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多年来我国历史地理学的历程与特征,也可以进一步提高对大量出土文物的科学价值及其与历史地理学关系的新认识。关于这一领域的研究目前已有一些专题回顾综述。傅举有《长沙马王堆汉墓研究综述》(上)(下)、余斌霞《马王堆汉墓〈地形图〉综述》、阎盛国《近三十年来有关简牍与历史地理问题研究综述》、陈呈《近二十年来唐代墓志与历史地理研究述评》、曹印双《近二十年陕西学者对唐代墓志的整理与研究》等文章对一些代表性出土文物进行了历史地理研究回顾,但多为某一部门和专题的研究回顾,所涉及时段也都较短,难以全面反映70多年来出土文物与历史地理相结合的研究全貌。本文以综合整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多年来学术界在出土文物与历史地理研究方面取得的成就与不足为宗旨,力图全面回顾、分析这一时期出土文物与历史地理研究相结合的成就、特征和发展趋势。

  一、青铜器铭文与历史地理研究

  鄂君启节是战国时期楚王颁发给鄂君启行商的通行凭证, 1957年于安徽寿县丘家花园出土,分为《舟节》《车节》两类。鄂君启节是迄今我国发现最早和最为完整的有关战国楚地运输制度记载的出土文物,一经出土就引发了历史地理学者的关注,引领了后来学者利用各种出土文物进行历史地理研究的热潮,也是新中国较早利用出土文物进行历史地理研究的专题讨论。

  关于对该铭文的释读一直是鄂君启节早期研究的焦点。最早对鄂君启节做出全面讨论的是郭沫若《关于“鄂君启节”的研究》和殷涤非、罗长铭《寿县出土的“鄂君启金节”》二文,其后又有商承祚和于省吾从古文字学角度对鄂君启节进行全面梳理。经过他们的研究,铭文的通读已经不成问题,其后学者们更多转向对铭文所载战国楚地地望之考证,与历史交通地理研究相关的地理方位与交通路线复原问题成为研究的焦点。

  谭其骧与黄盛璋就鄂君启节的交通路线复原问题进行了讨论,具体可见谭其骧《鄂君启节铭文释地》《再论鄂君启节地理答黄盛璋同志》二文与黄盛璋《关于鄂君启节地理考证与交通路线的复原问题》《再论鄂君启节交通路线复原与地理问题》《鄂君启节地理问题若干补正》诸文。李家浩、何仪琳、陈伟也有相关论述。除了中国学者外,日本学者佐藤武敏与船越昭生也发表了专文讨论了鄂君启节的地理问题。在学者们的交流与努力下,鄂君启节舟节和车节的路线通行问题大致取得了共识。20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周金文集成》与刘彬徽、刘长武编《楚系金文汇编》整理收录了鄂君启节的发现、释文和部分研究情况。虽然近年关于鄂君启节的研究性文章减少,但仍有部分学者对鄂君启节所涉地理问题进行了补充与澄清,如张后铨《鄂君启节价值与东鄂地望考略》,晏昌贵、郭涛《〈鄂君启节〉》铭文地理研究二题》,徐少华《鄂君启节与战国中期的楚国疆域形势》等,使得鄂君启节的历史交通地理研究更加完整,其史料价值也得到了更多人的认可。

  在运输制度与税收制度的考述上,陈伟《〈鄂君启节〉与楚国的免税问题》首次论及运输航线可能与楚地开发相关联的问题,其后徐少华《从鄂君商贸析战国时期的关税》也通过鄂君启节铭文“五十乘”推测战国时期楚国境内交通沿线普遍设置关卡,用以征收关税。

  青铜器铭文研究代表作有李学勤先生《殷代地理简论》。该书用甲骨文材料和金文材料讨论了殷商王朝的政治结构、疆域面积、主要城市位置和山川名称、殷商时期的主要方国以及这些方国与商王朝的关系等等。《新出青铜器研究》《清华简及古代文明》等著作收录了李学勤先生近几十年来所写的关于中国古代青铜器和甲骨文、金文、简帛的相关研究论文,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先生在出土文献方面的学术关注点和新见解。李学勤先生是出土文献研究的开拓者和引领者,他的研究方法及结论,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具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二、出土古代地图与历史地理研究

  出土地图中蕴含着丰富的历史自然地理要素和社会经济要素,对中国古代地图史、测量学史和地理学研究的进步有着重要的作用,是历史地理研究的重要工具和珍贵史料。目前,出土地图的历史地理研究主要围绕马王堆汉墓出土地图与天水放马滩木牍展开。

  (一)马王堆汉墓地图与历史地理研究

  1972年马王堆汉墓发掘和出土珍贵文物达三千多件,其中马王堆三号墓的《地形图》《驻军图》自出土以来引发广泛关注,学者们从多角度对该地图展开了研究,尤其是从历史地理学角度的研究成绩显著,相关成果多收录在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编的《古地图论文集》中。1975年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在《文物》上发表了《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地图的整理》一文,首次介绍了《地形图》的修复整理情况,对地图区域、比例尺以及地图所示水系、地貌居民点、道路等内容进行了介绍,并认为该图表明了我国2100多年前地图科学的蓬勃发展和测绘技术的高度水平。其后,张修桂认为《地形图》在水道、陆路交通等方面存在问题,并提出了自己的若干意见。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的《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驻军图整理简报》详细介绍了驻军图的相关情况。

  对于地图的命名和性质,学者们有不同看法。《地形图》之名由马王堆帛书整理小组根据地图本身绘有山脉、水系、交通线、居民点四大要素的特点而暂定,后来为学术界所通用。谭其骧源于对地图中“深平”的高度关注,认为应该定名为《西汉初期长沙国深平防区图》;单先进认为应当定为《长沙国舆地图》;张京华则根据地图中九嶷山和相关内容推断《地形图》并非舆地图,而可能是指导舜陵祭祀的行程路线图,《驻军图》应该为舜陵祭祀的警跸图。

  长沙国南界问题是《地形图》研究的重点。此前因为文献记载不详,关于长沙国与南越国的分界一直是学术界热切讨论却悬而未决的问题,《地形图》的发现对此问题的认识有着重要的价值。谭其骧结合地图与文献,重新划定了二者之间的边界为“西起秦汉零陵县西南,东南行穿灵渠,越海阳山、都庞岭,经图中□鄣约今江永县治之南,循今湘桂省界折南折东,又东经连县南抵秦汉阳山关,折东北穿乐昌峡,折东循今湘粤省界踰大庾岭至横浦关”。梁国昭认为谭其骧所划边界“相当具体而又有创见性”,同时也提出了自己的四点修改意见。张修桂经过对《地形图》深入分析后,也划分了一条长沙国南界。总之,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驻军图》和《地形图》,解决了因传统史料疏漏不全而不能确定长沙国南界的问题,显示了出土地图在历史政区地理研究中的珍贵价值。谭其骧在《马王堆汉墓出土地图所说明的几个历史地理问题》中就汉初行政设置中县乡两级的历史问题进行了论证,强调《地形图》在补史证史问题上具有重要史料价值。傅举有、曹学群等也围绕地图中所示居民信息,对汉代县乡行政区划进行了研究。

  《地形图》所示古今地名研究成果颇丰。如对“封中”性质和今址的研究,学者们各有看法:谭其骧认为“封中”为长沙国所辖;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认为“封中”指当时南粤国内的封阳地区;何介均和张修桂认为“封中”指“封阳”和“中宿”地区;傅举有则认为指的是南越国和长沙国交接地带;陈乃良认为指封水上下左右一带;娄雨亭认为“封中”为“封略之内”之意,用来标记说明南岭外有部分地区统属于长沙国内。

  谭其骧对《地形图》所示的几条水道名称的演变过程做了推究,并指出《地形图》中的水道注记是弥足珍贵的古代地理资料,比秦汉史籍记载更加详细准确。王子今发掘了《地形图》的交通史料价值,认为《地形图》能判读的道路有20余条,各居民地和乡里间都有道路相连,证明了当时对交通联络的重视,精密的水系也能反映当时的航运条件。

  (二)天水放马滩木板地图与历史地理研究

  天水放马滩地图于1986年出土,是继长沙马王堆地图之后我国发现的又一珍贵实物地图。何双全《天水放马滩秦墓出土的地图》和韩仲民《谈木板地图》两文最先提及了放马滩地图的情况,随后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表了《甘肃天水放马滩战国秦汉墓群的发掘》报告,全面介绍了墓葬与出土文物的基本情况。近年来,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还出版了《天水放马滩秦简》,提供了完整的第一手资料,引发学术界广泛关注,也推动了天水放马滩地图研究取得丰硕成果。雍际春《天水放马滩木板地图研究》是第一部研究天水放马滩地图的学术专著,内容丰赡、论证博洽、观点平实, 也是运用考古发掘所得的古代地图资料, 另辟蹊径, 开展古史研究的一部历史地理著作。张修桂《中国历史地貌与古地图研究》一书也收入了相关研究成果。还有一批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地图进行了专题研究,现总结如下。

  历史地理学者关注到了放马滩地图在历史政区地理研究中的价值,对天水放马滩地图的编缀组合和所显示的政区范围进行了激烈的讨论。何双全最早对地图进行了编缀组合,将六幅地图分为东西两部分,然后组合成全图。他的研究为其他学者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但部分结论也遭到了其他学者的质疑,如曹婉如、张修桂。目前,由于学者们对于六幅地图的组合编缀尚未取得共识,所以对地图所反映的政区也存在着观点差异。何双全认为地图所示范围主要在天水市内渭河流域;曹婉如认为地图所示范围主要区域在嘉陵江上游地区;张修桂对上述两种观点进行了肯定,也提出了部分质疑。他认为地图应该分成两幅图组进行看待。日本学者藤田胜久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雍际春将其分别总结为“天水市渭河流域说”“嘉陵江上游地域说”“渭河、花庙河流域说”“藉河流域与西汉水上游说”。以上是地图发掘后一段时间学者们的主要研究观点。近20年来,雍际春、潘守正、屈卡乐也各自提出了地图编缀的新方案和对政区范围的新认识。雍际春通过复原水系和对地图比例尺的分析,提出放马滩地图新的组合编缀方法,认为地图所绘区域以今天水为主,并提出了历史地图复原问题的七条原则。潘守正认为地图所绘地域东至陇东西麓,西至华家岭东麓,南以秦岭为界,北至葫芦河上源。屈卡乐研究认为地图所绘区域主要包括放马滩南北两侧的东柯河、永川河和花庙河一带。祝中熹认为各幅图涉及范围在其方圆150里内,显示的是今甘肃省天水县中南部地区。

  放马滩地图中蕴含着丰富的历史自然地理信息和历史人文地理信息,引发学者们对其性质进行热烈讨论。何双全根据地图的内容与用途,将其归类划分为《政区图》《地形图》和《经济图》。雍际春将其归纳为《政区图》《水系图》《交通物产图》。潘守分为“草图”和“正图”,前者突出自然植被、物产、道里等内容,后者突出建制单位名称。屈卡乐认为放马滩地图中所绘山川形势、道路、关隘、林木等类似居延汉简的“蓬火图版”,是作者进行军事勘察的记录。朱玲玲注意到放马滩地图中有三幅绘有森林资源分布与砍伐的注记。王子今、李斯在《放马滩秦地图林业交通史料研究》一文中认为放马滩地图中蕴含丰富的林业史料,可以通过地图中有关木材、植物、道里、交通线、关隘等内容体现,有益于考察当地生态环境史的面貌。因此,放马滩地图可称为“林区图”或“林区运输线路图”。

  地名研究也是放马滩地图的重要研究专题之一。放马滩地图中的注记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社会经济要素,如居民点、道路、建筑物等;二是自然地理要素,如山脉、河流、森林、关隘。目前学者们仅对部分地名进行了研究。一是“邽丘”。何双全最早在《天水放马滩秦墓出土地图初探》中提出“邽丘”即治邽县的观点。此文发表后影响很大,尔后相关研究大都以此结论为基础展开。后来雍际春、潘守正也持“邽丘”即邽县治所的看法。但是此观点也遭到了质疑,岳维宗《论天水放马滩秦墓地图中的“邽丘”非指邽县》和徐日辉《“邽丘”辨——读天水〈放马滩秦墓出土简图〉札记》二文都认为此说不能成立。曹婉如认为地图中的“邽丘”为“邸”,实为西汉氐道,即今陇南徽县太白镇附近,陈长琦《天水秦简〈墓主记〉》一文赞同此观点。二是对注记“略”的解释。何双全认为注记“略”是今天水市清水县贾川一带,张修桂、雍际春则认为注记“略”即西汉的略阳道,潘守正认为“略”在清水县红堡乡。此外,张修桂、雍际春、潘守正、刘劲、屈卡乐等还对“珂”“燔史闭”“广堂”“故西山”“闭”等地名进行了讨论。  

  三、简牍材料与历史地理研究

  “简牍”是指中国古代遗留下来的写有文字的竹简、木牍、竹牍等,人们惯称简牍。我国简牍出土的历史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古代到20世纪以前,出土简牍都是偶然发现,几乎没有实物存留;第二阶段为20世纪上半叶,出土的有楼兰尼雅简牍、敦煌前期汉简、罗布绰尔汉简、居延前期汉简以及部分新疆地区出土简牍等,出土地点集中在西北,出土实物也多流散于海外;第三阶段为20世纪下半叶至今,出土简牍从数量和种类上大大超过前两个阶段。此时期出土的楚简主要有望山楚简、包山楚简、郭店楚简、上海博物馆藏楚简等;比较著名的秦简有云梦睡虎地秦简、天水放马滩秦简、云梦龙岗秦简、江陵王家台秦简等;汉简数量最多,先后有武威磨嘴子汉简、临沂银雀山汉简、长沙马王堆汉墓简牍、居延新简、江陵凤凰山汉简、敦煌后期汉简、江陵张家山汉简、连云港尹湾汉墓汉简、敦煌悬泉汉简、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简牍以及其他汉简;吴简以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最为著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对文物考古工作越发重视,在政府的支持下,大量文物得到了科学发掘和妥善保护,并组织了相关专家及时整理和研究相关简牍。20世纪70年代银雀山汉简、马王堆帛书和竹简、居延新简、云梦睡虎地秦简相继面世后,国家文物局邀请唐兰、商承祚、朱德熙、李学勤等著名专家学者与各地博物馆的研究者们一起成立了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马王堆帛书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等若干整理小组。1978年成立文化部古文献研究室,专门对简牍、敦煌文书、吐鲁番文书等进行整理和研究,并发表了一大批整理成果,编撰了《出土文献研究》《出土文献研究续集》等多种专题论文集。90年代,简帛研究中心成立,《简帛研究》及《简帛研究译丛》出版。甘肃文物考古研究所也设有汉简研究室,出版简牍研究论文集。台湾、香港地区也有相应机构和成果。总而言之,近70年来简牍整理和研究成果丰硕,相关研究逐步迈入了更高的层次。学者们也得以利用整理成果及时开展相关历史研究。

  随着一批批战国秦汉简牍的发现,通过中外学者们的深入研究,战国秦汉历史研究得以进一步展开和深入,尤其是在法律制度、军事制度、赋役制度和经济研究方面,取得了空前的进展。简牍由于书写材料质地相较于纸、帛等更为坚固,也更易于保存和流传。同样,也因为没有经过后人辗转抄写,出土简牍一般保持着最原始的书写状态,就这点来讲,近年来出土的简牍,是已有的任何文献都不能代替的,是研究我国古代历史特别是中古以前历史的珍贵材料。

  (一)简牍与政区地理研究

  近年来新发现的出土简牍,给断代政区地理特别是秦汉政区地理研究带来了新资料,注入了新活力。最典型的是里耶秦简中“洞庭郡”和“苍梧郡”的记载给原已成定论的秦郡体系带来了新冲击,一经发现便引发研究热潮。据学者统计,从2002年里耶秦简发现至2005年底,学术界相关讨论文章就已经近30篇,内容涉及里耶秦简的发掘情况、学术价值评介、释文和具体地名、职官、法制、邮行等方面的研究。围绕“洞庭”“苍梧”等郡县展开的历史地理研究也不断出现。张春龙、龙京沙《21世纪重大考古发现:湘西里耶秦简复活秦国历史》较早关注到简牍中的“洞庭郡”的记载,判定秦时有洞庭郡的存在,认为这在《史记》《汉书》中没有记载,因而改写了秦史。赵炳清讨论了“洞庭”的地望,楚洞庭郡的设置、郡治、范围以及演变,认为秦洞庭郡是因循楚洞庭郡名而来,公元前222年,楚洞庭郡灭亡秦洞庭郡即始设置。徐少华、李海勇:《从出土文献析楚秦洞庭、黔中、苍梧诸郡县的建置与地望》以里耶秦简和张家山汉简中所载政区资料出发,探索了洞庭、黔中、苍梧诸郡县的建置和地望情况。陈伟《秦苍梧、洞庭二郡刍议》、王焕林《里耶秦简释地》、赵炳清《秦洞庭郡略论》、钟炜《楚秦黔中郡与洞庭郡关系初探》诸文也都就新发现的洞庭、苍梧诸郡发表了自己的观点。而周宏伟在《传世文献中没有记载过洞庭郡吗?》一文中否认了前述学者们承认的传世文献中没有“洞庭郡”的记载,认为里耶秦简中出现的“洞庭郡”在《史记》和《战国策》中有记载。晏昌贵《里耶秦简牍所见郡县名录》辑录整理了2014年前已公布简牍所见的郡县名目,为学者们进行相关研究提供了极大便利。总之,里耶秦简的发现意义重大,引发了秦代政区地理的新热潮,如张春龙、龙京沙等评价道:“里耶秦简的出土为了解秦代社会历史提供了比以前广阔得多的全景式思维空间。同时,它也将改写和填补《史记》《汉书》中有关秦朝历史的空白,从根本上改变几千年来战国秦汉学术史的面貌。”  

  利用其他简牍资料进行政区地理研究的成果也很丰硕。吴昌廉利用居延汉简,周振鹤利用尹湾六号出土木牍,游逸飞综合利用张家山汉简、睡虎地秦简、里耶秦简,对秦汉政区进行了综合研究。在侯国政区研究方面,马孟龙考证了荆州纪南松柏汉墓木牍所涉轪侯国,阐明了其地望。杨振红对长沙吴简中的临湘侯国辖乡进行了考证分析。州郡级政区研究成果颇丰,尤其是利用简牍资料对楚国州郡进行研究。罗运环依据包山楚简说明了“食税州”的辨别方法。谢桂华、苏卫国、孔祥军、黄浩波分别利用尹湾汉简、荆州纪南松柏木牍、肩水金关汉简与悬泉汉简对汉代的东海郡、江夏郡、太常郡、淮阳郡进行了研究。袁延胜、李炳泉、邓玮光利用荆州松柏木牍研究了南郡政区的变迁。彭浩指出河堤简中的县级行政机构所在;晏昌贵尝试根据张家山汉简的记录复原吕后二年的政区;王彦辉依据里耶秦简分析秦朝迁陵县的九曹;后晓荣则综合利用秦汉玺印、居延汉简等补充了《汉书·地理志》中的九个县。另外,冯小琴对邑、后晓荣对汉代“道”进行了研究。基层政权如“乡”“里”的研究成果较少。鲁鑫依据包山楚简探讨了楚国州下辖里的两种类型。何双全、苏卫国、岳庆平和孙闻博探讨了“乡”的相关问题。

  (二)简牍与地名地望研究

  一是里名研究。为了方便利用,学者们先后对简牍尤其是汉简中出现的县名和里名进行了整理,代表性成果先后有吴昌廉《居延汉简所见郡国县邑乡里统属表》、何双全《〈汉简·乡里志〉及其研究》、周振鹤的《新旧汉简所见县名和里名》和大庭修《居延汉简索引·地名索引》。1991年周振鹤《新旧汉简所见县名与里名》利用简牍辑录了里名550多个,县道侯国名206个。2012年晏昌贵《增补汉简所见县名与里名》对20余年来新出汉简如肩水金关汉简中的新见县名和里名进行了辑录,得里名275个,县邑侯国128个,完善了和补充了相关研究。张俊民也梳理了悬泉汉简与敦煌汉简中的属于效谷县的里名,共45个。二是地名考证。于豪亮、陈直、杨铭、赵平安、苏辉、晏昌贵、阎盛国、胡平生、陈松长、郝二旭、陈伟、马孟龙、陈文豪、周宏伟对相关简牍中的地名进行了考证。三是地望研究。郝树声、王焕林、晏昌贵、钟炜、吴宝良、王伟、罗运环、高崇文考证了相关地望。

  (三)简牍与交通地理研究

  秦汉时期的汉塞是确保河西地区安全的屏障和沟通中原与西域的重要枢纽,出土于汉塞沿线的简牍文书为我们今天弄清相关史实提供了重要资料。学者们主要围绕出土于西北的居延汉简、悬泉汉简、肩水金关汉简等出土文物,从运输路线和邮驿路线两方面展开了相关历史交通地理研究。围绕运输路线的研究有李并成《居延汉简里程简地理调查与考释》(一)、张俊民《从汉简谈汉代西北边郡运输的几个问题》、沈颂金《汉简所见西北地区的交通运输及其相关问题》、宫宅洁《悬泉置及周边——敦煌至安西间的历史地理》、刘再聪《居延里程简所记高平媪围间线路的考古学论证》、贾文丽《汉代酒泉郡的交通及其军事战略地位》。宋会群、李振宏《汉代居延地区邮驿方位考》、何双全《汉代西北驿道与传置——甲渠候官、悬泉汉简〈传置道里簿〉考述》、吴荣曾《汉代的亭与邮》、高荣《汉代西北边塞的邮驿建置》、吴礽骧《河西汉代驿道与沿线古城小考》、初世宾《汉简长安至河西的驿道》、李岩云《汉代敦煌郡辖境邮、亭与置驿的设置》等文章从不同角度对邮驿线路进行了深入研究。南方简牍资料的历史交通地理研究比较少,目前学者们主要关注的是荆湘地区。王子今《秦汉时期湘江洞庭水路邮驿的初步考察——以里耶秦简和张家山汉简为视窗》关注了里耶秦简和张家山汉简中反映出当时湘江洞庭湖水系、水路、邮驿的重要信息,弥补了以往在该研究方向缺乏资料的情况,深化了我们对秦汉交通的认识。相关文章还有张春龙、龙京沙《里耶秦简三枚地名里程木牍略析》、郭涛《周家台30号秦墓竹简“秦始皇三十四年质日”释地》。

  (四)简牍与军事地理研究

  军事地理研究主要从边防地理和防卫体系两方面展开。边防地理研究有徐乐尧《居延汉简所见的边亭》、李均明《汉简所反映的关津制度》、王子今《说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津关令)所见五关》、董平均《〈津关令〉与汉初关禁制度论考》。讨论简牍所见秦汉防卫体系的则有辛德勇《张家山汉简所示汉初西北隅边境解析——附论秦昭襄王长城北端走向与九原云中两郡战略地位》、杨慧福《汉代酒泉郡北部塞防考述》、刘光华《西汉西北边塞》。不少日本学者也对简牍相关军事地理问题颇感兴趣,如日本学者佐原康夫《关于居延汉简所见肩水金关》、日本学者冨谷至《汉代边境关所考——围绕玉门关所在地》。

  (五)简牍与农业地理研究

  河西地区的农业研究主要根据居延汉简展开。何双全揭示了汉代居延地区的农作物种类和结构。徐元邦则分析了此地区的蔬菜种植种类和管理情况。张芳讨论的是居延地区的水利和屯田情况。长沙走马楼吴简中蕴含丰富的历史农业地理信息,学者们据此对孙吴时期长沙地区的耕作技术、水利建设、农作物种植结构等进行了深入研究。方高峰根据走马楼吴简推断出孙吴时期牛耕已经在长沙普及,以及水利灌溉工程比较发达。李文涛则考述出三国时期麦作已经推广,战马的喂养起到了促进作用。马智全也根据肩水金关汉简中记载的水利资料,讨论了汉代肩水地区的水利建设与管理情况。秦其文《从里耶秦简和睡虎地秦简看秦代政府对农业的保护》、于振波《秦简所见田租的征收》、陈振裕《从云梦秦简看秦国的农业生产》也从不同角度讨论了农业地理问题。

  (六)简牍与环境地理研究

  简牍中反映的生态环境信息近年来受到学者关注,尤其是河西地区的生态环境。倪根金《汉简所见西北垦区林业——兼论汉代居延垦区衰落之原因》,侯丕勋《悬泉和悬泉置历史地理考述》,王子今《汉代河西的“茭”——汉代植被史考察札记》,刘丽琴、何双全《汉代河西地区生态环境状况初探》等文利用悬泉汉简、居延汉简等相关简牍,深入系统地讨论了河西地区的生态环境发展与变迁,为我们保护西部生态提供了理论参考。三国时期长沙地区的生态环境也受到热议。王子今《走马楼竹简“枯兼波簿”及其透露的生态史信息》认为走马楼吴简中的“波”和“枯兼”现象,反映了地貌变化和水资源状况。这一现象与气候变迁的密切关系,尤其值得生态环境史研究者的关注。走马楼竹简所见相关现象,为东汉以来气候转为干冷的判断提供了新的证明。类似探讨还有张固《走马楼吴简“枯兼波簿”新探》。王子今还利用居延汉简资料中当时的生态环境信息,探讨了当时有关野生动物的分布,认为在人类定居生活刚刚开始的情况下,居延地区野生动物尚可自由生息活动,种类和数量应与现今有所不同。  

  (七)简牍与历史城市地理、人口地理、文化地理研究等

  肖爱玲《西汉末年城市等级结构分析——尹湾汉简研究》、《西汉初年汉郡区城市等级及空间分布特征探析——张家山汉简研究》尝试利用简牍研究城市地理,分析尹湾汉墓简牍和张家山汉简所涉城市等级结构与特征,总结了西汉初年汉郡城市等级越高越密集于区域核心的空间分布特征。江南地域的婚姻习俗和楚地祭祀文化也可以从简牍中得以窥探,成果有高敏《从嘉禾年间(吏民田家菊)看长沙郡一带的民情风俗与社会经济状况》、周宇《从〈甲渠言部吏勿嫁娶过令者〉文书看汉代社会中的婚姻奢靡问题》、高凯《从走马楼吴简看孙吴时期长沙郡吏民的联姻》、工藤元男《楚文化圈所见卜篮祭祷习俗以上博楚简〈柬大王泊旱〉为中心》、晏昌贵《楚秦日书所见的居住习俗》《楚卜筮简所见地祇通考》。杨芳对汉代河西边郡人口、侯宗辉对西北边塞的流动人口进行了探讨。走马楼吴简和张家山汉简为长沙郡人口地理研究提供史料。高凯《从走马楼吴简看孙吴时期长沙郡的人口性比例问题》、袁延胜《松柏木牍〈二年西乡户口簿〉人口资料辨析》是相关研究成果。

  综上所述,目前学者们利用出土简牍资料进行历史地理研究的成果主要集中在政区地理和地名学研究和交通地理研究等方面,这些成果解决了许多以前悬而未决的问题,填补了某些领域的空白,推进了历史地理学的发展。目前历史经济地理、城市地理、人口地理、文化地理等研究成果还相对较少。这一方面是因为简牍资料记载和反映的内容所致,另一方面也和学术界一以贯之的思路和方法有关,未来有待于更多学者从各视角全领域进行开拓。

  四、出土隋唐墓志与历史地理研究

  20世纪以来,大量魏晋南北朝至唐宋墓志出土,是研究中古时期历史与社会的珍贵的新史料。目前出土的墓志中,以唐人墓志数量最多,系统性最强,历史信息量最丰富,研究热度最高,成果也最为丰富。学界对隋唐墓志的研究可分为文献整理与专题研究两方面。

  文献整理主要是对出土墓志进行释读、校对、汇编,以方便其他学者使用。主要整理成果有郝本性等《隋唐五代墓志汇编》,周绍良、赵超《唐代墓志汇编》(上)(下)(续集),吴钢《全唐文补遗》与《全唐文补遗·千唐志斋新藏专辑》,王其祎、周晓薇《隋代墓志铭汇考》,赵力光《西安碑林博物馆新藏墓志汇编》,赵君平、赵文成主编《洛阳墓刻拾零》(上)(下),毛阳光、余扶危《洛阳流散唐代墓志汇编》(上)(下)。中国台湾学者毛汉光《唐代墓志铭汇编附考》与日本学者气贺泽保规《唐代志所在总合目录》也有相关整理成果。

  上述墓志整理的众多成果,促进了隋唐墓志的专题研究。马强倡导对唐人墓志进行历史地理的综合研究,2013年以来围绕其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出土唐代墓志铭历史地理资料整理与研究”的工作进行研究,在《中国历史地理论丛》《历史地理》等刊物发表多篇论文,主要有《出土唐人墓志与唐代历史地理研究的新拓展》《出土唐人墓志与唐代政区地理的几个问题》《出土唐人墓志所涉唐代交通地理考述》《出土唐人墓志所涉环境信息考述》《出土唐人墓志与唐代经济地理的几个问题》等,后分别收入《出土唐宋石刻文献与中古社会》和《出土唐人墓志历史地理研究》二书。前者以20世纪出土的逾万方隋唐墓志为依据,结合传世文献,采取出土文献与石刻文献相互印证的方法,对墓志所反映的中世纪中国社会语境、家族家庭、社会阶层等问题进行综合及细化研究。后者则对出土唐人墓志所反映的历史地理信息进行了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涉及唐代生态环境、政区、交通、经济、乡村、地域评价等各个方面,是第一部全面利用唐人墓志结合唐史文献进行唐代历史地理研究的学术专著。学界利用唐代墓志进行历史地理某些方面的专题研究也有不少成果,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出土墓志与城坊、地名和基层政区研究

  与简牍和其他出土文物相比,墓志资料最具特色和价值的地方在于更能反映当时的社会生活。隋唐墓志中丰富的地名资料为坊里研究和地名学研究提供了便利。学者们纷纷利用墓志资料对隋唐两京坊里空间分布、数量、宅地进行考证和补辑。杨鸿年《隋唐两京坊里谱》综合利用古籍和隋唐墓志,将唐代两京城、坊、里进行了考证和复原,一一排比,极大方便了后人的使用。李健超《增订唐两京城坊考》进一步补充了相关内容。辛德勇、阎文儒、闫万钧也有相关研究。对两京坊里名称和数量进行考证的研究者有陈久恒、赵力光和程存洁、史念海。两京城宅研究补遗的成果主要有刘汉忠《唐两京坊宅补遗·补辑》和张萍的相关论文,涉及两京各地各阶级的宅地范围。总体来说,鉴于墓志资料的特殊性,学者多利用唐人墓志对坊里数量、位置等进行考证,起补史证史的作用,但是对相关制度却很少有学者进行深入探讨。区域研究上,长安明显重于洛阳。

  乡村基层行政制度受到学者们的重视并引发了热烈的讨论,其主要争议点在于“村”“里”是否有从属关系。武伯伦、日本学者爱宕元认为“村”即“里”,二者无从属关系 。程义、尚民杰却持相反观点,认为村里有别,应该是村下有里。张剑《洛阳出土墓志与洛阳古代行政区之关系》一文跳出了前述学者们单一的认知范畴,认为应该辩证看待村里关系。他以洛阳出土墓志中具体数据为基础,认为作为地名时,村与里没有级别高低之分,而作为行政区划使用时,二者应该有级别上的高低。并且根据隋唐墓志资料中的具体数据,张剑还分析了村与里在唐代不同时期地位高低变化的问题。张剑的研究为当今将唐人墓志与历史政区地理研究相结合提供了新思路和新方法。陈呈、马强也以出土唐人墓志为主考论了长安、洛阳两京的乡村里地名。此外,张剑、赵振华讨论了洛阳所辖县的数量、方位等,为相关区域地名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杜文玉、尚民杰对长安县、万年县所辖乡里进行了补遗。

  (二)出土墓志与历史军事地理研究

  隋唐墓志也可作为历史军事地理研究的重要史料。唐人墓志中包含了大量唐代折冲府的基础信息,随着近年来墓志的不断出土,关于唐代折冲府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张沛的《唐折冲府汇考》是这方面的代表成果。在前人的基础上,作者利用大量出土唐人墓志资料,新增、新证府名一百余条,新补资料500条,极大地方便了学者们研究,促进了唐代府兵制度研究的发展。也有不少学者利用唐人墓志对唐代折冲府府名和数量进行考补,如李方、王其祎、张沛、周晓薇、陈国灿、杜文玉、刘思怡、客洪刚。整体来看,学者们利用唐人墓志进行军事研究在时间上具有持续性和集中性,但是大部分学者仅限于搜集整理和考证史料层面,相关研究不够深入,在有关折冲府的渊源、分布、结构等方面都没有涉及。

  (三)出土墓志与历史民族地理研究

  学者们还利用唐人墓志进行了历史民族地理研究,涉及的民族有西北的党项、突厥、粟特人和一些西南民族。保宏彪《从晚唐墓志中的党项史料看唐朝与党项的关系》利用新发现的党项族墓志探讨了晚唐时期的党项史地。周伟洲对党项族的起源、发展历程、迁徙路径进行了研究。牛致功、赵振华撰文讨论了初唐唐突之间的战争与民族融合。朱振宏、郭茂育、艾冲等也在突厥汉化和民族融合方面进行了探讨。李鸿宾、程越、刘惠琴探讨了入华粟特人的汉化过程。毛阳光、刘铭恕从区域出发,讨论了唐代洛阳地区的粟特人。南民族的研究相对较少。霍巍讨论了唐初唐蕃关系;郭声波、姚帅探讨了唐与南诏的关系;马强根据唐人墓志探讨了西南民族边疆形势问题及唐人对西南民族冲突的治理措施。综上所述,利用唐人墓志展开历史民族地理研究成果丰硕,主要依据单篇或部分墓志对单一民族的汉化过程、民族融合过程、民族本身的社会与宗教情况等进行探讨。就研究区域来看,西北民族研究强于西南,其他区域有待展开。

  (四)出土墓志与其他历史地理研究

  墓志所含信息丰富,以墓志为基础的历史医疗地理、历史交通地理、历史经济地理、历史家族地理、地域观念等研究方向也有部分成果。历史医疗地理是近年来利用唐人墓志进行历史地理研究开辟的新领域。范家伟《中古时期的医者与病者》是此方面的开创性成果,采用个案研究的方法,关注唐代药物和药市,强调墓志在医疗地理研究中的作用。范家伟之后,陈昊、侯海洋、刘琴丽、彭金炳也都发表了相关专文,对唐代不同时期的医疗史进行了研究。历史交通地理大都围绕《大唐天竺使出铭》展开。霍巍、李永宪、郭声波通过该铭对唐时期中印交通做了研究。因为墓志大多记载墓主人的生平、仕途等,经济内容涉及较少,历史经济地理研究成果也较少,仅有龚静利用唐人墓志窥探了墓主的财富观,为唐代经济地理研究提供了新视角。朱婧《唐人地域观念研究——以出土唐人墓志为主的考察》透过墓志资料窥探了唐人对各个地区的地域评价。乔天以“河东三姓”为中心讨论了唐代和东海地区的家族地理。

  总结与展望

  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在出土文物与历史地理研究方面取得了不菲的成就,也有部分不足,未来应该在集中资料整合和增强学科属性、加强综合利用出土文物进行历史地理重大问题探讨等方面努力。

  第一,从研究趋势和成果来看,出土文物与历史地理研究整体成果颇丰,研究热潮基本与文物出土时间吻合。围绕鄂君启节的历史地理问题研究展开最早,目前已经基本解决了相关问题。围绕马王堆汉墓和天水放马滩地图简牍等出土地图的历史地理研究也基本得到了学术界共识。从20世纪50年代至21世纪初,简牍与历史地理研究成果层出不穷,但近几年随着有重大影响的出土简牍减少,目前这一发展势头正在减弱。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隋唐墓志的不断发现,利用墓志进行历史地理研究的学者不断增加,并且目前正方兴未艾,成为一门“显学”。

  第二,从研究视角和方法来看,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历史政区地理、历史地名研究等,以资料的考证、补证为主,社会、经济方面研究缺乏。虽然近年来出土文物历史地理研究的成果数量惊人,尤其是简牍和墓志的历史地理学研究文章可谓汗牛充栋,但是总体而言只是量的积累,而在很大程度上无质的突破,缺少对研究方法的突破和反思。鉴于出土文物种类的复杂和数量的繁多,或可推动出土文物资料电子数据库建设,整合相关资源,方便学者们进一步利用出土文物进行深入系统的历史地理学研究。

  第三,学科属性不够明确,缺乏系统性的研究和权威专著。阎盛国在《近三十年有关简牍与历史地理问题研究综述》中提出,有意识地利用简牍资料从事历史地理相关问题的研究逐渐形成历史地理学研究的一个新分支,可概括为“简牍地理学”。遵循其思路,未来或可将有意识地利用各种出土文物从事历史地理相关问题的研究概括为“出土文物地理学”,成立专门性研究机构,组织召开相关学术会议,创立专门性刊物,增强其学科属性,方能聚焦更多学者目光,推动出土文物的历史地理研究向纵深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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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考古博物馆 (中国历史文化展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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