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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先秦史研究述评
作者:陈絜 来源:《中国史研究动态》2021年第4期 时间:2021.09.23

  2020年的先秦史研究特点鲜明,热点比较集中,多围绕重大问题及考古新材料而展开讨论,尤以夏文化探索、两周封国研究、地理交通与族群交流等问题的精细探索引人瞩目。今从九个方面择要介绍如下。

  一、文明、国家起源的争鸣与夏文化探索

  文明起源与国家形成一直是历史学界、考古学界热议的话题,2020年相关讨论精彩纷呈,既有围绕过往理论成果、学术用语的总结反思,也有对文明演进模式的体系构建。前者主要成果有易建平对苏秉琦古代社会演进理论若干概念的严格辨析(《中国古代社会演进三历程理论析论》,《中国社会科学》第11期);李新伟对苏秉琦国家形成理论的重新阐释(《共识的中国、理想的中国和现实的中国——苏秉琦“中国”形成理论的新思考》,《南方文物》第4期);王震中对近四十年来文明与国家起源研究的综述等(《改革开放四十余年中国文明和国家起源研究》,《史学月刊》第9期)。后者如戴向明立足于考古资料,全面梳理古代中国八个核心文化区的“社会复杂化”历程,并划分为不同类型(《中国史前社会的阶段性变化及早期国家的形成》,《考古学报》第3期);孙波从聚落考古视角出发,总结出龙山文化血缘因素淡化、贸易网络成形、社会分层加剧、“城邦”政体出现等特征(《聚落考古与龙山文化社会形态》,《中国社会科学》第2期);赵辉提出“古国时代”的概念,用来描述公元前4000年至公元前2300年间、以良渚与陶寺遗址为代表的古代社会(《“古国时代”》,《华夏考古》第6期)。

  “早期中国”的形成还牵涉二里头遗址与夏文化探索问题。《历史研究》第5期发表了“二里头考古与中国早期文明”笔谈,参与讨论的学者从中原中心的形成、青铜文明的诞生等不同角度,论证了二里头遗址在中华文明肇始阶段的重要地位(许宏《二里头与中原中心的形成》、金正耀《“何以河南”之问与中国科技考古新方向》)。赵海涛《二里头都邑聚落形态新识》(《考古》第8期)全面勾勒了遗址的布局框架及其历时性变化。李鹏辉、井中伟《从二里头文化设防聚邑看夏王朝的控辖模式》(《江汉考古》第3期)以二里头文化城址布局的不同特点为线索,讨论早期广域王权国家“开放”与“封闭”两种控辖模式。至于二里头是不是夏都城,正反双方的争论仍十分激烈,支持者多从遗址的文化面貌、时代界限等方面寻找证据,参见王立新《再论二里头文化渊源与族属问题》(《历史研究》第5期)、饭岛武次《二里头考古与夏王朝的真实存在》(《历史研究》第5期)、侯卫东《论二里头文化四期中原腹地的社会变迁》(《中原文物》第3期)等文章。陈民镇《“二里头商都说”的再检视》(《华夏考古》第2期)主张二里头虽不是夏都,但与夏文化联系紧密。反对者更多从文献与考古资料、历史学与考古学的关系等角度展开研究(徐良高《由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关系再审视看二里头文化研究》,《中原文化研究》第5期。陈淳《科学方法、文明探源与夏代信史之争》,《广西师范大学学报》第3期)。

  在考古研究以外,陈絜《商周东土夏遗与夏史探索》(《历史研究》第1期)着眼于文字史料中夏遗民与夏王朝之史地考证,再次主张夏早期政治中心在山东及河南东部一带。刘宗迪《三星在天:夏墟地理与传说考辨》(《文史哲》第6期)提出康叔受封的“唐”及“夏墟”在鲁西之新说,也支持“夏在河济之间”的认识。

  二、商周国家统治与制度考索

  政治史原本是先秦史研究的重要阵地,但近年来热度有所下降。宏观层面上,晁福林《先秦国家制度建构的理念与实践》(《历史研究》第3期)描述了商周国家神权与王权相结合的统治特点,以及东周时期统一集权不断加强的变化特征。徐义华《略论中国早期国家的血缘与地缘关系》(《中原文化研究》第1期)着重论述了拟血缘及血缘纽带在早期国家统治中发挥的作用。

  都邑是国家政权的统治中心。本年度偃师商城、洹北商城、周原遗址都有考古新资料刊布(《中原文物》第6期,《考古》第8、10期),有利于增进我们对三代都邑的了解。具体研究如何俊谦《殷墟墓地人口复原及殷墟都城人口规模的蠡测》(《古代文明》第14卷)通过全面梳理墓葬资料,估算殷墟年均人口在4.5至14万人之间,以7万左右可能性最大,这对于认识殷墟“都城”的政治定位具有重要价值。史党社《秦“徙治栎阳”及年代新辨》(《中国史研究》第1期)综合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指出栎阳“初县”之后变为国君辖地,但并非都城,并勾勒出战国中期秦国政治中心的变迁。

  在殷商史领域,刘源《论殷金文的特征体系》(《故宫博物院院刊》第11期)试图归纳殷金文中反映的殷代国家形态痕迹。王进锋《商代官员的仕宦——由戍嗣鼎新释引发的探讨》(《史学月刊》第12期)主要关注商代官员的升迁、流动等方面,角度比较新颖。西周史相关研究涉及法制、官制、军礼各方面,晁福林《〈匜〉铭文补释及其性质再考——附论“牧牛”为何受罚》(《历史研究》第2期)梳理了匜铭文中的人物关系,以“牧牛”的遭遇为例考察西周“礼”“法”关系的演变。雷安军《新出土金文所见西周罚金刑研究》(《中国法学》第2期)系统总结了西周金文中有关“罚金”的记载。张秀华《西周金文“执驹”礼补释》(《古籍整理研究学刊》第4期)考证金文“执驹”是为马驹开始服“兵役”而举行的典礼。李凯《〈尚书·酒诰〉“侯甸男卫邦伯”断句新证》(《古籍整理研究学刊》第3期)考证《酒诰》外服系统为“侯、甸、男、卫、邦伯”五种。考古学视野下,陈翔《西司马墓地与殷遗民》(《江汉考古》第1期)分析了荥阳西司马墓地的年代与族属,指出周人“迁殷遗民”的举措可追溯至武王克商之初。鲁西奇《齐国的乡里控制体系及其变化》(《文史哲》第1期)全面比较了传世文献与出土陶文资料,以阐述齐国的地方行政系统:春秋时期大概为“乡—里”二级制,战国时临淄城内变为“闾—里”二级,郊区可能在“乡”上增设“卒”。

  三、地方封国与地缘政治探讨

  商周时期的政治地理格局是我们认识早期国家的重要线索。有学者从考古资料出发研究晚商地缘政治,如常怀颖根据铜器墓的不同特征,考察太行山南麓与黄河南岸的地方经略体系(《略谈晚商太行山南麓及临近地区的铜器墓》,《中原文物》第4期)。张天恩观察晋南、关中晚商考古学文化的变迁,从而归纳出对国家治理体系的看法(《晚商西土考古学文化变迁与社会管理的认识》,《江汉考古》第3期)。也有学者着眼于古文字材料,如陈絜对晚商“毕”族相关史迹之钩沉(《郳国墓地所出毕仲簠与殷墟卜辞中的毕族》,《文史》第2辑)。王祁关于晚商山东沿海盐业经营管理的探讨等(《从古文字看晚商时期商王朝对山东沿海食盐的经营》,《文物》第9期)。

  伴随着考古工作的推进,两周封国研究热度不减。随州枣树林曾国墓地最引人瞩目。2019年公布的嬭加编钟记述了曾、楚交往的情况,陈斯鹏《曾、楚、周关系的新认识——随州枣树林墓地M169出土编钟铭文的初步研究》(《出土文献》第2期)、吴冬明《嬭加编钟铭文补释并试论金文所见曾楚交往的政治辞令》(《江汉考古》第3期)对春秋时期曾、楚关系作出了不同的解读。本年度刊发的M190所出曾公钟长篇铭文(郭长江等《曾公编钟铭文初步释读》,《江汉考古》第1期)关涉曾国始封、世系、政治地理等问题,学者围绕新史料展开了热烈讨论:(1)关于曾国始封问题,田成方、黄益飞均认为伯括在成王时受命,但可能未曾亲往而是遣长子就封(《曾公钟铭初读》,《江汉考古》第4期。《南公与曾国封建》,《故宫博物院院刊》第7期);朱凤瀚则主张“皇祖”南公在昭王时才受封,嬭加编钟相关记述有夸大之嫌(《枣树林曾侯编钟与叶家山曾侯墓》,《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第11期)。(2)关于曾国初封的地域问题,朱凤瀚认为曾初封在淮水上游,后为适应昭王南征形势又徙封随州;田成方则主张曾国一直在随州,钟铭提到的“应”“蔡”“繁阳”等只是渲染其势力范围;徐少华也论述曾侯钟“君庀淮夷”乃出于春秋时人的想象(《曾侯与钟铭“君庀淮夷,临有江夏”解析》,《中国史研究》第2期)。(3)将叶家山墓地资料与钟铭对应,多数学者认同M111墓主曾侯犺即“用政南方”的“南公”,但由于对始封时代、地域的认识不同,更早的M65、M28墓主是否也为南宫氏一系则尚有争议。(4)钟铭所谓“客我于康宫”,发掘者解释为曾公赴康宫受封;有学者认为指“伯括”在成王时始封,进而对著名的“康宫”原则提出怀疑;朱凤瀚、田成方主张是指昭王时“南公”的受命。枣树林墓地共发掘了三组曾侯及夫人墓(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北随州市枣树林春秋曾国贵族墓地》,《考古》第7期),与之前发掘的文峰塔墓地在年代、空间上连接有序,填补了春秋中晚期曾国资料的空白,出土的铜器铭文对复原曾国世系、破解“曾—随之谜”等十分关键,值得深入研究。

  山西翼城大河口与绛县横水的霸、倗墓地发掘近年来亦收获颇多。2018年公布的大河口M1017所出霸伯簋引起热议,铭文所述“井叔卤”反映了河东盐池在周代盐业生产经营中的重要地位,但其具体解释尚存分歧,王静认为是祈求盐卤丰收(《霸伯簋所见西周霸国与晋南盐业的关系》,《盐业史研究》第2期);严志斌认为反映了盐卤与丹砂的物资交换(《霸伯簋铭文校议》,《故宫博物院院刊》第5期)。还有学者倾向于治盐是霸伯承担的王朝职事(冯时《霸伯治盐与西周井田》,《中原文物》第1期。彭紫荆《从霸国铜器铭文看霸氏与周王朝的关系》,《文博》第5期)。究其根本,还是因为对“霸伯”的政治定位不同,解读铭文史事亦有差异。本年度考古工作者公布了大河口M1、M1034、M6096,横水M2531等墓葬的详细资料(《考古学报》第1、2期;《文物》第1期;《中原文物》第1期),出土铜器铭文涉及晋南政治地理、周人与淮夷的战争及霸、燕交流等问题,具有较高史料价值。

  此外,河南南阳夏饷铺、山西黎城西关墓地新获资料(《江汉考古》第3、4期)对考察两周鄂国、黎国历史比较重要。韩炳华《新见三件“叔休”器及相关问题》(《江汉考古》第3期)介绍了新见三件春秋早期铜器,器主国别及铭文中的“司卤”颇引人关注。战国史事方面,贾连翔《三晋始侯相关史事新探——再读清华简〈系年〉与羌钟铭文》(《中国史研究》第3期)对羌钟铭文作了新的解释,并在此基础上考订战国初期三晋与齐、楚间的战事。

  四、血缘组织及其秩序:家庭、宗族与宗法

  家庭、家族、宗族等不同层级的血缘组织是先秦社会的基本单元。殷商时期的基层社会单元近年渐渐引起学者争论,王建峰、井中伟《殷墟孝民屯“族墓地”分区研究》(《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第1期)主要考察新刊布的孝民屯墓地资料,文中对墓葬分区“空间聚合”“葬俗一致”的标准稍作调整,再次确认“族墓地”的存在。郜向平等《安阳殷墟苗圃北地铸铜作坊探讨》(《南方文物》第4期)全面分析了苗圃北地铸铜遗迹资料,提出作坊内生产者以较小的亲缘群体聚居。从考古学上探讨晚商“族”的存在及规模,墓群墓组的分区标准、相同血缘的判断原则仍是分歧的关键。

  西周春秋时代“宗族”与“宗法”是最重要的标签,本年度相关研究集中在祖先祭祀、宗庙制度等方向。关于祭祖问题,杨坤《论西周金文所见“宗子主祭”》(《中原文物》第2期)尝试依托金文资料阐释礼书中“族长主导族内祭祀”的原则;他的《师鼎“作公上父尊于朕考郭季易父宗”解——兼论西周贵族宗族成员祭祀相关问题》(《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第5期)则以师鼎铭文为例,考察了宗族成员如何参与祭祖,总体上,他认为族长拥有族内祭祀的主导权,族内成员只能在宗法规则下助祭或私祭祖先。罗新慧《春秋时期祭祖范围研究》(《史学集刊》第2期)阐述了春秋时期祭祖通常合祭多位先祖、选祭时注重“现实需求”等特点。关于宗庙制度,胡进驻主张商周时期并无毁庙行为,受祭祖先均拥有独立宗庙建筑,战国时期“天子七庙”之制才逐渐确立(《试论周代宗庙制度及其变迁》,《华夏考古》第1期)。黄益飞认为大河口新出叔骨父簋铭文反映了别子始立宗庙的场景(《大河口西周墓地叔骨父簋铭文所见西周礼制考》,《中原文物》第5期)。

  商周亲称及宗法称谓方面,朱凤瀚《也论商与西周青铜器铭文中的“”》(《出土文献》第3期)重申商周金文中的“”是表示族长身份的特殊称谓。徐渊立足礼书“诸侯绝周”之说,分析了“大叔”称谓的宗法内涵(《论“大叔”在先秦文献中的特殊内涵——兼谈先秦诸侯公室公子的宗法制度》,《同济大学学报》第4期)。腾兴建关于卜辞“公”指代旁系先王的说法也有新意(《从亲称到尊称:商周时期“公”称谓的演变》,《史学月刊》第6期)。

  关于东周时代社会组织的研究,杨文胜等《从“牝鸡无辰”到“共牢合卺”——由考古学统计资料看东周女性贵族社会地位之变迁》(《江汉考古》第3期)与李首龙、井中伟《山东临淄两醇墓地的性别考古研究》(《东南文化》第3期)两篇文章,皆从女性地位的视角切入,观察“宗族”与“社会”的变化。前者着眼于宏观,揭示出东周女性地位不断向男性配偶靠拢的趋势,强调基本社会单元由大家族向小家庭转化;后者着力分析个案,同样提到人群中家族亲缘关系淡化,代表核心家庭的婚姻关系逐步增强。

  五、历史地理阐释与考证

  本年度历史地理研究成果中,不乏在宏观上总结现象、揭示规律的作品。鲁西奇《封、疆、界:中国古代早期对于域界的表示》(《史学集刊》第1期)辨析“封”“疆”“界”几个词的早期含义,揭示了从先秦到汉代“界域”由点到线的发展。赵庆淼《先秦“异地同名”现象与地名流动的初步考察》(《史学月刊》第10期)对“异地同名”现象进行分类归纳,并探讨了其背后“地随族迁”“张大一统”等形成原因。

  商周地名、族名具体方位的考证仍是地理研究的重心。唐英杰、邹芙都《甲骨金文所见庚族考论》(《古代文明》第2期)认为金文中的“庚”族居地为《左传》鲁之“庚宗”,在今山东泗水县东。陈絜《滕州所出妊爵在商周地理研究中的意义》(《河北师范大学学报》第4期)以山东邹城之“邾”地为坐标,考证卜辞中、等地皆在东土;他的《两周金文中的繁地与西周早期的东土经略》(《中原文物》第1期)考证甗、班簋铭文中的“繁”并非南土“繁阳”,乃是山东汶、泗之间的地点。肖启荣、黄锦前《“邛”“江”考辨》(《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主张东周铜器铭文中的“邛”与淮域嬴姓之“江”无关,而与鲁西南的“邛”地是一非二。

  交通路线复原是历史地理研究的重要主题。庞小霞、高江涛《试论二里头文化时期洛阳盆地和江汉平原的交流通道》(《南方文物》第2期)将考古遗迹的分布与文字史料记载的道路相对照,描绘了中原与江汉地区沟通的西路、中路通道。雷晋豪《说“淮汭”与“豫章”:吴师入郢之役战争地理新探》(《历史地理研究》第1期)则着眼于战场形势的分析,试图勾勒吴师入郢的进军、撤退路线。

  六、经济活动与物质文明

  农业产业结构是本年度经济研究的主题之一。郭荣臻《中原地区夏商时期农业结构的考古学观察》(《四川文物》第5期)全面总结了中原地区新砦至殷墟文化期的植物考古研究成果,以及其中反映的共性、个性特征。王秋东《豫西南地区先秦农业略论》(《洛阳考古》第2期)重点分析豫西南地区稻、粟两种作物“此消彼长”之历程,从而揭示南北农业之间的交流影响。唐丽雅等《先秦时期关中地区农业生产的一致性与不平衡性:以西安弓背崖遗址为例》(《南方文物》第4期)依托弓背崖遗址的个案研究,论证关中农业生产以粟为主、东周小麦地位上升等结论,兼及思考农业地区不平衡性、非农作物利用等问题。此外,陈国梁《囷窌仓城:偃师商城第XIII号建筑基址群初探》(《中原文物》第6期)介绍了偃师商城内的仓储遗迹,并综合探讨了早期仓廪建筑及粮食储藏相关问题。

  手工业研究以铸铜冶金相关成果最为突出。山西绛县西吴壁二里头至二里冈时期铸铜遗址简报公布(《考古》第7期),相关成果弥补了夏商冶铜遗存考古发掘的空白,有助于探索早期国家对铜资源的开采、利用过程;《考古》第10期刊登了安阳洹北商城中商时期、宁夏彭阳姚河塬遗址西周时期、河南荥阳官庄遗址春秋时期铸铜作坊的发掘简报,新获资料对考察铸铜的技术传承与风格转变、解析铸铜作坊布局与生产流程、探索“边缘”地域铸铜业等具有重要意义。典型遗址的剖析如孔德铭、孔维鹏《论安阳辛店商代晚期铸铜作坊的布局》(《南方文物》第4期)介绍了辛店铸铜作坊的布局及其中反映的生产流程。前揭郜向平等《安阳殷墟苗圃北地铸铜作坊探讨》则对苗圃北地铸铜作坊内的生产者给予较多关注。此外,随州叶家山M111出土的晚商铁援铜戈亦值得注意(《江汉考古》第2期),这是目前南方地区发现的时代最早的铁质器物,发掘者认为可能是曾侯获得的“分器”。

  商业活动中“礼”的要素引起学者重视,何景成《礼仪文化在西周商品交换发展中的作用》(《社会科学》第10期)基于西周金文分析了皮币、玉器、铜器等礼仪用品“商品化”发展的不同趋势。胡进驻《试论中国先秦青铜铸币形制选择的礼制因素》(《中国钱币》第1期)讨论了东周刀、布、圜钱几种铸币形制在礼器中的原型。此外,武家璧《论楚国的“砝码问题”》(《考古》第4期)依托考古资料,全面考察了东周楚国“均益”(大秤)与“分细益”(小秤)两套系统及其使用法则。

  七、社会生活与礼俗的复原

  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社会生活带来了巨大影响,也促使学者思考总结历史上的防疫措施。宋镇豪《商代的疫病认知与防控》(《历史研究》第2期)梳理卜辞记载及考古资料后指出,商人对传染性疾病已有充分认识,并有意识地采取隔离、消杀、药物治疗等手段,依托国家力量防治疫情。考古发掘的遗迹遗物也能展示古人的社会生活,苗霞《殷墟“石子窖”和“石子墓”性质探析》(《考古》第3期)认为殷墟旧所谓“石子窖”“石子墓”应为水井遗存。岳洪彬《谈谈商代考古学研究中的“泛祭祀倾向”》(《南方文物》第4期)提示研究者判断遗存性质时要足够慎重,不应将生活遗迹与祭祀遗存混为一谈。张昌平《公元前5世纪一位国君的旅行用具——曾侯乙帷帐的结构与设计》(《华夏考古》第5期)复原出曾侯乙墓中的帷帐框架,并说明了帷帐的安装方法与设计理念。

  殷、周礼制间的变革或承袭一直是学界争议热点,胡新生《〈尚书〉“肇称殷礼”的涵义与周初礼制变革》(《孔子研究》第3期)从“殷”为“盛大”的训释出发,主张周人未继承殷礼,强调西周礼制变革的一面。社会礼俗方面,丧葬礼仪仍备受关注。吴飞《三年丧起源考论》(《文史》第3辑)在系统回顾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提出周人本来以“齐衰期”为最重之丧服,“斩衰三年”可能来自东夷旧俗,在春秋时期逐渐为周人接纳,并在战国时正式进入丧服制度。张礼艳、陈园《西周都邑车马器埋葬的东西差异与含义变迁》(《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第6期)比较了周原、丰镐与洛邑西周车马器埋葬的种类、数量,发现西土侧重装饰,东土侧重实用,车马器逐渐从马车的附属品变为身份之象征,周人的文化传统亦从中孕育。巫鸿《中山王墓九鼎考辨——对“考古材料”与“考古证据”的反思》(《考古》第5期)根据中山王墓西库随葬品的空间分布,对“九鼎”成组随葬的说法提出质疑,其中关于考古资料如何编排、使用的方法论思考应引起学者的注意。

  关于名物制度的研究,有学者立足古典,如阎步克《〈仪礼·士虞礼〉所见废爵、足爵、繶爵辨》(《中华文史论丛》第1期)、《东周礼书所见玉爵辨》(《史学月刊》第7期)两篇文章专门考证礼书之“五爵”“玉爵”皆为漆木筒形杯,废、足、繶三种爵是斗形爵;也有学者融汇新知,如李零《商周铜礼器分类的再认识》(《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第11期)结合新出史料对铜礼器的分类、定名再作全面的探讨。

  八、文本、思想与学术

  竹简古书仍是文本研究的最大热门。2019年公布的安大简《诗经》引起了文、史学界的广泛瞩目,相关研究一方面集中在简本、今本《诗经》异文考订,另一方面牵涉简本《诗经》的编排、性质与流传。张树国提出安大简《诗经》系子夏为魏文侯选编,故改题《魏风》为《侯风》以逢迎魏君(《“安大简”〈诗经〉为子夏西河〈诗钞〉》,《中原文化研究》第5期)。王化平则认为“魏风”中的诗篇被编入“侯风”是实际用诗的结果,并不代表文本结构的原貌(《安大简〈诗经〉“侯六”“魏九”浅析》,《北方论丛》第1期)。此外,围绕早期文献“口头传播”与“纸面写定”的关系,夏含夷立足于新出竹简资料,着重论述了《诗经》形成过程中“写本”所发挥的关键作用(《出土文献与〈诗经〉口头和书写性质问题的争议》,孙夏夏译,《文史哲》第2期)。2020年11月《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拾)》出版,包含《四告》《四时》《司岁》《行称》《病方》五种八篇,赵平安等学者已撰文介绍其内容及特点(《文物》第9期;《出土文献》第3期)。其中《四告》为整合的“书”类文献,与《尚书·立政》等篇有关联,对于理解古书形成等问题颇有助益。

  探索古人的精神世界向来是一项有趣味又充满挑战的工作。蒋文《由出土及传世文献看先秦“德”的具象化》(《复旦学报》第5期)综合金文、出土竹简及传世文献,指出周代的“德”有声音,有气味,可享食,愈发趋向凡俗世间。罗新慧《春秋时期天命观念的演变》(《中国社会科学》第12期)重在辨析西周传统“天命”观遭到质疑后的演变,春秋列国统治者为了建设统治合法性,竞相宣称承受“天命”,“天命”保留“惟德是与”特征的同时,也增添了神秘感。郭晨晖《楚简“太一”性质考》(《中国史研究》第2期)认为战国楚地“太一”并非是至高神,而与其他自然神同列,因主管病患生死而受到重视。

  关于先秦诸子学术,各学派间或同一学派内各分支之间相互的看法引起学者关注,具体成果有廖名春《〈荀子·解蔽〉篇“空石之中”章释读及其意义》(《中国史研究》第4期)、高华平《墨家对先秦诸子的学术批评》(《文史哲》第5期)等文章。

  九、地域交流与族群融合

  “中原文化区”的周边区域同样是“早期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华夏”以外的族群也是中华文明的创造者,相关研究不可或缺。

  由于文献记载相对疏阔,考古发掘对于探索周边族群更显重要。石峁文化作为北方地区早期文明的典型代表,仍然是学界研讨热点(邵晶《石峁遗址与陶寺遗址的比较研究》,《考古》第5期。孙周勇等《石峁文化的命名、范围及年代》,《考古》第8期)。内蒙中部的朱开沟文化、江西清江盆地商代遗存、湖北东北部的毛家咀类遗存等亦得到学者关注(魏坚、冯宝《试论朱开沟文化》,《考古学报》第4期。牛世山《湖北东北部晚商文化的新认识——从蕲春毛家咀遗址和新屋塆青铜器谈起》、李宏飞《江西清江盆地商代诸遗存兴起背景探讨》,皆见《南方文物》第4期)。又《考古学报》第4期刊布了河南伊川徐阳新发现的东周墓地简报,为探讨春秋时代内迁的“陆浑之戎”的文化特征提供了宝贵资料。考古学文化与文献记载间的复杂关系一直是困扰古史学者的难题,徐良高《考古学文化、文献文本与吴越早期历史的构建》(《考古》第9期)分析了西周东南地区的考古学文化主要特征,主张避免为“证经补史”而将考古遗存与吴、越两国简单牵连,强调建立考古本位的历史叙述体系。

  早期国家阶段各地域间的文化交流是族群融合之先声,近年来愈发得到重视。秦小丽《中原国家形成进程中的南方文化因素》(《考古与文物》第5期)指出,龙山文化晚期到二里头、二里岗这一段时间内,漆器、象牙制品、海贝、原始瓷和硬陶等南方产物,已融入中原国家并纳入上层社会的礼仪系统之中。何毓灵《殷墟“外来文化因素”研究》(《中原文物》第2期)专门梳理殷墟出土的“外来文化因素”铜、陶、玉器资料,并分析了商王朝在西、北方向与东、南方向对外交流之异同,探讨了战争、贸易、移民等不同交流方式的作用机制。跨地域出现的相同文化现象,甚至可以直接揭示人群的迁徙,印群《论春秋时期鲁东南殉人墓的文化因素——兼及东夷与嬴秦文化的关系》(《复旦学报》第4期)即比较了东夷薛、莒与西土秦国相似的殉人葬俗,以进一步支持“嬴秦东来”的族群迁徙之说。

  春秋战国时期“华夏”民族逐渐形成。颜世安《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夏”融合与地域族群》(《民族研究》第2期)主要考察“华夏”形成过程中“地域化群体”的影响,跨越血缘的地域性“列国”既是抟成“华夏”的基础,又是“一统”的阻碍,不过由于存在更广泛的横向文化联系,地方性“民族”意识发展不充分,“华夏”民族意识还是顺利成长起来。

  总体而言,精细化研究是近年来的一个大趋势,但存在的问题是考古、传世文献与出土文字资料的综合利用依然相对薄弱,学科间的交流亟待加强,取长补短,互相学习,以尽量避免小圈子内的自说自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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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考古博物馆 (中国历史文化展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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