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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世致用是中国史学深厚的优良传统
作者:孔勇 来源:《历史评论》2021年第3期 时间:2021.09.23

  在数千年的文明进程中,中国形成了机构完备、典籍浩瀚的史学体系,经世致用成为中国史学最悠久、最深厚的传统。不同时代,人们面对的社会环境和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均有不同,由此决定了史学的经世致用思想总是可以焕发新的光彩。

  表征盛衰 殷鉴兴废

  经世致用的思想,早在史学产生时就已出现。商周时代,设史官,记史事,意在总结前代经验和教训。《诗经·大雅·荡》记载:“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夏桀无道,商汤灭之,这本是可供商朝引以为鉴的历史教训,但商纣王暴政虐民,终为周武王所诛,重蹈夏亡覆辙,因此后人总结道:“前车覆而后车不诫,是以后车覆也。”“殷鉴不远”、“重蹈覆辙”如今已是人们耳熟能详的成语,背后则是对以史为鉴、经世致用思想的重视和强调。

  春秋时期,经世致用的典型代表是孔子作《春秋》。孔子生活在礼崩乐坏的时代,他借为鲁国编史的机会,寓褒贬评判于其中,将史学变成改造社会的有力武器。“微言大义”、“春秋笔法”,成为后世对《春秋》价值取向的精确概括。司马迁十分推崇《春秋》,称其“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这也提示我们,《春秋》作为中国史上第一部编年体史书,具有开创之功,但它更宝贵的价值则体现在其鲜明的价值判断方面,从而在“实录”之外更增“求用”的色彩。

  秦兼并六国,建立了大一统王朝。然而,秦始皇不修仁政,社会矛盾激化,秦朝二世而亡,留下了惨痛的历史教训。汉朝建立之初,着意总结秦亡原因,产生了贾谊《过秦论》等名篇;在具体实践层面,汉朝废除“以吏为师”,改用黄老思想,无为而治,与民休息,社会秩序逐步恢复,出现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盛世——“文景之治”。

  当时史家秉笔直书,力求为王朝统治提供历史借鉴。司马迁网罗天下放失旧闻,撰成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希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史记》在梳理历史的基础上,探求天地人世间的规律,为王朝治理提供参照。这种强烈的现实关怀,同样贯穿于《汉书》中。班固自称撰写《汉书》是为了“宣汉”,即宣扬汉朝盛世,但他不忘“究其终始强弱之变,明监戒焉”,坚守并延续着治史致用的思想。

  作为已经发生的事实,历史既不可更改,也难以重来。但今天的历史,曾是昨天的现实;今天的现实,也将成为明天的历史。回望历史,总结历史,主要目的便在于鉴往察今。以《史记》《汉书》为代表,中国的正统史学谱系于此肇端,开启了“二十四史”等浩瀚史学著作的先声,使中国史学雄傲于世界史林。

  史学发展同国家治乱兴衰息息相关。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权林立,时局动荡,南朝文艺理论家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原夫载籍之作也,必贯乎百氏,被之千载,表征盛衰,殷鉴兴废,使一代之制,共日月而长存,王霸之迹,并天地而久大。”刘勰不以史家名世,但从他的论述中可以看到,经世致用乃是学者治学的共同宗旨。尤其刘勰提到的“表征盛衰,殷鉴兴废”,精确概括了史学的“至大之用”。须知道,天下分合不定之时,政权的兴衰、演替背后必然有值得探究和总结的经验教训。通过历史写作,一方面如实呈现其历史过程,另一方面在此基础上进行历史分析,获取有关历史盛衰和兴废的思考与借鉴,史学经世致用的核心价值在此便完全凸显出来。

  嘉善矜恶 取是舍非

  从西晋末年发生“八王之乱”,到隋唐重新完成全国统一,其间二三百年的时势巨变,包含着丰富的历史经验教训,不仅值得后来史家书写和总结,也值得统治者汲取和借鉴。唐宋君臣上下极为重视历史,力倡修史撰史,推动史学走向繁荣。

  唐武德五年(622),唐高祖李渊下诏修撰北魏、北齐、北周、梁、陈、隋六朝历史,明确提出,“考论得失,究尽变通,所以裁成义类,惩恶劝善,多识前古,贻鉴将来”,要求史家“务加详核,博采旧闻,义在不刊,书法无隐”。贯穿其中的经世致用思想和实事求是态度,奠定了唐代史学的思想基调。

  唐代君主重史的典型代表,首推唐太宗李世民。他曾对臣下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在《修晋书诏》中,唐太宗进一步阐发修史致用的思想:“发挥文字之本,导达书契之源,大矣哉。盖史籍之为用也!”有唐一朝,共修成《晋书》《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等8部正史,为历朝官修史书之最。中国传统史学在唐代发展至新的高峰。

  修撰史书,不只为了记录史事,更为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唐代史家对此有深刻认识。随着王朝统治逐步稳固、社会秩序渐趋安定,史学所具有的资鉴价值也发生转变,即更侧重于如何从历史中获得宝贵的治理之策和道德观念,进而贯彻到当下的统治实践之中。撰成《北史》的李延寿说:“史官之立,其来已旧,执简记言,必资良直……斯盖哲王经国,通贤垂范,惩诫之方,率由兹义。”令狐德棻将史学的资鉴价值扩展到更广泛的层面,所谓:“如文史不存,何以贻鉴今古?”另一位著名史家刘知幾将史学视为治国与人生之不可或缺:“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有国有家者,其可缺之哉?”所谓“有国有家者”均离不开史学,足可证明史学为治国理政及个人修身都提供了重要借鉴。

  正是由于唐代君臣善于以史为鉴,从历史之中汲取治理之道,救偏补弊,相继出现了“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两大历史盛世,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和成就,国际影响远播四方,盛世气象壮阔恢宏。

  至宋朝,史学的经世致用思想进一步得到阐扬和实践。宋英宗时,司马光患历代史繁,不能遍览,遂为《通志》8卷以献。英宗阅后极为赞赏,命司马光续写,终在神宗朝完成。新修之书记载战国至五代千余年的历史,因其“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宋神宗亲赐序文,定名为《资治通鉴》。这种察往知来、以史为鉴的理念,正如司马光所概括:“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依笔者看来,“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可以概括为“知古鉴今”,明确昭示和强调治史致用的可贵价值,这和上文所论史学“表征盛衰,殷鉴兴废”的内核思想一以贯之;“嘉善矜恶,取是舍非”则可归结到“资政育人”,即通过对是非善恶进行辨析并作出判断取舍,塑造健康的政治生态和完美的人性品格,最终促成良好的社会环境和社会秩序。自宋代以降,《资治通鉴》成为历代帝王的“教科书”,对治国理政、教化臣民起着直接的指导作用。

  史学所以经世 固非空言著述

  在中国传统社会,当发生朝代鼎革或国家陷入内忧外患之时,史学的经世致用价值往往能够得到最大程度的彰显,从学术研究和实践指导两方面服务于现实。如清朝初年,诸多学者反思明亡惨痛教训,纷纷潜心史学研究,产生了一大批具有鲜明经世色彩的著作。

  顾炎武批评晚明空谈之风,力倡“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指、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他明确提出:“君子之为学, 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为此,顾氏广猎史籍,选“有关于民生之利害者随录之,旁推互证,务质之今日所可行,而不为泥古之空言”,撰成《天下郡国利病书》,力图对人们认识和解决现实问题有所指引。

  同列明末清初三大家的王夫之、黄宗羲,都是本诸此旨,充分汲取历史资源,将史学的经世致用思想发挥至极。诚如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所言:“所贵乎史者,述往以为来者师也。为史者,记载徒繁,而经世之大略不著,后人欲得其得失之枢机以效法之无由也,则恶用史为?”史学乃是“经世之大略”,倘若徒有烦琐记载而不掌握其大势和大略,必然会陷入繁而不要、空而不实的境地,难以真正把握史学的核心价值。

  清朝统治者充分重视并吸收传统文化,借鉴历史兴亡的经验教训,反对空言,提倡实学,为清朝建立、稳固储备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努尔哈赤从《三国演义》中学习攻战谋略,用之于与明朝交战;康熙帝即位后,首开经筵讲学,命儒者讲授经史,时时留意历代的治世经验;即使是在考据之风盛行的乾嘉时期,经世致用仍是有识之士治学的重要准则。章学诚说:“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也。且如六经,同出于孔子,先儒以为其功莫大于《春秋》,正以切合当时人事耳。后之言著述者,舍今而求古,舍人事而言性天,则吾不得而知之矣。学者不知斯义,不足以言史学也。”在这段经典表述中,章氏一方面展现出了求实学、重现实、学以致用的思想活力,另一方面则是强调史学应切合人事,与时俱进,跟随时代发展而在认识和实践等方面加以相应调整。如果一味“舍今而求古,舍人事而言性天”,无疑属于“空言著述”,背离了史学经世的内在要义。

  下逮晚清,经世致用思想迎来了一次新的发展高峰。19 世纪中叶,英、法等列强相继入侵中国,沙俄、日本等也纷纷加入掠夺之列,中国遭遇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当此之时,魏源、林则徐等有志之士主张开眼看世界,借此“师夷长技以制夷”。大批学者投入到史学、舆地学、兵学、农学等研究中,寻求救国之道,应对现实危机,产生了一批有影响的著作,如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畬的《瀛环志略》等。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强调实学,反对空论,治史致用,应对危机。直至清末,康有为、章太炎等一批政治家和思想家依旧注重治学经世,希望从数千年历史中找寻变革之法。亲身参与戊戌变法的梁启超,在后来讲授中国历史研究法时直言:“学问是拿来致用的,不单是为学问而学问而已。”作为中国近代新史学革命的发起者,尽管梁氏对传统史学的诸多弊病进行了严厉批评和有力改进,但对史学的经世致用传统则保持认可态度,这也成了他本人史学研究的重要动力和思想底色。

  经世致用始终贯穿中国史学的发展过程,堪称最悠久、最深厚的传统,深刻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进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需要系统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更加需要深刻把握人类发展历史规律,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汲取智慧、走向未来。”对于身处新时代的我们,尤其应该继承和高扬史学经世致用传统,并将之付诸实践,做有灵魂、有思想、有担当的史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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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考古博物馆 (中国历史文化展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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