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坪井九马三与近代日本实证史学
作者:贾菁菁 来源:《学术研究》2021年第8期 时间:2021.09.15

  摘要:近代日本实证史学同时存在两种传统,一是兰克、伯伦汉为代表的德国正统史学;二是本土承传的清代考据学与日本古学。既往关于坪井九马三的研究着重探讨其对兰克史学的移植与运用,忽略其思想的新旧杂糅、同异交缠。坪井作为西洋史(史学科)的领军人物,与日本史(国史科)的汉学考证主义史家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氏著《史学研究法》宗奉兰克、伯伦汉之说,但在经济史、政治史、精英人物等研究取向上,坪井皆与兰克反向而行。坪井史学具有二元论的特质,他将史学切分为纯正、应用二端,构筑实证史学的同时亦倡导历史教育服务于国民教化。他生平著述驳杂而不够深刻,却多引领时趋,是日本历史领域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最早绍介者。

  长久以来,坪井九马三主要有两个身份。首先,他是“草创期学院史学的巨星”,自1883年执教到1923年退职,在学院体系中心之东京帝国大学任职40年,前与德国史家利斯(LudwigRiess,1861—1928)、后与箕作元八一同缔建并执掌史学科,奠定了日本近代实证史学的基础。其次,他被视为“私淑兰克学统”,“坚持了德意志正统历史学派的学风”,其《史学研究法》对于导入兰克、伯伦汉的学说首居其功,不仅在日本具有示范意义,也译介到中国,对史学界产生积极影响。其中,坪井取径西学的地位与贡献最毋庸置疑,也最为主流论述所偏重,坪井史学长期被窄化为单一面向。然而,近代意义日本史学的发端,除西洋理论与方法之舶来,也有传统学术之延伸。大久保利谦称学院史学为“新考证主义”,注意到考证学在日本自有其独特的传统,指出相较于一代人的对立,超越世代的一体性更应受到重视。坪井身上正体现了过渡时期的自觉,其史学的建构、改易并非循着单线的历史宿命,而是包含着不断调试新旧、折衷东西的选择。重新检证坪井的文本与主张,探掘其思想的复杂性与内在理路,有助于反省近代史学研究中一些习焉不察的预设,亦期提供一个观察日本传统史学转化与近代实证史学重组再生的窗口。

  一

  明治以后日本历史学的发展,同时存在两种对立的趋向,一种基于实践的观点,善于选择主题以探究历史;一种以客观认识历史为目的,“擅长处理严密的历史资料与阐述详细的历史事实,带有考证的色彩”。学院史学属于后者,在19世纪90年代以后成为日本史学界的主流。“学院史学”的概念并非不言自明,反而因其是“培养了大部分现代史学家的母体”,不易使人看清它本身的历史性质,故根据论者的不同,其概念的界定也不同。一般而言,亦称为“实证主义史学”“官学学院史学”,指“以旧帝国大学为中心的研究体系和代表这些研究机构的学者的治学方法”。“实证主义”表征其学术门径与学风;“官学”抑或“学院”则昭示其与国家意志的亲近,与民间史学的“在野”相对。东京大学(1886年更名为帝国大学)是最早的官立大学,也是学院史学的中心,故而东大史学科的设立、临时修史局的移交、国史科的设立、史学会的成立及其机关杂志创刊发行等一系列事件成为学院史学创立的标志。

  坪井与东大渊源颇深。1877年东京开成学校与东京医学校合并成立东京大学,原本就读开成学校的坪井顺理成章地考入东大理财科(经济学),1881年取得学位后又进入理科大学(理学部)修习应用化学。当时文科大学(文学部)设有两个学科,第一科史学、哲学及政治学科,第二科和汉文学科。因史学教授难得,学生亦少,1879年第一科削除“史学”字样,改为哲学、政治学及理财学科,但作为科目的史学课程仍在继续。值此背景,经济学出身、应用化学在读的坪井1883年被聘任为史学讲师,这是其史学研究的起点。1887年,日本史学界发生了两个重要事件,一是2月兰克之弟子利斯受聘赴日,负责东大西洋近代史的讲授,9月正式设立史学科;二是坪井苦于尚不具备专业史家的素养,为正式修习史学,赴德国留学。1891年,坪井留学归来升任文科大学教授。1893年,文科大学正式导入讲座制,西洋史相关课程被命名为史学地理学讲座,第一讲座由坪井担任,利斯因其外国人的身份担任第二讲座。1902年利斯辞职回国后其工作由箕作元八接续。从1883年至1923年坪井退职,“东大接受了利斯、坪井、箕作与德国史学的洗礼”,三者形成了日本“西洋史学的第一世代”。与此同时,史学科虽冠诸通称,其实质却为西洋史,日本的国史即日本史仍长期归属和汉文学科,按照前近代的研究传统被划归为文学之一领域。直至修史馆移交东大的次年,1889年重野安绎、久米邦武、星野恒共建国史科,日本史才独立出来。同年在利斯的倡议下,史学会成立,机关杂志《史学会杂志》发行,初代会长重野安绎。最初只设编纂委员长重野安绎,编纂委员久米邦武、星野恒。1895年编纂委员会改为评议员,坪井名列其中。1917年星野恒去世,坪井继重野、星野之后成为评议员长、理事长统率会务。在其“坚实的领导下”,《史学杂志》(1892年改名)成为“斯界之木铎,最高之权威”。由学科创设时期的重要人物观之,学院史学内在传统实际有二,一是利斯、坪井主持的史学科,移植兰克学统;二是重野、星野等创立的国史科,代表汉学考证主义。两者看似山迢路远,却因内核趋近同一的实证指向而交相作用,“重野、久米、星野等先生以中国清朝的考证学研究历史,与Riess(利斯)等的Science的历史相结合,以此看待历史,《大日本史》即江户时代的劝善主义才迎来巨变”。坪井的思想,于两者兼而取之,既有西方近代史学成分又接受传统考证学传统,这充分体现在他的《史学研究法》中。

  《史学研究法》是坪井受邀到早稻田大学讲学的讲义,1903年正式出版。此前虽有下山宽一郎的《史学原理》,但篇幅较短且未完成;在晚清史学界非常流行的浮田和民的《史学通论》,在日本近代史学史上并无地位。故坪著被视为日本史学理论与方法的开山之作,此后同类著述大多出现在昭和时代。尽管1926年改版时坪井自嘲时过境迁,《史学研究法》已是“独活之枯木”“樗树之蘖”,但其开启之功不能否认。该书“多以伯伦汉的历史的概念为基调”,由于两者的高度重合,齐藤斐章认为是书“源自伯伦汉(Bernheim)的Lehrbuch der Geschichts wissenschaft的意译,以国史的材料为考证”。今井登志喜称其“大体上以伯伦汉为基础,但这是一部将之消化吸收、融会贯通,多以实例考求国史、不止于翻译色彩的好作品。”坪井作为史学科(西洋史)教授,《史学研究法》却倾注大量心血考求国史(日本史)。倘若进一步推究其考证的实例及史观,则恰好集中地回应了修史馆史家聚讼的争议和主张。

  修史馆的前身国史校正局设立于1869年,是年明治政府发布《修史之诏》,为“辨明华夷内外,扶植天下纲常”,计划编修官撰国史。1877年改名修史馆,1882年以重野安绎、久米邦武等汉学者为中心开始编纂《大日本编年史》。汉学内部自江户以降已经产生朱子学与古学、考据学的分歧,这一分歧又在近代修史事业上继续延续。重野初奉朱子学,后转入古学及清代考据学一脉,由虚入实。他主持的《大日本编年史》从南北朝时代起笔,对以朱子学大义名分观为基础编写的《大日本史》提出质疑,批判的对象包括《大日本史》的南北朝记述、作为南北朝史中心史料的《太平记》、作为编修群体的水户学派及其劝惩的历史观。1885年重野受官命调查、搜集史料,在复命书中即言:“修史的材料以古文书、日记为最高,从前史家所依据的大概是战记物语类,取信经后人之手而附加润色之物,日本史上南北朝以后专存斯弊。”1886年在东京学士会上的演讲更具体指出“《太平记》属于物语一类,虚实相杂”,自此掀起波澜。国学者内藤灿聚以《〈太平记〉不是小说家之作说》提出反对意见,星野恒旋即作文《辩内藤灿聚君之〈太平记不是小说家之作说〉》以反击。1890年星野恒在《史学会杂志》创刊号发表《史学考究历史编纂应精选材料之说》,继续质疑《太平记》的史料价值,久米邦武长篇连载《〈太平记〉于史学毫无益处》,激烈断言“《太平记》是往昔下贱之人拼接的话本”,《太平记》的史料价值被彻底检讨并否定。此时的《太平记》俨然成为研判并确立史料原则的特殊范本。

  对照坪井《史学研究法》中考求国史的实例,其议题、主旨、立场与重野等批判的要点首尾相援。坪井多次论及《太平记》,明确定位该书为物语,倡议不要直接引用书中的叙事及材料。谈到如何判别史料的确实程度时,以《太平记》为例,分析其成书时间、编者、场所皆不可靠。反之,对《梅松论》持肯定态度。《梅松论》是北朝编写的史书,重野等向以《大日本史》没有采用北朝史料为据,批驳其只是“私论偏见”,而《史学研究法》反复强调《梅松论》等北朝史料的价值,复原镰仓古地理时援引《梅松论》作讨论,剖判楠木正成战术时也以之为参考。此外,重野等批判尤为猛烈的是《大日本史》中对楠氏等南朝功臣的美化和虚饰,坪井论述伪造古文书时,即以楠木正仪的伪文书为例,参以当时的外史记述、公家日记,用了较长的篇幅精细考证,进而推断“《正仪公事实书》上所写的事,并非当时的事实,而且从正仪本人来看,也不是所谓《事实书》中儒者风度的人”。南朝的另一功臣儿岛高德,重野断定其出自《太平记》作者的虚构,引发学界、民间舆论轩然大波,因此被冠以“抹杀博士”的称号。坪井则在讨论史实之“可疑”时,以儿岛为个案,论证其相关的“确凿的证据物一个也没有”。《史学研究法》出版时,重野、久米因笔祸事件已退走东大,坪井也谈到“今日的史家已经不再议论”,但他仍着力于国史,再再考求修史馆史家批判的核心议题,似可视为一种遥相回应。

  二

  《太平记》成为攻讦之中心,其实牵演出更深一层的讨论,即“史学与文学”之争。日本历史上,历史物语、军记物语,即西冈虎之助所谓“物语风史学”或坂本太郎所谓“物语风史书”,正是出现在六国史之后官修国史废止的背景,此后史学更明显地受到文学的影响,真实与虚构的界限被模糊混淆。重野等修史馆史家受命编纂新史,以实证为依归,势必要予以批判和清算。而且,从学科性质来看,日本的国史长期从属于汉学,因此,为了从史学、文学未分化的状态中取得史学尤其是国史的独立,也必须以决绝的姿态排除“文学”。重野、久米诸人诘责《太平记》时已显露轻视文学之意。重野评价物语、战记类“悦人之耳目,妇人小儿易记”;久米称《太平记》颠倒是非,读之妨害智识;星野恒等还发表了纠弹《保元物语》《平家物语》的文章。物语而外,史书类如赖山阳《日本外史》也被纳入讨论,重野谓:“山阳富于文才笔力,能达观时势,成就了一部佳作,为世人所称誉,然而惜哉,其引用的文书没有确切证据,大肆宣传谬误之说”。《日本外史》享有极高的声誉,是鼓动幕末维新勤王的精神之作,重野直言其文笔出色而考证不足,已属尖锐评价。他更进一步指摘文笔、文才浮而不实,“一切历史都以选择引用书为第一要冲,巧言令色、花言巧语者,大多是虚饰。”针对这种轻视文学的论调,国文学者芳贺矢一主张文学、史学当各自确立评判标准:“古时历史与文学同体,而今好历史却不一定等同于好文学,或言作为历史被非难的,作为文学可能是美好的,盖文学与历史批评的标准实而不同。”

  在“史学与文学”的讨论上,兰克也以“严谨地陈述事实”作为首选法则,批判司各特(W.Scott,1771—1832)《昆廷·达沃德》,主张离弃小说避免一切虚构和幻想而书写真实,厘清史学与文学的边界,称历史叙述被“允许发挥空间狭小并且需要平实朴素的言语”。但兰克同时也肯定文学之于认识史料、描述史料的功用,承认史家需要艺术的天才与天分。兰克本身具有古典文学、古典语言学的知识背景,大学毕业后又在中学教授古典文学与历史,文辞优雅,尤其人物描绘细腻生动。他的学生吉泽布雷希特(W. Giesebrecht,1814—1889)说他“作为叙述家是最突出的”;他的批评者克罗齐(B.Croce,1866—1952)评价他是“行云流水,使人赏心悦目的叙事者”;古奇(G. P. Gooch, 1873—1968)则认为他后期作品中那种“灿烂文笔和现实主义描写”消失了。尽管后世不乏“兰克排斥优美文笔”的解读,但在日本的学院派史家中,利斯、箕作皆对其文才极为推崇。利斯称:“兰克之描写美妙,生动活泼又中正而不歪偏,是读者所公认的。这是兰克著作最有价值的性质之一,也是其声价永远不变之所在”,并借由对兰克的评价,坦露史家理应具备的素质包括“卓绝的史料解释”及“诗人的天才(套用兰克之语)”。箕作元八留学时受教于兰克,回国后又奉利斯为师,尝言:“我的老师利斯先生说,兰克与歌德有许多相似处”,“唯兰克的想象受历史事实的限制”;他本人亦称许兰克叙事优秀。

  相较利斯、箕作诸人,坪井更倾向于重野等修史馆史家的主张,甚或更为激进。1895年坪井在帝国文学会第一届大会上演讲“史学与文学”,开宗明义提出“史学与文学全无关系”。此处“史学”指近代科学史学;与文学有关的是以前的史学,有两个源头,一是“谨严的官撰正史”,如中国的正史;二是小说、物语,如希罗多德的历史、左丘明的历史,又如日本的《平家物语》和《源平盛衰记》。两者皆非真正的史学。真正的史学是什么?坪井认为是两者的综合:“第一种第二种历史综合起来的历史有谨直之处,也有暗迷之处,宛如梦中怪物一般,因时代的远近,材料的多寡,精粗的程度不定,普通读者是很难理解它的,兰克的历史便是如此。虽然比史官的记录有趣,却不能脍炙人口。”坪井虽将两种历史进行了综合,将“兰克的历史”视为真正的历史,但字里行间对兰克的文笔并不高看。他认为文学“借助才笔增添光彩”,“博得社会好评,使读者愉悦的同时却也使其误信谬传误脱”。史学则依据材料考求真实,不甚讲究文辞、修饰,以致阅读的美感、流布的程度相形逊色。坪井躬行实践,《史学研究法》及教科书《西洋史要》等皆以简单直白的口语体撰就。据东大学生追忆,坪井训辞中还有类似言辞:“……入学不久,以该校长的名义,发表的一篇训辞中有‘文学等同于琴书’这样的句子,这在学生之间曾一度成为话题。训辞的要旨记不清了,大概是史学、哲学是学问,而文学和琴书一样,是有闲人的Dilettantism的意思。这是文科大学校长的意见,难怪文学科的学生吃惊或愤慨。……但这些问题现在反而是微不足道的言论,只不过是当时学者或一般文化人如何评价文学的一个标志。”此言未免枉矫过激,有失偏颇。

  《史学研究法》中进一步批判旧史,按史学的不同发展阶段,分作“物语”“镜”“史学”。“物语”采用散文、韵文的叙事形式,“有近似小说的部分,也有作者的臆断言论”,没有经过调查或考证,虽偶有佳品,但“不好的几乎与历史小说无异”。“镜”这类历史“本着惩恶劝善、兴利除害的考虑而写,尤其是为主宰一国政治的君主,或是那些宰辅之人提供古代政治实例的知识与经验,治国当如何、治民该如何,是为了训诫而写下的历史”。此又与重野等批判劝惩的历史不谋而合。重野在史学会创会演讲时,指明日本史学的方向,批判过去历史的“执笔者动辄以名教为导向,枉顾事实”,“违背了书写世态的历史本义”,历史唯有书写实际,才是公平之见、公平之笔。坪井与重野立场一致,否定传统史学的大义名分和资治训诫,反对史学成为宣扬名教、惩恶扬善的工具。

  坪井与重野等修史馆史家之同声相应,源于他们共同秉持的实证精神。坪井极其厌恶传统汉学中重议论而轻事实者:“一直以来在汉学流的学者中,所谓识见,流行的是以自己的理想为基础任意议论的主张,认为议论越精妙则识见越高,自许为诗人。以前就有所谓史家的论赞等,大多是这一类,根本没有史学上的价值。”重野承继清代考证学与日本古学,他教谕弟子 “夫经史之学,宜据考证以明大义。若鄙弃事实,徒骛空远,功岂易致”,强调治学须以事实考证为基础。重野也不拒斥西学,他勠力于在时局变化中改良汉学,与利斯共事时多听取其意见,后世多认为他也受兰克史学影响:“重野的‘史家之心,至公至平’与兰克的 ‘如实直书’相重叠,这给重野带来了勇气”。由是观之,学院史学移植兰克史学的同时亦转化更新固有的学术,达成了东西考证史学的合流。

  三

  明治时期的史学,一面欲与旧史学划清界限,一面谋求在临近诸学科的竞争中占得一席,“语言、博物、社会、政治、伦理、美术各科学竞相扩张各自专业的科学范围,削弱史学”,坪井谓其危险局势“宛如战国乱离时期群雄割据”。为赋予史学以新生,博得科学之位置,坪井将史学切分为表里二端,“诸科学皆具二相,史学亦有二相,二相究竟为何,纯正、应用是也,纯正史学是斯学之表面,应用史学是其里面,诸科学皆具此表里两面方为完璧。”纯正、应用的分类并不鲜见,一度流行于理化学科。东大成立伊始化学科分设纯生化学、应用化学,坪井即毕业于应用化学科。1886年森有礼起草《学政要领》又提出“学问分为纯正学(Purescience)、应用学(Applied science)二门,都是国家的必须之学,纯正之门小即足矣,应用之门则必须为大”,这一概念逐渐由理扩展至文。史学领域,1891年井上哲次郎在史学会月例会上演讲“东洋史学的价值”,谓“历史大致分为两类,人民一般阅读的历史和学者之间研究的历史。”1893年坪内逍遥将东大毕业生分为史料批判派(考证派)与应用史派。系统论述纯正史学、应用史学的是1894年坪井发表的《关于史学》一文,此后成为明治史学界的共识。

  所谓纯正史学,坪井界定为:“纯正史学开始于德国兰克(Leopold von Ranke),大约是在七十年前。”《史学研究法》称近代意义诞生的史学“用德语来说是Geschehen、Geschichte”,“即按照科学的研究方针进行调查研究,根据其结果而建立的历史”,“纯正史学”与“Geschichte”前后指向一致。兰克虽被立为纯正史学的标杆,但坪井的论述因袭于伯伦汉。纯正史学的立身之资在于“社会”的研究,“史学是研究作为社会细胞的人的工作及发展的科学”。这里的人是动物,由人类建立的社会是“集合动物”,“作为社会细胞、机关的人类新陈代谢生死不息,社会这一动物体亦往昔今昔赓续不已。”把人与社会视作动物体,伯伦汉早有界说,“史之为学,在将人类演化上之事实,视人类为社会的动物,就其(单独仅有的、典型的或集体的)动作,加以因果的研究及叙述。”伯伦汉不讳言“史家所用之基本概念,自当征诸科学”,此为达尔文生物演化学说应用于史学之结果。坪井亦援之为史学的科学性依据,“达尔文在四面八方的攻击之中屹然鼓吹人的由来,在那之后,社会这一对象才得以被科学地研究,这是距今不久的事情。因此,过去想要写出Geschehen、Geschichte也写不出来,既没有写作的资格,亦缺乏进步的思想,充其量只能达到第二类的镜。”

  伯伦汉之“社会”“集体动物”说,实际上还有两个图谋,一是意欲综合个人“艺术性之描写”与集体“事实之定律性”,扬弃既往的精英人物史观;二是以人类作为“政治的动物”的概念失之过狭,所以取“社会的动物”一词,表面上是批驳E.A.Freeman、OttokarLorenz、D.Schäfer诸氏之政治史主张,实则为了调和兰克之政治史取向,“不可将政治史视为文化史之附庸,则亦不可将文化史视为政治史之副产物”,“盖政治与文化,固同为人类社会化之产物也”。此诉求正契合日本史学发展的趋向,明治初年的文明史学已充分接受基佐、巴克尔的文明史及斯宾塞的社会理论,追求社会集体的文明演化法则,历史由个人本位转向社会本位。至于重野等修史馆史家,为了颠覆《大日本史》的南朝“忠臣神话”,以及批判幕末史论英雄伟人题材的泛滥现象,也对英雄史观持批判态度。久米邦武发表《英雄是公众的奴隶》,认为比起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和伟人,史家更应该关注同时代的社会及大众的动向。值此际会,坪井亦强调史学研究的必须是社会之中的人,“人类要成为史学的研究对象,必须作为社会的细胞器官在社会中生存。即不在社会之中的人,或是在社会中却不作为细胞器官而工作的人,都不能成为史学的研究对象。”虽然他承认“罕见的贤士豪杰则耸动于一世二世”,但这是极个别的情况,可视作例外,所谓的“万物灵长”或“神的权现”,只是人类的理想,人终归只是动物,而且是“极其孱弱的动物”,需要分工协助,由此形成社会。因此,“史学不会把重点放诸于一个人的工作,史学的重点是社会的工作。”

  坪井着重于“必须研究社会”,目的是使纯正史学趋近于科学,成为“具有普遍性的学问”。社会在此与国家相对,是打破国家框架、超越国家视角的必经之途。依坪井之见,诸科学特性各异,“农工艺诸科学”与社会有直接关系,“法学、政治学、伦理学、史学”则与国家有直接关系。特别是传统史学与国家关系紧密,其发展“处于国家直辖之下,一举一动皆仰其鼻息,更有如中国者,国家设置史官记录国史,上至天子起居下至孝子顺孙德行。因此,在以一部国史作为政治唯一金科、教育唯一玉条的时代,史学唯有其里面(应用史学),而且其里面没有发展的能力。”史家还往往受爱国情感的束缚,革除此弊害则必须“摈除鲁莽的爱国心和沙文主义”,然而践行非易,罕有史家可及。因此,欲突破国史的视角与限制,唯有通过社会的研究。

  万国史的研究亦由此开始,其旨趣正建立在认可社会研究的基础之上。“人类社会发展的全相要向社会寻求而不向国家寻求”,过去的社会不过包含两三个国家,“观之今日则已成为包含全世界的一大社会”,因此,要将人类视作一个社会寻求万国史,“纯正史学的发展不在于一国的国史,而是通过万国的国史才得以成立。”换言之,“自万国史开始史学才得以进行科学的研究”,这一思想显然受到兰克“世界史”的影响。兰克“世界史”贯通时间空间,主张记述“各国家的共同体(Communityof Nations)”,关注各国家、民族之间普遍的关系与联结,对日本史学界影响甚深。坂口昂将兰克对日本史学的贡献概括为两方面:“文献学的批判的方法”及对“世界史的把握”。箕作元八称要透彻领会兰克之思想,关键即在于“‘Weltlich’(世界的)观点是也”。利斯在东大开设“普遍历史”的课程,以“实现了全世界结合”的普遍生活(Universallife)作为历史的出发点,课程概要以A short survey ofuniversal history为名整理出版。坪井亦曾在兰克纪念会上发表讲话,主旨即其Weltlichkeit(世界性)观念,并为生动阐明兰克的思想,亲自朗读特能(J.E. Tennent,1804—1869)的一段葡萄牙人征服锡兰的记事,引申出葡萄牙人的东亚政策,解读当时处于世界殖民扩张环境之下的日本外交。

  坪井一度对藉由万国史而达到纯正史学寄予厚望,但当时日本题名万国史者多为教科书,量多质劣,实质叙述仍以国家为单位,“几乎都是苦心编纂但毫无价值、极其浅显之物”,他不免失望抱憾。1897年他为宫本正贯《东洋历史》作序,批判市面上的万国史不过各国历史事实的机械胪列,绝非科学的历史叙述,提醒须注意国与国的关联,“蜗牛蛰伏其庐,尚不免受外界气象的刺激,何况社会这一大无形的动物聚合体乎”。此外正如兰克《世界史》之偏狭,他的世界史事实上以欧洲为中心,日本蹈袭其失,名为“万国史”而实为“西洋史”。在检视与反思万国史之下,学术的多元路向得以发潜,坪井退而转向区域史,主张先“按国与国关系之疏密,探究几许国家组成的聚合体”,譬如东洋史、西洋史,在《史学研究法》中对南洋史、西域史等也寄予希望。就立论的时间来看,彼时东洋史的研究正愈演愈烈,南洋史则仍在腹中,其说不无推助之功。

  四

  纯正、应用史学之说,有如后人洞见:“明治时期以来日本主流的历史学范例,在学院里是自兰克以来的实证的、史料的研究,在历史教育中是‘国体观念的确立’。或者,借用坪井九马三的话来说,就是‘纯正史学’和‘应用史学’。”此语道出坪井二元论的实质:既砥志实证史学,也提倡应用史学,尤其在历史教育领域。一方面他批判“旧时代的史学都是应用史学,特别以有资于政治、有资于德育(旧时代的教育即是德育)为目的的编纂物占据了其中大部分”,从希罗多德、修昔底德到休谟、麦考莱、爱德华·吉本,从纯正史学的角度而言,他们皆是“历史事实的制造家”。另一方面他也主张应用史学在国民教化中的作用,应用史学把“必要的普通知识”传授给普通国民,其先于纯正史学存在,而在纯正史学产生之后,“作为教育之用,这种形式的历史也将长时间地存续下去”。学院史学的史家们在考究学术的同时,也要承担使国家思想正当化的任务。1886年帝国大学令的第一条即规定:“帝国大学以应国家的须要教授学术技艺及考究蕴奥为目的”。坪井尝试将史学作用于国民教化的内容单独切分出来,使应用史学与纯正史学分则两美,兼顾学术与政治。纯正史学“只叙述事实的真实”,“本来就不是伦理学的随员,不能为伦理学手提灯笼”;让应用史学来承载史学的致用功能,合理化地服务于政治与国家。

  早期的东大教授都不同程度地参与了中学教育。1894年明治政府修改普通中学学科课程,出台《寻常中学校历史科要旨》,其中,草案制定者国史为三宅米吉,西洋史为箕作元八,东洋史为那珂通世,委员是坪井九马三、三上参次、高津锹三郎。除两年后才进入东大、当时仍担任中学讲师的那珂通世外,其余人皆为东大教授、助教授,多兼任第一高等中学校教授。1897年文部大臣西园寺公望委托各学科调查“寻常中学校教授科目细目”,1898年历史科提交了调查报告,撰写者是坪井、三宅、那珂、箕作。学院史家不仅参与教育内容的讨论议决,“各个学科的内容由以帝国大学为中心的各专业领域研究人员决定。可以说中学的高等普通教育实际上是由以帝国大学为据点的学院支配的”;也参与编写教材。1897年坪井批判万国史、提倡东洋史,次年由坪井、三宅、那珂、箕作起草拟定的《寻常中学校教科细目调查报告》,“万国史”即被改换作“外国历史”,又细分为“东西洋史”,在中学领域正式确立东洋、西洋、国史三分科制,可见坪井诸人的观念如何直接地、迅即地影响并左右中学教育。

  坪井认为应用史学应辅助德育,主张中学历史教育“助修身一臂之力”。“修身科”是明治教育中最受教育敕语影响的科目,带有浓厚的国家主义色彩,强调“立德修身”,养成国民“尊皇爱国”之心,尤为汉学者重视。重野安绎便以“道德教育及国民教育必要的德性涵养”而编著《寻常小学修身》,每一德目择取一历史人物讲述。坪井与修史馆史家立场一致,因袭传统史学偏重道德教化、人伦纲常的观念。兰克、伯伦汉也谈到史学致用,伯伦汉引述兰克之言,“欲使科学能发生影响,必先使其成为科学而后可”,至如何成为科学之途径,则“必先去其致用之念,使科学成为客观无私者,而后可语致用,而后能发生影响于当前之事物”。坪井的观点与之迥乎不同,他认为:“只要达到激起立志于百般事业的感奋目的,不必再问其他,多余的思考是愚蠢的,作为中等教育来说这是适宜的,中等教育者不必堂然发表史论,使山阳先生地下惊起,也不必对细小的问题吹毛求疵穿凿附会,自夸目光如炬,这些对于中等教育来说是无益的。中学教育当教授作为国民应该知道的事,即国民必须具备的知识,爱国忠君仁义孝悌以及此外许多内容,总的来说,要尽力于公共的事业。”坪井将史学的应用完全剥离于实证研究,故纯正史学是实证的,而应用史学可以是非实证的。只要能达到感奋人心的教育目的,则不必考辨真假。美谈、逸话等作为史料并不合格,作为教育素材却是“好材料”。作为中学教育的应用史学,不问其他,其分内之责“只教授必要的普通知识的一部分,即一个人立足世间必须要掌握的是非心得,只教授这个范围内的事,只讲述目前认为有用之事。”

  纯正、应用之说,后世多解读为应对笔祸事件的史学危机,主要原因是坪井将应用史学置于纯正即实证史学的对立面,通过二元论以切割史学与政治、国家之关联,使学院史学退避自保。坪井是否存有此意不得而知,但的确在此前后,学院史学由明治初年的大胆纵脱转向保守克制,虽然愈加强调和凸显实证倾向,却被指其实质是“以惧怕笔祸的少事主义为基础,避免大胆的问题意识和主题设定,专门做一些无关痛痒的小事的精心实证”,从《史学杂志》的刊文来看,复刊之后的确多为“某某考”的文章。家永三郎的评论更切中利害:“学院史学家在嘲笑文明史和民间史学的史料贫乏、认识手法粗略时,不知不觉地使自己陷入了思想的真空状态。思想真空很快就被权力钻了空子,无法阻止地被卷入权力所鼓吹的半封建的国家主义潮流中”。坪井正如所指,他虽以纯正应用二分,以保证纯正史学的纯粹性,冀望纯正史学克服爱国心,超越国史向社会寻求历史之全相;但他在解释为何日本的纯正史学兴起于中国之前时,又以国家政治为前提,称“立宪政体不兴起,则史学的表面不会显露,在本邦,纯正史学渐渐萌生,中国、朝鲜却并非如此,道理显而易见”,前后论述难以自洽。《史学研究法》中牵涉日本国史处,如论及日韩之古史:“应神天皇时,日本人曾到朝鲜治理其国家,相关证据确实存在,但这些事迹只是简单流传,无疑是政府认为没有必要传承,因此缺乏详细的记述”,亦缺乏实证的精神。

  五

  坪井所处的时代,日本史学界不仅承接西方的各种思潮,还要应付学院史学内部各种不同思想倾向的分歧,以及民间开化史学派的挑战。坪井既与学院史学内部两种实证谱系声息共通,又独行踽踽,思想趋新而多歧。他很早就关注到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明治末期,除少数经济学者如福田德三、河上肇等,史学界对社会主义仍是陌生的。1900年考入东大政治学科的吉野作造回忆:“不幸的是,只有大学课堂,那个时候除此之外没有其他能说明社会主义的东西。在坪井九马三老师的政治史课上,我听到了一点巴枯宁(Bakunin)和克鲁泡特金(Kropotkin)”。坪井也留心经济学,倡扬德国新历史学派,“最近经济情况之于社会开始成为极其重大的事情,德国的施莫勒(Gustavvon Schmoller)和英国的罗杰斯(T. Rogers)等竭力鼓吹,这一流派的人逐渐增多,吾等深感欣慰”,赞许该学派建立在经济统计资料之上的实证研究取向。1905年河上肇翻译美国赛里格曼(E.R. A. Seligman)《新史观:历史之经济的说明》,特意将坪井《史学与经济的关系》一文添为附录。坪井还是日本最早绍介马克思主义的史家,1907年他在史学会演讲“作为史家的马克思”,称马克思是“第一个制定了以经济情况为基础调查历史事实的史学研究新方针的创始人”。他之所以介绍马克思及其《资本论》,一是作为史家之马克思坚持事实调查的实证方法,并非如同普通经济人一般在桌边空想;二是《资本论》揭示了经济之于历史的解释意义,“其时代其社会的经济情况,对于其时代历史事实的发生是最有效的势力”。坪井对马克思主义与经济学的特殊兴趣,使他在以兰克史学为主流的学院史家中格格不入又独树一帜。他推崇兰克的史料方法,但在精神层面不认同兰克,“予作为国民主义者,并不崇拜伟人理论(GreatmanTheory);作为真实的崇拜者,不喜欢神秘主义(Mysticism);作为经济论者也不相信灵感说(Inspiration Theory)。”坪井杂烩各种历史解释工具,并不在意它们之间是否能共处,这点与伯伦汉颇为相似。不可否认,他对史学的发展、新变有着敏锐的直觉,在史学研究法、历史地理、考古学发生的若干关节点上留下了开拓者的足印,但由于没有系统的原创性理论学说,坪井的命运与取法对象伯伦汉一样,很快进入被遗忘的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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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考古博物馆 (中国历史文化展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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