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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纹饰与分期:高本汉的学术转向
作者:郑伟 赵清泉 来源:《出土文献》2021年第2期 时间:2021.09.14

  摘要:高本汉是西方汉学大师,自1930年始,在汉语历史语言学、文字学领域之外,其学术活动的一部分转向包括青铜器在内的早期中国研究,并于1939年接替安特生担任瑞典远东博物馆馆长一职。高氏在青铜器研究领域有开创之功,提出了殷、殷—周、中周、淮等分期学说,将殷、殷—周合为上古期,首先提出“A(写实)、B(解体)”二分型假设;在早期铜镜研究方面,也有淮、汉之说。论文从海外汉学史、中西比较学术史的角度,对高本汉在中国青铜器研究领域的成绩、局限及影响作了评述,希望能更好地认识高本汉在中西现代学术史上的地位和贡献。

  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1889—1978)是19世纪以来瑞典最杰出的人文学者、汉学家。高本汉一生都浸淫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探索之中,其学术成就,首先是在汉语历史语言学领域。1915年5月,高本汉在瑞典乌普萨拉大学(Uppsala)顺利通过了学位论文答辩,获得博士学位,答辩委员有高本汉的老师伦德尔(Lundell J. A.)和德国莱比锡大学的孔好古(Conrady August,或译作康拉德、康拉第)。其毕业论文《中国音韵学研究》(Etude sur la phonologie chinoise,下文简称“《研究》”)成为汉语中古音研究的里程碑著作。《研究》一书原为法文版,赵元任、罗常培、李方桂合译的中文版于1940年在上海出版,始为国内学者所了解和接受,胡适、傅斯年、林语堂、陈寅恪、王静如等均对其大力推介。自此以后,中国音韵学出现了新的研究范式——“高本汉范式”。

  高本汉从中学时期就已开始写作和发表关于瑞典方言的论文,直到去世之前还笔耕不辍。高本汉治学广博,在其长达七十余年的学术生涯中,不同时期各有侧重,在汉语史、古音学、考古学、青铜器、古文字、先秦典籍、辞书编纂等领域都有建树。就学缘而言,高本汉与杨树达、林语堂、刘复、赵元任等中国语言学家时相过从,且因其兼治考古、文字、古史等,与其他相关专业领域的学者也多有交往。

  一、从哥德堡到远东博物馆

  1915 年5 月,高本汉获哲学博士学位和汉语副教授学位。迫于生计,奔波数年之后,高氏于1918年9月发表了题为 “古代中国的一次西方宣传”的就职演说,开始了在哥德堡大学(Gothenburg)长达20余年的教学与科研生涯。他在该校的教学情况大致如下:

  1918年第一学期,给大学预科讲授“官话”,编写《中国语与中国文》;

  1919年春季学期,开设汉语国语课,编写《北京话语音读本》;

  1919—1920学年,开设文言文课,以《今古奇观》小说为教材;

  1920—1922学年,讲授文言文和白话文,翻译《好逑传》;

  1923年春季学期,讲《聊斋志异》《三国演义》和《四书》;

  1923年秋季学期,开设日语课,举办“今昔日本”讲座;

  1924学年,讲授日语和日本小说;

  1929年春季学期,开设普通语音学预科班(1932年春季学期和1938年秋季学期均重开);

  20世纪30年代,选讲汉代注疏作品。

  除了大家熟知的《研究》以外,高氏大量的语言学和语文学著作便是在此期间完成的,如《中国语与中国文》(Ordet och pennan i Mittens rike,1918)、《原始中国语为变化语说》(Le Proto-chinois, langue flexionelle, 1920)、《中日汉字分析字典》(Analytic Dictionary of Chinese and Sino-Japanese,1923)、《左传真伪考》(On the authenticity and nature of the Tso Chuan, 1926)、《藏语与汉语》(Tibetan and Chinese,1931)、《汉语词类》(Word families in Chinese, 1933)等。

  1929年瑞典东亚博物馆(即远东古物博物馆,习称“远东博物馆”)建立后,高氏大量的研究成果都发表于该馆馆刊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BMFEA,下文亦简称“《馆刊》”)。他于1934—1938年发表的作品主要为中国早期青铜器编年表,这一研究在他的学术生涯中占据重要地位。1936年,他辞去哥德堡大学的教授职位,就职于远东博物馆,学术领域也有所转变。其转变的原因,一方面可能是职业需要,中国考古、艺术等领域不同于汉语语言学的研究,正可以检验自己的学术方法,这既是机遇又是挑战;而另一方面可能是出于家庭的考虑,高本汉在1935年4月20、23日与妻子的通信中,提到他必须离开哥德堡。

  瑞典远东博物馆是北欧乃至欧洲汉学研究的中心。历任馆长包括考古学家约翰·安特生(Johan Andersson,1874—1960)和汉学家高本汉等,瑞典王储古斯塔夫•阿道尔夫(GustavⅡ Adol-phus)也参与其中。有意思的是,三人都曾就读于乌普萨拉大学,王储攻读考古学及欧洲艺术史,安特生则主攻地质学。王储对中国文物及艺术有着浓厚的兴趣,他支持安特生在中国从事考古和古生物学研究(1914),仰韶新石器的发掘(1921)以及甘肃齐家文化的发现(1923-1924),开启了中国史前考古学的新篇章。1926年,王储任命安特生为博物馆馆长。

  在成立之初,关于博物馆馆长的继任问题,中国委员会及安特生都有一些看法。中国委员会在1926年的备忘录中说道:

  当安特生将来到了退休年龄离开职务以后,下一步的安排似乎就应该实施,那时已经该整理好的这批远东文物应该由历史博物馆里的一位古籍官员来整理。

  安特生在写给有关当局的报告中则强调,由一位东方语言学专家管理这些文物最为理想,并建议选择高本汉作为他的继任者。由于大量的文物和藏品已经成功搜集,对这些材料的研究整理则势在必行,对中国古典文化及语言有着相当了解的人员方能胜任此项工作。高本汉自然是极为合适的人选。1928 年,傅斯年、顾颉刚、杨振声等人创设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聘的三位外籍通讯院士,分别是东方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藏学家穆勒(Müller F. W. K.,1863—1930)和高本汉。

  中国委员会还曾举出柏林国家博物馆总经理奥托•科默尔(Otto Kummel,1874—1952)及伯希和的讲话来支持高本汉作为继任人选的依据。科默尔认为:

  高本汉教授在科学方面处于如此高的地位,几乎没有人有资格批判性地评论他的作品。他的每一部作品都是一个新起点,他的著作总是能提出新的和深刻的问题。最让人钦佩的是,他占有广泛资料的知识以及他的研究工作近乎数学般的敏锐性……虽然高本汉掌握的中文比任何人都好,特别是作为语言学家和训诂学家无人能相比,可是他绝对不只是语言学家。他的考古工作显示了同样占有材料的优势和解决问题的独创性……我不知道全世界还有谁能比他更适合继任作出巨大贡献的安特生教授。

  伯希和也表示坚决支持高本汉继任的建议:

  在证明自己是一位有着严格方法的语言学家以后,几年来高本汉教授一直潜心系统地研究中国青铜器并取得了成果,其中有几项可以继续讨论,但是完全可以肯定超过了迄今为止的水平。如果高本汉教授日常也能接触这些文物并进行与此有关的教学活动,那对于进行中国考古的研究可能会大有裨益。

  虽然还有一些来自保守派的负面意见,但高本汉还是在1939年8月1日顺利地接替安特生,正式担任远东博物馆馆长一职,开启学术旅程的新篇章,直至1959年荣退。自1936年起,高氏还接替安特生担任《馆刊》主编,直到1976年。在此期间,高本汉在《馆刊》发表的论文共有66篇, 除语文学、音韵学外,更广泛涉及殷周青铜器、古文字、考古、神话、礼制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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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考古博物馆 (中国历史文化展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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