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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姐妹情谊”到“女性差异” ——美国女性史研究范式的转变
作者:原祖杰,武玉红 来源:《社会科学战线》2021年第7期 时间:2021.07.22

  1987年6月19日,第七届伯克希尔女性史会议(Berkshire Conference on the History of Women)召开,与会人数超过2400人。卡罗尔·史密斯-罗森伯格(Carroll Smith-Rosenberg)在主席演讲中感叹,以前从没有这么多学者聚在一起探讨女性史。在学者们普遍抱怨“历史学不再吸引年轻人”的时代,人们对女性史的兴趣却激增,这种反差更凸显了十几年来女性史领域发展的成效。这次伯克希尔女性史会议的盛况,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项目委员会尽力使参会学者来自于不同的女性群体,并鼓励她们讲述有关女性的多样化故事。事实上,到1987年,美国女性史学在增进对女性历史差异的理解方面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这标志着该领域进入了一个相对成熟的阶段。美国女性史学取得的这些进步与其在1980年代经历的一场范式转变有很大关系,即从倾向于寻求普遍的姐妹情谊,将女性气质的概念本质化——这种女性气质是以中产阶级白人女性经历的标准模式为基础的——转变为承认女性的多样性和尊重女性之间的差异。本文旨在对这一转变的背景、过程及其学术影响加以探讨,以就教于方家。

  一、寻求普遍的姐妹情谊 

  女性很早就利用姐妹情谊的隐喻来表达彼此之间的关系,以承受或抵抗种种基于性别的压迫。例如,现代早期欧洲女性曾以“食物掌管者”的共同名义参与“面包暴动”(bread riots);美国黑人奴隶女性的姐妹情谊构成了一种日常反抗压迫的紧密网络,以维持她们最低限度的生存空间;美国内战期间,弗吉尼亚州里士满的贫穷白人女性为抗议食品价格上涨,也以女性的名义团结在一起;而对那些积极参与废奴运动的北方中产阶级女性来说,只有寻求其他女性的理解和支持,依靠姐妹情谊的纽带才能使她们得到力量。当代女权运动进一步扩展了姐妹情谊的含义和主张,其理想形态是包容的、普遍的和全球性的。

  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女性主义者基于性别意识构建起一种“姐妹政治”,宣称“姐妹情谊就是力量(sisterhood is powerful)”。这种姐妹情谊不局限于亲属团体,而是以女性在宗教仪式、教育机构、抵抗运动、生产和生殖等方面的共同活动为基础,通过使不同家族的女性共享一种“虚构亲情(fictive kin)”,来强化女性之间的依恋、忠诚、团结和共性,创建一种女性的群体归属感。女权运动的领袖们以姐妹情谊的名义号召女性在各种情况下团结一致,深信她们将消除使女性彼此对立的各种差异的影响。

  1971年,玛丽琳·J.波克塞(Marilyn J.Boxer)在她开设的“历史上的女性”这门课上发现,来上课的学生几乎人手一本《姐妹情谊就是力量》,尽管它当时不在该课程的指定阅读书目中。该书是1970年由女性主义诗人、纽约激进女性组织的创始成员罗宾·摩根(Robin Morgan)所编纂的一部激进女性主义文集。摩根认为,女性解放运动是“最早有可能跨越所有阶级、种族、年龄、经济和地理障碍的运动”,因为“每个群体的女性都扮演着本质上相同的角色,即妻子、母亲、性对象等多重角色”。女性个人的经验“不是私人的问题”,它是“每个女性共有的,因而是政治性的”。另外,摩根强调男性至上主义造成的性别压迫是其他一切压迫的根源。在她看来,女性之间在阶级、种族、年龄、职业等方面的划分可能只是“障眼法”,是“对这样一种意识的抵制,即无论我们是谁、说什么、做什么、相信什么,都无法摆脱男权世界对女性共有的、基本的压迫”。摩根将早期女权运动中工人阶级女性和中产阶级女性联盟的瓦解归因为,“双方没有充分了解联合女性力量的重要性和潜力”。然而,她极力宣扬姐妹情谊的力量,却忽视了女性之间的差异,可能才是导致这种跨阶级的女性联合失败的症结所在。单论性别压迫,女性都是受害者,但所有女性都有除性别属性以外的许多其他属性或身份,正是这种复杂性决定了女性团结的困难。

  姐妹情谊的宣言作为女性主义的战斗口号所产生的鼓舞人心的效果是不可否认的,但它具有的强制性和控制力也是不容忽视的。如果说“姐妹情谊”在20世纪70年代是一个备受推崇的词,到20世纪80年代,这个词就不那么受欢迎了,姐妹情谊主张在现实政治中遭遇困境。尽管第二波女权运动中来自中产阶级背景的年轻白人女性不断强调姐妹情谊和平等主义,但女性之间仍存在很多分歧。黑人女性在白人女性主义者的姐妹情谊宣言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那些因阶级和经济背景而能获得良好教育的女性更善于表达,在女权运动中处于支配地位,而无法享受这些特权的女性觉得自己很容易被那些更有能力的姐妹胁迫和控制。

  中产阶级白人女性为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主流女性主义思想定下了基调,她们宣称性别压迫是其他一切压迫的根源,以姐妹情谊的名义号召所有女性团结起来反对性别不平等。这种看待压迫的方式主要是基于中产阶级白人女性的立场,因而忽视了其他阶级、种族女性的经验和感受。虽然所有的女性都处于从属地位,但女性经历压迫和从属地位的方式是由她们的种族、性取向、年龄、文化、国籍等因素所决定的。在美国历史上,白人女性和黑人女性都被排除在政治领域之外,被排斥的经历可能使她们在结构上处于同一从属群体,分享潜在的共同利益。然而,由于种族主义的原因,黑人女性在社会中一直处于从属于白人女性的结构性地位。与同处被压迫阶层的白人女性相比,黑人女性通常更难获得尊重、权力和权威。如果仅聚焦于性别压迫,就会掩盖女性群体内部的权力关系。并且,对于那些可能同时承受种族压迫、阶级压迫或其他压迫形式的女性而言,反抗男权统治未必是最紧要的,选择优先集中对抗哪些压迫,可能会取决于她们所面临的具体困境,并且会不断发生变化。

  20世纪70年代的女性主义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早期女性史学,研究女性的历史学家倾向于在历史档案中寻找“团结一致”和“姐妹情谊”的故事。这其中被奉为经典的研究大多是以中产阶级白人女性为中心的。另外,女性史学家不再只将女性视为历史的受害者,而开始更多地强调女性的能动作用,重视对女性日常生活的描述,这一转变与20世纪70年代女权运动所带来的个人赋权感和社群意识相契合。这些女性史研究越来越多地指向一种半自主的女性文化(women’s culture)、一种定义模糊的姐妹情谊。卡罗尔·史密斯-罗森伯格分析大量的信件和日记之后,认为至少在心理和情感意义上,19世纪的男人和女人几乎属于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19世纪的美国女性在一个“充满爱和仪式的女性世界”中,通过共享的日常经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与史密斯-罗森伯格描述的“女性世界”不同,南希·科特在其关于1780年到1835年新英格兰地区女性研究中强调,“女性身份”(womanhood)纽带的构建是“对男性存在(presence)和权威的补充而非与之分离”。通过分析相关规训文献和日记,南希·科特论述了女性被限制在“女性领域”(woman’s sphere)中所承受的压力。不过她也强调,与许多现代女性主义者不同,过去几个世纪的女性“很少认识到女性在家庭领域中的义务和她们的普遍进步之间是对立的”。科特追溯了“性别群体意识”是如何在“女性领域”中孕育而成的。宗教和世俗观念强调女性对家庭的影响及其作为母亲的责任,在女性领域与社会福祉之间建立了联系。女性肩负的这些使命通常使其有理由在不违背家庭义务的前提下得到更多机会,尤其在教育方面。科特认为,女性如果接受了她们共同的使命,并且基于特有的女性品质而非普遍的人类权利来获得机会,就会逐渐意识到她们是被“按性别分类”的。事实上,性别决定了她们的情绪、能力、目标和潜在的成就。在这一基础上,少数女性才会提出“女性权利”问题。

  上述经典研究建立在男女分属不同领域的观念基础之上。根据这种观念,新兴的资本主义和早期工业化为美国东北部带来了一种日益明显的趋势,即把工作从家庭生活中分离出来,将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相分离,使家庭从一个生产单位转变成女性主导的与外界隔离的“港湾”。关于经济变革对女性的影响,以往研究更多地着眼于“女性领域”的限制所造成的女性从属和受压迫的地位。1970年代,女性史学家在记录女性受害者经历的基础上,更注重探讨女性的主观能动性以及女性之间的关系。这些学者在分析大量日记、信件等私人写作后,发现19世纪的美国女性不是完全被动地接受“女性领域”的限制。她们除私下表达不满,还利用文化传统赋予女性的道德影响力在道德改革和争取社会福利方面发挥作用。更重要的是,现代化及其伴随的性别隔离促使女性形成独立的网络,姐妹情谊意识和女性文化在女性领域中孕育,这为后来兴起的女性主义提供了条件。

  女性文化本身所具有的强大说服力使之很快成为主导美国女性史研究的解释框架,尽管它最初是基于美国东北部白人中产阶级女性的经历总结出来的,但许多女性主义学者相信它应该适用于整个美国的所有女性。在这种范式的影响下,学者们倾向于关注女性与男性之间的差异,强调女性是如何因社会化的性别特征而区别于男性的。研究者注重不同阶级、种族和民族的女性之间的相似性,强调女性从属和受压迫经历的共性是能够跨越阶级和种族界限的,并致力于探讨女性的集体行为如何源于其共同的社会地位及有限的权力如何源于其合作努力。然而,这种范式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女性的多样性以及处于不同社会阶层的女性之间的冲突,在多元文化流行的20世纪80年代遭遇多方批评。

  二、20世纪80年代主流女性主义受到的冲击 

  20世纪80年代是女性研究发展的重要转折时期,相关研究遭到了质疑和批评,学者们在激烈的讨论中进行自我反思,努力摆脱固有的女性概念。这种转变主要是源于主流女性主义在这一时期面临的一系列挑战,包括保守政治的冲击、黑人等有色人种女性对白人女性主义的批判以及后现代女性主义思潮对“差异”的强调。

  首先,20世纪80年代日益增长的政治保守主义使女权运动深受打击。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在任期间通常被认为是美国女性的艰难时期,用前《华尔街日报》记者、普利策新闻奖获得者苏珊·法露迪的话来说,那是一个对女性权利“反挫”(backlash)的时代。里根政府上台伊始,即提出废止《平等权利修正案》(Equal Rights Amendment,简称ERA)和按需堕胎的做法,主张恢复传统的道德观念,以维护传统家庭。在里根于1981年发起的经济改革中,女性是受冲击最大的社会群体之一。其改革在理论上是性别中立的,但保守的预算削减主要针对美国社会福利项目,这些项目又恰好是以帮助女性特别是单身母亲和贫穷的少数族裔女性为目标的,如食品券、医疗补助、对有尚未独立子女家庭的援助(Aid to Families with Dependent Children,简称AFDC)、冬季的能源援助、贫困社区的牛奶和食品补助、对学校午餐的补贴以及失业者再培训,等等。

  美国中上层家庭主妇和宗教右翼分子等保守势力也对女性主义发起了猛烈攻击。前者担心女权主张会牺牲家庭主妇的利益和失去无须外出工作的“特权”。她们谴责女性解放运动对传统美国家庭的威胁,否认自己被婚姻所奴役,也不承认自己希望从家庭和母亲身份中解放出来。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反女权运动中,尤以菲莉丝·施拉夫利(Phyllis Schlafly)组织家庭主妇们成功阻止《平等权利修正案》的影响最为深远。后者亦即宗教右翼坚持基督教义中关于性和生育的保守观念,认为女性主义者倡导的两性平等、性解放和堕胎权等违背了宗教伦理,他(她)们把女性主义者贴上“反上帝”“反家庭”的标签。帕特·罗伯逊(Pat Robertson)曾在筹款信中写道:“女权运动的议程不是关于女性的平等权利。这是一场社会主义的、反家庭的政治运动,它鼓励女性离开丈夫、杀害孩子、施行巫术、破坏资本主义并成为女同性恋者。”来自美国右翼势力的攻击,借助20世纪80年代初保守主义的抬头而甚嚣尘上。

  其次,长期以来,有色人种女性一直在挑战围绕白人中产阶级女性经历构建起来的主流女性主义,黑人女性在其中发挥了先锋作用。传统观点认为,黑人及其他有色人种的女性主义是在对白人女性主义的批判中发展而来的。但最近的研究表明,黑人女性主义源于黑人民权运动,并与白人女性主义同时出现。也就是说,黑人女性的女性主义意识并不比白人落后。黑人女性主义一直尝试与白人女性主义进行批判性的对话。著名黑人女作家艾丽斯·沃尔克在其1983年出版的文集中首次使用“妇女主义者”(womanist)一词,以区别于定义狭隘的“女性主义者”(feminist),前者根植于非裔美国女性的文化传统,充分体现出她们作为黑人和女性的双重身份。

  黑人女性主义者根据经验,把种族、阶级、性别和性取向这些压迫的、重叠的和相互构成的概念理论化,由此发展而来的交叉(intersectionality)路径纠正了白人女性主义思想的褊狭。黑人女性主义者坚持认为,如果回避种族主义问题,黑人女性与白人女性的联合将是不可能的。金伯利·鲍威尔指出,白人女性在组织南方妇女阻止私刑协会(Association of Southern Women for the Prevention of Lynching)的过程中,将私刑从种族问题改造成为性别问题,揭示了黑人女性和白人女性是如何因性别而团结却又因种族而分裂的。

  在有色人种女性尤其是黑人女性的推动下,全国女性研究协会(National Women’s Studies Association,简称NWSA)为引导女性研究摆脱种族主义的影响做了大量工作。在1979年5月30日该协会的第一次年会上,黑人女性主义作家芭芭拉·史密斯发表了题为“种族主义与女性研究”的演讲。她指出,既然女性主义是一种旨在解放所有女性——拥有经济优势的白人异性恋女性、有色人种女性、工薪阶层女性、贫困女性、残疾女性、女同性恋者、老年女性等的政治理论和实践,那么任何低于这一“完全自由的愿景”的内容都不是女性主义,而仅仅是女性的“自我扩张”(self-aggrandizement)。因此,推翻种族主义是女性主义乃至女性主义研究的固有工作,那些有种族主义倾向的白人女性不能被说成真正的女性主义者。史密斯在一个白人女性占主导的会议上,把种族主义作为女性主义亟须解决的问题提出来,为推动该会议继续讨论和解决种族主义问题打下了基础。

  1980年5月NWSA第二次年会吸引了约1500名女性参加,使其成为全美国最大的女性主义会议之一。这次会议围绕有色人种女性和女性主义的问题进行了研讨。研究非裔美国人的埃莉诺·史密斯(Eleanor Smith)教授在发言中强调,女性主义应该根据不同族裔文化的差异而有不同的定义,黑人女性将决定什么是黑人女性主义。在一场关于姐妹情谊问题的圆桌讨论中,许多与会者表达了对主流女性主义所宣称的姐妹情谊的不信任。印第安人女性代表努普尔·乔杜里(Nupur Chaudhuri)表示,她“没有姐妹情谊的概念”,“姐妹情谊是不存在的”;墨西哥裔诗人安东尼娅·昆塔纳·皮诺(Antonia Quintana Pigno)坦言她已经对能否实现姐妹情谊的问题没那么关心了;从事非裔美国女性研究的安吉琳·詹姆森(Angeline Jameson)认为,姐妹情谊不应该意味着女性大熔炉,种族主义是实现姐妹情谊的主要障碍,白人女性必须审视自己的种族主义倾向。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中,种族主义被确定为下一次年会的主题。

  在有色人种女性的游说和推动下,NWSA第三次年会以“女性对种族主义的反应”为主题,会议组织者声称她们希望提供“一次对抗种族主义的机会”。为此,她们安排了一些在当时有重大影响的有色人种女性作家的读书会,尤其是关于《我的背是座桥:激进的有色人种女性的作品》(This Bridge Called My Back:Writings by Radical Women of Color)一书的讨论,将会议推向高潮。这场会议当然不是女性学习如何与种族主义斗争的唯一场所,它更像是一个“实验室”。女性在这里领会到黑人女性主义诗人安德烈·洛德(Andre Lorde)所说的“愤怒是对种族主义态度的恰当回应”,然后回到日常生活中就会知道如何应对种族歧视。对大部分白人女性而言,这是“一次艰难的会议”,她们需要学会尊重差异,改变过去看问题的方式,学会从不同女性的视角来看待问题。

  再次,女性主义理论中的后现代主义视角也让研究者注意到女性差异的重要性。作为后现代思想的一个重要概念,“差异”成为20世纪末女性主义理论家和历史学家使用的主要术语和关注焦点之一。丹妮斯·莱利认为,“女性”是一个不确定的概念,没有“本质的女性”(essential woman),只有多种女性经验,反映出女性性别以外的属性所导致其生活的巨大多样性。正如女性主义学者指责过去主要由男性创作的文学和学术作品对女性的歪曲一样,后现代主义学者以类似的方式指出,近年来主要由城市知识女性撰写的关于女性的理论,不可能反映没有土地的农村母亲的现实。除非认识到这种经验差异的重要性,否则女性主义理论对女性的观察和描绘将继续被歪曲。这种对精英女性主义普遍性假设的突破,有助于揭示以前看不见甚至是被压制的对不平等和统治的理解,代表了女性主义理论的巨大进步。然而,在概念层面上,关注和充分表现“差异”的必要性给女性主义及其学术研究带来了巨大的困难和挑战。

  在第二波女权运动的早期文本中,“差异”作为一个概念,强调的是女性与男性的不同,它要求女性在面对男性特权时拥有发言权。这种“差异”与女性的性别认同有关,倾向于赋予和支持某种女性特质,往往越是强调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差异,就越会假设或强调一个相同的女性模式。然而,到20世纪80年代,这个概念的重点转移到“女性”群体内部的差异,也被称为多样性,主要涉及种族、民族、宗教、文化、阶级、性取向、年龄和能力等方面。对女性主义而言,强调女性之间的差异往往会阻碍争取一致的努力和对经验的概括。女性主义思想被迫重新评估其基本前提,如果不存在一种普遍的特征,女性是否能够构成一个真正的政治范畴?如若不能,女性主义如何能作为一个政治运动来运作?

  三、强调女性之间差异的女性史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传统女性主义所受到的挑战及其引发的反思也渗透到女性史研究中。学者们敏锐地认识到女权运动和女性主义学术的一种趋势,即对女性之间共享姐妹情谊的坚持经常会掩盖、忽视甚至否认种族、阶级、性取向等方面的差异。学术界掀起了一股“超越姐妹情谊”的风潮,研究者关注的重心也由女性的共性转移到女性之间的差异。

  1980年,美国《女性主义研究》(Feminist Studies)发表了一组关于“女性史中的政治和文化”的专题论文,主要讨论“女性文化”这一概念。其中,罗格斯大学著名女性史学家特玛·卡普兰(Temma Kaplan)教授呼吁美国女性史研究对“阶级如何构成女性经历的差异,进而构成女性文化和女性主义命运的差异”进行考察。编辑朱迪斯·沃克维茨(Judith R.Walkowitz)在引言中写道:“女性文化因阶级、种族和其他社会分化而有差别”,“我们才刚刚开始思考,是什么让女性团结起来共同行动,又是什么让她们产生分歧”。她表示,《女性主义研究》希望收到更多这方面的投稿。1983年,邦妮·桑顿·迪尔在该刊发表的文章中推进了这一问题的研究。她以非裔美国女性的经历为主要参考,强调研究和解释女性之间差异的必要性,并主张一种“承认和接受女性之间客观差别”的“更具包容性”的姐妹情谊概念。

  南希·休伊特在1985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第一次正式号召学术界“超越寻求姐妹情谊”。她批判了长期以来的史学假设,即认为男女分属不同领域的性别隔离是女性受压迫的主要来源。通过比较女奴隶、白人工人阶级女性以及白人中上层女性的经历,她发现,种族和阶级对女性的区分很多时候大于性别对女性和男性的区分。来自上流社会的女性通常比男奴隶或男工人拥有更多权力,她们往往通过男性亲属获得权力,所拥有的权力更接近其男性亲属,而不是其他阶级的女性和男性。休伊特强调,“如果女性之间在物质需求、家族关系和经济资源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的话,她们通常很难成为真正的姐妹”。她呼吁女性史学家重视阶级和种族分析,提供更加多样化的叙述。休伊特长期关注和推动对美国黑人女性、工人阶级女性和移民女性的研究,在美国女性史领域史学范式的转变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非裔美国学者谴责将“女性”与“白人女性”混为一谈的学术上的隐性种族主义,挑战了女性气质的同质性,并指出在黑人女性生活经历中,种族、性别和阶级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她们不满于女性研究和黑人研究对黑人女性的忽视,批评学术研究中“所有的女性都是白人,所有的黑人都是男子”的不合理现象,呼吁发展黑人女性研究。1985年,黑人女性史研究领域出现了两部关键性的著作——杰奎琳·琼斯(Jacqueline Jones)的《爱的劳动,悲伤的劳动:从奴隶制到现代的黑人女性及其工作和家庭》和黛博拉·格雷·怀特(Deborah Gray White)的《我不是女人吗?南方种植园的女奴隶》,前者还获得了班克罗夫特奖。她们的研究表明,美国的奴隶制度伴生出迥然不同的关于女性气质的观念。白人女性被定义为柔弱的、居家的、有教养的母亲,总是需要男性的保护;黑人女性则主要被认为是强壮的、要从事最艰苦劳动的劳动者、其子女可以被卖掉的母亲以及会受到最严厉的体罚的生物。另外,琼斯和怀特在黑人女性的日常生活和劳动中发现了黑人女性文化和意识的存在。在她们的描述中,黑人女性以不同于白人女性和黑人男性的方式感知和体验自己的生活。通过强调文化差异,琼斯和怀特否定能够同时接纳黑人和白人的“女性文化”,同时也质疑那种不能解释性别差异的种族认同。这些关于黑人女性的研究对美国黑人史和女性史都造成了不小的冲击。

  区域差异是新女性史强调的另一个重点。由于美国东北部的女性教育水平相对较高,女权运动也更为活跃,该地区的女性史学家在美国女性史领域掌握着相当大的话语权,加之“女性文化”的范式最初是从东北部白人中产阶级女性的经验中总结出来的,到20世纪80年代,历史学家发现,美国女性史学大部分是关于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东北部白人女性的研究。一些女性史学家甚至倾向于认为,美国东北部中产阶级白人女性的经历与19世纪美国所有女性的经历都是相似的。这种现象被一些研究美国南方女性的历史学家称为“美国女性史的新英格兰化(New Englandization)”。美国南方女性史学家批评在这种范式支配下的美国女性史研究没有充分注意到地区差异:在美国南方奴隶劳动体制下,并不存在北方那种维多利亚时代形成的男女之间在工作和生活范围上的区隔,这种差异却被早期女性史研究有意无意地忽略了,成为“新英格兰范式”并不显眼的脚注或例外。

  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南方女性史研究致力于强调南方女性的独特经历以及女性经验的多样性。珍·E.弗里德曼从社会结构对女性生活经历的影响入手,强调美国南方女性的经验不同于北方女性。研究美国北方女性的历史学家通常认为,现代化及其所带来的性别隔离促使女性形成独立的女性网络,为女性发起挑战父权制度的改革提供了先决条件。弗里德曼则认为,美国南方直到19世纪末才具备这种条件,在此之前,“社区亲属团体(Neighborhood kinship groups)和以家庭为中心的福音派教会的结构和纪律建立了性别融合的交往模式”,群体意识倾向于认同家庭和社区而非性别。在以农业经济为主的美国南方传统社会中,女性和男性的工作角色在很多情况下是交叉的,并没有像工业化影响下的北方那样严格分离。因此,19世纪70年代之前的美国南方很难产生一种“女性文化”。伊丽莎白·福克斯-吉诺维斯指出,以妻子和女儿的身份成为奴隶主阶级一部分的女性、身为奴隶的女性、生活在没有奴隶的农场里的自由女性以及其他贫穷的白人女性,她们迥然不同的生活经验决定了其差异化的身份认同。这些美国南方女性史研究表明,不存在一种能够包容所有女性经验的普遍的女性文化。

  同样被忽视和冷落的还有美国中西部和西部女性。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美国西部女性仍然是女性史研究的“孤儿”。史密斯-罗森伯格在1987年第七届伯克希尔女性史会议上也提到了地区不平衡的问题:在当时美国最负盛名的女性历史学家组织中,“东部沿海地区确实占主导地位,中西部、南部和远西部的姐妹们都是会员”。女性史学者的区域分布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其选择话题和研究范式的区域性倾向,新英格兰经验和范式不仅很难唤起美国南部和西部女性史学者的研究兴趣,并且引发越来越多的不满。美国西部的女性史学家率先呼吁多元文化的历史,认为多元文化主义路径很适合用来研究美国西部女性的历史经验。美国西部女性史学的探索启发了埃伦·杜波依斯(Ellen Carol Dubois)和维基·鲁伊斯(Vicki L.Ruiz)。这两位学者在1990年出版了极具影响力的文集《不平等的姐妹:美国女性史的多元文化读物》(Unequal Sisters:A Multicultural Reader in U.S.Women’s History),其中的文章涉及女性之间的种族、族群、阶级、宗教、性取向、代际和地区等方面的差异。地域的扩展将更多具有不同种族、文化和阶级背景的女性纳入女性史学的研究视野,该文集所收录的30篇文章不仅关注到土著和非裔美国女性,还覆盖了西部为数众多的亚裔和拉丁美洲裔美国女性,其目标就是两位编者在序言中所申明的“终结女性史的‘单一种族’模式”。

  以上列举的相关研究,通过强调阶级、种族、地区特性等因素造成的女性经验的独特性,挑战了以中产阶级白人女性经验为基础总结出来的“女性文化”范式。它们对女性史学原有的解释框架的批判,对女性经验的多样性和女性之间差异的探索,是20世纪80年代美国女性史学潮流的一部分。在同一时期的批判性研究中,某些研究者不是反对“女性文化”这个概念本身,而是反对那种将中产阶级白人女性的经验与所有女性的经验混为一谈的倾向。她们更支持女性文化的多元叙述,即强调群体内的合作和群体间的差异,例如白人工人阶级女性在工会中拥护一种独特的女性主义,非裔美国女性创立的女性主义组织提倡种族和性别平等。美国女性史学家的自我批评是对“姐妹情谊”的超越,而不是抛弃,所以大部分女性史学家通常认为寻求姐妹情谊仍然是一项重要的任务。

  关于“女性之间的差异”的讨论,重塑了女性主义政治和女性研究,在后现代主义理论、女性主义理论、权力分析方面都有富有成效的探索。此外,还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课程变革,包括对性别、种族、阶级内容的整合。但研究美国女性的历史学家对“差异”的接受也造成了一些矛盾和冲突。一些学者担心追求差异而非共性会削弱对父权制和性别压迫的重视程度,进而模糊女性共有的斗争目标。琳达·戈登提醒,差异和多样性的讨论正在取代更为具体和关键的概念,如特权、矛盾、利益冲突甚至压迫和服从,动摇了原来虽然模糊却是潜在的合作基础。也有一些学者担心女性史这一领域可能会失去它的特性和凝聚力,研究者不再像过去那样只关注性别在塑造女性生活中的重要性,她们还关注种族和阶级,许多人甚至放弃了她们曾经帮助定义的该领域的一些关键理论。

  针对“差异”定义过于模糊所造成的混乱以及阐述多重的社会压迫所带来的挑战,研究女性的历史学家试图明确“差异”的概念并揭示其背后的权力关系。格尔达·勒纳试图用一种宏大叙事来重新审视“差异”的概念,将“差异”定义为所有不平等结构的关键元素。根据勒纳的观点,性别歧视、种族主义和阶级歧视只不过是同一种权力结构——“父权制的霸权主义”的变体,她用这个词指称通过“差异”来界定和合法化的所有不平等结构,进而重新定义了一种“整体”的历史。埃尔莎·布朗强调仅仅承认甚至包含“差异”是不够的,还有那些差异的“关系本质”。比如,不仅要看到白人中产阶级女性与工人阶级、黑人、拉丁裔女性过着不同的生活,而且要认识到白人中产阶级女性之所以能从家庭走向社会,很重要的原因是其他群体的女性进入家政服务等行业。

  美国有色人种女性特别是黑人女性大都面临多重压迫,加之各种压迫形式很多时候又是相互关联的,她们遭受的不公正对待通常很难用种族主义、阶级歧视、性别歧视中的单独一种压迫形式来解释,这使得她们反抗压迫的斗争以及关于她们的研究都变得极其困难。为了解决这类难题,黑人女性主义学者、法学教授金伯利·克伦肖是第一位将交叉理论引入女性主义理论的学者。她对一系列涉及非裔美国女性的案件进行了深入分析,指出反歧视法将性别和种族分开来看,这种“单轴分析框架”(single-axis framework)往往将调查限制在群体中享有特权的成员的经验范围内:在种族歧视案件中,倾向于从享有性别或阶级特权的黑人的角度来看待歧视;在性别歧视案件中,重点是享有种族和阶级特权的女性。克伦肖认为,正是这种“单轴分析框架”导致黑人女性在女性主义理论和反种族主义政治中被边缘化,因而呼吁重新思考和改造现有的分析框架,并强调“由于交叉性经验大于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的总和,任何不考虑交叉性的分析都不能充分解决黑人女性从属地位的特殊方式”。这些探索后来发展成一种适用范围更广的交叉理论。该理论认为,社会分层的各种形式如阶级、种族、性取向、年龄、残疾和性别,并不独立存在,而是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因而,性别歧视、阶级歧视、种族主义等各种统治制度需要被系统地加以解决。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尽管美国女性的具体情况多种多样,但她们与包括父权压迫在内的各种错综复杂的统治制度之间对抗性的政治关系,或许能成为她们潜在的合作基础。

  结 语 

  20世纪80年代,美国女性史研究的焦点开始从寻求普遍的姐妹情谊转移到强调女性之间的差异。需要明确的是,无论是由第二波女权运动早期乐观主义发展出来的“寻求姐妹情谊”的倾向,还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女性之间的差异的强调,其实都只揭示了部分真相。女性主义学术研究始终要兼顾两个问题:是什么让女性团结起来共同行动,又是什么让她们产生分歧?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女性史转型,多元文化的路径在美国女性史学中占据了道德高地。在超越固有的女性史概念的基础上,多元文化的女性史接纳了女性中仍被忽视的弱势群体,并试图利用这些被边缘化的女性群体的声音来重塑美国女性历史的叙事核心,诚如埃伦·杜波依斯和维基·鲁伊斯所见,它可能是组织一种真正具有包容性的女性历史的唯一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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