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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党史资料的解读方法
作者:周良书 来源:《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21年第2期 时间:2021.04.08

  摘要:解读史料是历史研究的一项基本功。党史研究者不仅要学会运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等一般方法,而且还需把握以下三种特殊方法。一是“历史钩沉法”,即重新寻出业已沉没的史实;二是“剥茧抽丝法”,即通过一层层剥茧,一根根抽丝,以发掘史料的意义;三是“通盘联络法”,即将同类分散的史料联络起来,以显现其意义。除此之外,还应关注史料生成的特殊背景。因为只有将史料置于特定“语境”中,才能理解它的确切含义;同时掌握必要的“社会常识”也至关重要,否则很难从史料中获得准确信息。

  关键词:中共党史;历史资料;解读方法

  马克思说:“材料的生命一旦在观念上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这一点对我们读书治学是很有启发意义的。其实对于一个研究者来说,学问的进步也主要体现在这两个方面,“一是材料的积聚与剖解;一是材料的组织与贯通。前者须靠精勤的功力,后者全靠综合的理解”。党史研究者也不例外。因为我们作一篇文章或论著,不仅要靠片段的“精勤的功力”,而且还要靠全面的“综合的理解”。否则,单有精勤的搜集、精密的考证,而没有综合理解,不能融会贯通,对于中共党史来说,它也只是零碎的推敲,不能算是有系统的研究。事实上,近年来党史研究中,一些不实甚至错误结论的产生,也的确是由于误读史料而造成的。这表明掌握解读史料的方法十分重要。有鉴于此,本文试图针对这个问题作一探讨,以为党史研究者提供参考。

  一、一般方法

  一般说来,人的正确认识总是要经历一个由感性到理性的过程。正如毛泽东在《实践论》一文中指出:“要完全地反映整个的事物,反映事物的本质,反映事物的内部规律性,就必须经过思考作用,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这里说的虽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般原理,但同样也是我们在解读史料中所要遵循的重要方法。

  第一,“去粗取精”。就历史研究而言,史料是形成问题、提炼观点、建构解释的基本素材,但在我们所搜集的史料中,最后被作为“证据”使用的材料,也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司马光在作《资治通鉴》前,先写一个长编,据说他的底稿,就曾堆满十九间屋。他要是把十九间屋的底稿全印出来,一定不会有人看。所以如何由十九间屋的底稿做成长编,然后再由长编做成后来的《资治通鉴》,就有一个材料取舍的问题。梁启超说:“普通有一种毛病,就是多多的搜集资料,不肯割爱。但欲有好的著作,却非割爱不可。我们要去其渣滓,留其菁华。”

  可见,解读史料首先要学会“去粗取精”。在一组同类的材料中,我们要选取最典型、最有代表性的材料,而那些与主题关系不大或全然无关的材料,无论它本身如何珍贵,都必须舍弃。此外,我们还应关注两种情况:一是材料虽然典型,但是独一无二。对此,我们需谨慎使用。因为“孤证”不能成其为“证据”,“只有根据大量的相同事例才能得出结论”。二是材料虽然丰富,但是自相矛盾。对此,我们也不可一意孤行。因为不同的记载,其侧重点也有所不同,若是单用其中一种,容易产生片面性。郑天挺说:“对于记载矛盾的材料,则应有交代。交代材料对不对和自己取舍的理由。要多闻阙疑,择善而从。”

  第二,“去伪存真”。这既是考证史料的基本要求,也是解读史料的必要方法。但“解读”与“考证”毕竟不同。一般说来,考证史料的真伪,只是完成任务的一半,还有一半则属于解读工作,如分析作伪者的动机,以及真伪之间的内部联系,等等。梁启超说:“伪事与伪书异,伪书中有真事,真书中有伪事也。事之伪者与误者又异,误者无意失误,伪者有意虚构也”。比如,陈公博、张国焘、王明等一些党史人物的回忆录,一般被视为“伪书”,但其中也不乏“真事”;而斯诺的《西行漫记》,一般被视为“真书”,但其中也有不实记载。例如书中说:“一九二七年十一月第一个苏维埃在湖南边界的茶陵成立了,第一个苏维埃政府选举出来了。主席是杜修经。”但杜修经证实,他当时并未做过苏维埃主席一事。

  因此,“去伪存真”也需辩证分析,加以区别对待。尤其是那些被证明是“伪书”的党史材料,也要努力发掘它的史料价值。陈寅恪说:“盖伪材料亦有时与真材料同一可贵。如某种伪材料,若径认为其所依托之时代及作者之真产物,固不可也;但能考出其作伪时代及作者,即据以说明此时代及作者之思想,则变为一真材料矣。”陈氏此论,可为我们在更高层次上运用“去伪存真”方法来解读党史资料打开方便之门。

  第三,“由此及彼”。即由这一现象联系到那一现象,这种方法要求我们不能孤立地看一种史料,而应把一类史料联系起来做全面考察。正如梁启超指出的,在人类的史迹中,“大群之中有小群,大时代之中有小时代,而群与群之相际,时代与时代之相续,其间有消息焉,有原理焉”。但历史的记录却往往杂乱无章,有时甚至是“一孔之见”。因此,只有深入到史实的内部,才能把那些杂乱无章的记载和“一孔之见”的观察勾连起来。否则,我们得到的将永远是知识的碎片,而不是整体的历史。

  在党史研究中,运用“由此及彼”方法解读史料,关键是要找出不同史料间的相同点、联系点和差异点。找出相同点,可以通过不同史料互相印证,来增强我们认识问题的准确性;找出联系点,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史事演化的过程,以及历史的各个侧面;找出差异点,则可以提示我们更深入地研究问题。比如,关于陈独秀的生年,起初大家的说法就不一致。1979年版《辞海》中的“陈独秀”辞条说是1880年,1980年版《周恩来选集》上卷和1981年版《刘少奇选集》上卷也持这一说法。而1980年出版的《后期的陈独秀及其文章选编》一书则说是“一八七九年阴历八月生”。后来研究者查阅《陈氏宗谱》,才知其生于清光绪五年(1879 年),这也与1937年陈独秀写的《实庵自传》说法一致。这样陈独秀的确切生年才真相大白。

  第四,“由表及里”。即从现象看本质,要透过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捉住其内部本质的必然的联系。毛泽东说:“我们看事物必须要看它的实质,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就历史研究而言,运用“由表及里”的方法,就是要从众多资料中抽出历史理论来。但这种工作只有借助逻辑思辨力,并在辩证法的指导下才能完成。对此,翦伯赞曾有过一个形象的比喻,他说:“最初,是把各组史料加以提炼,由一千条史料中抽出一百条,一百条中抽出十条,十条中抽出一条,这一条,就是一千条史料中提炼出来的精髓。再把这一条史料的精髓放在科学高温之下加以蒸发便汽化为历史原理。”

  在人类发展史上,达尔文就做过类似的工作。梁启超说:“达尔文养鸽莳果数十年,著书数十万言,结果不过诒吾辈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八个大字而已。然而试思十九世纪学界中,若少却此八个大字,则其情状为何如者?”而在中共党史上,邓小平也做过这样的工作。他说:“毛泽东思想是个体系”,它的精髓就是“‘实事求是’四个大字”;“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

  二、特殊方法

  作为一门人文学科,历史学固然要遵循认识论的一般原理,但也需有自己的“门规戒律”。否则在人类的知识谱系中,它便失去了单独存在的必要。也就是说,“历史学家有权利并且有义务,以他自己的科学所固有的方法来下决心去追求在那门科学的过程中向他所呈现的各个问题的正确答案”。而这种“固有的方法”,也体现在史家对历史资料的解读上,其目的就是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因此,就党史研究而言,我们首先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和方法论。除此之外,还应当重点把握以下三种方法。

  第一,“历史钩沉法”,即重新寻出业已沉没的史实。

  许多史实,我们若不尽早将它钩起来,及时问个明白,便永远石沉大海了。比如,在中共党史上,萧三曾留下许多珍贵史料。他写了几十本日记,从延安时期起就写,日记里有许多重要的事情,有些地方他用了一些符号,也有一些别人认不清的字。后来胡耀邦批示,成立了一个班子,先将符号和认不清的字搞清楚。可惜这个班子成立不久,萧三就去世了,而这些符号和认不清的字,别人就很难搞清楚了。

  但“历史钩沉法”也不同于一般的史实考证,它更类似于胡适所说的“实验的方法”。其实质是依据新问题,查找新证据。对此,胡适也有一段精彩论述。他说:旧方法好比法官判案,坐在堂上静听双方律师的证词,然后提笔宣判:某方证据不充足,败诉了;某方证据充足,胜诉了。其职责只在评判现成的证据,但不能跳出现成的证据之外。而新方法则如同福尔摩斯访案:他必须改装微行,出外探险,造出种种机会来,使当事人不能不呈献真凭实据。

  比如,1949年云南金平县发生过一次暴动,但关于它的日期却有两种观点,一说是建国以前,一说是建国以后。最初查到一份证据支持后一种观点,这就是金平一名地下党员当年写的报告,说明暴动时间是10月15日。但持前一观点的人并不认可,因为这名地下党员没有参加暴动,日期不可靠。有人回忆暴动当晚县里有个张姓人家孩子满月(其实是满周岁),并有地下党员前往参加酒会,时间是11月15日。经过继续找线索,发现一个镇长是在暴动这天被杀的。而研究者又在旧档案中查到一份镇长签发的公文表格,时间是11月8日,上面还有镇长盖的印章,证明在11月8日以前他并没有死。究竟是哪一天,他们又找到镇长的墓碑,记载其死于农历九月二十五日,即公历1949年11月15日。由此可见,只有通过这种福尔摩斯式的“访案”,才能寻得多条线索证实,这次暴动的确发生在新中国成立以后。

  第二,“剥茧抽丝法”,即通过一层层剥茧,一根根抽丝,以发掘史料的意义。

  首先是“剥茧”。在这个环节中,一定要摒弃已有的成见。倘若发现前人记载有误,我们不但不可盲从,而且应当改正。其实,在党史资料中,这种不实记载也在所难免。比如,讲成功,好像就没有失误;讲错误,好像就没有成绩;讲英雄,好像就没有缺点;讲坏人,好像一直就是坏;或是根据“需要”,伴随政治气候的变化,任意拔高或贬低。先是“任性”地评判,然后又“任性”地翻案,这样只会使党史学蒙上一层反复无常的外表。对此,我们是需要引以为戒的。事实上,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的历史还是光辉的历史。虽然我们党在历史上,包括建国以后的30年中,犯过一些大错误,甚至犯过搞‘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大错误,但是我们党终究把革命搞成功了。”我们党对自己包括领袖人物的失误和错误历来采取郑重的态度,一是敢于承认,二是正确分析,三是坚决纠正,从而使失误和错误连同党的成功经验一起成为宝贵的历史教材。”这是中共对待历史的态度,它也应当成为我们解读史料所要坚持的立场。

  但是说来易做来难。因为在精密的考证以外,我们还需具备以下两个条件。一是要有善于怀疑的精神。坚信所有人都要接受历史的裁判,所以他们的“证词”也只是一种陈述,不能理所当然地成为“证据”。二是要有放下主观臆断的勇气。正如朱子所说:学者观书,“大概病在执着,不肯放下。正如听讼:先有主张乙底意思,便只寻甲底不是,先有主张甲底意思,便只见乙底不是。不若姑置甲乙之说,徐徐观之,方能辩其曲直”。

  其次是“抽丝”。在这个环节中,一定要摒弃思维的定式。尤其对一些史家向来不大关注的材料,我们不但不可忽视,而且还要特别注意它。因为一个时代也如同一个人,并不愿把自己及祖先的隐私全部抖搂出来。好在有他们无意中留下的遗迹,还可以填补历史的一些空白。我们若无视这类“遗迹”,那么当把目光转向过去之时,就难免会成为当时的偏见、禁忌和短视的牺牲品。

  一般说来,在政治生活不正常的情况下,往往只有一种声音的记录,而另一种历史的回声却被淹没。但在“文化大革命”的强势话语下,张闻天却写出8万多字的“肇庆文稿”,我们当然不能忽视那个时代的这种另类“记录”。除此之外,还有一类“遗迹”也值得关注。比如,“大跃进”中关于“放卫星”以及“粮食亩产万斤”的报道,它虽不能用来研究中国经济史,但对于考察政治史和新闻史,却有很重要的史料价值。因此,只要懂得“剥茧抽丝”,我们就会发现对过去的了解,要比它本身愿意告诉我们的更多。

  第三,“通盘联络法”,即将同类分散的史料联络起来,以显现其意义。

  许多史实在散落零乱时看不出它们的价值,但一经联络,意义便极其重大。比如,在1928年1月到1930年8月间,上海郊区一共发生六次农民暴动。若分开来看似乎没有意义,但联系在一起就会发现问题。因为有五次省委没有批评,只有第四次遭到省委批评了,而且还特别严厉。但是比较起来,这一次既不是“左”得最厉害的,也不是损失最惨重的,为什么上级只对它作严厉批评呢?于是再分析六次暴动的时间和背景。前三次发生在第一次“左”倾错误时,本是由省委部署的,所以不会批评;而后两次是贯彻“立三路线”的,所以也没批评。只有第四次发生在第一次“左”倾错误纠正后,“立三路线”尚未形成时,因此才受到省委的严厉批评。这样一类比分析,对于我们研究中共党史意义就很大了。

  运用这一方法,我们要忠于史实,切不可如文学家那样,作“草蛇灰线,伏脉千里”的刻意安排。当然,也许史料在联络关系上,有时显得并不十分紧密,但只要它们性质相同,这个方法也能成立。比如,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提及1918年5月的一次学生运动,说:“由四个代表捧着请愿书,恭而且敬的求见总统。我们大队学生则在新华门外肃静等候;既没有人演说,也没有标语口号,市民也不知道学生们在做甚么。”这则史料初一看似无意义,但若与1919年的五四运动联络起来,就有意义了。因为前者是传统的,类似于康有为的“公车上书”,而后者是现代的。倘若再放宽历史的视界,我们还会发现它的新意义。因为这一现代的运动方式一直延续到1949年,而就在中共宣告胜利的前夜,大规模的学生运动却突然停止。这恰好从一个侧面表明中共在学生运动中所起的特殊作用。

  三、语境分析

  解读史料,除运用上述方法以外,我们还需考虑史料生成的特殊背景。可以说,一切史料都是历史的产物,都打上了“占主要地位的社会经济关系的印记,并背负着与这些关系相适应的意识形态的‘包袱’”。因此,只有将史料置于“历史”和“史学”的双重语境中,才能理解它的确切含义。

  首先,要从特定的“历史”语境来解读史料。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党史人物和事件的评价,“应该放在其所处时代和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去分析”。这一点对于我们解读党史资料尤为重要。因为当史料以文本或实物的形式留传下来时,实际上就已离开了它所产生时的“语境”。所以,解读史料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要从“现在”回到“过去”,重现历史的“场景”,重构历史的“话语”,这尤其表现在对书信和日记一类史料的解读中。因为它们往往夹杂着隐语,甚至还有许多暗指和曲笔,有些内容只有接受方能意会,其隐含之义外人无从知晓。因此解读这类材料,必须事先深入了解当事人的经历或习惯,以及通信人之间的关系或交往等背景知识,否则就只能像看天书一样。

  在党史资料中,上述情况也很突出。前文提及的萧三日记便是一例。有时,甚至中央文件都是如此。比如,1924年9月,中共中央制定一个党内文件,叫《中国共产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关于民校工作合作办法》。我们若脱离历史的“语境”,就不理解“民校”所指何物。其实,当时正处国共合作期间,“民校”指的就是“国民党”。因为在中共话语中,“国民党是C.Y.(青年团)的预备学校,C.Y.是C.P.(共产党)的预备学校”。所以在革命团体内,它以国民党为第一级,称之“民校”;以青年团为第二级,称之“中学”;以共产党为第三级,称之“大学”或“西校”。这一方面是由于党所处的特殊环境,对文件和称谓必须“加密”处理;另一方面也因为党本出身于学校,当时还保留着浓郁的“学生”气息。

  离开历史“语境”,不仅不能正确解读史料,有时还会产生误会。比如,“文化大革命”中查出许多“假党员”,这当然是有人别有用心,但也不排除人们认识上的原因,就是用现在的眼光看过去,如认为因在特殊历史条件下没写入党志愿书的是“假党员”,一个人介绍的是“假党员”,年龄不够十八岁入党的也是“假党员”。凡是不符合后来框框的都是“假党员”。这也再次表明,解读史料一定要从历史条件出发,不能脱离当时的“语境”。否则,史料不仅立不好、立不准,而且还有可能成为服务现实的虚假“证据”。

  其次,要从特定的“史学”语境来解读史料。我们知道,“历史事实从来不会‘纯粹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它们“通常是通过记录者的心灵折射出来的”。这如同司法审判时不会原封不动地照录被审者所说的话,法庭的书记员甚至当场就开始整理口述的内容,使之符合语法结构,并删去一些在他看来过于粗俗的话。不过在这个环节上,史料尚可大体保留自己的“原生态”。但当法庭总结陈词时,“书记员”还必须依照现行法律的规定格式,对他的“记录”作重新加工。这时,史料就会因这种“规定格式”而失去它的“原生态”。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书记员”,他们都会按既定格式来整理历史资料。对此,后代史家难免会有所“抱怨”。比如,早期史书会收纳天文学和数学的基本知识,但往往强调现在很难站得住脚的主张;史书中对无数贞洁妇女的描述,只会对研究特殊层面的社会历史学家有意义;史书中的词汇、参考书目和时间表呈现的是古代中国学者特别形态的有条不紊。对后世史家来说,这些材料只适合参考,不能研读,甚至有“相当部分的页数应该撕掉”。

  任何时代都有其特殊性,有些观念在当时很普遍,但在今天看来却很特殊,这是由于我们已不再具有类似的思想了。因此,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要重构历史的“观念”,并在特定的“史学”语境中,打捞那些已经被他们“格式化”的内容。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历史学的成功之处,并不在于倾听前人告诉我们什么,而在于问出他们没有说出来的话。否则,我们就只能局限在前人规定的范围内,做他们希望我们做的事。

  后之观今也犹如今之视昔。我们也许没有意识到,现代的观念和禁忌,习以为常的见解乃至世俗的偏见,都会侵入我们的大脑,影响我们的思想,我们绝不像自以为是的那样毫无成见。20世纪30年代,历史家蒋廷黻写作《中国近代史大纲》,最后一节题为“蒋总裁贯彻总理的遗训”,不免让人联想到他身上的“包袱”;而近60年后重印这本书时,则以此节“所论有失公允”为由,毫不留情地予以删去。已经写成的史书尚且如此,那么在写作中依据现实需要来取舍和诠释,就更不足为怪了。

  从特定“语境”解读史料,我们还需掌握一些必要的“社会常识”,否则也难以从中获得准确信息。比如,一些地名的古今称谓,这是我们考察党史人物活动、阅读中共文件特别是电文时需要掌握的知识;中共早期人物常以字号代名且彼此称兄道弟,不像后来以“同志”相谓。如果缺乏这方面知识,就无法确知党史资料中所提到的人和事。此外,一些社会风俗,我们也要有所了解。比如,旧社会有句俗语:“穷不离卦摊,富不离药罐,不贫不富,不离当铺。”因为卦摊、药店和当铺是社会上常见的,所以中共党员在革命年代,常以卦摊、药店和当铺作为掩护。研究者如果缺乏这些知识,就无法“重现”一些党史事件的历史“场景”。总之,解读史料,我们要学会“穿越”,习惯于超越时空的往来穿行。正如翦伯赞指出:“不钻进史料中去,不能研究历史;从史料中跑不出来,也不算懂得历史。”

  作者简介:周良书,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北京,100871。

  本文刊发于《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2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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