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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贡之外:论北宋与日本的佛教文化外交
作者:魏志江 来源:《社会科学辑刊》2021年第1期 时间:2021.02.23

  摘要:日本自遣唐使废止后,不再派遣官方朝贡使节到中国,中日官方外交几乎中断。随着北宋的建立和五代十国的结束,北宋积极展开对日本的佛教文化外交,赋予日本入宋僧仅次于正式朝贡使节的待遇和地位,对先后渡宋巡礼访问的入宋僧,通过诏命其入朝觐见皇帝、赐予宋朝编纂的《大藏经》和新译经典、赐紫衣、大师号以及官方护佑巡礼五台山等厚遇,表明北宋试图以佛教文化为纽带,在正式朝贡关系之外,将日本纳入以大宋为中心的东亚国际秩序。入宋僧的渡航来华使遣唐使废止后的中日民间外交得以维系,而日本官方则从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朝贡体系中脱离出来,从而实现其对华外交的转型,并与宋朝进行佛教文化的交流。因此,虽然北宋与日本没有正式的官方外交关系,但是却始终维持了以入宋僧为纽带、以佛教文化交流为特色、持续进行的、民间友好的外交关系。 

  关键词:北宋;日本;佛教文化;民间外交 

  日本自遣唐使废止后,不再派遣官方朝贡使节到中国,中日官方外交几乎中断。随着北宋的建立和五代十国的结束,北宋积极展开对日本的佛教文化外交,赋予日本入宋僧仅次于正式朝贡使节的待遇和地位,表明宋朝试图以佛教文化为纽带,在正式朝贡关系之外,将日本纳入以大宋为中心的东亚国际秩序。由于日本认同佛教文化,日僧奝然、寂照和成寻等或以日本天皇和贵族授意,或通过“密航”等形式前往中国,于佛教圣地五台山或天台山、阿育王山等地巡礼和求法。入宋僧的渡航来华使遣唐使废止后的中日民间外交得以维系,而日本官方朝廷则从以大宋为中心的东亚朝贡体系中脱离出来,从而实现其对华外交的转型,即不再将自己作为宋朝东亚朝贡体系的一员,开始体现出其东亚孤立主义外交的特征。入宋僧与中日关系的研究是中日关系史研究的重要领域,然而,学术界对入宋僧在中日关系史上地位和意义的探讨,无疑较为薄弱。而宋朝在构筑其东亚朝贡秩序的过程中,注重以中日佛教文化的共同认知和交流为纽带,不拘泥官方朝贡外交的形式,努力拓展与日本的民间外交关系,亦是学术界应该重视的研究课题。本文不揣浅陋,试以日本入宋僧来华巡礼和求法为案例,对北宋与日本入宋僧的佛教文化外交进行论述,同时,进一步探讨日本天皇和朝廷对入宋僧的官方立场和政策,以分析北宋时期中日关系转型新的时代特征。

  一、北宋的佛教文化外交政策 

  北宋完成五代十国的统一后,对佛教的政策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随着北宋对东亚朝贡体系的构筑,佛教开始成为北宋对外战略的外交手段,成为构筑以北宋为中心的东亚朝贡秩序的重要环节。北宋通过对印度、西域佛经的翻译、雕版印刷、赐予包括日本在内的周边国家,以佛教经典《大藏经》等赐予入宋僧,由皇帝亲自接见入宋僧,向其赐予紫衣、大师号,并以皇帝旨意命各州府地方官沿途护送入宋僧巡礼五台山事宜等,表示对诸国入宋僧之厚遇。由于佛教作为东亚世界构成的基本要素,北宋时的佛教文化也成为包括日本、高丽等周边有关国家在内共同的文化形态,所以,北宋朝廷一开始就通过《开宝藏》等佛经的雕版印刷和颁赐诸国,努力构建以佛教文化为纽带、以宋朝皇帝为中心的东亚国际秩序。北宋从宋太宗到宋神宗统治时期,先后多次接待来自日本、高丽、印度和西域诸国的入宋僧,并将入宋僧作为准朝贡使节加以接待,纳入宋朝的僧侣管理体制。

  首先,北宋从太祖建国迄太宗结束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实现宋朝的统一开始,就积极派遣使节赴周边诸国宣示大宋的国威,并招揽周边国家派使节向宋朝朝贡,其中派遣僧侣外交成为宋朝建构天下朝贡体系的重要举措。宋太祖建隆四年(963)“诏秦、凉既通,可遣僧往西竺求法。时,沙门行勤一百五十七人应诏,所历焉耆、龟兹、伽弥罗等国,并赐诏书谕令遣人前导,仍各赐装钱三万”。然而,日本自遣唐使废止以后,虽然仍断续地向中国江南吴越国等政权派遣佛教僧侣求法和巡礼名山大川,但是,由于中国中原战乱,且大唐的文字、律令制度等已经被日本引进吸收,故日本平安朝廷不再以官方名义派遣使节前往中国。北宋王朝为了维系与日本的朝贡关系,也积极招揽日本遣使宋朝,或通过往来日本与宋朝之间的商人,向日本颁赐国书,然多遭日本朝廷奉还或拒绝。在此背景下,北宋对于日本渡海来访的入宋僧遂展开积极的外交笼络政策,先后多次赐予《大藏经》和其他新译的佛经。如奝然入宋:“复得《孝经》一卷,《越王孝经新义》第十五,一卷,……又求印本《大藏经》,诏亦给之。”《大藏经》亦作《一切经》,为以经、律、论为主的大规模佛教经典集成。北宋以前《大藏经》均为抄本,至宋太祖开宝四年(971),始派张从信到益州雕版刻印全部藏经,至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完成,亦称蜀版《大藏经》或开宝《大藏经》。奝然所求之《大藏经》,即开宝《大藏经》,此为雕版印刷的佛教经典流入日本之始。奝然,日本平安中期三论宗僧,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率弟子入宋,两度受到宋太宗召见,并受赐“法济大师”号,后又蒙宋太宗敕准巡礼天台山、五台山等地。986年,奝然携新印《大藏经》5000余卷、释迦像及十六罗汉像归国,后任奈良东大寺别当。后来的日本入宋僧在北宋亦多求购佛教、儒学以及医药等典籍,关于宋日之书籍交流,王勇尝有专著加以论述,此不赘述。

  其次,北宋对日本入宋僧的外交政策还体现在宋太宗、宋真宗和宋神宗三位皇帝先后接见以日本入宋僧奝然、寂照和成寻为代表的渡海僧侣使团。如“雍熙元年(984),日本国僧奝然与其徒五六人浮海而至,献铜器十余事,并本国《职员令》、《王年代记》各一卷。……太宗召见奝然,存抚之甚厚,赐紫衣,馆于太平兴国寺”。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日本高僧寂照入宋,《宋史》载:“其国僧寂照等八人来朝,寂照不晓华言而识文字,缮写甚妙。凡问答,并以笔札。诏号通大师,赐紫方袍。”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日本国僧成寻“密航”入宋,亦受到宋神宗的召见,《宋史》载:“有僧诚寻至台州,止天台国清寺,愿留。州以闻,诏使赴阙。……神宗以其远人而有戒业,处之开宝寺,尽赐同来僧紫方袍。是后连供方物,而来者皆僧也。”赐紫衣、大师号为宋朝廷管理僧侣的重要政策,亦为将佛教纳入宋朝世俗权力管理的重要环节。其渊源沿革据宋僧赞宁《大宋僧史略》记载:“先是,开宝至太平兴国四年以前,许四海僧入殿廷,乞比试三学,下开封府功德使差僧,证经律论议,十条全通赐紫衣,……自此,每遇皇帝诞节,亲王、宰辅、节度使至刺史,得上表荐所知。僧道紫衣、师号,为两街僧录、道录所见得入内。”

  日僧诚寻,亦作成寻,日本平安后期天台宗高僧,宋熙宁五年,其与弟子赖缘、快宗、圣秀等八人“密航”渡宋,抵杭州,巡礼天台国清寺后应诏赴京,朝觐宋神宗。宋神宗赐其紫衣、锦帛,并敕准其入住京城开封太平兴国寺传法院,后又令地方官府保护其巡礼五台山。虽然没有日本朝廷的国书,但是,北宋朝廷一直将入宋僧作为日本朝贡使节加以接待。因此,当成寻弟子赖缘等五人于巡礼天台山和五台山后准备回国时,宋神宗将赠送日本国王的礼物托付给他们以转交,据成寻《参天台五台山记》载:延久五年二月一日,“申时,以入内内侍东头供奉官张士良为使臣,下赐被志献日本皇帝金泥《法华经》、锦二十匹”。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明州言:‘得日本国太宰府牒称:附使人孙忠遣僧仲回等进绢二百匹、水银五千两。’”由此可见,日方以“太宰府”之名义返答宋朝国书,并回赠织绢、水银礼物。学者王丽萍认为成寻记载宋神宗御笔文书是可信的,并赞同木宫泰彦所云:“宋帝所赠的御笔文书,与其说是正式国书,毋宁说不过是赠送日本礼物时所附简单的清单而已。”在两国无正式官方外交的情况下,宋神宗御笔文书送达日本,无疑是宋朝利用入宋僧积极展开对日外交的重要一环。

  最后,入宋僧渡海访问宋朝,其主要目的之一是赴五台山和天台山等佛教圣地巡礼,以瞻礼供养佛教圣迹,消除所谓“罪业”。北宋通过入宋僧的朝觐,赐予其巡礼五台山的便利和路次保护,赋予入宋僧朝贡使节以政治意义。如日僧成寻朝觐宋神宗后,宋神宗即诏命敕许成寻一行参访五台山,并令州府予以沿途供给。如宋熙宁五年(1072,日延久四年),《参天台五台山记》记载:是年十一月“使臣并三司官人来,参五台山沿路盘缠文字,三司官人与老僧。文云:‘三司,日本国僧成寻等,差殿直刘铎,引伴成寻等,赴五台烧香讫,却引伴赴阙。日本国僧八人,每人各米三胜,面一斤三两二分,油一两九钱八分,盐一两二分,醋三合,炭一斤一十二两,柴七斤。商客通事一名,每日支口劵米二胜。右仰沿路州府县镇馆驿,依近降驿令供给,往来则利其券,并沿路批勘文,历候四日,缴纳赴省。’”

  北宋朝廷并非将所有的入宋僧都作为正式的朝贡使节加以对待,因为入宋僧也并非日本派遣的具有正、副使职能的外交使节,只有当入宋僧有助于建立以宋朝为中心的东亚国际秩序时,才这样做。因此,南宋时,虽有大量日本的高僧入宋求法,但是并无朝廷接待日本入宋僧朝觐或赐予物品等,盖南宋朝廷已经丧失或不再具有构筑东亚国际秩序的动力和国家能力。

  二、日本对入宋僧渡航政策的变化 

  天皇和摄关政治下的权门贵族为了得到宋朝的文物即所谓“唐物”和佛教典籍等,尽管不能再以日本朝廷的名义遣使宋朝,却通过奝然、寂照和成寻等高僧以私人渡宋的名义,以佛教文化为纽带继续维系与北宋的民间交流,并以入宋僧的朝觐取代国家正式外交使节的朝贡,以避免被正式纳入以宋朝为中心的东亚朝贡体系。因而其对宋外交实际上采取了一方面游离于“朝贡”之外独立自主的孤立主义立场;另一方面,采取以“佛教外交”的形态,以僧侣私人渡宋的名义维系与宋朝的民间文化交流,以大量吸收宋朝的佛教文化及社会信息。因此,也正是通过入宋僧奝然等日本朝廷向宋朝传达了“脱华”和拒绝接受以宋朝为中心的东亚朝贡体系,以及日本是独立国家、其天皇王室万世一系的理念。因此,奝然的渡宋是采取了官方批准的方式,并被赋予了外交使节的职能。如日本永观元年(983),奝然得到天皇允许宣旨的文书入宋,实际上充当了日本引进宋朝文物和佛教经典的公使职能。宽和二年(986),奝然回国时,日本太宰府特出动搬运人夫300人,沿途演奏《高丽乐》《大唐乐》等,将奝然和宋朝赐予的雕版《大藏经》和新译经典以及白檀释迦如来像、舍利塔等佛教经卷文物浩浩荡荡运送到京城。奝然在宋朝的活动,尤其是蒙受宋太宗召见赐对时,以日本《职员令》和《王年代记》阐述日本的官职体系和天皇王室的万世一系,也极有可能是受到日本天皇和朝廷的授意,向宋朝表明日本具有与宋朝对等的独立国家之地位。奝然所携的《职员令》是日本天平宝字元年(757)颁布的《养老令》中的第2篇,共80余条,在大宝元年(701)施行的《大宝律令》中称为《官员令》。其分为神祇官1条、太政官1条、各省8条、各竂17条、各司31条、各府4条、各库2条、各职4条、大上中下国4条、大上中下小郡5条、弹正台1条、军团1条、国博士医师1条。载录官名、人数和职掌。另在《养老律令》的第3至第5篇中,又有《后宫职员令》18条、《东宫职员令》11条、《家令职员令》8条,格式皆同《职员令》,此为日本之律令制度。《宋史·日本传》记载了自日本所谓神武天皇始,历神武天皇至守平天皇所谓“凡六十四世”的天皇世系以及国内郡县山川之行政区域。《王年代记》为一部日本皇室的谱系,据江静考证,《宋史·日本传》所载《王年代记》引文并非是日本《王年代记》原貌,而是《宋史》编纂者据日本《王年代记》和《奝然表启》两部书加以改编而成。此外,奝然进一步向宋太宗说明日本之郡县山川行政区域及其赋税征收制度,以日本独立的天皇世系和郡县山川之行政区域向宋朝表明日本独立外交国家之地位。因此,日本《职员令》和《王年代记》实际上是天皇朝廷制作,并由奝然带去宋朝晋献的官方文书,其充分体现了日本既回避朝贡外交,又希望继续与宋朝进行文化交流的对宋政策。对此,宋太宗亦大加赞叹,据《宋史·日本传》载:“上闻其国王一姓传继,臣下皆世官,因叹息谓宰相曰:此岛夷耳,乃世祚遐久,其臣亦继袭不绝。此盖古之道也。”可见,宋太宗亦不得不认为日本为域外之独立国家,并认为其更符合古代国家之世袭政治。

  宋真宗时,入宋僧寂照虽然没有官方的正式批准文书,但事实上也得到了天皇和朝廷权贵的默许,而且将日本的宗教文化神道教传播到中国。日本学者森公章援引《小记目录》“异朝事”载:“同是年六月十八日,寂昭为入唐首途事,不被许入唐事。”“不被许入唐事”显然表明日本朝廷自奝然以后,已经改变了对赴宋僧出国渡航的管制,由天皇与朝廷积极的僧侣派遣政策已经转变为限制渡航。因此,援引奝然的先例,试图请求朝廷敕许出国批准文书,已经难以得到日本朝廷允准。不过,《续本草往生传》中《大江定基(寂照)传》又言“幸被可许”,其实并非是日本天皇和朝廷的“许可”,而是与寂照素有交往的掌控日本摄关政治的权贵藤原道长的庇护和默许。藤原道长作为日本摄关政治的皇族和权贵的政治家,喜爱“唐物”,欲借寂照渡航巡礼五台山以消除“罪业”及虔诚供养佛教圣迹等,寂照即使未能得到天皇和朝廷的敕许,仍得以半官方的身份渡航大宋。如奝然归国后,宋太宗所赐的《大藏经》即被藤原道长从奝然弟子盛算处以“受让”的形式收至宅邸,后又收藏在其供养的法成寺,并以宋版《大藏经》为蓝本抄写经书,而宋版《大藏经》也成为日本摄关政治统治权威性的来源之一。藤原道长与渡宋的寂照亦有书信往来,并通过寂照归国的弟子念救以黄金百两拜托其再次渡宋时购买佛经等一切经书。可见,寂照渡宋虽或未得天皇和朝廷正式敕许,但是,其与摄关政治的权贵藤原家族关系十分密切。故所谓“幸被可许”,实际上是以藤原道长等为代表的皇族权贵半公开地纵容而已,并非天皇与权贵重新允准僧侣渡航宋朝。

  日本平安中后期,随着律令制度的完备,日本外交大权由天皇独占转向由天皇和朝廷权贵共同把持,并制定了《渡海禁制规则》。因此,寂照以后,日本朝廷严格禁止僧侣以官方身份渡宋访问,即使是作为佛教文化交流的使节也不允许,故高僧成寻入宋则基本上采取“密航”即偷渡入宋的方式,其渡宋巡礼五台山等亦可以看作是以民间私人身份充当了日宋佛教文化外交的使节。因此,以成寻密航渡宋为契机,日本天皇和朝廷虽然不允准以官方名义渡航赴宋,但是,入宋僧以密航形式不断渡宋,而日本天皇和朝廷基本上采取了放任不管的态度。因而可以说成寻密航渡宋,实际上开启了日宋民间商人和僧侣自由渡航的时代。日本天皇和朝廷对渡宋外交的独占权和控制权,事实上也被民间外交尤其是赴宋僧密航的形式所打破。成寻入宋的主要目的是巡礼五台山等名山大川,其次是向宋朝请求新译经典。尽管成寻的密航未能得到日本天皇和权贵的正式允准,但不能忽视的是成寻赴五台山巡礼时还带去了故后冷泉天皇书写的经书以供养于五台山,而在日本所谓摄关政治的背景下,掌控摄关政治大权的权贵藤原道长无疑也为成寻的密航渡宋提供了物质上的资助。

  三、入宋僧在中日外交史上的地位与作用 

  唐末五代以来,随着遣唐使制度的废止,中日官方外交关系实际上已经中断。北宋建立以后,为了建立以宋朝为中心的东亚国际秩序,北宋大力招揽诸国使节前来朝贡,日本的入宋僧便成为维系两国外交的重要纽带,以入宋僧渡航巡礼为中心,北宋与日本民间佛教文化外交成为中日外交的主要形态。入宋僧在中日外交关系乃至东亚国际关系史上的地位与作用,无疑值得进一步加以探究。

  入宋僧与入唐僧相比,具有一个重要的不同特征,即北宋时代,入宋僧受到北宋朝廷多方面的厚遇,几乎入宋僧都受到觐见皇帝、颁赐新译经典和宋版《大藏经》、赐紫衣、大师号以及巡礼五台山、天台山的敕许和路次供养、保护等优待。因此,学术界一般认为:北宋朝廷实际上是将入宋僧作为日本正式的朝贡使节加以接待,利用入宋僧作为构建以宋朝为中心的东亚国际秩序的纽带和辅助工具,并将日本纳入宋朝的朝贡体系。如日本学者石上英一即认为:奝然的入宋巡礼朝觐,实际上是日本在中国唐末五代动乱和朝鲜新罗灭亡后,在变动的东亚国际秩序中,固守国家的独立,而持孤立主义外交政策,试图以僧侣朝觐的形式取代对宋朝正式的朝贡外交形态,并维持与宋朝的外交关系。显然,石上英一认为入宋僧是日本为了避免被纳入宋朝正式的朝贡体系而采取的佛教外交形式,以确立与宋朝的外交关系。而村井章介则认为:入宋僧并非日本以朝贡使节的方式派遣入宋,只是摄关权贵家族为满足其对“唐物”的需求,利用入宋僧搭乘民间贸易商船以私人身份渡宋巡礼,以获取宋朝的文物经典与情报动态,其与遣唐使或朝贡使节有重大的区别。显然,村井章介否认入宋僧具有日本与北宋外交使节的官方性质。关于入宋僧在中日外交关系史乃至以宋朝为中心的东亚国际秩序中的地位和作用,笔者试从如下几方面加以论析。

  首先,北宋将入宋僧的觐见仪式几乎按照与周边国家正规朝贡使节的礼仪来对待,据北宋《政和详定五礼》记载:大辽、西夏、高丽等国使节赴宴、朝见、朝辞,其基本礼仪规制是崇政殿宴请辽使副位于御座西;夏使副位东朵殿,并西向北上;高丽、交趾使副在西朵殿,并东向北上。而诸国使副朝见、朝辞仪,谨以高丽为例:

  高丽进奉使见辞仪:见日,使捧表函,引入殿廷,副使随入,西向立。舍人鞠躬,当殿前通高丽国进奉使姓名以下祗候见,引当殿,使稍前跪进表函,俛伏兴讫,归位大起居。班首出班公谢起居,归位,再拜。又出班谢面天颜、沿路馆券、都城门外茶酒、归位,再拜。搢笏,舞蹈,俛伏兴,再拜。舍人宣有敕赐某物兼赐酒食,搢笏,跪受,箱过,俛伏兴,再拜。舍人曰:各祗候,揖西出。次押物以下入,不通。即引当殿四拜起居。宣有敕赐某物兼赐酒食,跪受,箱过,俛伏兴,再拜起居。舍人曰:各祗候,揖西出。辞日,引使副入殿廷,西向立。舍人揖躬。舍人当殿躬通高丽进奉使姓名以下祗候辞,引当殿四拜起居。班首出班致辞,归位再拜。舍人宣有敕赐某物兼赐酒食,搢笏,跪受,箱过,俛伏兴,再拜。舍人曰:好去。揖西出。次从人入辞,如见。

  而入宋僧成寻并非正规使节,其朝觐和朝辞,宋朝亦以诸国朝贡使节的礼制规范加以接待。如熙宁五年(1072)十月,“日本国大云寺主阿阇梨传灯大法师位成寻,准监使公文,准客省牒,已定今月二十二日,令日本国僧成寻等八人,并通事陈泳朝见。所有名下进奉物色,请逐一开坐,回示扎,仰今月二十二日,绝早赴东华门,并进奉物色,祗候朝见……传法院准客省关子,准阁门奏劄子,阁门捡会仪制,应每有海外进奉、蛮子、蕃客等朝见,具劄子与朝见目同奏进奉人姓名已下,著所赐衣及酒食后,依例于崇政殿报无公事,前再拜,出。引当殿,喝赐酒食,喝拜,再拜。随拜万岁,喝各祗候。酒食毕,喝拜,再拜。随拜万岁。喝各祗候,出”。可见,崇政殿宴请为宋朝皇帝接待外国朝贡使节之仪制,成寻等入宋僧亦遵循此仪制。

  其次,北宋已经完成了将儒佛道融于一体的意识形态,帝王不仅是世俗社会的皇帝,也是宗教世界的最高权威。故北宋时期,僧侣不再是唐朝时游离于以帝王为中心的世俗社会以外,而是比照世俗社会的科举制度,创立了以“童行(行者)—度牒(受戒证明)—紫衣—大师”为等级的僧侣晋阶制度。宋真宗大中祥符三年(1010)制定了僧官考试制度,“诏知制诰李维出经论题目,考试沙门以为迁补左右街之序。左街相国寺、右街开宝寺”。故僧官的考试任命亦体现朝廷对僧侣的管理已纳入国家政权的统辖之下。北宋将日本等国的入宋僧亦纳入其僧侣晋阶管理体制,以彰显其作为东亚诸国佛教中心的权威地位。

  最后,北宋皇帝下赐入宋僧《大藏经》、新译经典和赐紫衣、大师号以及敕许五台山巡礼等,并非仅仅是简单的对入宋僧的“厚遇”,实际上是宋朝在与日本官方外交中断的情况下,试图通过对入宋僧的赐予,以确立北宋与日本的朝贡体系,并希冀入宋僧归国后,日本再度派遣谢恩使,从而将日本进一步纳入以宋朝为中心的东亚国际秩序。如《宋史·日本传》载:

  奝然复求诣五台,许之,令所过续食。又求印本《大藏经》,诏亦给之。二年,随台州宁海县商人郑仁德船归其国。后数年,仁德还,奝然遣其弟子喜因(即嘉因)奉表来谢曰:日本国东大寺大朝法济大师赐紫沙门奝然启:伤鳞入梦,不忘汉主之恩;枯骨合欢,犹亢魏氏之敌。虽云羊僧之拙,谁忍鸿霈之诚!奝然诚惶诚恐,顿首顿首死罪。奝然附商船之离岸,……顾信风而东别,数千里之山岳易过。妄以下根之卑,适诣中华之盛。于是宣旨频降,恣许荒外之跋涉。宿心克协,粗观宇内之环奇,况乎金阙晓后,往尧云于九禁之中。岩扃晴前,拜圣灯于五台之上。就三藏而禀学,巡数寺而优游。遂使莲华回文神笔出于北阙之北,呗页印字佛诏传于东海之东。重蒙宣恩……季夏解台州之缆,孟秋达本国之郊。爰逮明春,初到旧邑。缁数欣待,侯伯慕迎。……谨差上足弟子传灯大法师位嘉因,并大朝剃头受戒僧祚乾等拜表以闻。

  北宋以入宋僧充当其与日本两国佛教文化的交流使节,利用宋朝佛教的文化影响力和入宋僧的入朝觐见等,单方面将日本纳入以宋朝为中心的朝贡体系。而奝然等入宋僧归国,亦受到平安摄关权贵的官方迎接,表明日本虽然拒绝被纳入宋朝的官方朝贡关系,但却大力吸纳宋朝的佛教文化和宋朝文物,并接受和认同宋朝的宗教仪礼规范。佛教的跨国性及其在东亚的传播,与汉字、儒教和律令制度一起构成了东亚世界的主要因素,而北宋无疑是11世纪东亚世界佛教文明传播的中心,故日本对宋朝佛教文化的接受和认同,也表明日本虽然拒绝与宋朝建立朝贡关系,对宋朝奉行对等和独立的外交政策,但是,却并未能摆脱以宋朝为中心的东亚世界体系。

  综上所述,唐末五代以来,日本废止了遣唐使制度,亦断绝了与中国的正式外交关系。北宋建立后,为了构建以宋朝为中心的东亚国际秩序,对先后渡宋巡礼访问的日本入宋僧奝然、寂照和成寻等,通过诏命其入朝觐见皇帝、赐予宋朝编纂的《大藏经》、新译经典、紫衣、大师号以及官方护佑巡礼五台山等“厚遇”,将入宋僧视为日本的朝贡使节,以进一步将日本纳入以宋朝为中心的东亚朝贡体系。尽管日本拒绝与北宋建立官方朝贡外交关系,但是,日本亦默许入宋僧以私人身份渡宋,与宋朝进行佛教文化交流。入宋僧无疑成为北宋与日本两国的民间佛教文化的使节,日本对宋朝佛教文明的接受和认同,也表明北宋与日本虽然没有正式的官方外交关系,但是却始终维持了以入宋僧为纽带持续进行文化交流的民间友好的外交关系。

  附本文题录

  1. 魏志江:《朝贡之外:论北宋与日本的佛教文化外交》,《社会科学辑刊》2021年第1期。

  2. 魏志江.朝贡之外:论北宋与日本的佛教文化外交[J].社会科学辑刊,2021(01):139-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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