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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南京宫城的布局与功能
作者:贾鸿源 来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22年第3辑 时间:2022.09.29

  内容提要:通过考辨南宋、金、元时人记载可知,金南京宫城不同程度地受到北宋东京宫城、金中都宫城形制与功能的影响:其宫城依托北宋旧址,纵有宋末残损、金前后期改造,但主体“三朝”建筑“L”形态布局仍沿自北宋;又因南京作为金前期完颜亮南伐的政治中心,承接与发挥了金中都宫城相应的政治与礼仪功能,在金末宣哀二宗时期,更成为金之正式都城,于是原中都宫城东中西三路布局下相应政治与礼仪空间运作传统,在金末南京又有较大规模地移植乃至复兴。因此,金南京宫城既是唐中叶至北宋宫城“L”形态模式的最终残影,也是元明清宫城东中西三路布局模式确立前夜的一处别样雏形。

  关键词:金代;南京;宫城;城市布局;功能空间

  靖康之乱,北宋为金所灭,其旧都东京开封府被更名曰汴京,历经伪楚、伪齐政权而基本存其旧貌。金贞元元年(1153)海陵王完颜亮营建中都,按史书所记,汴京不仅被作为营建中都的蓝本,而且也被升格为南京,成为次年征伐南宋的指挥中枢;随着南伐失败、完颜亮遇弑,南京地位骤降;及至金末,为避离蒙古军事压力,宣、哀二宗正式迁都南京。因此,无论就审视北宋东京“后都城时代”之发展,还是分析金前、后期之政治变迁而言,金南京都具有不容忽视的特殊地位。

  而若考虑到上述金南京与北宋东京、金中都之间的模仿乃至因袭关系,那么金南京都城内最为核心的宫城,其在布局、功能方面到底处于何种状态,在宋旧与金制之间如何择从,无疑是一个引人深思的重要议题。学界目前对金南京已有一定研究,但总体而言,主要关注的是其外城、内城的范围四至以及行政建制等,对于宫城,往往稍举《金史·地理志》以及部分宋使行程录见闻辄止,而问题在于,正史所记、宋使所云金南京宫城,其间舛误较多,与史实脱节较严重。因此,金南京宫城的物理布局乃至功能空间问题,不仅有继续探究的必要,而且对认识与梳理宋、金宫城制度沿革,也具有不容忽视的价值意义。

  一、宋东京、金中都宫城布局研究回顾

  在对金南京宫城展开分析之前,如开篇所述,极有必要回顾北宋东京、金中都的宫城布局。金南京乃依托北宋东京昔日故址,金初改名曰汴京。至于后者,文献曾载,金海陵王完颜亮贞元元年(1153)正式将都城由上京会宁府迁至燕京,“改燕京为中都,府曰大兴,汴京为南京”;又因完颜亮为削弱旧都上京守旧势力,“尽毁宫殿、宗庙”,“夷其趾,耕垦之”,且新都中都宫室建设又模仿北宋东京,“先遣画工写京师(开封)宫室制度,至于阔狭修短、曲画其数,授之左相张浩辈,按图以修之”,所以中都宫城布局,或也留存有宋末金初的南京模式。

  北宋东京宫城,其故址位于今开封市龙亭公园水面下,并未展开具体发掘,学界现已从文献角度对其展开复原研究,其中傅熹年先生之成果尤获重视。后续学者在此基础上又有一定增补,基本明确了宫城内的布局框架(见图1):宫城坐北朝南,内以东西华门之间的横街,分为南北两部,南部中央为外朝正殿大庆殿,西侧为正衙文德殿,殿南为朝堂,文德殿之西,布局中书门下与枢密院“二府”、政事堂、学士院等中央衙署。横街之北,又被宣祐门−拱辰门纵向街道分为东西二部,东部为内诸司机构、太子东宫等;西部为“禁中”,内有垂拱−福宁−柔仪−清居四殿纵向构成中轴线建筑,向南连通正衙文明殿,其中福宁殿为皇帝内朝正殿,其余垂拱、紫宸等为皇帝其他内朝视朝便殿,福宁殿东西两侧,又有北宋太皇太后、皇太后群体的宫室分布。可见,北宋东京宫城,其核心建筑以及政治空间,并非采用严整的中轴线布局,而是以大庆殿(外朝)−文明殿(正衙,又称中朝)−福宁殿(内朝)的“L”形态维持运作。

  图1 北宋末东京宫城布局示意图

  金中都宫城,学界现已基本厘清其内部布局与功能分区(见图2),宫城南北偏长、东西稍窄,呈中、东、西三路纵向布局,且中部有较宽广的东西向横街:中路南部布局外朝大安殿,跨过横街,街北布局常朝仁政殿,仁政殿再往北,依次为皇帝正位昭明殿、皇后正位隆徽殿。东路横街之南、与大安殿东部持平区域,自南而北,布局太子东宫、母后寿康宫;跨过横街,街北区域为内省,内有益政院、宣徽院、修内司、卫尉司等机构。西路横街以南,主要为园林区;横街之北、与中路皇帝、皇后正位持平区域,为皇妃的集中居住区“十六位”。

  图2 金中都宫城布局示意图  说明:图片源自郭黛姮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史》第3卷《宋辽金西夏建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3年)第123页附图3-11。

  借助以上论述,可知文献所云金营造中都之时依仿北宋东京,应有一定依据,如金中都宫城南门曰应天,横街东西门曰东华、西华,北门曰拱辰,乃直接沿袭北宋东京宫城四门旧称。然而,若就物理格局、功能分区而言,金中都宫城又与北宋东京宫城差别颇大:其宫城整体呈现东中西三路式格局;母后宫、太子东宫布局在宫内前朝区域、横街以南,与昔日宋人置二者于宫内横街之北迥异;大安殿外朝−仁政殿常朝−昭明殿内朝依托宫城中轴线布局,与宋制大庆殿外朝−文德殿中朝−福宁殿内朝“L”形态分布,显然亦非同制。

  在此基础上,我们或许可以部分预判金南京之宫城布局与功能:其沿袭宋宫故址,恐难脱离宋人制度之潜在影响;且又在金早、晚期承续中都作为政治中心,中都故事亦当对其有相应规制。如此,受以上二者综合影响下的金南京宫城,较诸目前认识,恐应有更为复杂多元的布局以及功能特征。

  二、金南京宫城的具体布局及功能分区

  因考古资料有限,对金南京宫城的空间复原与功能梳理,仍不可小觑文献记载之价值。概而观之,现存有关金南京宫城之文献,主要出自两类人之手:一为南宋使臣,因北上使金、蒙古而途经金南京,撰文寄托故国之思;一为仕于金、元政权的相关文士,出于保存史实见闻等目的而对金南京加以记述。

  在以上两类史料中,对金南京宫城记述最完整、价值最大者,当属邹伸之《使燕日录》、杨奂《汴故宫记》。《使燕日录》撰于南宋理宗端平元年(1234),邹氏一行北上出使蒙古,归途路经金南京,守将崔立叛金降于蒙古,邹氏等受邀进入金南京宫城细加观览,邹氏此文今收录于元人白珽《湛渊静语》一书,《大金国志》等书辗转援引,且文字稍有改动。《汴故宫记》写于蒙古太宗己亥年(1239),作者杨奂以廉访使身份按察汴州,故得以进入金南京宫城,此文现收录于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说郛》、元苏天爵《元文类》以及《金史·地理志》诸书。因金亡后,南京暂无大规模改作,且邹、杨二人见闻在时间上较为接近,故二书相得益彰,可结合参看。

  (一)宫城范围及内部道路系统

  考古已对金南京宫城的范围展开探测,根据地层关系,基本判定其与北宋宫城重叠。此外,学界或据《使燕日录》曾记金南京的宫城后苑内,有两处原属北宋东京内城东北部艮岳的山体,提出金南京宫城向东已延展到这一区域,故宫城总面积要大于北宋东京宫城。此说或可商榷,一则此二山实乃“二大石”,体量并非巨大,有后续人工搬移改变位置之条件;二则后文会详细证实,金南京宫城之后苑,其位置、范围都与北宋东京宫城内北部的后苑相仿,所以金南京宫城之范围四至,当如考古探测所云,仍基本继承北宋旧制。

  不仅是幅员范围,金南京宫城内的道路系统以及所形成的主要分区结构,仍与北宋故事相一致:宫城的东西门曰东华门、西华门,两者间有宽阔的横街,与宋制完全一致,且金哀宗嗣位前夕,曾在此街陈兵三万,以备不虞;宫城又有一北门曰安贞,门内向南通往东西华门大街,这条纵向街道的存在,可借助宫城内东北部的御厨须跨街道,才能向西取道撒合门进入皇帝正寝等建筑区域来加以证实。如此,金南京宫城内部,实际也沿袭北宋的倒“T”型道路分区。

  (二)外朝正殿大庆殿建筑群

  北宋东京宫城正门宣德门,金已改称承天门,但仍沿袭昔日五处门道的建筑结构。在承天门之内、东西华门大街之南,占据宫城中轴线分布的,是金南京宫城的外朝正殿大庆殿,其沿袭宋殿旧名。

  1.建筑形制。承天门与大庆殿殿门之间,是一矩形广场,北部为大庆门及其东西侧门日精门、月华门,东西两侧分别为左升龙门、右升龙门,据邹伸之《使燕日录》,此二门各自向东、向西“一二十步”,折而向南,就是宫城左右掖门,朝臣入朝,多取左右掖门−左右升龙门−大庆门一线。金大庆殿的北部,又有德仪殿,据邹伸之所见,德仪殿与大庆殿距离极近,仅数步之遥,不仅未有独立的殿门与殿廷,且直接连通大庆殿的后方,是其附属建筑,“下(大庆殿)峻阶数步,一殿曰德仪”。

  金南京宫城承天门—大庆门的重门设置,乃至大庆殿—德仪殿的“工”字形组合式建筑,与昔日北宋东京宣德门—大庆门,乃至大庆殿—大庆后阁的建筑模式一致。按《宋会要》,北宋外朝正殿为大庆殿,殿门曰大庆门,门外“东西横门曰左、右升龙”,人君行郊祀之礼前夕,“斋宿殿之后阁”,可知北宋左右升龙门之设,乃至大庆殿与后阁,皆被金南京宫城所效仿。

  2.金大庆殿的新功能。金大庆殿不仅格局基本照搬北宋旧制,功能上也被视作国家外朝正殿,但具体而论,宋金之间还是存在较重要差别,此处但举丧礼设殡一例。

  金元光二年(1223)十二月庚寅(二十二日)宣宗崩,太子守绪(哀宗)即位,《金史》宣宗、哀宗本纪皆载太子“即皇帝位于柩前”。而据《滏水文集》所收宣宗哀册文,宣宗崩后丙申日(二十八日),又被“移殡于大庆殿之两楹”。

  值得注意的是,将宣宗殡于大庆殿正中,这并非北宋既有之做法,北宋诸帝除徽钦二宗以外,无论旧君崩薨与设殡,乃至新君柩前即位,皆取宫城内西北隅禁中的福宁殿成礼。不止如此,金哀宗君臣将宣宗梓宫殡于大庆殿内正中的做法,甚至也不见诸唐与五代,因彼时多将先帝梓宫殡于外朝正殿之西阶。

  钩稽文献可知,宣宗此一特殊设殡方式,当受金中都皇帝丧仪传统影响。《金史·世宗本纪》金大定二十九年(1189)正月,世宗崩薨,即被殡于中都的外朝正殿大安殿,且这一举措背后,尚有较激烈之讨论:

  据《金史·移剌履传》,世宗遗诏原本定于寿安宫内设殡,朝臣初欲遵行之,但礼部侍郎、翰林直学士移剌履对此提出反驳,理由是寿安宫仅是中都城北的一处离宫,建筑礼制等级卑下“,天子七月而葬,同轨毕至,其可使万国之臣朝大行于离宫乎”。新君章宗也指出,遗诏丧制于情于礼皆有未当“,舍正殿而奠于别宫,情有所不忍,且于礼未安”,故最终裁定将世宗“殡于大安殿”。

  至此,金宣宗被殡于南京大庆殿之内因已被厘清,而关于其将梓宫设于殿内正中的“两楹”之制,或可从以下角度试作解读。上已言及,至迟唐宋以来,先帝设殡之地虽然在宫城外朝正殿、禁中皇帝正寝之间存在变迁,但梓宫的具体位置,都在殿内西阶,按《礼记·檀弓上》孔子所言,这是周人丧制的表现,“夏后氏殡于东阶之上,则犹在阼也;殷人殡于两楹之间,则与宾主夹之也;周人殡于西阶之上,则犹宾之也。而丘也,殷人也,予畴昔之夜,梦坐奠于两楹之间”,金应系部分借鉴商人“殡于两楹”的丧制,与中原唐宋帝王丧礼已有不同,进而促成南京外朝正殿功能的新变化。

  (三)中朝隆德殿建筑群

  金南京宫城大庆殿、德仪殿附近,还有一殿宇,宋使邹伸之称其乃金之“常朝殿”,可见其地位颇为重要。然而对于该殿的详细方位,邹氏《使燕日录》、杨奂《汴故宫记》却皆语焉未详,更须注意的是,邹氏曾极可贵地追溯了该殿所对应的北宋旧殿,但其观点实则不符史实,而学界目前多倚信该说,尚未对之作充分考辨。

  1.方位辨正。按《使燕日录》所记,“由德仪殿出,有三门,中榜曰隆德之门,余二门榜左右隆平,入此门,东西两井亭,望见隆德殿,即旧垂拱殿,今更此名”,此处邹伸之并未详述如何由德仪殿转入隆德殿,但可初步判断二殿距离极近。

  杨奂《汴故宫记》则记曰:“德仪之东曰左升龙门,西曰右升龙门,正门曰隆德,曰萧墙,曰丹墀,曰隆德殿”,同样未有从德仪殿进入隆德殿的详细路线描述,但忖其文意顺序,其将隆德殿建筑群接续在右升龙门后,说明右升龙门外,亦即德仪殿的西部不远处,应是隆德殿的所在地。

  邹伸之所云隆德殿乃昔日北宋垂拱殿一说,无论从该殿靠近金之德仪殿、右升龙门,还是从北宋垂拱殿远在宫城东西华门横街之西北来看,显然都无法成立。根据方位限定关系,彼时北宋东京大庆殿建筑群以西、右升龙门外侧近处,是国家中朝亦即正衙文德殿的所在地,如《宋会要》:“右升龙西北偏曰端礼门”,“门内庙堂,次北文德殿门,次文德殿”,“即正衙殿”。

  2.具体布局与功能。不仅是殿宇的位置,就金隆德殿的内部具体建筑布局而言,其也明显沿袭北宋文德殿旧制:《使燕日录》《汴故宫记》皆载,金隆德殿两挟有东西上閤门,殿廷的东西两侧各有廊屋及门宇“通往来”,廷内又有鼓楼、钟楼东西对称分布。而据《宋会要》,文德殿“东西两廊门曰左、右嘉福”,“殿庭东南隅有鼓楼,其下漏室,西南隅钟楼。殿两挟有东上、西上閤门”。

  金隆德殿之后,还有一附属的船形建筑以及庭院,构成“工”字形殿格局;而北宋文德殿后,也连通着附属的后阁建筑,《宋会要》北宋诸帝行饗明堂、恭谢天地之礼,即“斋于(文德)殿之后阁”,亦可证宋金二殿范围、布局前后相承。

  北宋文德殿作为中朝正衙,乃外廷百官起居皇帝之所,遇国家重大册礼,皇帝亦多次出临此殿,如章献太后刘氏的受册皇太后之礼,仁宗亲自出御文德殿,主持颁发册宝。金改此殿为隆德殿后,功能上也与宋制相仿,按《金史·哀宗本纪》,哀宗曾在此殿主持过皇太后册礼,并接受百官起居,天兴元年(1232)四月,“百官初起居于隆德殿前”;正大元年(1224)正月,哀宗初即位,册封两宫太后,“号其宫一曰仁圣,一曰慈圣,百官入贺于隆德殿”。

  (四)横街与廊道

  金隆德殿建筑群之北,又有仁安殿,然而据《使燕日录》描述,此二者间实际相隔着东、西华门横街,“过又一门,榜曰仁安之门,门外东西向两门,东一门横截出东华门,西一门横截出西华门,入仁安门,望见仁安殿”,因东、西华门位于宫城内横街的东西两端,那么仁安殿门外“横截”而出,可抵达东、西华门的两个侧门,显然直接开辟在横街之上,且纵向隔断了横街,如此,仁安殿门外向南至隆德殿,当有一条纵向的廊道供通行往来。

  这一纵切横街的廊道设计,乃至其在金南京宫城中的位置,都可在北宋时期找到其原型。宋钱惟演《玉堂逢辰录》曾载,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宫城大火,为防止火势北上蔓延至禁中,真宗命人临时拆毁文德殿−垂拱殿之间的这段廊道。上文已用较多笔墨辨明,金隆德殿原址非北宋垂拱殿,而是北宋文德殿,此处借助宋、金廊道的客观布局位置,亦可再次证实这一观点。

  (五)仁安殿建筑群

  金隆德殿后,向北经过廊道,便进入仁安殿门以及仁安殿,后者的位置已处于宋、金宫城的禁中区域,《使燕日录》对此殿的历史沿革有如下论述,“入仁安门,望见仁安殿,殿宇龙墀、两廊皆如隆德规模,止无东西阖门,在本朝为集英殿,进士唱名在此,新进状元以下,并由东华门出,金人改为仁安,榜颜所改,踪迹尚在”。

  1.仁安殿北宋旧址辨正。据邹伸之所述,金隆德殿之北,循廊道、跨横街,方可抵达仁安殿,说明二殿南北相直。值得注意的是,邹伸之坚持认定,仁安殿乃昔日北宋集英殿,并追溯此殿的昔日功能以加强己说。应当承认,邹氏关于北宋集英殿的功用判断无误,如《宋会要》该殿“每春秋、诞圣节,锡宴此殿。熙宁以后,亲策进士于此殿”。

  不仅如此,邹伸之又抛出一看似毋容置疑之证据,“金人改为仁安,榜颜所改,踪迹尚在”,意即仁安殿榜额文字之下,隐约有北宋集英殿之字迹。然而问题是,金仁安殿与隆德殿以廊道连接,作为隆德殿前身的北宋文德殿,其殿后廊道向北连通的,是北宋垂拱殿,而垂拱殿之西,经过皇仪殿以后,才是北宋集英殿的所在地(见图1),所以金仁安殿的昔日故址,不可能是邹氏认为的北宋集英殿。

  那么如何解释邹伸之所见仁安殿榜额下隐约的集英殿字样?据《金史·郭药师传》金改北宋东京为南京后,贞元三年(1155)“南京大内火”,“烧延殆尽”,完颜亮为此重罚有关人员,之后南京再度重建,如此背景下,金仁安殿榜额下的集英字样,恐已非北宋旧物。此外,邹伸之、杨奂等人所见,乃金末哀宗时期之南京景象,所以集英殿字迹,亦不排除乃金人此前对北宋垂拱殿的新一更名。

  其实,若考虑到邹伸之不仅误认北宋集英殿方位,甚至也辨别不清北宋正衙文德殿的昔日原址,已可看出其本人对北宋东京宫城布局基本无甚了解,而下文还会多次证实,邹氏对金宫内其他北宋遗迹的指认也多存错讹。另稍须提及的是,《大金国志》在因袭《使燕日录》记载的前提下,又将金仁安殿认作北宋“延英殿”旧址,但考诸文献,北宋东京宫城内并无延英殿,“延英”应系“集英”之字讹。

  2.仁安殿东侧内侍机构。上已辨明,金仁安殿因袭北宋垂拱殿旧址,该殿的东侧北宋时为紫宸殿,但据杨奂所见,金人已在拆解宋紫宸殿的前提下,将本区域改造为内侍机构的集中安置区。据《汴故宫记》仁安殿东,依次有内侍局、近侍局,再向东,可通往俗称为撒合门的严祗门,而内侍机构之南,又依次有东西二楼。

  核诸《宋会要》,昔日北宋宫城内,曾有一专供通入禁中区域的内东门,此门在宣祐门内大街之西,内有皇帝招揽学士之小殿。不难发现,金严祗门乃因袭北宋内东门而设,门内的内侍局等布局区,即改建北宋昔日学士小殿而来。

  3.仁安殿西侧其他衙署。王鹗《汝南遗事》载,金哀宗正大三年(1226)设益政院,“取献替有益于政之义”,“院以学士院兼经筵,在仁安殿西”。对照北宋禁中昔日布局,垂拱殿西原为皇仪殿,北宋曾将此殿陆续用作皇太后宫室、治理母后与皇后丧礼的停殡之所,而金显然已改建此区域为益政院、学士院等衙署区。另须注意的是,金在南宫宫城内东北隅也设有学士院,这两处机构在宫内的职司运行,或也有一定不同。

  (六)皇帝内朝正殿、皇后正殿建筑群

  金仁安殿之北,已靠近皇帝内朝正寝,但关于其具体范围,邹、杨二人观点又见分歧。如杨奂认为,仁安殿北的纯和殿,即“正寝也”,但邹伸之指出,纯和殿以及更北的宁福殿,乃至宁福殿后相连的一处龟头屋形状的小殿,此三殿共同构成正寝。恕于文献记载之阙,此处对二观点孰是暂不作判定。另据邹伸之所言,出纯和殿西廊门,行数十步后,道北有金人皇后宫隆徽,杨奂则称本区域为“后妃位”。

  北宋皇帝正寝,文献称作福宁殿,位于垂拱殿北,与杨奂所云金纯和殿方位重叠。上已论及,金把服务皇帝、传宣文书的内侍机构布局在严祗门内附近,这与北宋取内东门里设置传宣学士之小殿用意一致,旨在将此类机构布局在毗邻正寝之处,便于获取、传宣机要消息。如《金史·宣宗本纪》宣宗崩逝当夜,英王守纯率先进入皇帝寝阁,欲图争位,皇太子守绪“命护卫四人监守纯于近侍局”,就近对其予以监禁控制。

  关于宁福诸殿乃皇帝正寝,杨奂《录汴梁宫人语》诗曰“,陡觉文书静,相将立夕阳。伤心宁福位,无复夜熏香”,背景为宫人向皇帝正寝内奏报传宣,王恽《秋涧集》对此制度有极入微之刻画“,监察有急事,至撒合门纳帖子,无问早晚,自宫中传入,奉御传于门娘,门娘转于承御,承御闻奏。上如熟寝,承御直夜者不敢声言,击所悬之玉,谓之袭声,既寤,进读某人奏到帖子”,其中奉御一职隶属近侍局,且该局西北距皇帝正寝宁福诸殿甚近。

  另外,北宋皇后正殿为坤宁殿,位于皇帝正殿福宁殿北,但金人显然并未遵从这一旧制,而是以东西并立方式来布局帝后正寝。然亦须注意,从杨奂称邹氏所云隆徽殿区域为“后妃位”,似隐约透露本区域也是金其他后宫嫔妃的居寝地。蔡絛《铁围山丛谈》曾记,北宋徽宗“崇宁间,九重一夕有偷儿入内,中由寝殿北过后殿(而)西,南历诸嫔御阁”。这条史料,不仅证实北宋皇帝正寝福宁殿之北,乃皇后“后殿”坤宁殿,亦可知福宁、坤宁殿之西,即北宋末期妃嫔聚居区,则金人南京后宫制度,又有因袭北宋末期制度之显著痕迹。

  (七)宫城后苑位置与范围

  金宫皇帝正寝建筑群之北,是宫内的后苑区。据《使燕日录》邹氏所记,宁福殿后“又一小殿”,“此殿后即内宫墙,有门两重出后苑”,可知后苑门就在小殿北。核诸文献,金后苑无论苑门位置,还是面积范围,事实上都与北宋旧制相符。

  如《石林燕语》曾记,北宋太祖营建东京宫城,着意在宫城西北的禁中区域内,布置南北相直的垂拱—福宁—柔仪—清居四殿,“令四殿正重”,而在这列建筑之东、福宁殿向东直抵内东门一线之北,据《宋会要》,又依次布列崇正−倒座−延和−景福四殿,其中,延和殿“西北迎阳门”,“俗号苑东门,召近臣入苑由此门,门内后苑”,可知北宋东京后苑的东界,向东不超出景福殿,向南与清居殿相接。文献虽称北宋皇帝正寝福宁殿之北又有皇后坤宁殿,但此殿极少单独见诸北宋宫廷活动,故其更可能是福宁殿后的一处附设建筑、范围偏小,在此基础上,结合金宫禁中也是在仁安−纯和−宁福−小殿四殿之北,便已接续后苑之门,可见宋、金后苑区域范围也高度沿袭。

  (八)宫城东北诸曹署区、西南启度宫

  金南京宫城北门内纵街之东、横街之北,有大量内诸司机构分布,这与北宋制度相符,如尚食局等服务机构,宋、金皆将之布局在临近北门内纵街之处,以便于跨街向西,由宋内东门,亦即金严祗门进入禁中。

  然须注意的是,金开始把原本布局在北宋宫城内横街以南、文德殿以西的部分中央衙署,新移入本区域内。比如宣徽院、学士院等机构,金已将之由北宋故地,新移到尚食局的东部与东北部。如此一来,金南京宫城中朝隆德殿附近,势必已较诸北宋,出现较大面积的空间剩余,其又被改作何用?

  文献记载表明,金开始在此空地处布局其国家原庙,称作启度宫。据邹伸之描述,其是在出右升龙门后,随即抵达此宫。而杨奂所见也表明,金大庆殿西廊曰嘉瑞楼,此楼之西就是启度宫。这不仅说明此宫毗邻大庆殿建筑群,而且也侧面表明,金大庆殿西北方才是国家中朝隆德殿的实际位置。按《宋会要》北宋东京“右升龙西北偏曰端礼门”,“门内庙堂,次北文德殿门,次文德殿”,可见金是通过改建北宋朝堂,来建立本朝原庙。另须指出的是,邹氏称启度宫“即是本朝旧原庙”,亦即北宋原庙所在地,但宋人实际是以东京内城御街东侧、汇集帝后神御的景灵宫为国家原庙,文献对此言之凿凿,故邹氏所论再度出现讹误。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前已言及,金已将原北宋宫城中朝文德殿西诸曹署大量迁移裁并,所以该区域以西、原北宋宫城右掖门内的纵向道路(参见前文图1),此时已距金中朝隆德殿较远。而下文通过考辨金太后寿圣宫位置会得知,金左升龙门外向东不远处即寿圣宫宫门,而且连通左升龙门的左掖门,向北与宫内尚食局相直,但尚食局位置是在大庆殿后稍偏东处。这就说明,金已将北宋原左右掖门以及门内门道,整体朝宫城中轴线处收缩,如此一来,隆德殿西已空置的原北宋曹署区被有意规避。并且北宋末期左掖门门道以西,原乃秘书省所在地,后被改建为明堂,此门道以东,不仅未见宋时有重要建筑,且空间已显局促,故可知金太后的寿圣宫,当是借用原北宋明堂建筑区而来。

  (九)太后宫室

  金在南京宫城横街之南、大庆殿建筑群之东,设置有太后宫室,这与北宋将母后宫室先后设置在禁中皇仪殿,乃至皇帝正寝福宁殿的东西侧近相比,已然有极大差别。据杨奂所述,金左升龙门之东有安泰门,此门以东,就是作为“两宫太后位”的寿圣宫,宫内有徽音、燕寿南北二殿,寿圣宫之东,还有“太后苑”,苑内北部的庆春殿,向西与燕寿殿相直。另据邹伸之所见,本区域确有太后宫,但名称被记作“圣寿宫”,且邹氏又着意言曰,“或云本朝东宫,金人更为太后宫”,意即寿圣宫是北宋的东宫故地,这一论断,恐存在较多错讹。

  按《宋史·舆服志》,“皇太子宫曰东宫,其未出阁,但听读于资善堂,堂在宫门内”,说明资善堂系宋代东宫的一部分。又据《宋会要》,北宋资善堂先后在东西华门横街之北的元符观、宣祐门内东廊之北布局,位置虽有迁移,但从未脱离宫城东北区域,故其所从属的北宋太子东宫也当在此范围内,不可能曾在东西华门横街之南、大庆殿以东的区域设置过。

  那么如何解释邹伸之所云金太后宫前身曾为太子宫一说?据上文杨奂所云,寿圣宫乃“两宫太后位”,可判知此宫设立时间,只能在金哀宗即位之后,两太后即其父宣宗之两皇后,按《金史·哀宗本纪》,正大元年(1224)哀宗尊其父宣宗之皇后温敦氏、元妃温敦氏“皆为皇太后”,一曰慈圣,一曰仁圣。另外,曾仕于金朝的王鹗所撰《汝南遗事》亦载,寿圣宫乃“慈圣太后、仁圣太后合居焉”。

  金末哀宗在南京外朝正殿大庆殿之东设立太后宫,应是受此前金中都宫室制度传统的影响。金中都外朝正殿之东、东西华门横街之南,已有太后寿康宫,贞元三年完颜亮曾诏令太后徒单氏迁居此宫,其相对位置与南京太后宫基本一致,而且金中都太后宫之南,彼时已设立太子东宫。如此,邹伸之听信他人传闻所云的“本朝太子宫”,结合金末贞祐二年(1214)七月宣宗迁都南京后,曾先后册立庄献太子守忠、皇孙铿以及哀宗守绪,或即金南京故太子宫。其中,哀宗贞祐四年受册为皇太子,于诸人中时间最晚,元光二年(1223)其即皇帝位,次年诏令设立寿圣宫,如此,太后宫看似也有沿袭既已空缺的东宫宫室的可能。

  然而,据杨奂《汴故宫记》,金南京寿圣宫“本明俊殿试进士之所”;王鹗《汝南遗事》也明言,寿圣宫前身是“旧试进士”的明俊殿;又据《金史·宣宗本纪》贞祐三年至四年间,南京明俊殿一直被用作中都迁来的祖宗神主的权宜安奉地。各方史料皆未见此殿与金南京东宫有所关联,故综合来看,金南京太子东宫当不在此处,而且所谓作为太后寿圣宫前身的“太子宫”,恐是陪从邹伸之游历南京宫室的崔立等金朝遗臣,误以中都故事比附于此,且“或云”二字,亦见众人识见之模棱含混。如此,金南京宫城之布局概况,可参见图3。

  图3 金南京宫城布局示意图

  三、余论

  经上述分析考辨,金南京宫城的物理布局与功能分区,已基本得到厘清。可以说,金南京宫城不同程度地受到北宋东京宫城、金中都宫城形制与功能的双重影响。金南京宫城依托北宋宫城旧址,所以纵有宋末残损、金前后期改造,但北宋宫城的主体格局,尤其是作为骨干核心的“三朝”建筑空间分区,事实上是为金所沿用的;然而南京毕竟作为金前期完颜亮南伐的政治军事中心,承接与发挥了金都城中都宫城的相应政治与礼仪功能,在金末宣哀二宗时期,更成为金之正式都城,于是中都之相应政治与礼仪空间运作传统,在金末南京又有了较大规模的移植乃至复兴。

  具体而言,金南京宫城内部以东西华门横街、安贞门内纵街所构成的倒“T”形三分式空间,与北宋宫城的东西华门横街、拱辰门内纵街所组成的倒“T”形宫内格局严格一致;南京宫城“三朝”建筑大庆殿−隆德殿−纯和殿,事实上也是沿用北宋宫城“三朝”大庆殿−文德殿−福宁殿,诸殿的位置、形制规模,都有效仿北宋故事之痕迹。其他诸如大庆、隆德二殿的前后殿“工”字式形制,隆德−仁安二殿间纵跨横街的廊道,禁中皇帝正寝与撒合门的布局关系,皇帝与皇后正殿近乎东西并立之格局,乃至宫内后苑的苑门位置、面积范围等等,都与北宋制度相仿。

  与此同时,金南京对北宋宫城的改造与新建也是较为突出的。其将禁中皇仪殿、紫宸殿等昔日北宋重要殿宇拆解,布置近侍局、内侍局、益政院等皇帝侍从与顾问机构,将北宋原本设置在中朝文德殿附近的朝堂、宣徽院、学士院等或取缔改建为国家原庙启度宫,或集中移入宫城东北隅的内诸司机构区。而尤须注意的是,随着金末哀宗时期南京宫城东南隅新设两宫太后的寿圣宫、外朝正殿大庆殿被作为宣宗丧礼的停殡殿宇,昔日金中都的太后宫室制度、皇帝丧礼典故等开始在南京宫城内骤然复兴,对金中都宫城政治、礼仪等机能层面的深度移植正在悄然进行。

  还有一点必须指出,邹伸之所作《使燕日录》,乃目前我们据以窥知金南京宫城的核心文献之一,其对金南京宫城中北宋旧迹的指认,学界基本视为信史,不曾质疑。诚然,身为宋使的邹伸之重游北宋故宫,其见闻寄托着深刻的故国黍离之思,然而抛却这一主观情感,客观而言,邹氏所指陈的相应北宋遗迹,事实上多存错讹,其本人在理宗绍定六年(1233)出使蒙古,可推知其出生于宋室南渡后,此前从未到过北宋故宫,其对东京宫城的内部布局,几乎没有任何前期见闻储备。邹氏在游历之末曾慨叹曰,“故宫自南渡迨今百余年,中虽经金人营葺,犹有存者”,这一论断基本属实,但其最终更为明晰地呈现,却是在本文以上着力排除邹氏多次错误见解的基础上,方得以达成。由此亦引出一较独特之议题,即对待金南京宫城的布局乃至功能问题,考辨文献、厘清诸种歧说之史料承继关系固然重要,而从历史地理学角度,以较可靠的北宋东京宫城物理乃至功能格局作为底图,来对参、核验相关金南京宫城文献记载的可靠性,应该说也是一不容或缺之重要研究路径。

  最后,我们或还须对金南京宫城之地位意义作一客观界定。这一问题之作答,还须从北宋东京宫城、金中都宫城谈起。作为影响金南京宫城布局与功能重要来源的北宋宫城,其内部核心建筑“三朝”格局,却是一个看似与正统王朝极不相符、让学界多所困扰的不规整“L”形态,目前观点,不乏认为这是北宋国初沿袭唐五代汴州州衙、宫城南北进深过浅,或认为碍于宫城周边建筑、展拓受阻,然若仔细推敲,这些解释其实不具关键性说服力,内中根本原因,实际是北宋在刻意模仿唐中叶以来洛阳宫城内逐渐形成的“三朝”及其“L”形态布局,随着唐末移都洛阳,洛阳宫城模式正式成为唐祚之核心象征,而五代君主出身藩镇,政治正统内在缺乏,故短暂或长期都洛之后梁、后唐乃至后晋、北宋国初,皆刻意仿效与沿袭唐末洛阳宫城模式,而随着文献记载明确的北宋太祖以洛阳宫室为蓝本来修造东京宫城,这种“L”形态格局最终辗转流入东京宫城。这随之继续造成因袭北宋宫城旧址的金南京宫城,也呈现此种特殊的宫城空间形态。

  如上所论,金南京宫城也有金中都宫城布局乃至功能空间运作的浓重影像,后者东中西三路的宫城格局,更是此后中国传统社会元明清三代宫城格局之前身雏形。因此,金南京宫城布局,既是唐中叶以降、经五代至北宋“L”形态宫城模式的最后残留,也是东中西三路式宫城模式首度问鼎中原政治腹地、启迪元明清宫城布局新制的先驱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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