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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关羽到关索:关三郎信仰的生成与转变
作者:林玲 黄景春 来源:“西南边疆”微信公众号;《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2期 时间:2022.08.05

  摘要:关三郎信仰的生成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民间大众、宗教人士、地方官员的共同参与推动了信仰的转变。唐五代关羽因瘟鬼神格而被称为关三郎。宋以后关羽在道教和朝廷加封下神格不断提升,关三郎之神讹为关平。当代学人把关索当作关羽第三子,进而认为关索即关三郎,这种学术研究也是一种神格建构行为。关三郎遂在关羽说、关平说的基础上又演绎出关索说。

  关键词:关三郎;关羽;关平;关索;神格建构

  关羽是三国时期重要的英雄将领,因斩颜良诛文丑而封汉寿亭侯,官至蜀前将军,晚年失荆州被擒杀,身后谥“壮缪侯”。宋代以后关羽信仰逐渐兴盛,朝廷依据崇饰制度敕封关羽。《陔余丛考》卷三十五载:“宋徽宗始封(关羽)为忠惠公。大观二年,加封为武安王。高宗建炎二年,加壮缪武安王。孝宗淳熙十四年,加英济王。……元文宗天历元年,加封显灵威勇武安英济王。明洪武中,复侯原封。万历二十二年……晋爵为帝……(万历)四十二年,又敕封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本朝顺治九年,加封忠义神武关圣大帝。”与官方封号不同,关羽在民间亦有诸多称号,如为人们所熟知的美髯公、关公、关二爷等。此外,晚唐时期关羽也被称作关三郎。对于关三郎一神,前贤争议颇多,主要有关羽说、关平说,当代学人又提出关索说,但学界并未形成明晰且富有深度的研究文章。为此,笔者希望通过梳理相关正史、地方志、文人笔记、古代碑刻、关羽年谱等,廓清人们在关三郎认知上的迷雾,明辨源流,揭示其历史演变历程。

  一、厉鬼信仰中的关羽关三郎

  唐五代笔记小说中三郎神颇多,如泰山三郎、华山三郎、盘古三郎等,关三郎也位列其中。为何把这些神灵称作三郎神,文献并无明确记载。从字面上讲,“三郎”一词古有行第之义,专指古代家族中的第三男丁。若按照这样的逻辑,关三郎当指关姓第三子。但笔者查阅《关王年谱图》《关圣帝君表》《关帝年谱》《关圣帝君本传年谱》《关夫子编年集注》等材料后,尚未发现关羽在家族中排行第三的相关记载。若关羽非第三子,《云溪友议》《北梦琐言》又如何将其称作关三郎?

  文献记载上述三郎神或以淫邪为事烈。泰山三郎、华山三郎皆贪婪好色,,淫或掠举人止妻暴,害其性命。《广异记·赵州参军妻》载:“赵州卢参军,新婚之任,其妻甚美。……车已临门,忽暴心痛,食顷而卒。……明云:‘此泰山三郎所为。’”《韩光祚》篇云:“桃林令韩光祚,携家之官,途经华山庙,下车谒之。入庙门,而爱妾暴死。令巫请之,巫言:‘三郎好汝妾。’”《玉堂闲话·葛氏妇》曰:“葛周镇兖部署,尝举家妇女游于泗亭……其妇美容止,拜于三郎君前……自是神情失常……久之妇卒。”这些三郎神不仅淫人妻女,同样十分苛责暴烈。《录异记》云盘古三郎:“民之过门,稍不致敬,多为殴击,或道途颠蹶。”可见,唐五代时期被称作三郎的神灵多是横行乡野、专事奸恶的凶煞之鬼神。

  关羽殇而成厉、厉而成神,可见其起初也非良善之辈。传统观念认为人死为鬼。一般来说,鬼作祟能力有大小之别,强死(凶死)之鬼,为厉更甚。中村贵解释强死的原意:“可以理解为‘死于非命’”,并认为人在强死之后,便会转为淫厉或鬼,四处作祟。厉鬼是由“凶死”者和“死而无后”者组成,他们非正常死亡,死后又无后代祭祀,灵魂无所归依,故在人世间散瘟为厉。关羽骁勇善战却兵败强死,《三国志》卷三十六《关羽传》云:“羽不能克,引军退还,权已据江陵,尽虏羽士众妻子,羽军遂散。权遣将逆击羽,斩羽及子平于临沮。”且关羽战死后荆州恰有瘟疫流行,《吴书·吴主传》曰:“是岁大疫,尽除荆州民租税。”百姓出于对瘟疫的恐慌,将关羽强死与时疫突发前后两个事件联系在一起,认为瘟疫是关羽殇而成厉、作祟世间的结果。若想平息他所造成的灾难,“主要的方法不外‘祭’和‘禳’”。因此,“荆州最初之奉祀关三郎,并不是想以此邀福祈祥,而是只求他不要为害,不要将满腔怨怒发泄到他们身上。这明显具有‘祀厉’的性质”。古人为了防止祸及自身和家人,至迟在隋唐时期便开始建庙供奉关羽。

  据唐朝董侹《荆南节度使江陵尹裴公重修玉泉关庙记》(下文简称《重修玉泉关庙记》)载:“寺西北三百步,有蜀将军都督荆州事关公遗庙存焉。将军姓关名羽字云长,河东解人。”“寺”即玉泉寺,为佛教圣地,相传乃关羽舍山所建。但玉泉寺在初建之时,建庙过程并无任何神异色彩。隋朝当阳县令皇甫毗撰《玉泉寺碑》云:

  玉泉寺者,基此山焉。智顗禅师之卜居也,敕旨正名著额。……皇帝外子,太尉公晋王,性禀孝慈……师乃因王利涉,王遂因师受戒,师至此而头陁,王奏闻而起寺。……尔乃信心檀越,积善通人,咸施一材,俱投一瓦。凭兹众力,事若神功,营之不日而成。

  碑记中提及“勅旨正名著额”乃开皇十三年(593年)赐“玉泉寺”额事,在《敕给荆州玉泉寺额》《答释智顗遗旨文》等材料中皆有迹可循。玉泉寺为智顗大师头陁之所,乃晋王杨广奏闻起寺。杨广笃信佛教、护持佛法,在扬州为晋王时,与智顗往来颇多、私交甚密。智顗曾为他授菩萨戒,杨广也敬赠智顗“智者”名号。皇甫毗称玉泉寺是檀越(施主)施财投瓦、凭兹众力而成,意在强调建寺是合力之功。《玉泉寺碑》属再刻之文,依墨本所刻,内容应无大异。碑文无神怪之说,其原因有二:一是与撰碑者身份有关,皇甫毗为隋朝当阳县令,寡言怪力乱神;二是也可能在当时尚未出现“关羽舍山建寺”的神异传说。包括后世《摩诃止观》《法苑珠林》《续高僧传》等文献中也不曾有相关记载。从现有文献来看,唐人董侹撰《重修玉泉关庙记》第一次将关羽、玉泉祠和智顗大师杂糅在同一叙事体系中。据庙记载:

  先是陈光大中智顗禅师者至,自天台宴,坐乔木之下。夜分忽与神遇。云:“愿舍此地为僧坊,请师出山,以观其用。”指期之夕,万壑震动,风号雷虢。前劈巨岭,下堙澄潭,良材丛木,周匝而上,轮番之用则无乏焉。惟将军当三国之时,负万人之敌,孟德且避其锋,孔明谓之绝伦。其于殉义感恩,死生一致。斩良擒禁,此其效也。呜呼!生为英贤,殁为神灵,所寄此山之下,邦之兴废,岁之丰荒,于是乎系。昔陆法和假神以虞任约,梁宣帝资神以拒王琳,聆其故老,安可诬也。至今缁黄入寺,若严官在傍,无敢亵渎。

  《重修玉泉关庙记》主要叙述了关庙缘起与神遇之事,关羽显圣玉泉寺,以神力助智顗禅师建寺,关羽是绝对主角。在庙记讲述中,玉泉山本是关羽所居,后因智顗禅师在此处修行,关羽便舍地建寺。整个建寺过程颇具传奇色彩,关羽役使鬼物,“指期之夕,万壑震动,风号雷虢。前劈巨岭,下堙澄潭,良材丛木,周匝而上,轮番之用则无乏焉”,这与《玉泉寺碑》中“积善通人,咸施一材,俱投一瓦”的记载迥然不同,重在凸显关羽神力和寺庙的神异性。碑文称关羽关系邦之兴废,岁之丰荒,且正是由于他的护法,僧道入寺,皆毕恭毕敬,不敢亵渎。另外,庙记中“陆法和假神以虞任约”之事在正史中也有迹可循。《北齐书》载陆法和预见侯景假降,带兵平定侯景之乱,时“江陵多神祠,人俗恒所祈祷,自法和军出,无复一验,人以为神皆从行故也”。材料中的神灵意为江陵地区众神,但在庙记中却独指关羽,无形中抬高了关羽的地位。梁宣帝萧詧拒王琳一事见于《北史》,史料并未提及萧詧资神之言,但庙记却称是关羽显圣助萧詧击败王琳。依董侹之说,陆法和假神、梁宣帝资神二事“聆其故老,安可诬也”,且碑文乃“多闻故实,见命记事”。想必关羽助战显圣之事在荆州民众口耳间相传已久,又被刻录、保存在碑石上,所述言论应是民众认可、达成共识的。可见,关羽在隋唐年间已成神享祀,《云溪友议》载:

  蜀前将军关羽,守荆州。梦猪啮足,自知不祥,语其子曰:“吾衰暮矣,是若征吴,必不返尔。”果为吴将吕蒙麾下所殛,蜀遂亡。玉泉祠,天下谓四绝之境。或言此祠鬼助土木之功而成,祠曰三郎神。三郎即关三郎也。允敬者,则仿佛似睹之。缁侣居者,外户不闭,财帛纵横,莫敢盗者。厨中或先尝食者,顷刻大掌痕出其面,历旬愈明。侮慢者,则长蛇毒兽随其后。所以惧神之灵,如履冰谷。非斋戒护净,莫得居之。

  范摅居若耶溪(别名五云溪),曾游历巫峡,生平所撰《云溪友议》专记轶闻野史,他自述“亦非尽取华丽,因事录焉”。裴注引《蜀记》即载关羽夜梦猪啮其足、预见不祥事,可见范摅缘事而录,非凭空杜撰。按照范摅说法,玉泉寺为“鬼助土木之功而成”,延续了《重修玉泉关庙记》中关羽劈岭堙潭、役使良木、舍山建寺的神异之说,“凭兹众力”之功俨然转变为关羽一神之力。此外,关羽还出现了新的称呼———关三郎,他专门护法玉泉,凡盗窃者、偷食者、侮慢者皆会遭遇惩罚;即便佛寺门户不闭、财帛纵横,也从无窃贼。《北梦琐言》中的关三郎形象则较为阴森恐怖:“唐咸通乱离后,坊巷讹言关三郎鬼兵入城。家家恐悚,罹其患者。令人寒热战栗……弘农杨玭挈家自骆谷路入洋源,行及秦岭,回望京师,乃曰:‘此处应免关三郎相随也。’语未终,一时股栗,斯又何哉。”材料中的关三郎鬼兵入城,百姓无不恐悚、惧其作祟,故孙光宪又称其关妖。关三郎肆意行瘟,“令人寒热战栗”,以寒衰其食饮,以热消其肌肉,使人怢栗不能食。弘农杨玭为避关三郎鬼兵、躲疫病,举家离长安,虽行及秦岭,依旧难逃阴厉旁作噩运。《北梦琐言》中关三郎鬼兵入城,实则是老百姓“基于恐怖情绪乃相信在阴间鬼雄将领率领鬼卒为祟”的写照,其举止与其他三郎神如出一辙。若从角色功能角度来说,“角色的功能充当了故事的稳定不变因素,它们不依赖于由谁来完成以及怎样完成”。关三郎与其他三郎神皆举止狰狞可怖,在角色功能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因此,关羽应该是和泰山三郎、华山三郎、盘古三郎类似的三郎神。他被称作关三郎,不仅和自身瘟鬼神格有关,也与唐代对三郎神的传统称呼有关。

  二、民间讹化后的关平关三郎

  但从宋代开始,关羽神格地位提高,逐渐成为声名显赫的正神,原本含有凶神隐喻的关三郎名号自然不太适用于关羽;且“郎”一般是指年轻男子,若仍以关三郎称呼关羽,显然也是不合时宜的。故在民间话语和天台宗的推动下,关三郎之名逐渐讹化为关平。

  北宋至和二年(1055年)《僧义缘龙隐岩造象记》载:“城里崇明寺住持棋僧义缘,谨用斋资,命匠者镌庄就天台教主智者大师,擎天得胜关将军,檀越关三郎相。”显然,桂林龙隐岩摩崖石刻中关将军乃指关羽。历史上关羽败走麦城,被斩临沮,但石刻却称他为擎天得胜关将军,可见北宋年间关羽信仰升级、神格地位提高。此外,石刻中也出现了新人物———檀越关三郎。义缘僧人在造像时,独造关三郎、关羽、智顗三者相,可知檀越关三郎并非普通施主,其有一定的民间信仰基础与影响力。但他是何人?原本属于关羽的关三郎名号为何会转易他者?他和关羽、智者大师又有何关系?据《重建关将军庙记》载:

  陈隋间有大法师名曰智顗……后至天台,止于玉泉……此山先有大力鬼神与其眷属,怙恃凭掳,以神通力故法行业,即见种种诸可怖畏,虎豹号踯,蛇蟒盘瞪,鬼魅嘻啸,阴兵悍怒,血唇剑齿,毛发鬅髺,妖形丑质,剡然千变。法师愍言:“汝何为者?生死于幻,贪著余福,不自悲悔?”作是语已,音迹消绝,欣然丈夫,鼓髯而出曰:“我乃关某……愿舍此山,作师道场。我有爱子,雄鸷类我,相与发心,永护佛法。”

  元丰四年(1081年)张商英受承皓(蜀僧,自元丰二年,即1079年,入住玉泉寺直至圆寂)之托撰文《重建关将军庙记》。与《重修玉泉关庙记》不同,此庙记神遇叙事中出现了新的角色——关羽眷属,眷属中包括关羽爱子。爱子为何人,庙记并未说明,只说他同关羽一样勇猛雄健,两人举止可怖、血唇剑齿,率有阴兵鬼魅,终日盘踞于玉泉寺附近,作祟人间。从撰碑者张商英生平来看,宋徽宗时其官至右丞相,但熙宁五年(1072年)至元丰二年(1079年)间他曾被降职监荆南盐曲商税,元丰三年(1080年)至元丰七年(1084年),又监江陵府江陵县税。他与承皓相识于元丰二年四月,后撰《荆门玉泉皓长老塔铭》:“予奉使京西南路,闻师之名致而见之。”此后两人往来颇多,直到张氏“召还谏省谪官金陵,不复详师后事”。《重建关将军庙记》撰于元丰四年(1081年),恰逢张商英居江陵、与承皓交往之时,玉泉寺一带的风俗传说对张商英而言并不陌生。由此可知庙记所载并非杜撰,也就是说在元丰年间关氏父子(非关羽一人)建寺传说业已流行。紧接着元祐元年(1086年),张氏又撰《元祐初重建关三郎庙记》,庙记中称关羽爱子为关三郎:

  李冰去水患,庙食于蜀之离堆,而其子二郎以灵化显;云长死国事,神凭于楚之玉泉,而其子三郎以英异著意者,有子克家,体父之志,如《易》之乾坤,不居正位,而寄功用于六子欤!……关侯父子,骁雄猛锐,生于乱离之时,以金革战斗为事;身死家破,客魂魄于覆船山之下。……初,皓老新关帝庙……后三年,三郎祠宇成。

  张商英所撰关三郎庙记,笔者所见到的版本有三个:一是收录于元代胡琦《关王事迹》卷五,明成化七年(1471年)刻本,题《元祐初重建关三郎庙记》;二是收录于《新津县志》卷四十,道光十九年(1839年)增刻本,题《元祐初建关三郎庙记》;三是收录于《玉泉寺志》卷四,光绪十一年(1885年)重刻本,题《建关三郎庙记》。三个版本文字互有出入,《新津县志》增删衍变,脱讹最为严重,《玉泉寺志》基本内容与《关王事迹》相近。现以《关王事迹》为依据,参照《新津县志》《玉泉寺志》,对北宋关三郎名号展开分析。

  《元祐初重建关三郎庙记》一开始就点明了三郎身份——关羽之子,并把李冰之子二郎与关羽之子三郎作比,借以凸显三郎神力。庙记中虽未明言关羽之子所谓何人,但通过“关侯父子,骁雄猛锐,生于乱离之时,以金革战斗为事;身死家破,客魂魄于覆船山之下”等表述,笔者可以判断三郎即关平。据正史记载,关平乃关羽长子,英年跟随关羽讨伐征战,建安二十四年(219年)与父客死荆州,其经历与庙记吻合。至于关三郎庙的建成时间,《关王事迹》称其元祐初重建,《新津县志》《玉泉寺志》皆以为元祐初所建,是否后者因年代久远脱讹所致,俟考。但可以肯定,关三郎名号在北宋元祐之前,就从关羽讹化为关平。其转变原因主要和关羽崇拜的兴盛以及天台宗的推动有关。

  宋代是关羽从地域性神祇走向全国性神灵的关键时期。宋绍圣二年(1095年),哲宗“五月赐额‘显烈’”,玉泉寺关羽庙得显烈之名;崇宁元年(1102年),徽宗封关羽武惠公,大观二年(1108年)又加封武安王,宣和五年(1123年)敕封义勇武安王。统治者敕封属于国封,“皇帝敕封地方性神明,等于承认了地方神明及相关信仰的合法性”。关羽在民间甚具影响力,统治者便将关羽树立为政治伦理典范从而大加宣扬,故关羽信仰愈发兴盛,获予封号愈来愈高。随着关羽神格地位的提升,原本带有凶神性质且多称呼青年男子的关三郎名号不再适用于关羽。但三郎之名早已有之,所以老百姓有意寻找一位新的三郎神来代替关羽。这个时候,关羽之子关平进入了他们的视线。麦城之围,关氏父子一同被斩,若说关羽强死成厉,那么关平也可成厉。这样一来,行瘟作恶之事便可附会、解释为是关羽长子关平所为,关三郎名号也就顺其自然地讹化为关平。民间话语的改变对天台宗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玉泉寺神遇传说在天台宗经籍中悄然发生变异。到了南宋时期,关平不再用关羽之子指代,开始拥有自己的姓名。《智者大师别传注》云:

  常闻此寺(玉泉)是故蜀将关王神力所造……有二圣者,部从威仪如王者状。长者美髯而丰厚,少者袅帽而秀发。师遂顾问:“圣者何来?”曰:“予乃蜀前将军关羽。”指少者曰:“吾子平也。……弟子于此建寺,愿师禅定七日。”言讫而退。师既出定,大厦告成。

  高僧志磐《佛祖统纪》卷六《东土九祖》、卷二三《历代传教表》、卷三九《法运通塞志》等处也都记载了关氏父子与智顗神遇之事,其内容主旨与《智者大师别传注》大致相同,均是讲述关氏父子洗心涤虑求戒品、永庇佛乘之事。玉泉寺作为天台宗祖师智顗卜居之地,唐中期以后,其后世弟子对关羽进行神化利用,将他和建造玉泉寺的鬼神视作一体,从而增强了玉泉寺的传奇色彩。到了宋代,佛教弟子不但称关羽捐山建寺,而且要和爱子关平“相与发心,永护佛法”。神遇叙事的变化,一方面受当地民间话语转变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天台宗寻求发展的结果。陈隋之际创立的天台宗唐宋时期大盛,遂构建自身历史和历代祖师,在宋代关羽崇拜兴起背景下,荆州玉泉寺、天台宗师智顗与关氏父子显圣被联系起来,互为映照,相得益彰。

  元、明、清三朝承袭宋代关平乃是关三郎之说。据元人胡琦《关王事迹》载,玉泉寺关庙向东有关平庙称“三郎庙”,“有庙曰昭贶,即侯之子平也,俗呼为三郎庙”。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袁中道游玉泉寺,其日记《游居柿录》云:“张丞相说所撰碑文据在,可考也。……过三郎庙,关将军平祠也。”可见,宋代对关平是关三郎的记忆通过碑刻方式一直延续到明代,张商英所撰碑刻里的二圣显灵玉泉之事也被保留了下来。袁中道随后援引《云溪友议》中对关三郎的记载来阐释关平神性,但他却有意隐去了史料里对关羽的记载。上文我们已明确范摅所记关三郎当指关羽,袁中道通过剪裁的方式将本属于关羽的记文嫁接给关平,与其说是作者之失,倒不如认为在明代人们已经认可并接受了关平为关三郎的说法。明代的《关帝历代显圣志传》、清代的《觉非盫笔记》等史料记载相似,关平的关三郎名号得以延续。

  总之,关平在宋代之前史料所载甚少,仅是作为关羽的亲属人物被提及。直到宋代,随着关羽信仰的兴盛,关平逐渐进入大众视野,为世人所熟知、讲述;也正是在民间话语的推动以及天台宗的神化利用下,关平神迹被不断附会、嫁接,最终关三郎讹化为关平。在当代,学人错把文学领域创造出来的关索当作关三郎,他们将问题再次复杂化。

  三、学人建构下的关索关三郎

  20世纪80年代,在对关索溯源研究过程中,学人又建构出新的关三郎。1980年周绍良先生在《关索考》一文中提出:“关三郎,很可能就是指关羽之子关索,也正和《三国演义》上说他是‘关公第三子’行次相符。”把关索解读为关三郎,此文首开先例。三年后,丘振声在《宋代关索何其多》一文开篇也谈道:“这个关三郎可能是关羽的儿子关索,因为《三国演义》的一些刊本说关索是‘关公第三子’。”两位先生在表达观点时都使用了“可能”一词,但后来一些学者却将本是不确定性的结论当作定论反复征引。1985年程毅中《从<三分事略>谈话本的繁简》讲道:“关索故事也不是到了明代才出现的,早在唐代就有了关三郎的神祠。”行文将关索等同于关三郎,但并未给出任何证据。从文后的参考文献来看,程毅中的观点应来自周绍良先生。同年《云南戏剧》第2期也刊登了王兆乾《关索与关索戏》一文,他将《北梦琐言》中关三郎行瘟之事与关索戏联系在一起,其认为典籍“记载正与小屯村闹瘟疫演关索戏以祈禳的传说相符”。不仅如此,王兆乾还明确了关三郎的身世家谱———颛顼三郎。他在文中写道:“由于年代久远和傩坛上诸神的更迭(关羽由人鬼变为天神,并册封为“圣帝”),颛音转而为‘关’,‘顼’形变而为‘锁’,再由‘锁’讹为‘索’。”紧接着,1998年郭净在云南小屯村进行田野调查时通过当地戏班主持人龚老先生(当年90岁)对灵验事件的讲述,得知关索被敕封为“风火药王”,小屯村演关索戏二百年,就是为了借关索药王之名镇邪。关三郎“既是‘疫王’,也是‘药王’。可能后人将这位关三郎附会成关羽第三子,以抬高他的神位。这样,变成了今日被敕封为‘药王’的花关索”。这段话暗含着“关三郎为关羽三子,关索为关羽三子,故关三郎即关索”的逻辑,巧妙地使用了“后人”“今日”等词,让不明就里的读者误以为关三郎被附会为关索是古已有之的。实际上从五代开始,史书就清晰地记载了关三郎名号的演变过程,而关索被演绎为关三郎并无史料可证。典籍与田野对读是整个20世纪80年代乃至当下民族学、民俗学常用的研究方法,但学者们若不加甄别,只选取对自我观点有利的说辞而枉顾其他材料,任凭自我建构与想象,真理只会愈辩愈乱。随后的十几年内,无论是通俗读物还是学术著作都沿用了关索是关三郎的说法。梅庆吉主编《新版世界未解之谜大全》在解释关索为何人时,就采纳了周绍良先生的关索关三郎说。此观点也被学者们反复征引,逐渐演变为一种公共知识。譬如,2002年起国庆在“东亚民族造型文化——中韩民族造型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提交《论云南民间面具的文化类型》一文,该文宣称“关索即关三郎。”次年刘占召《说三郎——与焦杰先生商榷》引用周绍良观点,认为“三郎不是关羽,而是其三子关索”。2010年朱海滨在“海峡两岸民间宗教学术研讨会”上直言“或许关三郎即为传说中的关羽第三子关索,关于此事周绍良在其《关索考》一文中已有定论”。在学人一次次地征引、论述中,关索关三郎说由“可能”转变为“定论”。

  关索关三郎说其实是当代学人的一次创造发明,是裹挟在关索研究热潮下的产物。一些学者们从字面取义,认为三郎神即家族中排行第三的神灵,错把戏曲小说中的关羽第三子关索当作关三郎。认为关三郎乃关索的学人,其立论依据有二:一是三郎为家族中第三子;二是关索是关羽第三子。但问题在于《三国志》中曾明确提及关羽长子关平,次子关兴,并未提及三子关索;且关三郎的产生有其特殊的民间信仰因素,不可简单地将三郎等同于第三子。至于关索是否为关羽子嗣,实涉一段《三国演义》版本公案,即在诸多版本中,由于关索故事有无、详略各不相同所产生的《三国演义》祖本问题。本文无意于版本考辨,但根据前贤们梳理讨论的结果,笔者以为关索在宋元时期是民间传说中颇具盛名的英雄人物,明代以后被收编到各类俗文学题材中,经过小说(《三国演义》)、戏曲(关索戏)的推广,关索逐渐被认定为关羽三子。

  关索之名最早见于宋代文献,据《过庭录》记载,忠宣帅责守信阳之时,恰遇巨贼罗堑,拥众雄直逼郡界。一时间郡内惶恐失措,群僚皆懦怯,无敢当者,唯酒吏秦生愿以数十骑前往敌营。时“值贼置宴,军势甚张。贼副小关索者领十余骑饮马河侧”,小关索者言语傲慢,最终被秦生射心而死。《梦粱录》又曰:“杭城有周急快、董急快、王急快、赛关索、赤毛、朱超……及女占赛关索、嚣三娘、黑四姐女众,俱瓦市诸郡争胜,以为雄伟耳。”材料描绘的是宋代娱乐角觝之俗,赛关索大概为市井技艺人之类,男女俱存。《三朝北盟会编》记靖康二年(1127年)开封百姓见圣驾未回,一时谣言四起,开封府“复虑其生事,乃捕造语言诳众者一十七人,戮于市,李宝其首也。宝善角觝,都人号为‘小关索’”。此外,《浪语集》《大宋宣和遗事》《金佗稡编》《云庄集》《武林旧事》等史料中也出现了朱关索、袁关索、贾关索、病关索等称谓。可以说,宋代以关索为号的现象较为常见,恰如余嘉锡所言:“宋时民间盛传关索之武勇,为武夫健儿所忻慕,故纷纷取以为号。”赵山林进一步指出:“宋时武夫,特别是北宋、南宋之交的武夫,喜以关索为号。”可见,关索在宋以前虽未见诸史乘,但应是民间传说中颇具影响力的勇武之人,故盗贼、勇夫、瓦市艺人皆喜以为号。

  宋代史料中以关索为号的记载颇多,却和关羽并无关联。直到元刊本《三国志平话》卷下突然出现“关索诈败”一句,具体为何诈败,关索为何人,书中未做解释,在情节布置上也较为突兀。《三国志平话》乃讲史话本,辑录了大量民间传说,书中情节含混、记述矛盾、结构不完整的弊病比比皆是。因此,关索诈败之事的来龙去脉,以及它是否取自俗说,元代关索和关羽有何关系,这些目前都不得而知。明代是关索身份确立的转折期。成化十四年(1478年)重刊本《花关索传》不仅讲述了花关索名称的由来,而且将他附会为关羽遗失在民间的子嗣:刘关张桃园结义,为表决心,约定互杀对方家小。张飞不忍杀身怀有孕的胡氏,遂放其逃生。后胡氏产子,子七岁观灯走失,为索员外收养;九岁拜班石洞花岳老先生为师,习得武艺。十八岁得知出身,遂以三家姓取名,“一来我是关家子,二来恩父索家名,索要山中师父姓,唤做花关索一人”。《花关索传》借三国人物史事,将关索、关羽杂糅在同一叙事中,确立了关索和关羽的父子关系。此说在明代流传甚广,《千一录》卷十九《客谈七》载:“贵州志思南府□川县有关羽城古迹。诸葛南征时,羽没久矣,必其子关索也。”《明一统志》又曰:“关索寨,在永平县东北四里,周回二里,俗传蜀汉将关索所筑。”《千一录》推测关索为关羽之子,《明一统志》虽未直接点明关索与关羽的父子关系,但把关索定位为蜀汉将,显然是将关索与关羽勾连在了一起。徐霞客也认为关索是关羽后裔,并进一步地解释了关索存在于西南地区的缘由:“索为关公子,随蜀丞相诸葛南征,开辟蛮道至此”。可见,明代以后,关索为关羽之子的说法已深入人心。

  关索乃关羽子嗣说肇始于元、明时期,但关三郎之称至迟在唐末业已流行,那么唐代史料中的关三郎就不可能是关索,若以明代记载去验证唐末事实,难免有错讹之嫌;至于元、明、清史料记载明晰,皆言关三郎为关平,未有关索之言。且关索到底是关羽第几子,尚有争议:《花关索传》中说关索为关羽次子,毛本《三国演义》认为关索是关羽第三子,而周本却称关索为关羽长子。实际上后人新说不乏穿凿,学人若不加分辨就引以为据,将原本需要论证的猜测当作定论是不求甚解、本末倒置的体现。学者只有不囿于学术权威,不为前辈讳言,学术研究方可在反思中得以深化。

  总之,关三郎从关羽关三郎到关平关三郎、再到关索关三郎,是一个层累的建构过程,也是关三郎信仰合理化的过程。历史上,神灵名号嬗变、更替是十分常见的事。某一神灵的神格地位发生变化后,原有神名不再适用于该神灵现有身份,随着时间的流逝,其神名或被遗忘,或被其他神灵所借用,这也是造成典籍中神灵谱系混乱的缘由之一。当代学人在进行学理意义上的关三郎研究时忽视了神名变更的历史现实,无形中造成了关三郎认知上的迷雾。因此,本文厘清关三郎信仰的生成脉络,探讨其发展、演变背后的各种动因,有利于对关三郎信仰问题的正本清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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