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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雇”与教坊在南宋的裁撤
作者:董希平 来源:《光明日报》(2022年08月05日 16版) 时间:2022.08.05

  中国古代官府出钱购买人力服务,称为“和雇”,其中有“双方自愿形成雇佣与被雇佣关系”的意思,这是经济发展繁荣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和雇”兴起于唐代,与“和买”“和市”并行,都强调买卖双方的自愿性,不过“和买”“和市”侧重用于一般的货物,“和雇”更强调人力服务的购买。从军粮运输、城墙修筑等官府徭役征调,到私人仆役的选择,“和雇”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到了宋代,“和雇”愈加成为社会经济不可忽视的影响因素。其活力甚至影响到国家机构的存废,宋代最大的音乐专业机构教坊便是在“和雇”力量的冲击下最终取消。

  教坊是兴起于唐代武德间的音乐机构,它负责为朝廷岁时宴飨提供音乐歌舞。在宋代,教坊发展成为最大的音乐机构,举凡春秋祭祀、国事大典、帝王车驾、奖酬重臣等所需礼乐,教坊是重要的提供者。宋代音乐歌舞繁荣,无论是国家礼乐建设、还是民众娱乐,教坊也是重要的参与者。

  教坊在北宋百余年的发展中走向极盛,而后经过战乱、国家财政吃紧,教坊不可避免走向衰落。最终取代教坊职能、使教坊最终裁撤消亡的,则是貌似与其不相干的、由经济领域进入娱乐领域并发挥作用的“和雇”。“和雇”这一经济活动方式在宋代民间音乐繁盛之际进入娱乐领域,使得宫廷、官府不再依赖教坊这类音乐机构,随时可以用货币从民间购买娱乐歌舞服务,这极大冲击了音乐机构的存在基础。乐舞实现“和雇”,使维持庞大教坊运作的开销变得不必要,教坊的裁撤也顺理成章。

  “和雇”在歌舞娱乐领域的流行,消解了宋代教坊百余年形成的地位,是经济活动方式影响音乐机构命运的一个有趣案例。“和雇”消解教坊的过程,也成了我们考察传统音乐活动的一个窗口。当然,“和雇”不是影响教坊命运的唯一因素,它推动教坊走向裁撤也不是一个太短的过程。

  宋教坊是以宋初平定诸国所获各地乐人精华为基础,历经几代帝王建设而成。教坊在宋朝地位独特,宋初礼乐并不齐备,教坊甚至在大朝会中代行太常寺的某些职责,比如提供大朝乐;最初管辖教坊的是宣徽院,而宣徽院向来由重臣执掌,神宗元丰年间改制,教坊才归太常寺。教坊是北宋音乐精华所在,其影响不仅限于歌舞表演,它也代行教习其他机构人员的职责,如军乐团钧容直、东西班乐,宫廷乐团云韶部,其人员都有在教坊接受培训的经历;宗室贵族也可以聘请教坊人员教习家伎;徽宗赵佶改革雅乐,专设大晟府,在人员和音乐上同样受到教坊影响。北宋晚期,宋教坊走向极盛。

  “靖康之变”是宋教坊衰落的开始。宣和七年(1125)十二月面对金兵的威胁,宋徽宗裁撤了大晟府、教乐所等音乐机构,并削减了教坊超编人员,其《己未罪己诏》说:“六尚局并依祖宗法,罢大晟府,罢教乐所,罢教坊额外人,罢行幸局,罢采石所,罢待诏额外人。”金兵入汴,教坊的大量人、物作为战利品被掳,大伤元气,金教坊却因此而奠定了崛起的基础。

  南宋初建,宫廷、官府对教坊礼乐属性的需求,如祭祀、庆典、表彰功臣等的用乐,并没有多少削弱,对教坊娱乐属性的需求暂时不那么强烈。更主要的是,民间音乐的繁荣,使得公私歌舞需求逐渐可以通过“和雇”获得满足。不断出现的政治、军事突发事件,客观上也成为“和雇”介入教坊乐署功能的契机,教坊的编制、规模逐渐被削弱。教坊管理逐渐松懈,受重视程度也大不如既往。

  高宗赵构建炎二年(1128)二月的《减罢内侍官兼钤辖教坊诏》,规定不再任命内侍兼管教坊,“所有内侍钤辖教坊,名阙可减罢,更不差置”,这是教坊地位削弱的一个标志,颇有任其自生自灭的意味。后来时局一度平稳,高宗在绍兴十四年(1144)正月,重建教坊,任命内侍管理,试图恢复其在北宋的旧观:“辛卯,复置教坊,凡乐工四百十有六人,以内侍充钤辖。”《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30)然而仅仅在十七年之后的绍兴三十一年(1161),金海陵王完颜亮南侵,赵构惊慌之下,于六月匆匆取消教坊,竟将其归并到刑部:“癸丑,罢教坊,并敕令所归刑部。”(《宋史·高宗九》)教坊人员则任其自谋生路:“癸丑,诏罢教坊,其乐工许自便。”(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90)停罢后的教坊,其中人员精华为宫廷、官府留用,一部分归后来的太上皇赵构所居的德寿宫,一部分归临安府衙前乐:“绍兴末,台臣王十朋上章,省罢之后,有名伶达伎,皆留充德寿宫使臣,自余多隶临安府衙前乐。”

  此时教坊人员遣散,运作停止,但是机构应该还保留并隶属修内司教乐所,不过其职能已为临安府衙前乐和“和雇”人员所承担,稍后的宋人赵升提及:“今虽有教坊之名,隶属修内司教乐所,然遇大宴等,每差衙前乐权充之。不足,则又和雇市人。”(赵升《朝野类要》卷1)教坊名存实亡,其职能为“和雇”活动所取代。

  如此,大规模节庆礼仪活动,临时雇佣市井艺人表演的“和雇”活动,取代了教坊这一音乐机构的功能,如《宋史·乐十七》所说:“绍兴中,始蠲省教坊乐,凡燕礼,屏坐伎。乾道继志述事,间用杂攒以充教坊之号,取具临时,而廷绅祝颂,务在严恭,亦明以更不用女乐,颁旨子孙守之,以为家法。于是中兴燕乐,比前代犹简,而有关乎君德者良多。”于朝廷而言,在保证礼乐活动完成的前提下,节省了之前经年维持教坊机构运作以及人员支出的费用,又收获了节俭的美名,可谓两全其美。

  隆兴二年(1164)皇帝生日的天申节,孝宗赵昚大约产生了重启教坊、用乐庆寿的念头,又担心性价比不高,矛盾之余有了这段君臣对话:

  上曰:“一岁之间,只两宫诞日外,余无所用,不知作何名色。”大臣皆言:“临时点集,不必置教坊。”上曰:“善。”(脱脱等《宋史》卷142)

  临时点集,即宫廷、官府乐工与“和雇”乐人遇事围绕特定主题进行短暂的集训、表演,而不必形成长期固定的机构。罢教坊之后,“和雇”显然成为帝、后生辰庆贺活动中承担教坊职能的重要方式。

  循此先例,第二年朝廷接待金国来庆贺孝宗生辰的使臣,大宴活动需要表演人员几百人,朝廷于是“下临安府募市人为之,不置教坊,”借助临安府、御前忠佐司人员以及“和雇”乐人实现了教坊的职能,其中临安府提供“乐人三百人,百戏军百人,百禽鸣二人,小儿队七十一人,女童队百三十七人,筑球军三十二人,起立球门行人三十二人,旗鼓四十人”,御前忠佐司提供“相扑等子二十一人”,孝宗临时取消了小儿及女童队。需要增加的环节,是和雇人员需要提前两旬(20天)在修内司练习彩排。(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4)

  大约在孝宗乾道、咸淳年间,教坊作为名义上的机构也从修内司教乐所裁撤了。“和雇”冲击之下教坊彻底消失在歌舞场。服务于临安府衙前乐的“教坊旧人”,后来也同样被“和雇”乐人取代,时人描述这一情形,不无感伤地说:“近年衙前乐已无教坊旧人,多是市井歧路之辈。”(赵升《朝野类要》卷1)

  作为音乐机构的教坊彻底裁撤之后,“和雇”乐人也以其实力证明了可与乐署乐人媲美的实力。周密《武林旧事》收有孝宗乾道、咸淳这一时段,负责承担旧教坊职能的“乾淳教坊乐部”人员名单。这份名单中,乐工来源有五:太上皇赵构的德寿宫、前教坊、前钧容直、临安衙前乐、和雇,在需要人员较多的流行部色中,“和雇”部分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如“杂剧色”:德寿宫10人,衙前22人,前教坊2人,前钧容直2人,和雇30人;又如觱篥色:德寿宫5人,衙前24人,前教坊3人,前钧容直2人,和雇37人。

  可以看出,与宫廷和乐署人员相比,“和雇”人员在规模上占有绝对的优势,不逊于任何一家音乐机构。“和雇”艺人来源充足、实力雄厚,是朝廷最终裁撤教坊的最大底气所在。

  概而言之,新旧更替是社会所有领域内部共有的规律,“和雇”作为一种经济活动进入音乐文化领域,最终成为最大音乐机构——教坊裁撤的主要推动力,以其强大活力取代了教坊大部分职能,又说明新旧更替是可以跨界存在并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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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考古博物馆 (中国历史文化展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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