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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初科举小史:洪武六年郑真赴试事迹发微
作者:丁修真 来源:《史林》2021年第6期 时间:2022.06.24

  摘要:洪武三年开科取士,至六年停罢,是科举制度在明朝的初次实施。活跃于元明之交的浙东人士郑真,因洪武五年乡试中式,保存了该时期科举运作较为丰富的史料。郑真的成功,是宋元以来浙东治经传统在明初的绝响。从郑真的科举实践中,可见明初士人赴试方式、发解手续、选官过程等具体情形。郑真科举前后个人命运的变化,折射出明初国家政治动员下,科举群体的境遇与地方科举文化的变迁。郑真的个案表明,科举制度在洪武初年与再复后存有一定差别,不能一概而论。

  明洪武三年(1370)开科取士,连举三年后,于洪武六年(1373)停罢,直至十七年(1384)再度恢复,至此三年一试,遂成定制。学界对于明代科举制度的认识,也大多以洪武十七年为始。即使对此前的情况有所关注,重点也在讨论科举罢废至再开的原因,对洪武六年前科举制度运行的具体情况较少着墨。活动于元明之交的浙东人士郑真,中洪武五年浙省乡试,六年赴南京参加会试,在其笔下,保存了该时期科举运作较为丰富的史料。本文通过其学承、赴考、出仕等事迹的考察,以见明初科举及相关制度的实践与影响。

  一 郑真的成功:元明之交浙东地区的科举传统

  郑真,字千之,浙江鄞县人。祖郑芳叔,师从乡人王应麟;父觉民,为龙游教谕。郑真于明洪武五年(1372)举浙省乡试第一,后授临淮教谕,现存主要作品为《荥阳外史集》。学界关于郑真的专门研究并不多见,但因其文字对明初人物、制度多有记载,时常为研究者援引。

  郑真擅长《春秋》,其乡试获隽,正是凭借此经。好《春秋》,是元代士人治经与科举一个较为明显的特征。这一现象延续至明初。从洪武首科进士录取各经的比例来看,120名进士中,《诗》经29人、《书》经24人、《易》18人、《礼》7人、《春秋》39人,《春秋》占五经录取总数的32%左右。然而至建文二年(1400)会试,《春秋》人数已减少至17人,比重也降低至15%,此后直至明终,《春秋》所占各科会试、乡试的比重始终维持在10%上下,不复明初的景象。郑真的成功,实为元代科举传统在明初的回响,是元明之际浙东地方学术传统的一个缩影。

  郑真同乡,清人全祖望谓:“甬上文统,自楼宣献公,始为大家,而王尚书深宁继之,深宁之徒为戴户部剡源,剡源之徒为袁学士清容。其与剡源并起者,为任山长松乡,是称‘宋元五家’。迂斋、本堂又其亚也。暨于明初,即推先生。郑氏自德仲、求斋以来,一门以文献世其家,其与深宁之孙遂初砥砺最切。先生兄弟并能文,而先生之文益昌。”郑真则谓:“我四明思皇多士,楼宣献序止斋之传,高祭酒为国子之师。因学名书,深宁撮其要趣;日抄有注,东发缉以成编。程先生接赵太社之源流,袁内翰备高舜元之答问,盖以发明其旨,匪徒专事夫言。”这两段文字相互发明,可见楼钥—王应麟—戴表元—袁桷—郑氏家族这样一条地方学术脉络,同时也牵出了宋元以来浙东《春秋》之学的传承谱系。全、郑二人所指的楼宣献,为宋隆兴年间进士楼钥,温州教授,深受永嘉陈傅良《春秋》学影响。王尚书深宁,即王应麟,其《困学纪闻》卷6专论《春秋》之学,是为“困学名书,撮其要趣”。黄震(字东发) “日抄有注”,整理成《春秋日抄》。袁桷师事王应麟,著有《春秋》说,并有《答高舜元春秋七问》存世。至于“程先生接赵太社之源流”,则是指开创自宋人高宪敏、高端叔至程端学的四明《春秋》学一脉:

  世称《春秋》之学四明为盛,自宋侍郎宪敏息斋高公与其弟端叔甫各为论著,有《集注》《义宗》二书,子孙以是经科第累世,历官至内翰。及法从者,迨至太师郡王清敏存畊赵公辑为奏议,而其次子太社令山心氏复著《法律编》以辅明之。赵氏传诸程时叔氏,程氏复有《本义》《或问》《辨疑》行世,缙绅长者咸以为四明《春秋》学代不乏人。

  文中的“宪敏息斋高公与其弟端叔甫”为南宋鄞县人高闶及其弟高元之,分别著有《春秋集传》和《春秋义宗》。“太师郡王清敏存畊赵公”,为宋宗室赵与懽,嘉定七年(1214)进士,曾向宋理宗进《春秋集解》,其三子赵孟何,咸淳七年(1271)进士,通《春秋》,去褒贬凡例,为《法度编》。程端学,字时叔,程端礼弟,泰定进士,慨《春秋》未有归一之说,遍索前代说《春秋》者凡百三十家,折中异同,编成《春秋本义》《三传辨疑》《春秋或问》等书,子程徐,至正中以《春秋》知名。

  上述背景,在元明交替之际,化为家学授受,浸濡于地方学风,汇聚于郑真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家传。郑真幼时,父觉民以乡人王惟贤《春秋指要》教授,此书采择赵与懽之说,又吸取黄震《春秋日抄》相关内容而成。因王氏绝嗣,其文献皆无可征,惟此一本,为郑真先祖手自缮录,可谓孤传秘本。二是友人。郑氏有友名胡以宁者,以《春秋》“有名湖海间”,因往来吴中,常寄宿于郑真处,示以治经之要,在胡氏指点下,郑氏“方知学者用力之难”。三是经师。元末宁波地区,有不少宿儒,以讲习《春秋》为业。如有鄞县名陈刚者,受《春秋》于林渊,“渊所辑《春秋四传》号为详备,而于《左氏》先经始事,后经终义,尤拳拳焉。……自是庠序之间籍籍有声,大家巨室往往招致教其子弟”。又有甬东刘仲愚,早年与程端学相发明,“继又得闻前朝诸老渊懿,故于《春秋》恪以三传为宗而折中以文定胡氏”,“两名荐书,三主教席,东州学者皆曰非刘先生不可师”,郑真年十四五时游郡庠,适逢刘仲愚主诸生文衡,窃闻论议,服膺久矣,刘氏亦目以通家子弟。

  郑真本人,更是博览宋元以来诸多《春秋》传本,如严陵徐甫所著,胡三省后人、元进士江浙儒学提举胡世佐手书的《春秋捷径》,陈傅良《春秋后传》、吕大圭《春秋五论》、黄震《春秋日抄》、刘敞《春秋权衡意林》、萧楚《春秋辨疑》、俞氏《春秋集传》、沈氏《春秋比事》等。同时在诸书基础上,编撰《集传》《集论》二书,“凡有出于独见而不惑于三家”者,皆广泛采录。

  郑真关于《春秋》的著述,现已不存,不过根据上述情况,仍可归纳其治学大端。一是其虽谓“不得硕师,徒守传注,杂以讹言臆说”,但基本可以确定主要受宋元以来浙东地区《春秋》学传统的影响,主朱熹之说。其在《书吕朴卿春秋五书》中谓:“传《春秋》者自左氏、公、穀、胡氏之外,凡千百家,大抵以褒贬赏罚为宗。独文公朱子以为圣人光明正大,不应以一二字加褒贬于人,直言其事,善者恶者了然自见”,表明赞同朱熹的立场。二是按照全祖望的说法,郑真一度师从杨维桢。杨氏为元明之际江南地区专擅《春秋》的名家,志在开拓新说,且有折中经义与科举的取向。考虑这一层关系的影响,可以判断郑真的学术态度,更趋向兼收并蓄。

  尽管郑真于《春秋》有着深厚的学术修养,但在元代重《春秋》的大背景下,并未获得成功。因其偏朱的治学取向,与当时官方以胡安国之说为准绳不符。如在与刘仲愚所通书信中道:

  “厥今明廷用以取士,巧以新说,晦庵尝指其文妖。泥彼陈言,元凯空成。夫传癖仰止,前修永远,孰为后进依归?论规矩之方圆,必资良匠,称权衡之轻重,盍同此心。非就有道而正焉,终亦无闻而已矣。”

  这一段议论,当是指科场中剿袭前朝治经之陈言的现象所发。因为在郑真看来,对于前人的学术遗产,应当“发明其旨,匪徒专事夫言”,若只是将只言片语视为圭臬,甚至是衡文的标准,非但重入朱熹所谓“文妖”的窠臼,也会掩盖前人真正的思想贡献。这一思路,无疑与其前辈程端礼对元代重开科举后科场文风的批评十分契合:“嗟夫,今士之读经,虽知主朱子之说,不知读之固自有法也。读之无法,故尤不免以语言文字求之,而为程式资也。”

  洪武三年,明朝重开科举,然程式实袭元朝之旧。不过郑真却“意外”地拔得乡试解元,结束了一直困顿科场的境遇,踏上了出仕新朝的旅程。

  二 新朝与旧途:洪武六年前后郑真的赴试之旅

  洪武五年十二月,郑真在参加完明州府组织的鹿鸣宴后,踏上了前往南京会试的旅途。其间所见所遇,于《荥阳外史集》的《同年录》《计偕录》《濠梁录》之中多有着墨,是反映明初科举选士具体实践的难得史料,下面主要从郑真的赴试路程,科举实践、心境变化三方面展开讨论。

  1.赴试路程

  郑真赴试旅程可分为两个阶段:一为洪武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起至洪武六年正月初四日,从明州府至杭州府。主要途经明州府治的高桥、张循王祠—余姚—上虞河—曹娥江—越城—钱清江—西钱清坝—西陵—钱塘江、杭州新宫桥。这样一条线路,与隆庆年间徽人黄汴所撰《一统路程图记》中的记载基本相同,据此便可以推算出郑真每日行进的大概路程。

  二是洪武六年正月二十一日至二月初四日,从杭州府至应天府。主要途经杭州德胜门—崇德—嘉兴—太湖、苏州—无锡—常州—小南门。该行程的前半段,与《一统路程图记》所载之水路驿道大体相同,唯进入常州后一段由陆路转至水路,仅三日便到南京城下,故可以排除走镇江入长江水道的路线,从行程中出现的丁阁、于乡等地名,推测其应该是经丹阳下船,由句容陆路至秦淮水系,再到通济门的路线。

  从宁波至南京,郑真等人除在杭州盘桓十五日外,行程二十日,水陆约计1 100余里,除陆路外,水路平均一日可行百里左右。这表明至元末,浙东与吴中、南京等地已存在十分成熟的水陆交通,当为永乐迁都北京之前,浙东士人奔赴南京参加会试的主要路线。过程中可见元明之际,江南士人在赴试途中的活动。如郑真等人在杭州拜谒省中各位官员大僚后,承命作《贡士》《甘露》等诗以贽。郑真寄居于杭城王通判家中时,又作诗画题跋为赠。可知当时人对科举士子的文字颇为看重。逗留杭州期间,郑真等也前往城隍、梓潼等庙参拜,买舟出行,进学观礼,游街观灯等活动,足见明初杭州城年节景象。

  从杭启程赴南京之前,郑真曾数次前往省中,索取顺带船贴,后因办理军需行程缓慢恐误试期,遂决意买舟前行。举人赴试,宋代江南地区有贡士庄可为资助,入明则至洪武十七年方见明确的规定。上文中的顺带船贴,表明中式者可坐官船进京,应当是洪武初年国家资助士人赴试的一种方式。在即将到达南京之前,郑真算了笔账:“初三日自于乡买舟,主仆二人用三百六十文,盖自德胜坝起程,用千余文,而行囊已云罄矣。”这笔路费,是杭州至南京的开支,原本可通过坐官船省去,现全部自行承担。尽管郑真并非寒门子弟,但赴试半程下来,也是捉襟见肘,则知明初赴试的成本对普通士子而言并不轻松。

  2.科举实践

  洪武五年十二月二十日,明州府命里长张孝礼诣诸进士家敦劝上道。此处的里长,显然无法等同于洪武十四年(1381)以后颁定黄册之后的里长,而应当视为洪武初年在湖州等地推行的小黄册制度下的里长。此事表明此时里长承担的职责并不局限于催办钱粮,还承应官府不时差办的其他事宜。

  洪武六年正月初五日至二十日,郑真在杭逗留,主要事由,是要取得省里下发的解据,以及乡试中式的程文,作为参加会试的凭证。元代规定:“乡试中选者,各给解据、录连取中科文,行省移咨都省,送礼部。”洪武三年规定,凡乡试中式者,“行省咨解中书省,判送礼部,印卷会试”。此处的咨解,当为咨行解据之意,即中式者必须持有地方呈送中央的解据文书。郑真等人到达杭州,在拜会省中各官员大僚后,便于初七日前往省房(应为礼房)领取解据,但却被吏员索要《养素轩铭》在先,不得已只能返回住处,于初八日完成后,由张里长送去。在此期间,又因乡试朱卷已被他人持去,只能在寓所参照已经刊刻的程文与考官批语,补写墨卷。直到十四日,解据方才由张里长领回。

  这里跑腿的张里长,从郑真委托其代传家书看,与明州府派下敦促士子启程者应为同一人。这表明,该里长是与郑真等人一同进的杭州,作为士子会试最重要的解据,也由其领回。洪武三年规定“凡举,各具籍贯、年甲、三代、本姓,乡里举保,州、县申报行省”。显然,士人获得解据,是需要经过“乡里举保”“州、县申报”等一系列的手续,张里长一路陪同诸人进杭的主要原因,在于确保获得解据。这一情况,应当也是参考前朝的做法。元代对于赴试士子也有乡里举保的要求,从个别史料的情况来看,应该是由省府派属吏前往办理:

  江西省试士,与选二十有一人,省府命其属吏王君质持檄诣门,礼请赴省,敦遣诸所,贡士萧然清寒,颓檐败壁,冰雪相看,其礼使人也,各赋一诗为赠而已。君质跋履辛勤,资屦匮乏,而以气味之同,得所赠诗如宝珠玉,于是度越时流远矣,便道过予,喜而书其赠诗之卷首。

  明初士子乡试发解的前后过程中,地方里长是确保赴试士子身份真实准确的制度保证,方式则由元时的省派地方转变为地方派送至省。这样的安排,是在元制的基础上加以调整,似不见明洪武十七年科举再复时的情况。

  洪武六年二月初五日至四月十二日,为郑真滞留南京期间。朝廷下诏停罢科举,使得郑真等人毋需会试,故从此时期的记载中,可见国家对这一批士子的处置及众人的应对。初六日,郑真先赴礼部投供状,此时朝廷已有停罢科举之令。初八日,到部中,有旨以举人年少者于监读书培养,山西十五人,浙江十九人,同行七人被选,郑真、郭可学、陈希贡等陆续赴吏部听选授官。二十日,参加吏部组织的考试,试《诗》《书》《易》经义。二十七日,乡人陈思礼等入国学,举人至堂上点过。三月初五日,同行的顾堇除吏科给事中,四月初七日,乡人入吏部试《春秋》《诗》《书》《易》经义。二十六日除授之命下。在此期间,郑真主要活动地点有两处:一是赴礼部。二月初六至三月初八日,郑真四次赴礼部,投得供状外,又得知朝廷选年少举人入监培养,除公干外,郑真又数次赴礼部,拜谒了宋濂、贝琼等人。二是赴吏部,从三月初十日至二十六日除授之命下,郑真先后八次赴部。其间又经历了两次吏部的考选,均是以五经义命题。四月十二日,在第二次考选后,郑真得知罗振初、王振辰除授地方主簿的消息,这意味着新举人的京官除授已经结束,郑真等人只能等待外放的安排。或许是受前几日来自濠梁地区友人的启发,众人商议,以不能居州县之职为辞,要求吏部改任中立府等地的教职,最终得偿所愿。对于此间吏部的考选,郑真在《郭进士传》中有详细的描述:

  谒选天官,大宗伯而下,见进士长身肮脏,将奏为在京官,弗果。既而同年进士有以弗能任事辞者,众议以中立府国家兴旺之地,中都肇建,四方视为取则,师儒之职盍使诸进士为之,于是浙江八人同授中立府属县教谕。

  可见,郑真等人一开始并非是以教职为目的,而是在京官除授无望的情况下而谋求的自保之策。

  3.心境变化

  从自述来看,郑真赴试前后的心境变化大概呈现三个阶段:从乡试成功的喜悦与忧虑,至赴试之前的自我期许与暗示,以及最后因科举停罢,除授教职后的无奈。

  洪武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明州府设鹿鸣宴款待诸乡贡进士。主会者为府同知刘某、通判王某,赴会者,有卫阃指挥佥事冯某、张某,浙省宣使汤某、沈某,省委官某,卫镇抚某,训导胡季弘、赵斯盛,以及郑真等十四名中式者。郑真虽以浙省解元身份获第,却也年近四十,在宴会结束后,口占数诗,赠以同年。其中如“吾侪当为科名重,莫作人间朽物看”,“自知投老成无用,空作乡闱第一人”,“韦布总成金与紫,好将功业报明君”等句,流露出其喜悦与忧虑并存的矛盾心情,尤其是“祸福总由天所定,旁人嗤黠竟何如”一句,表明周遭的人对其科举入仕的行为有疑虑,一定程度上折射出部分明初士人对科举的态度。

  十二月二十三日,郑真在奔赴杭城前,特地前往城隍庙求签,而有“举珓环乞灵卦辞,以苏武为言,有节毛终见汉君王”之句。表面上看,赴试之前占卜以求前程,似乎是科举时代士子的通常做法,无需太过注意。不过若结合前后的相关记述,再以苏武之言为佐证,则可反推出郑真所占之卦,很可能为《易》经中的第四十卦“解”卦:“利西南,无所往,其来复吉。有攸往,夙吉。”判断理由在于:一是郑真此行,正在冬末春初之际,应解卦坎下震上之象,“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草木逢春之寓意。二是“有攸往,夙吉”,与此前府中诸官劝其提早动身,谓“用人之时,解元先去可也”相合。二十六日,郑真夜宿西门,并于当日经由府城西南的高桥张循王祠而去,正是顺应“利西南”的方位。如上文所揭,对于此行,郑氏的心情是复杂和矛盾的,既有对前程的担忧,又有对新政权的期盼,此卦则恰好预示着从危机中解脱的意味。至于“节毛终见汉君王”一句,深陷异族,身持汉节,又何尝不是郑真对自己前半生政治操守的一种隐喻?

  洪武六年正月,在郑真赶赴南京会试途中,明廷做出了停罢科举的决定。几经波折,郑真最终被授予临淮教谕。“迕时罹重谴,谪地度流年。每就广文饭,曾分司业钱。”“垂老逢迁谪,相看又六年,屠龙空有技,对菊笑无钱。”这是得知郑真授临淮教谕后,两位教官乡友的寄赠,多少透露着对教官处境的解嘲。郑真并不排斥从教,此前友人王敬中除授教授时,曾贻书以“四明实多哲士,戴剡源名闻天下,仅由广信以归来,程畏斋学被江东,终自铭山而致仕”的前贤事例加以勉励。及至领命赴任,一路上乡音不绝,疲惫困顿,再加之同行友人的分别,思乡之情陡增。现实的境况,与其乡试摘桂之时的“好将功业报明君”的抱负,赴京途中“奉天门外听传胪”的期望,显然有不小的差距。洪武七年六月,中都太守檄文,命郑真于泗州虹县王庄驿盘量官贮,“使者奉王命,捧檄来如飞,庙堂重机事,山川急程期”,“予不得辞”四字,多少显示出本人无奈的心境。明初政治刚猛苛厉,视教员如同吏员,使得这批元末以来悠然林下、不愿从吏的士人们有些措手不及。

  三 “举人”前史:元明之交科举群体的遭际

  郑真乡试夺魁,但并未参加会试,其科举身份,在明代科举史中,应当归入“举人”群体,然而以行迹论,洪武初年连续产生的“举人”,与洪武十七年恢复科举之后的举人有着明显的区别,并不能笼统归为一类。

  首先从称谓上看,洪武初期对于“举人”的认识,仍保留着前朝痕迹。清人朱彝尊云:

  考明初士子举于乡者例称乡贡进士,樊余庆诗云:“圣代新开进士科”。而千之送闽人黄彦机诗亦云:“两省同年进士科”是也。如南海孙蒉、番禺李德,皆乡贡进士,而缉地志者削去乡贡字,竟称进士。

  朱彝尊的观察是准确的。再举一些事例加以补充。洪武四年(1371)首科会试,浙江人夏时等人以《送何钟王叶赵五进士赴春闱诗序》相赠赴试者。洪武五年,郑真起赴京师,自云:“明州府命里长张孝礼谒诸进士家敦劝上道”,又记途中老妇言:“吾家代歇举人为省元者,前有林温,今有官人。”洪武七年,宋濂向朱元璋进呈《大明日历》,在序文文末提及襄助诸人时,称“乡贡进士臣黄昶”。以上这些记载,或出自文人酬唱之笔端,或布露于朝堂之上,表明此时期对通过乡试的士子,指称并不统一。可见,在明初开科取士之初,从庙堂至地方,并没有一个明确的“举人”的称谓。

  更重要的是,这一时期国家对这一批“举人”的处置,与洪武十七年科举再复时不同。洪武首科乡试,“京畿遵行乡试,中程式者七十二,未及贡南宫,上求治之切,皆采用之,至有拜监察御史者”。常熟人张则明“乡荐在高等,会试礼部,而朝廷急于用人,遣使者赍敕命至家,授肤施知县”。至第二年会试,朝廷取中各地举人一百二十人,以参加会试者二百人之数计之,下第举人在七八十人之间。关于第一批明代下第“举人”,未见有明确的安排,据相关记载推断,大部分人应该被授予了官职。洪武四年秋再度乡试,由于急需充实官僚队伍,第二批“举人”未经会试,直接除授官职。洪武五年乡试结束,各地士子于六年初贡至京师,太祖遂有停罢科举之诏,这一时期未及会试的“举人”行迹,主要有以下三个去向:

  一是选授教职。除上文已经提及的郑真等人外,又如吴义孚,“年五十余,庞厚老成,学贯经史,而尤邃于《书》”,洪武五年乡贡进士,任凤阳府学教授。郭晋,洪武五年,中江西乡试第五人,明年会试,中教官选,授永丰县学教谕。彭裕济“以《书》经领洪武四年乡荐,掌湖阳学事”。需要指出的是,明初由教职入流官的现象较为普遍,士人在三年教职考满后,会授为主簿、县丞等官。如郑真同年赴试的洪仲友,入监后分教临淮,逾二年召还京师,授河南开封府杞县丞。王以仁,以监生任教宿州,逾二年还京师,授荥泽县主簿。

  二是直接授予职官。洪武四年秋,江西分宜欧阳贞举江西乡试,第二年赴京师授河南考城簿。杜德庄,洪武四年以《春秋》就试浙省,五年春计偕,有旨免会试廷对,授从仕郎知莱州府福山县。罗性,洪武四年以明经中江西乡贡进士,明年诏免会试,授湖广德安府同知。史公珽,以《诗》经中洪武四年浙江秋试,计偕京师,授承事郎同知华州。金元哲,钱塘人,洪武辛亥乡荐,授严州府分水知县。

  三是选入国子监。洪武五年,天下贡士至京师,令选其年少者黄昶等入国子监读书。陈昭仲,洪武四年福建省乡试,贡于朝廷,以年少之俾入太学,后选为荆王伴读。洪武六年,罢科举,太祖除将部分举人直接授官外,另选年少者,赐冠带衣服,令入禁中文华堂肄业,并诏太子赞善大夫宋濂等为之师。“太祖于听政之暇,取其文,亲评优劣,并命光禄日给酒馔……宠遇甚厚。”这一批“举人”入监后的安排,或待命授予京职、或下地方从教。

  上述情况表明,在明初急于求治,官员紧缺的情况下,士子一旦乡试中式,便成为待选的国家公职人员。表面上看,此时期的“举人”们,也有入监、从教等出路,与洪武十七年之后的情形相似,然而十七年后的举人分途,是以下第入监进学为始,即以监生的身份,按照循资历事、考选教职,乃至依亲归乡加以区别。换言之,洪武初年,无论是在身份上,还是管理上,国家并无意塑造出一个后世熟知的“举人”群体。与其说他们是明初产生的新的科举群体,倒不如视为元朝留给明朝的最后一批“旧士人”更合适。

  正因为如此,对于未谙吏事者而言,明初科举的成功,并非光明坦途。目睹同仁仕宦后的遭际,郑真承认“朝廷以科目取士,士明一经,克预其选者,功名禄位取荣一时,然施之政事,不胜任者多矣”。更有甚者,“四明文献之邦,儒服为盛,任府州县者多至二百余人,疲冗不胜任及奸赃得罪居其大半”。这样的结果,足见在明初政治压力下,元末以来文化积淀较深地区的人才消耗,以及地区科举群体所面临的困境。

  结 语

  元明之际的士人境遇素为史学界关注。本文选取郑真这样一个来自浙东地区的“小人物”,从其科举经历入手,试图勾勒明初科举制度运作的一些细节,讨论与其遭际相同的前朝旧士的命运。

  首先,从明初士人的实践去认识明初科举的运作。从郑真的科举经历中,可以了解科举制度在洪武初年与此后再复时的区别。例如地方里长在士人发解手续程序中扮演的重要角色,随着洪武十四年后地方赋役制度的调整,已不见于洪武十七年科举再复之中。作为明代重要科举群体的“举人”们,其出路也与十七年之后大相径庭,不可等而视之。形同实异,这是论及明初科举两个阶段时需要辨析的一个方面。

  其次,从明初选士制度的运作去理解明初士人的境遇。在中式初期,郑真与新朝有过积极合作的愿景,但在几经波折,尤其是被裹挟进明初苛猛的政治生活之后,其心境的无奈从诗文唱和的文字中有隐晦表达。从迎接到抗拒,而非简单的合作与不合作,这是观察部分士人在明初心境变化需要留意的一个侧面。

  再次,从明初士人的境遇去看待明初文化的转变。明初科举并没有培育出一批在地的士人群体,而是动用政治力量,将元代以来形成的地方士人群体,尽可能地纳入国家机器之中,从而极大地改变了元末以来的地方文化格局。郑真的科举之旅始于元末,终于明初,同样结束的,还有其地域与家族一直传承的《春秋》传统。出新抑或断裂,也是梳理明初文化转变时需要考察的一个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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