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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梁”与“后唐”:五代时期的正统之争
作者:仇鹿鸣 来源:《历史研究》2021年第5期 时间:2021.12.03

  摘要:五代各朝的正统叙事以梁、唐之争为主线。后唐灭梁后,以“中兴”自况,称梁为“伪”。在墓志这类较具私人性的文字中,前梁旧臣常用各种方法避书“伪梁”,河东元从墓志多直称“伪梁”,反映后唐官僚阶层不同政治态度。书“伪梁”的要求虽至后周才被明令废除,实自唐明宗时已日趋放松,至后晋时,墓志中是否书“伪梁”,已无出身差异与微言大义,只是书写习惯的沿袭。与此同时,唐庄宗时墓志中出现用“后唐”称本朝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暗含对梁正统的承认。入晋后,“后唐”一名日渐流行,甚至传播到边地。虽然后唐成为五代正统之争的胜利者,但“梁朝”与“后唐”取代“伪梁”与“中兴”,成为宋初对两朝的官方称呼。

  关键词:五代 正统论 墓志 伪梁 后唐

  “禅让”与“革命”是中国古代王朝更迭的两种主要形式,自曹魏代汉复活并重构“禅让”这一古典后,在中古时期尤其是东晋南朝,“禅让”成为改朝换代的主流形式,隋代北周、唐代隋亦相延不辍。尽管同样标志天命转移,“禅让”与“革命”的主要区别在于,“禅让”并不否认前朝的正当性,而以暴力手段推翻前一个王朝的“革命”,暗指前朝因倒行逆施、丧失人心而遭推翻,新的王朝建立在否定前朝统治合法性的基础上。

  五代乱世持续仅半个世纪有余,但6次王朝更迭中包含“禅让”与“革命”两种不同形式,朱温代唐与赵匡胤黄袍加身采用的是前者,其余4次则是以力取。如众所知,宋受周禅,是“禅让”这一形式在中国古代历史中最后一次行用,成为延续7个多世纪政治传统的绝响。同时,学者观察到,至北宋中期,自汉以来建构王朝正统最有影响的“五德终始”说逐渐祛魅,对政治的实际影响日减。但我们也要注意这一政治文化真正转变迟至北宋中期,此时宋已根基稳固,彻底摆脱了成为五代之后又一个短命王朝的可能。回到五代及宋初历史情境中,不难发现正统、德运之说依然在统治合法性构筑中发挥重要作用。

  一般而言,分裂时期各政权相互对峙、更迭频繁,统治合法性先天不足、无法定于一尊的局面,刺激统治者更多地运用德运、天象、谶纬、灾异等工具塑造正统,南北朝时期的“正统竞逐”便是典型,学者对此已有较深入讨论。与南北朝不同,五代南方各国虽不乏称帝者,但无力与北方政权争夺正统。如果说南北朝是并立的两个或多个政权同时角逐正统,那么五代则是先后统治北方的五个政权间的纵向竞争,这值得进一步探讨。

  既往关于正统论的研究,多集中于王朝政治与思想层面,对正统观念传播、官僚阶层对此的接受或抵制、能否渗透至文字书写层面等问题,囿于材料,讨论较少。出土的大量五代墓志,为我们观察这一时期正统书写规范的渗透与影响提供了可能。

  一、同光“中兴”与题署“伪梁”规范的推行

  学者已注意到,五代各朝的正统叙事以梁、唐之争为主线。李克用、李存勖父子出自沙陀,因有功于唐而获赐姓。朱温代唐后,偏居河东一隅的李氏,一直以复兴唐室为号召,继续行用天祐年号,经过十余年苦战,最终一举灭梁。后唐建立后,以“中兴唐祚”自居,仍称朱梁为“伪朝”,在实录、诏令等官方文献中冠以“伪”、“僭”等蔑称。继之而起的后晋、后汉、后周三朝,统治集团皆源出后唐,承袭其旧,直至后周显德元年(954),周太祖下诏,“今后不得以梁朝及清泰朝为伪朝伪主”。但这一正闰之辨的影响,一直延续到北宋前期,真宗时编《册府元龟》,仍将唐、晋、汉、周四朝列入帝王部,置梁于闰位部。

  后唐建立后,有一系列除旧布新之举,否定朱梁正统,“诏除毁朱氏宗庙神主,伪梁二主并降为庶人。天下官名府号及寺观门额,曾经改易者,并复旧名”外,甚至一度计划毁梁太祖墓,“斫棺燔柩”,赖张全义劝谏才作罢;但仍将后梁末帝等“唐朝罪人”首级,藏于太社,至后晋高祖天福二年(937),方才允许亲属与旧僚收葬。此外,还将“中兴”、“伪梁”等观念灌输给官僚阶层,规范其日常行为与文字书写。后唐明宗天成四年(929)发生的一次争论,透露了这一尝试及遭遇的抵制:

  四年八月,太子少傅李琪奉命撰故青州节度使霍彦威神道碑。初,琪仕梁至平章事,而私怀感遇之道。旧之工碑版者,奉敕撰碑,皆始叙君上奖功之道、承诏撰述之旨,每于立意,皆称臣。彦威仕梁,位至方面,及兹叙其扬历,必须指名几任是伪,几任是朝命。琪不欲指斥伪梁,所撰碑文,自初不称臣。中书覆奏云:“李琪所撰霍彦威神道碑文,既不分真伪,是混功名,望令改撰。”从之。

  神道碑具有一定的公开性,依据惯例,重要大臣的神道碑文往往由词臣奉敕撰写,内容须经审查,体现朝廷意志。按照当时“指斥伪梁”的规范,在叙述曾仕梁的官员生平历官时,“必须指名几任是伪,几任是朝命”。李琪作为梁之旧臣,不愿在霍彦威神道碑中直书“伪梁”,引发争议,被责令改撰。这场风波为我们观察五代政治文化提供了一个窗口。

  尽管灭梁之后,后唐以“中兴”自况,将朱梁比之有穷、新莽,越梁而直接承续唐正统,但在官僚阶层中,除清算少数梁末帝亲信外,留用了大批梁旧臣, 这批人成为后唐政治中颇具影响的群体。与霍彦威、李琪情况类似,这批曾经仕梁的官员如何在墓志中记叙自己早年经历,是否愿意直书“伪梁”?与神道碑不同,墓志更具私密性,除少数奉敕撰写的墓志外,朝廷难以有效控制其表达。墓志行文虽有格套化的一面,但撰者多是志主亲故,关系较密,多少透露出志主家族乃至官僚阶层自身认同。

  首先值得讨论的是梁唐之际,王镕、王处直、李茂贞这三位曾割据一方的节度使墓志。王镕、王处直曾一度降附朱温,后转而与晋联盟,最终皆死在本镇内乱中。《旧唐书》两人传记皆明确标识“伪梁”所授官爵,云王镕“伪梁加尚书令,及唐室中兴,去伪尚书令之号”,王处直“后仕伪梁,授北平王”,符合“必须指名几任是伪”的规范,《王镕传》中亦称“中兴”,云朱温为“僭号”。推考史源,很可能出自后唐修成的《庄宗实录》。

  两人墓志的表达有明显差异,或与安葬时的不同背景有关。王镕墓志仅存下半截,残泐严重,几无法卒读,志题作“图片同三司守太师兼中书令镇州大都督府长史上□□□图片”,未署梁所授尚书令一职。不过这方墓志是后唐庄宗天祐十九年(922)平定张文礼之乱后重新安葬王镕时所撰,撰者卢质是李存勖的文胆,未必反映镇州内部的认同与书写习惯。出自易定节度掌书记和少微之手的王处直墓志虽奉天祐年号,云“六年,加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师、兼中书令,进封北平王”,但未将梁所授北平王标识为“伪”,志文称颂易定王氏家族“雅为社稷之臣,式称山河之主”,依旧以割据一方的诸,侯自居。揆诸当时形势,天祐十八年王都囚禁王处直自立,次年王郁引契丹入寇,依靠李存勖援救,方转危为安,易定实有求于晋。但直至同光初,王都依旧沿袭中唐以来河朔藩镇半独立的姿态,“祁、易二州刺史,都奏部下将校为之,不进户口,租赋自赡本军”。梁、晋对峙期间,晋一直称梁为伪,如天祐十九年孔昉及妻孙氏墓志云“乙亥岁,以魏人患乐土之未安,苦伪庭之临制,愿戴英主,以便斯民”。从王处直墓志透露的情况来看,这一书写规范直到后唐建立之初,仍未推行至与晋结盟的各藩镇中。

  这种书写差异,随着后唐混一北方、控制逐步强化而渐趋一致,割据一方的强藩也不得不遵从,同光三年李茂贞墓志提供了可资比较的案例。秦岐政权是唐末五代之际割据藩镇中维系时间最长、控制范围最大者,李茂贞虽不敢公开称帝,“但开岐王府,置百官,名其所居为宫殿,妻称皇后,将吏上书称笺表,鞭、扇、号令多拟帝者”,并在境内行用唐天复年号,以示与梁、晋有别。后唐建立后,秦岐政权虽仍维,持父子相袭的局面,但慑于庄宗威势,主动称臣纳质,李茂贞墓志中的表达亦极尽恭顺:

  然后遵睿谋于全晋,誓复宗祧;除僭位于大梁,重明日月。留侯借箸,果禆创业之君;谢傅围棋,允赞中兴之主。

  志文遵从后唐“中兴”叙事,称梁为“僭位”,将“反覆多端,专谋跋扈”的李茂贞描绘成“不改二十年之正朔,永固一千里之,封疆”的唐忠臣。仅间隔一年多,王处直与李茂贞两方墓志倨恭迥异的文字,折射出庄宗灭梁后,对各割据势力的强大政治压力。王镕、王处直、李茂贞3方墓志的书写差异,反映了随着后唐“中兴”,这一规范逐步推行的过程。

  同光年间,这一书写规范对曾仕梁的文武大臣亦有约束,张全义之子张继业是这一时期所见墓志中官位最高者。唐末五代乱世中,张全义盘踞洛阳,注意劝课农桑,招抚流民,政治上选择与朱温结盟,输送财赋支持梁与晋争夺天下。后梁建立后,受封魏王,先后兼领洛阳周边河阳、忠武等藩镇。张继业后梁时官至河阳节度留后。后唐灭梁后,张全义继续受李存勖信用,改封齐王,张继业亦获留任。志文将他仕梁的经历表述为“尧水忽降,禹功未宣,天厄汉图,运僭新室。公以为无砥砺则匪石之心莫展,避罗网则长缨□志不伸,默蕴沉机,何妨立事,授郑州防御使”。遵循当时官方叙事,将梁比附为新莽,歌颂庄宗“朝万国则疾若建瓴,集诸侯则势同偃草,东渐西被,北走南驰,声教所及,车书一混”的统一洪业。但对张继业在梁代的历官,如领郓、宋两镇留务,夺情授六军副使,出为淄、沂二州牧等,并未一一标识为伪职,亦不书具体迁转年月,含混而过,借此避书梁国号、年号。李仁钊墓志表述更为严格。李仁钊是唐末幽州节度使李匡威之子,后投入朱温帐下。志文用后梁年号记事时,皆冠以“伪梁”,如“伪梁开平元年,转授内直弟三都头、检校兵部尚书”,“伪梁贞明二年,转授右厢马步使、检校司空”,称后唐为“我朝”,并云“幸会中兴,遭逢圣日”,恪守“必须指名几任是伪,几任是朝命”的书写规范。值得注意的是,志文叙及李仁钊唐末经历时,径书“光化四年,汴帅以公英仪越众,勇敢出人,遂补署厅子弟六都头”,未加贬语,不经意间透露了作为梁之旧臣,墓志中“伪梁”之称只是因循成例,并未真正视朱梁为寇仇。

  以上两人多历武职,从文官系统而言,后唐灭梁后,以唐室正统自居,提倡文治,留用大量仕梁的世家大族及李唐公卿子弟,卢文度便是其中典型。庄宗同光元年十一月丁巳诏“以吏部侍郎、史馆修撰、判馆事卢文度为兵部侍郎,充翰林学士”,但他在次年正月便去世,志文云“同光初,王师收复中原,六合混一。是时内制缺官,复诏入掌诰,密勿之地,平窥霄汉”,视唐为正统。但通篇未及梁的国号与年号,对于他仕梁经历仅以“一入禁苑,十有五年,扬历三署,华显十资”一笔带过,未铺陈具体迁转,由此避开了题署“伪梁”的麻烦。

  在中下层官僚墓志中,不乏心怀旧主、暗自沿用梁国号者。如左环及妻魏氏墓志,左环系朱温故吏,乾宁四年(897)卒于汴州,未及见梁受唐禅,妻魏氏于后梁龙德二年(922)去世,或因战乱之故,两人的合祔一直迁延至同光二年十一月。长子左昭远“因衔命遐藩,殁于王事”,二婿右龙骧军使张彦威、右千牛卫将军赵彦能“偕终王事,不尽天年”,大约死于梁、晋战争中,可知其家族与后梁关系密切。后唐灭梁后,其子左庭训因系张全义部属,入唐后仍保有官职。但家族在政治上倾向前朝,墓志渲染其父左环参与朱温创业的事迹,“当梁东平王定难之际,仗钺临镇之初,公即同陟艰危,共立勋业”,并有意选择使用干支记录魏氏卒、葬年份,“甲子毕于壬午岁”、“即以甲申岁十一月二十六日自汴州迁于洛阳”,规避行用后唐年号。

  总而言之,灭梁后,庄宗李存勖以兴复唐室自居,视梁为僭伪,发展出一套“尊唐贬梁”的书写规范。借助墓志材料,我们可以观察到,在这一官方书写规范下渗到官僚阶层的过程中,因个人或家族政治立场不同,产生表述上的微妙差异。在“中兴”统一声部的压制下,借助志文的隐微书写,掩映着些许前梁官员规避直书“伪梁”的杂音。

  二、国号之争与题署“伪梁”规范的松动

  这些或隐或现的杂音,在庄宗被弑、政局遽变后,汇聚成共同的反对声浪。众所周知,庄宗同光末年重用宦官与伶人,疏忌功臣,引发动乱。受乱军拥戴继立的李嗣源,一方面仅是李克用的螟蛉子,并无血缘关系;另一方面也有改弦易辙,与庄宗晚年失政划清界限的需求。因此在议定明宗即位仪注时,围绕是否要改易国号,发生了激烈争论:

  霍彦威、孔循等请改国号,不行土德正朔,豆卢革不能决。安重晦具奏,上顾谓藩邸近侍曰:“若何改国号为正朔?”左右奏曰:“先帝以锡氏宗属,为唐雪冤,继为昭宗皇帝后,国号曰唐。今伪朝旧人,不欲殿下称唐,请更名号耳。”帝因呜噎泣下曰:“……即武帝功业,予功业也,先帝天下,予天下也。兄亡弟绍,于义何嫌,同宗异号,出何典礼?人之多僻,可见其心,历之衰隆,吾当自受,莠言无所取也。”彦威等言“唐之运历已衰,不如自创新号”,故上言“衰隆自受”。执政召廷臣议,依违不能决,吏部尚书李琪曰:“殿下以宗室勋贤,立大功于三世,一昨雨泣赴难,安定庙朝,抚事因心,不失旧物。若一旦别移统制,先朝便是路人,茕茕梓宫,何所归往!不惟殿下失追感旧君之义,吾辈何安!况以前事宗室,言之则汉昭帝无后,霍光征刘贺宣帝典丧事是也;以本朝言之,则孝和玄真、文宗武宗皆以兄弟出继典丧事,即位如储后之仪。遵行此礼,断自不疑。”遂即帝位。

  提出改易国号动议的霍彦威、孔循皆属前梁旧臣,支持沿用唐国号的藩邸近侍,大约是追随李克用父子平定天下的河东元从。更改国号的背后,实质上是重定德运次序。唐为土德,后梁代之为金行,“金行启祚,玉历建元”,庄宗灭梁,援引光武中兴故事,将后梁比附为新莽,复为土德,这一正闰之分,借助“中兴”与“伪梁”这一互为支撑的话语,构筑了后唐政权的合法性。霍彦威等主张重新讨论德运所承,“不行土德正朔”,意在承认梁之正统,重定德运。因此4年之后,在霍彦威去世时,围绕其神道碑是否书“伪梁”的争议,反映了前梁官员长期的政治倾向。

  后唐官僚阶层融汇梁、晋,但在正统上“承唐伪梁”,由此导致的名分之争绝非仅此两次。如在庄宗生前,曾“命从官拜梁祖之陵”,物议非之。明宗巡幸汴州,“掌事者因缘修葺衙城,遂挂梁室时宫殿门牌额”,亦遭人窃议。这两次提出非议者恐是河东旧属。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名义上称梁为“伪朝”的规定延续至后周,但从墓志透露信息来看,明宗继位之后,这一规范在实际运行中已有松动。

  葬于天成年间的孙拙、崔詹、崔协、韩恭4位曾仕梁的文武臣僚,其墓志运用了相近表达格套,一方面循例称后唐灭梁为“中兴”,如崔协墓志云“国朝中兴,宪法再举”;另一方面,详细记录志主从唐末至梁的仕宦履历,但尽量避免使用梁国号、年号。如提及唐、梁易代时,常以“天步多艰”这样的话带过。较极端的例子是天成四年韩恭墓志,记其历官云“公初任梧州刺史、检校尚书右仆射,次任郑州刺史、检校尚书左仆射,次任金州刺史、检校前官,次任单州刺史、检校司空,次任邢州刺史,次任洺州刺史,次任宿州刺史、检校司徒,次任绛州刺史,次再任宿州刺史,次任邠州节度使、检校太保,次再任邠州节度使,加兴国推忠功臣,次任守右金吾卫大将军兼街使,次任守左金吾卫大将军致仕”,这一长串历官让人难以分辨志主以何者仕梁,以何者仕唐。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梁乾化三年(913)韩恭妻李氏墓志,其中叙其夫历官,系年翔实准确,如“开平三年,遂拜宿州牧。四年,又除绛州刺史,加司徒”,由此可知韩恭墓志盖有意避书国号、年号。王禹墓志则采用另一种办法,王禹娶张全义侄女,“于大唐天祐二年起家,以处士征,除授许州扶沟县主簿”,继而仕梁,志文为了避免题署梁年号,云“故齐王于天祐八年尹正洛京”,用天祐取代了实际行用的乾化年号。某种意义而言,天成四年霍彦威神道碑书法的争议,或可视为河东旧臣对前梁官员日渐松弛自我规约的反弹。

  这场风波并不能改变书写“伪梁”规范难以长期维系的现实。明宗长兴四年(933)张继达墓志,云其“入仕之始,梁季帝赐名昌远,后庄宗皇帝即位,公以名与庙讳同,遂改斯名耳”,将梁、唐视为相继两代。张继达系张全义之侄,与张继业墓志相较,不难看范松动的迹象。后唐末帝清泰三年(936)落葬的后梁名将戴思远,志文一方面如孙拙、崔詹、崔协、韩恭等先例,详细记录他在后梁的仕宦经历,同时小心翼翼地避免出现梁国号与年号;另一方面又大书“值土德中微,金精方炽”,视梁为正统。类似者还有同年张珽墓志,张珽后梁时避地马楚,至明宗时方仕唐,志文将梁、晋相争的历史描述为“时南北对垒,朱、李寻戈”,持局外人态度。

  当然也有依旧称梁为“伪”者,主要集中在追随李克用父子平定天下的河东旧臣中。典型如天成三年张居翰墓志,志文一方面称“中兴唐祚,改号同光”;另一方面在提及与梁有关的人物与事件时,前皆冠以“伪”字,如“亲临伪境”、“伪将段凝统师十万”等。另一类则是出自官方的重要人物墓志,如清泰二年李愚墓志。李愚曾仕后梁,后唐时位至宰相,去世后“天子废朝,礼官表行”,志文由翰林学士知制诰张砺撰写,因此不像其他梁旧臣墓志有机会规避直书“伪梁”,而是恪守官方话语,如云“为伪梁后主所知,除秘书省著作佐郎,不获已而拜命”、“当庄宗与伪梁对垒之际”等。

  后唐灭梁后,因在德运上越梁承唐,发展出了一套以“中兴”与“伪梁”为标识的书写格套,作为强制性规范加以推行,落实到具有一定私密性的官员墓志中,随着时间推移,其控制力日益减弱。在前梁旧臣群体中,对直书“伪梁”的要求,往往采用各种办法规避。即使勉强因循,通读志文,亦不过是敷衍王命,并未真正视前朝为“僭伪”。另外,除左环这样少数人外,墓志皆直书后唐国号、年号,称后唐为“中兴”,承认其正统。前梁旧臣对“伪梁”与“中兴”这两个符号一弃一取的矛盾姿态,恐怕不能被轻率地解释为心怀故主。这一群体中多数人都曾历仕两朝甚至三朝,在五代政治文化中,并无忠于某朝的强烈意识。恐怕更多还是出于官僚阶层自利取向,视梁为“僭伪”,这些官员在前朝的仕宦经历便成了“伪命”;而将唐、后梁、后唐视为三个相继的正统王朝,“不分真伪,是混功名”,才是他们更乐意接受的历史叙事。

  三、“后唐”一名的出现与流行

  五代所用国号,皆是前代曾使用过的,故后世史家习惯在这五朝前冠以“后”字,以示区别。这本是传统史籍编撰通例,绝非本朝人自称。但与其他四朝不同,“后唐”一名出现甚早,后晋高祖天福二年八月乙巳诏云:

  应自梁朝、后唐以来,前后奉使及北京沿边管界掳掠往向北人口,宜令官给钱物,差使赍持,往彼收赎,放归本家。

  此时,距后唐灭亡尚不足一年,“后唐”之称似已出现在官方诏敕中。此后“后唐”一词大量出现在史籍中,检后晋、后汉、后周三朝人物传记,比比皆是。尽管《旧五代史》中“后唐”之称很可能系宋初史官改写,但至少证明最迟在宋初,“后唐”一名便已定型,远早于其他四朝。

  进一步检核出土墓志,我们发现“后唐”一名出现时间更早,竟是本朝人的自称。目前所见最早使用“后唐”一词的是同光三年崔协为其妻卢氏撰写的墓志。卢氏卒于唐末,至同光三年天下安定时,崔协才有机会将卢氏与其母一并从河中迁回洛阳安葬。墓志先记“大唐庚子岁”二人缔结婚姻,又云卢氏去世后,“及后唐未振起已前,邈是四十余年,迁举归先原不得”,直至“后唐同光三年岁次乙酉十一月戊子朔十三日壬寅”方得落葬。卢氏未入梁,志文中未提及后梁国号、年号并不足怪,只是崔协作为前梁旧臣,分别以“大唐”、“后唐”标识两朝,值得重视。一般而言,唐人碑志称呼本朝多用“大唐”、“圣唐”、“巨唐”等,庄宗以“中兴”自命,接续正统,绝不可能以“后唐”自称。由于唐与后唐间隔了梁,尽管梁被后唐官方视为“僭伪”,但墓志作为一种大致以时间先后记叙志主生平的文体,也有区别两者的客观需求,那么对墓志中出现“后唐”之称的原因,需要寻找更多的文本比对分析。

  可以注意到“后唐”一词在明宗时用例渐多,至后晋时趋于普遍。如天成二年任元贞墓志,志题即作“后唐故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工部尚书守郑州都粮料使兼御史大夫任府君墓志铭并序”,志文中分别以“前唐”、“梁朝”、“后唐”标识他历仕三朝的经历,并不称梁为“伪”。天福二年杜光乂墓志云“后唐再立,迁公工部郎中”,天福五年梁瑰及妻王氏墓志,称梁瑰“始在梁朝,知华州进奏”,云其“粤自贞明初,迄于同光末,为一方耳目,勾千里梯航”,至后唐甲申岁卒于洛阳,志文叙及梁国号、年号,皆不书“伪”。天福四年郭彦琼墓志,虽未书后唐,但以“后以前唐季末,受禅归梁,公以旧职不移,新恩显著”、“复遇唐祚中兴,庄宗皇帝入洛,显承宣命,职处旧司”概括志主仕宦三朝的经历。以上几方墓志皆出自官僚阶层,其中任元贞、梁瑰、郭彦琼系前梁旧臣,他们一方面规避直书“伪梁”,另一方面用“后唐”指称本朝,或隐晦表达出对梁正统的承认,毕竟在两个唐朝之中曾经存在过一个梁,才有区分两者的必要。

  如果以上所论尚有推测成分,比较一下前、后蜀墓志的书法,或能发现更凿实的证据。五代割据四川的前蜀、后蜀两个政权,皆自立为帝,前蜀同样以“金承土运”自居。后唐灭梁后,前蜀犹不宾服,同光三年九月,庄宗命魏王李继岌、郭崇韬率大军讨伐,一举灭蜀。因此与“伪梁”一样,后唐官方文献一律称蜀为“伪”,墓志中亦如是。如前引李愚墓志云“伪蜀主”、“伪蜀兵”。对于曾仕前蜀的士人而言,同样面临是否要在墓志中直书“伪蜀”的困境。

  天成三年王锴墓志提供了一个有意思的案例。王锴唐末进士及第,后避地四川,仕至宰相,前蜀灭亡,随例归唐,以检校司空、工部尚书致仕。志文大体恪守规范,称“伪太后”、“伪诸王”,叙其兄王岵历官亦云“皇任伪蜀尚书左丞”,为避免出现前蜀年号,一律以干支代替。与循规蹈矩的志文不同,墓志撰者、书者题署结衔时,皆未书“伪蜀”,而以“旧蜀”指代。因此王锴墓志中存在“伪蜀”、“旧蜀”两套分属官方和前蜀旧臣的话语。这并非孤例。天成三年许仁杰墓志,志题作“大唐故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兵部尚书使持节维州诸军事守维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国旧蜀明忠秉义彰勇功臣右神麾军使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尉前守绵州刺史上柱国临颖郡开国公食邑一千五百户许公墓志铭并序”。许仁杰系王建养子王宗播之子,作为前蜀降将,墓志分署他在后唐、前蜀的官爵及功臣号,这一做法显然违背了同光三年灭蜀后庄宗诏书规定:“爵如是旧伪署将相已上,与开国男三百户,余并不许有封爵。其有功臣名号,并宜削去。”两方墓志皆以“旧蜀”指代“伪蜀”,透露出前蜀旧臣的自我认同。

  灭蜀后不久,后唐发生内乱,庄宗被弑。西川节度使孟知祥借机割据自立,明宗继位后,对此鞭长莫及,仍以官爵羁縻,直到清泰元年,孟知祥才正式称帝。前引许仁杰墓志能题旧蜀官衔,其实是孟知祥据蜀后,书写“伪蜀”政治规范松动的结果。孟知祥出身河东,娶李克用之女福庆长公主,后蜀政权核心成员多来自随其入蜀的后唐军将,他们墓志中如何表述前蜀、后唐、后蜀三个政权关系呢?首先可以注意到的是,名义上仍维系羁縻关系的长兴三年福庆长公主墓志。这方具有官方色彩的墓志,由东川节度判官崔善奉命撰,志文尽管也提及“庄宗绍兴”,开篇即云“福庆长公主李氏,即后唐太祖武皇帝之长女”。后蜀建国后,目前所见3方原后唐将领的墓志,无论地位高低,一律书“后唐”。如张虔钊墓志叙其家世云,“祖荣,后唐赠银青光禄大夫、检校户部尚书、兼御史大夫。显考简,后唐赠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尚书左仆射、兼御史大夫、上柱国;显妣梁氏,后唐赠汧国太夫人”,并称唐为“旧唐”,以示区别;徐铎墓志云“仕后唐庄宗皇帝”;孙汉韶墓志也区分“唐”与“后唐”,“公即唐云州别驾讳□之曾孙,岚州使君、司徒讳昉之孙,后唐振武军节度使、赠太尉讳存进之长子”。这种高度一致的书写,不得不让人怀疑孟知祥集团脱离后唐自立后,为建立地方政权认同,有意区分“唐”与“后唐”,以显示前蜀政权的正统性,构建起唐—旧蜀—后唐—大蜀这一王朝正统谱系。

  与后蜀墓志相较,洛阳周边出土题署“后唐”的官僚阶层墓志没有那么明显的一致性,由于称“后唐”的墓志多出现在曾仕梁的官僚群体中,考虑到这些人同时暗自抵制直书“伪梁”的要求,虽然不能说每方墓志都有微言大义存焉,但“伪梁”与“后唐”两个称呼此消彼长的趋势,无疑为观察这一时期官僚阶层的心态提供了一个幽微的窗口。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后唐”一名行用渐多,逐步从上层官僚渗透到中下层士人中。如在焦作发现的卢得一、卢真启父子墓志,两人分别卒于唐中和五年(885)、梁乾化元年,仅仕至县令,至明宗天成年间改葬,重开墓室,在旧志上补刻“后唐天成二年三月廿一日迁于武德县期至乡冯封里大茔之右”,作为迁葬标识。长兴元年严二铢墓志铭文亦有“间生英哲,光予后唐”一语。

  除了向下渗透外,这一称呼也从洛阳传播开来,甚至流传边地。如敦煌文书《法体十二时》(P.3113)题记云“时后唐清泰贰(叁)年在丙申三月一日,僧弟子禅师索祐住发心敬写法体十二时一本”,《开蒙要训》(S.5584)首题前有“后唐清泰贰年乙未岁二月十五日,莲台寺比丘愿丞略述写记”;榆林出土天福八年何德璘墓志、刘敬瑭墓志皆称“后唐同光三年”,作为半独立藩镇,定难军的两方墓志在提及梁国号与年号时,自然也未加“伪”字;浙江慈溪桥头镇越窑遗址附近发现的杨从鲁瓷墓志,志题作“后唐东都余姚县梅川乡石仁里故弘农杨氏墓志名并序”;内蒙古巴林左旗盘羊沟发现葬于辽会同六年(943)庄宗德妃伊氏墓志,志题作“大契丹国故后唐德妃伊氏玄堂志并铭”,皆是例证。

  这些文字出自不同地域及社会阶层,但基本可以判定无论中原地区的中下层士人,还是割据一方的归义军、定难军、吴越国,乃至与后唐兵戎相见的辽,他们使用“后唐”一名并无深意,所能观察到的是“后唐”逐渐取代作为官方话语的“中兴”,成为新朝代称。

  较之于“中兴”与“伪梁”这样具有褒贬意味的书写规范,“后唐”一名的出现与流行,大约是士大夫社会“自然”的产物。检视相关文本,若持较审慎的态度,无法确定“后唐”一名在多数时候到底是微言大义,还是仅系客观陈述。不过随着这一名称流行,加之书写“伪梁”规范的放松,两者的合力在不经意间消解了“中兴”叙事的神圣感。

  四、“清泰伪朝”与书写的随意化

  清泰三年,后唐河东节度使石敬瑭起兵反叛,唐末帝派大将张敬达率军讨伐,石敬瑭在契丹援助下,击败围攻的唐军,进而攻陷洛阳,建立后晋。作为明宗女婿,石敬瑭称帝后,远绍明宗,将以明宗养子身份夺位的李从珂视为“伪朝”。其年十一月己亥“改长兴七年为天福元年,大赦天下”,同时仿照后唐贬梁为“伪”的先例,规定书清泰为“伪朝伪主”,这类书法在《旧五代史》中仍有不少留存。这一强制性的书写规范是否也落实到墓志中?

  从目前发现材料来看,这一规范的约束力远弱于题署“伪梁”,仅有两方墓志遵从:一方是晋少帝开运二年阎弘祚墓志,称“及明宗晏驾,至清泰僭朝,告哀于四藩,馈舟车于两郡”;另一方是后周显德二年石金俊及妻元氏墓志,云石金俊“以长兴七年六月二十一日遘疾卒于太原之私第”。石金俊与石敬瑭同宗,其子石仁赟参与晋高祖太原起兵,因此元氏母以子贵,累封至河南郡太夫人。作为石氏宗亲,尽管当时周太祖已下诏“今后不得以梁朝及清泰朝为伪朝伪主”,墓志中仍恪守前朝旧规,以长兴七年代替清泰年号。

  但大多数后晋墓志提及清泰年号时,并不刻意避忌,更遑论直书“伪朝伪主”,其中不乏高官显宦。如天福二年安万金墓志云“清泰二年,除授均州刺史”;天福四年郭洪铎墓志曰“清泰初,以有遗爱于瀛州,授隋州刺史”;天福五年王建立墓志云“来年,潞王入洛,改清泰元年,征出授天平军节度、兼中书令”;天福七年周令武墓志曰“清泰元年,进封开国子”。以上4方墓志志主皆仕至刺史以上高官,其中潞州节度使王建立封韩王,死后赠尚书令,是目前所见天福年间墓志中身份最显赫者。由此可知,在石敬瑭生前,书清泰为“伪”的规范即已无法强制官僚阶层恪守,影响仅及诏令、实录等官方文献层面。但在更具公开性的石刻中,书清泰为“伪”的要求至少在天福年间尚能得到较好遵守,如天福六年马文操神道碑记其子马全节在石敬瑭起兵时,“舍伪存真,开门解印”;天福五年《新修斛律王庙记》云“□伪朝而绩用无双,树真王而功名第一”。

  少帝开运之后,书清泰朝为“伪朝伪主”的规范更加弛废,如开运二年沧州节度使王廷胤墓志云“清泰皇帝既遵人望”;开运三年李继忠墓志称“潞王赴国,宝祚俄移”;后汉乾祐元年(948)杨敬千及妻李氏墓志曰“又值清泰龙飞”,皆视清泰朝为正统。在具有公开性的官方刻石中亦如此,开运三年时任建国军节度使冯道撰《移文宣王庙记》,开篇即云“清泰中,道初领镇之时”。

  大约与此同时,入晋之后书写“伪梁”的规范亦趋松弛。如天福二年申鄂墓志先称“值梁氏革政”,又云“唐庄宗皇帝反正”;周令武墓志曰“前唐天祐初”、“同光元年冬,梁运才终,唐祚初启”;天福七年任景述墓志云“抑又清河少师奉诏梁朝”,皆将唐、梁、后唐视为相继的三朝,并无正闰之别。这种变化无疑与当时政治气候有关,后晋虽因循后唐,仍视梁为“伪”,但已无梁、晋对立的政治基础,后唐致力建构的“中兴”叙事,对其并无实际价值。这不但体现在墓志等较具个人色彩的文字中,亦见于庙堂之上。天福二年二月议新朝庙制,张昭远上书云:

  唐末梁室朱氏有帝位,亦立四庙,朱公先世无名位,虽追册四庙,不立太祖,朱公自为太祖。此则前代追册太祖,不出亲庙之成例也。

  即使这一文本曾经宋初史臣改写,如将“伪梁”改为“梁室”等,但在正式朝议中,将后梁旧例作为“故事”援引,无疑已默认了梁的存在,这与庄宗“中兴”之初,以“自朱温僭逆,删改事条”为由,废除“伪梁”律令,恢复本朝旧制的决绝态度形成鲜明对比。

  随着后梁、后唐正统之争淡化,从后晋到周初,墓志中仍有个别书“伪梁”者,与之前避书或直书“伪梁”墓志往往出自前梁旧臣与河东元从这两个对立的官僚阶层不同,这期间题署“伪梁”的墓志,并无明显出身差异。如天福五年张季宣妻李氏墓志,张季宣系张继业之子、张全义之孙,其家族与朱梁关系密切,至后唐末已家道中落,仕宦不显。志文甚至未记张季宣历官,但行文格套仍蹈袭前朝旧规,“先王首佐唐朝,在僖、昭之际,逮于鼎革,立浑、郭之勋。至庄宗克振宗祧,重光帝室,保厘洛汭,垂四十年,追复本朝,继三百祀”,强调唐的正统,回避其祖、父在梁的仕宦经历。乾祐元年罗周辅墓志,志主本前梁旧臣,却直书“自伪梁末,初任博州长史”。前引郭洪铎墓志恰恰相反,志主本刘守光部将,后投庄宗,属河东旧僚,志文叙其经历云“因投庄宗皇帝,时未即位,梁室称尊。君臣既辑,父子同心,誓指山河,愿复家国”,未书梁为“伪”,又曰“值庄宗皇帝晏驾,明宗皇帝登朝,以其有勋于前朝,加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空,授涿州刺史”。将庄宗、明宗视为“两朝”,折射出时人微妙的观念,或可与明宗继位时改国号的争议相印证。乾祐元年夏光逊墓志,志主叔父夏鲁奇是庄宗亲将,云“寻值中原鹿走,武库剑飞,庄皇驾戎辂以吊民,梁主轻宝符而丧国”,亦将梁、唐视为相继两代。出身河东的两位将领李继忠、王舜则分别在墓志中题署“后唐”,李继忠墓志云“即后唐太祖武皇之孙,庄宗皇帝之侄”,王舜墓志曰“公初励职后唐明宗”。

  更能体现这种书写随意性的是开运元年郭在岩墓志,志主虽系郭子仪五代孙,然仕宦不显,一生辗转县尉、县令之位。志文云“伪开平元年,又授汴州封丘县尉”,之后提到“乾化四年”时又未书伪。墓志平阙较为严格,提及“唐汾阳王”、“尚父”、“唐光化二年”、“晋天福六年”等皆提行,但并不一致,述及后唐同光、长兴年号,与开平、乾化一样,皆未敬空。目前所见最晚一方称梁为僭伪的墓志,是后周广顺二年(952)刘琪及妻杨氏墓志,称“唐朝中否,梁室僭称”,两年后,周太祖便正式下诏“今后不得以梁朝及清泰朝为伪朝伪主”。考刘琪本人经历,他早年出仕魏博,假户曹掾,唐庄宗在邺城称帝后,方“擢居枢密院,授将仕郎,征州司马”,天成中累迁同州长史、青州别驾,谈不上参与后唐建国,官位亦不显。以上两方墓志中的表述只是因循格套,并无深意。入晋之后,随着书写规范强制力日渐消失,仍题“伪梁”者,多数只是之前惯性残留,已失去原初政治意味,因此才会有广顺二年王重立墓志“即以梁唐天祐十五年十一月七日终于故里”这样不伦不类的书法。制度与习惯本是两条互有张力的线索,书写习惯最初无疑靠强制力规训而成,但当强制力减弱时,习惯仍会保持一段时间。直至显德六年王朴上书时,仍称“逮夫伪梁、后唐”。

  从宏观角度来看,后唐无疑是五代正统竞争的胜利者,后晋、后汉、后周三朝在德运上承自后唐,后周马从徽墓志云“金行失御,炎灵改卜”,此处“金行”指的不是后梁,而是代唐而起的后晋。后汉本行火德,后周为配合五行相生观念,同时贬低北汉正统,改后汉为水德,故云“以木德代水”,因此后唐至后周的德运次序是土—金—水—木,仍视梁为闰,北宋亦承此谱系,以火德自居。

  如果我们转而观察权力的毛细管如何运作,官方书写规范如何制约官僚阶层墓志书写,个体如何接受、规避与消解统一的政治话语,则会发现不一样的历史画面。从微观词汇史角度而言,谁又是五代正统之争的胜利者?此可借周宋之际卢价墓志稍窥端倪。卢价卒于后周显德六年,葬于北宋建隆元年(960)正月十四日,当时赵匡胤黄袍加身不过一周,志文用干支指代卢价卒、葬年份,或微有寄意,复以“后唐之命”、“晋氏之命”、“汉帝之命”、“隆周授历”来划分志主历仕四朝的经历。历史演进的结果是曾作为正统标识的“伪梁”与“中兴”消失了,“梁朝”与“后唐”日渐流行,并逐渐被官方所接受,开宝六年(973)《修五代史诏》便称“其梁氏及后唐、晋、汉、周五代史,宜令参知政事薛居正监修”,成为宋人对两朝通行的称呼。

  余 论

  当我们重新观察五代更替,不难发现后晋虽以清泰为“伪朝”,但远绍明宗正统;后晋被契丹所灭后,刘知远起自河东,“其国号正朔,未忍遽改”,以少帝开运四年改称晋天福十二年;郭威代汉,假借汉太后诰。这三朝表面上是力取,实则一脉相承。在这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革命”与“禅让”之中,后唐视梁为“伪”才是关键,构成五代正统之争的主线。历代德运次序的讨论,多侧重于立,特别是在分裂时期,常需远攀某一大一统王朝来塑造或强化本朝正统地位。五代正统之争与此不同,庄宗“尊唐贬梁”,立足于破,通过否定前朝,确立自己承继唐室的合法性。一般而言,由于前朝已亡,作为权力的缘饰,德运之争多在礼仪、思想等层面,与实际政治关涉较少,久议不定者亦不鲜见。后唐虽然以梁为“伪”,但在官僚阶层中吸纳了大量前梁旧臣,使对前朝的否定变成了一个现实政治问题,遭到部分朝臣或明或暗的抵制。随着庄宗被弑,“中兴”渐成泡影,这一书写规范虽然在官方层面沿袭至后周,但从墓志中实际使用情况来看,很早便成具文。入晋之后,书与不书大多沿袭惯例,并无微言大义可求。

  在传统政治集团分析框架下,五代政权的转移往往被视为起自河南的朱梁与以河东为根据地的代北集团间的争夺,唐、晋、汉、周正统上的一脉相承,则被目为后者胜利的结果。循此脉络,书写“伪梁”规范的出现与消失,不过是王朝兴衰的注脚。若转换视角,借助墓志材料,不难发现这一规范并非随一纸诏书旋生旋灭,当皇权渗透至墓志这一具有一定私密性的文本书写实践时,效力与局限并存,存在官方规范、士人避书与书写习惯等多方面的角力。同样,官僚阶层对书写“伪梁”规范的遵守或规避,初期虽有政治分野的影响,行为上仍多有个体差别,并非党派政治所能涵括。如果说书写“伪梁”的争议传世文献中尚有蛛丝马迹可寻,那么“后唐”一名出现和流行,进而成为宋初官方称呼的过程,只有依赖墓志材料方能勾勒。“伪梁”与“后唐”,前者是政治权力的产物,后者或来自士大夫社会约定俗成的称呼,两者的消长共同构成复调的历史。此时,出土墓志不再是补充历史细节的附庸,而为传统以事件或人物为中心的政治集团研究,转向思考王朝的日常统治提供了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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