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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元史研究述评
作者:李春圆 来源:《中国史研究动态》2021年第4期 时间:2021.09.24

  近年来,随着新生研究力量的成长,中国元史研究的视野、领域不断拓宽,在传统议题深化的同时,跨越朝代、跨越东西方的贯通性研究日益成为潮流。2020年的元史研究也延续了这一大的趋势,出现了不少别开生面的成果。

  在分章述评之前,先介绍若干再版或旧作结集的论著。陈高华是老一辈学者中研究元代经济、社会史的代表性学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再版了由他领衔编著的一批经典著作,包括《元代风俗史话》《元代经济史》《元代政治制度史》《元大都元上都研究》和《元代文化史》。此外,陈高华《元史研究论稿》经增订后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再版,所收论文亦以与经济、赋役相关为主。周清澍在元代民族、政治、文献等多个领域卓有建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三卷本《周清澍文集》收录了20世纪50年代至2019年间的学术论文70余篇。韩儒林《元史讲座》(北京出版社)以不大的篇幅对元代历史和成吉思汗生平作了精炼概述。

  一、史料整理、文献研究

  首先要提到的是,李治安主编《元史研究资料汇编补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在《元史研究资料汇编》(杨讷主编,中华书局,2014年)的基础上更加搜取,收录了105种稀见古籍文献。本年度有两种重要的元代典籍获得点校出版。一是贾敬颜校注、陈晓伟整理《圣武亲征录(新校本)》(中华书局),使用十余种版本并参校诸书,为研究提供了可信且便利的校定本。二是周少川、魏训田、谢辉辑校《经世大典辑校》(中华书局),将散在各处的《经世大典》文本汇录一处,便于查检,但文本转录、标点均有较多问题,无法取代旧本。

  对传统史籍的文献学研究依然有不少优秀成果。陈桱《通鉴续编》中的蒙元前期史事有独特的史料价值,但此前学者利用不多。曹金成《史事与史源:〈通鉴续编〉中的蒙元王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系统梳理了该书相关文本及其史源,并对重要史事有所考证。苗润博《〈辽史〉探源》(中华书局)以“文本取向的史源学”方法解剖《辽史》的文本结构,实际上也就是还原了元末编纂《辽史》的工作路径。陈新元《〈元史〉列传史源新探》(《中国史研究》第2期)论证了《经世大典·臣事》是《元史》列传的主要史源之一,补充了有关《元史》史源探讨的重要一环。《明氏实录》一向被认为是研究元明之际四川明氏政权的重要史料,但杨晓春《今本〈明氏实录〉出自〈国初群雄事略〉考》(《中华文史论丛》第1期)考证今本《明氏实录》是清代人根据《国初群雄事略》的转引文字重新辑录而成,没有独立史料价值。此外,钱大昕是乾嘉学派中对元史研究贡献最大的人物,前人多有传闻他曾为弥补明修《元史》的不足而新作《元史稿》,但李鸣飞《钱大昕〈元史稿〉故实考辨》(《中国史研究》第3期)论证了钱大昕并无“新作”之举,日人岛田翰所谓目睹残稿之说不可信。

  碑刻一直是近年来元史史料开拓的重要方向,成果日益丰富。张国旺《京津地区元代碑刻略论》(《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第10辑,上海古籍出版社)概述了京津地区的元代碑刻。王晶《关于元代曲阜儒家碑碣文献命名及立石年代问题》(《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第37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修正、补充了森田宪司《曲阜地域の元代石刻群をめぐって》(《奈良史学》第19号,2001年)对元代曲阜碑刻的命名与定年的错、漏。赵卫东、陈法永等汇录了部分金元时代的全真道教碑刻(《金元全真道碑刻集萃》,山东大学出版社)。这些都是具有工具性质的论著,很便于使用者查检参照。

  有关单篇碑刻的刊释成果中,涉及人物较为重要的有:王晓欣《元〈张儆墓志〉及相关问题考述》和吴倩、郑旭东《元贺仁杰墓志铭史料价值考略——兼谈〈元史·贺仁杰传〉的史源》(二文均在《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第37辑)、朱建路《元富珪墓铭跋》(《文物春秋》第4期)等。陈丽华《元代泉州官宦家中的妇女——以三方女性墓铭为例》(《福建文博》第2期)利用新刊墓志考察了元代三位不同家庭背景下女性的教育与生活状态,是难得的女性墓志的专门研究。

  明清族谱近年来也成为元史开拓的新方向,罗玮《新见河北大名董氏藏元〈藁城董氏世谱〉清嘉庆抄本研究》(《文史》第3辑)刊布了河北董氏清抄本家谱的相关内容,为研究元代藁城董氏这一显赫政治家族提供了重要资料。另外,余辉《新发现元人胡棣〈伯友诗集〉考论》(《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第37辑),温旭等《元至正进士循州达鲁花赤阿里沙家世考》(《清华元史》第6辑,商务印书馆)等都是从族谱中发掘出新资料。这方面的成果数量尚不多,但已显示出了潜在的广阔空间。

  《史集》是伊利汗国官修史书,也是最重要的波斯语蒙元史籍之一。过去国内学者主要利用俄译本、汉译本,近年来许多学者开始直接运用波斯文本展开研究。张晓慧《〈史集〉议会本源流新探》(《清华元史》第5辑,商务印书馆)考察了《史集》伊朗议会图书馆藏本与伊斯坦布尔本的关系,认为二者都是该书修纂的阶段性产物。藏文典籍、档案中也有丰富的蒙元史事,此前学者熟知的主要有《红史》《汉藏史集》等,近年来的运用范围也在扩大。《雅隆尊者教法史》是元明之际编成的重要藏文史籍,有关蒙元纪事的部分引用过已经亡佚的元代官修《脱卜赤颜》,史料价值很高。曹金成《〈雅隆尊者教法史〉蒙元史事考辨》(《史林》第1期)考察了该书中有关成吉思汗祖先、世系和元代政治相关的若干记载的史料价值。

  薛磊《元代官方印章与制度史研究》(人民出版社)在此前出版的《元国书官印汇释》(照那斯图、薛磊,辽宁民族出版社,2011年)的基础上增补辑录了一批官印。李明晓《新见魏晋至元买地券整理与研究》(人民出版社)汇录了若干元代买地券资料。两书都具有专题资料汇编性质,便于查检使用,但后者存在改动史源文本而不加注的情况。

  二、政治、法律

  包括制度史在内的广义上的政治史一直是元史研究的重点领域,蒙古政权的建立及其结构、性质则是其中的核心议题之一。曹金成《“大蒙古国”国号创建时间再检讨》(《文史》第2辑)否定了“大蒙古国(Yeke Mongqol Ulus)”于1221年建号的看法,认为这一问题仍悬而未决。宫海峰《蒙元时期的“可汗”与“汗”》(《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第37辑)认为蒙元时代蒙古语文献中的“合罕qa’an”与“罕qan”只是不同发音特点在书面语上的体现,并没有前人认为的语义和政治上的区别。

  蒙元王朝向中原体制的转型及其导致的制度“二元性”是元代政治史研究的另一个核心方向。张帆《元朝的多民族统一与国家认同》(《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第1期)认为元朝的军事优势、统治过程和制度创新促成了对中原的认同、版图的巩固,并较好地处理了大一统与因俗而治的张力。陈佳臻《元朝统一前六部设置考》(《史学月刊》第3期)梳理了元代六部体系逐渐成立的制度建设过程。张晓慧《元代殿中侍御史小议》(《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第10辑)阐述了元代殿中侍御史跨越内外朝的“怯薛化”倾向。王敬松《元朝的宣赦仪式——兼与唐、宋、金诸朝比较》(《清华元史》第5辑)梳理了元朝宣赦的仪式、传达体制及相关制度。钟焓《内耗与纷争:〈红史〉至大二年圣旨所见元朝政治博弈》(《历史研究》第3期)对《红史》所附的藏文“优礼僧人诏书”文本作了元代历史语境下的意义复原,讨论了诏书所体现的元代宣政院与传统中枢机构如中书省等的矛盾。李治安《在兼容和划一之间——元蒙汉杂糅与明“配户当差”治天下》(《古代文明》第4期)归纳了元代在临民理政上“兼容并蓄”的特点,并将之与明初“极端划一”作了比较。

  元代政治文化重视出身(“根脚”),因此包括蒙古宗亲与功臣勋贵在内的政治家族是元代的重要现象。罗玮《元世祖朝名臣董氏诸兄弟仕宦生涯考述》(《清华元史》第6辑)细致考察了元代藁城董氏家族第二代特别是董文炳、董文用、董文忠等成员的仕宦历程。闫天灵《西道诸王合丹、阿只吉、小薛事迹考辨》(《中南民族大学学报》第2期)考证了合丹曾随蒙古入川伐宋、小薛是合丹之孙等史实,以及相关宗王在当时政治上的影响。

  元代军事的研究传统上以军队编成、对外扩张等为重点,但周思成《规训、惩罚与征服:蒙元帝国的军事礼仪与军事法》(山西人民出版社)别开生面,以类似人类学的视角考察了蒙元帝国军队中的旗纛、服色、围猎与阅兵、战争卜筮等仪式活动和交战守则、行军纪律、赏罚场景、战利品与军功分配等战争规范。乌云高娃《〈蒙古袭来绘词〉所绘元代的旗鼓》(《中国史研究动态》第2期)也探讨了蒙元军队中神纛、战旗、战鼓等的运用。这些都显示出元代军事文化研究的新动向。

  “有例可循,无法可守”是元代法律的一大特点。元代成文法典的编纂始终薄弱,断例在司法、行政等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胡兴东《宋元断例辑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讨论了元朝“断例”的渊源、性质及宋元断例的整体变迁,并附有与元代断例相关的史料汇编。谢红星《“典例法律体系”形成之前夜:元代“弃律用格例”及其法律史地位》(《江西社会科学》第3期)认为元代在蒙古法制传统影响下废弃律令、专用判例,起到了连接唐宋“律令法律体系”与“明清典例法律体系”的历史作用。

  形诸文本的法令、断例与真实的司法实践之间尚有较大距离。孙永兴《元代戏剧中的法律文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以元代戏剧中的公案剧为基础,讨论了其中反映的诉讼参与人、诉讼程序、程序法律制度、实体法律制度等,并指出元代立法条文与社会实际之间有巨大差距。陈佳臻《元代法律中的“十恶”问题——兼论〈事林广记〉中〈大元通制〉节文的真伪》(《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第37辑)认为元代不存在正式的“十恶”刑名体系,但“十恶”的法律精神渗透在了元代的司法、政治活动中。

  三、经济、社会

  元代是世界历史上最早的以纸币(“钞”)为唯一法定货币的政权,现有的“钞法”研究往往注重其宏观制度与运行效果(即币值变动情况),很少讨论元代纸币运行的技术机制。刘迎胜《〈老乞大〉所现元代交钞流通场景研究》(《清华元史》第5辑)利用高丽汉语教材《老乞大》分析了料钞、择钞、昏烂钞、伪钞等钞法术语和元钞的质地问题,对认识元代纸币运行机制有所帮助。但总体上,这一方向仍有较大的推进空间。

  盐专卖的收入对元朝财政贡献重大,因此盐法也是历来研究的重点。元代盐政制度的宏观轮廓已基本清晰,近来的研究开始向局域、社会视角转换。吴家洲《元代福建之盐政》(《盐业史研究》第3期)梳理了元代福建地区官盐运销的主管机构、额度,以及不同地区的商贩与桩配政策等。孙朋朋《元代“局盐法”考论》(《盐业史研究》第3期)对元代官盐局制度的推行、职能等作了梳理。赵青青、燕生东《元代盐运司、分司及盐场司所设孔子庙考》(《盐业史研究》第1期)则转向了盐场社会的文化方面。

  关于元代社会的研究,近年来最有意义的变化是地方社会史路径的逐渐引入。饭山知保《王锦萍〈蒙古征服之后:1200—1600年华北社会秩序的变迁〉读后》(《欧亚学刊》新10辑,商务印书馆)则从方法论角度讨论了社会史与蒙元史的融合。张俊峰、王洋《“至元焚经”前后的全真教与山西社会——以元代纯阳万寿宫为中心的考察》(《史林》第4期)梳理了佛道辩论失败后山西道观纯阳万寿宫用以维持自身的地方威望与庙产的生存策略,阐述了其作为地方社会精英的影响力。杭素婧《元代赵孟頫家族婚姻状况浅析》(《清华元史》第5辑)梳理了赵孟頫父亲赵与訔以下五代与湖州周边汉族士人家庭的联姻网络。

  一些此前未有学者关注的新问题点得到了讨论。李春圆《元代的量制政策和量制运用——兼考元省斛与南宋文思院斛之换算关系》(《史学月刊》第5期)考证了元代官定标准量制在官府、民间两方面的运用情况。元代两都周边驻扎大量宿卫军队,如何供养这些军队是财政上的重要问题。朱建路《元朝皇帝驻冬大都期间的宿卫马匹饲养》(《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第2期)梳理了宿卫马匹的饲养方法、刍粟经费来源等。另外,陈高华、张国旺《元代灾荒史》(广东教育出版社)改变过去定性描述的方法,以数量统计的方式呈现了元代各种自然灾害的时空特征。总体上,经济、社会等领域一直是元史研究相对薄弱的领域,虽然近年来也有新方法、新议题的开拓,但成果数量偏少,显示出研究推进的后劲不足。

  四、思想文化、宗教

  元代文化多元与宗教多样的历史特点,使得对思想文化与宗教的研究成为政治史之外的另一个重点。由元代大一统而引发的南北文化的竞合、特别是北方士人的文化主体意识是本年的研究热点。求芝蓉《元初“中州士大夫”与南北文化统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从“中州士大夫”“中州文统”概念出发,阐述了元初北方文学风格南下进而推动元中期“文道并重”观念形成的过程,揭示了元代南北文化交流的重要面相。刘成群《张养浩与元代北方学统的建构》(《中原文化研究》第2期)认为南北文化竞争带来的紧张感推动张养浩致力于建构与维护北方学统,表现为疏离赵孟頫而崇尚姚燧。任红敏《金莲川藩府文人群体之文学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讨论了以刘秉忠、许衡、郝经为代表的忽必烈藩府文人的文学创作。罗海燕《海宇混一:元代的儒学承传与文坛格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讨论了许衡、刘因、许谦、李齐贤的儒(文)学影响。

  族群背景多样的知识人的交游是元代有代表性的文化现象,“多族士人圈”的概念就是对这一现象的高度概括,胡蓉《从〈述善集〉看元代小人物的创作》(《西夏研究》第1期)将这一概念运用于地方层面,认为《述善集》体现了一个地方性的“多族士人圈”。刘迎胜《从周密别十八/五国城的信息来源探视江南蒙古、色目—汉族士人的文化交流》(《清华元史》第6辑)则突显了多族士人交游所具有的跨族群信息交流的意义。肖超宇《元末士人危素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也主要是在多族士人圈的视角下对危素的文化活动展开研究。

  元初胡三省为《资治通鉴》作注,寓华夷兴亡之意于其中,是了解元初南宋遗民思想的重要文本。上海图书馆所藏的元刻初印本胡三省注《资治通鉴》得到影印出版(《元本资治通鉴》,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引发了学者的集中讨论。秦蓁《新见上图藏元本胡注〈资治通鉴〉初读记》(《文汇学人》8月7日)讨论了元刻胡注《通鉴》在复印时因夷夏避忌而铲削书板的现象。郭立暄《元本〈通鉴〉胡注校余述略》(《文史》第3辑)梳理了元刻胡注《通鉴》各印本的文字源流,并以初印本与胡克家本作了对校。辛德勇《兴文署本胡注〈通鉴〉的真相及其他》(《中国文化》第51期)论证元刻胡注《通鉴》是台州路儒学刻本,且元代不存在兴文署刻胡注《通鉴》。

  元代最高统治集团对各类宗教“兼收并用、莫不崇奉”,除了本土的道教、佛教之外,伊斯兰教、基督教也大规模传入中国。以佛教为主的各种宗教力量在元代政治、社会、文化上都有极大的影响,因此宗教一直是元史研究中的基础性议题。陈高华《元英宗与佛教》(《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第10辑)着眼于上层政治,详细阐述了元英宗对佛教的态度和政策。贾来生《天水玉泉观创建、传承及元代〈崇道诏书碑〉价值探析》(《宗教学研究》第3期)从地方社会的视角考察了玉泉观神灵崇拜的地域性、民俗性和三教合一的特点。王亚伟《元代正一派道士在两都的文学活动》(《中国道教》第4期)阐述了正一派道士在元代两都广泛参与士人交游与文学创作的情况。

  白云宗是宋元时民间流行的佛教宗派,数次遭官府取缔,以致其面貌模糊不清。李辉《从日本增上寺所藏〈普宁藏〉题记看元代白云宗的分布范围及内部结构》(《佛学研究》第1期)利用白云宗僧人所刊《普宁藏》的助缘题记,揭示出白云宗的信众主要是分布于江浙行省的浙西道四路一府的中下层平民。元代是伊斯兰教入华并落脚生根的关键时期,马娟《元代伊斯兰教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系统地研究了伊斯兰教入华的历程及伊斯兰文明与蒙古法、儒家文化和佛道及基督教等的关系,揭示了伊斯兰教在冲突中逐渐调适自身并完成中国化的过程。李道谦是元初著名全真道士,也是编纂全真教史的重要人物,宋学立《全真史家李道谦年谱长编》(《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第10辑)提供了了解其生平的基础资料。

  五、族群、边疆、中外关系等

  族群、边疆、中外关系同样是元史研究的传统重点领域。长期以来,“四等人制”被广泛理解为元代政治上或法律上的族群等级制,但近年来学界开始对此作不同角度的反思。黄二宁《元代族群关系再思考——以“族群内外制”为中心》(《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第1期)认为所谓“四等人制”应该称为“族群内外制”,实际上是内外之别、亲疏之别,而非等级之别。刘迎胜《“汉人八种”新解——读陈寅恪〈元代汉人译名考〉》(《西北民族研究》第1期)考证了“汉人八种”中的重复族名,指出这一名单涵括了华北使用汉文的各民族,应当是元代科举登记氏族过程中的产物。在“四等人制”这一概念面临批判的同时,也有学者尝试在具体场景中考察元代事实上存在的族群隔阂与族群交融的辩证关系,如陈彩云《政治歧视与文化互动:元代漕粮海运体制中的族际关系》(《社会科学》第4期)分析了海运系统官员的族群隔阂与文化交流。乌云毕力格《丝路沿线的民族交融:占星家与乌珠穆沁部》(《历史研究》第1期)指出明清蒙古乌珠穆沁部的组成部众包括蒙元时期来自西域的色目人特别是占星家的后裔,体现了蒙元时代丝绸之路上的民族与文化交融。

  元代大量蒙古、诸色目群体入居中国,由于史料相对较少,他们的生活状态及其对汉文化的接受也是学者长期探究的基本课题。本年度研究畏兀儿知识群体的成果较多。杨绍固《元代畏兀儿内迁文学家族变迁研究:以偰氏、廉氏家族为中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重点考察了偰氏、廉氏两家族在元代的迁徙世系,及其后裔在元明清三代的文学交游与文学创作活动。尚衍斌《元代畏兀儿翻译家忽都鲁都儿迷失史事考述》(《西域研究》第2期)梳理了忽都鲁都儿迷失的家世与姓名、翻译活动及与各族文人的交往。入华景教人物的史料匮乏,马晓林《巨野元代景教家族碑历史人名札记》(《中山大学学报》第5期)利用巨野县的一通残碑特别是人名信息补充考证了岳出谋家族的情况。魏曙光《元代蒙古人太赤家族事迹探析》(《赤峰学院学报》第6期)、康建国《蒙古弘吉剌部中的色目家族考》(《清华元史》第5辑)都是对若干重要家族的事迹考索。

  在边疆治理的研究中,胡小鹏、杨帆《元代西北诸“二十四城”释疑——从巩昌二十四城谈起》(《西北师大学报》第6期)指出所谓“二十四城”是受蒙古文化传统影响下对地方军政集团的一种习惯称呼,有助于准确理解相关史料。元代是西南土官管辖区向土司制度转型的关键时期,伍磊《元初八番顺元地区管辖权变动问题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3期)以管辖体制的变动为线索,展现了元朝在这一地区从羁縻制向土司制转型的过程。

  由于蒙元征伐带来的大规模人口流动和文化交融,元代成为今天中国诸多民族形成的重要发端期,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回族已经得到杨志玖等学者的充分研究。在西北河湟地区,元代也是当地回、东乡、土、撒拉、裕固等诸族群形成的关键时期,陈文祥《元明时期河湟地区新诸族族体形成共性问题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3期)讨论了推动这些族群逐渐形成的自然、人文环境及社会制度。

  中外交流方面,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是研究主题之一。姬庆红《马可·波罗与麝香——兼论马可·波罗来华的真实性》(《中国藏学》第1期)验证了马可·波罗书中有关麝香记载的可靠性及其对当时伊斯兰、欧洲相关认识的突破。李鸣飞《〈马可·波罗游记〉所载元代海船补考》(《中国社会科学报》9月14日)介绍了马可·波罗书的Z本系统对元代远洋海船上专用于排水的隔离空舱的记载,这是文献中有关这一航海技术的最早记载。

  元明时代大量西域物质文化元素传入中国,留下了诸多难解的名词。求芝蓉《元代医籍中的西域药物“南乳香”考》(《西域研究》第2期)考明了元代“南乳香”是今天的洋乳香(Mastic),元明时期的“马思答吉”是波斯—阿拉伯语Mastakee的音译。反过来,中国文化西传的问题也逐渐得到更多关注。马晓林、彼加列夫《从新出土钱币看中国文化在金帐汗国的传播》(《西域研究》第2期)刊布了金帐汗国遗址出土的中国钱币,并讨论了中国相关物质文化的西传。

  蒙元时代的东北亚国际关系是近年来的一个热点。乌云高娃《13世纪元朝与高丽的外交文书》(《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第10辑)分析了元朝与高丽外交文书所用的语言、文书格式,以及文书的翻译过程。乌云高娃《13世纪高丽武人政权与国王权力》(《清华元史》第5辑)指出高丽国王与元朝的联姻是其击退武臣的重要支撑。鲁大维《国际语境下的高丽晚期外交再思考》(徐芳芳、舒健译,《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第37辑)阐述了高丽在元明两朝争夺国际秩序主导权的背景下的外交活动。另外,祝湘辉《达罗婆门汉字碑铭与元缅战争考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3期)介绍了缅甸蒲甘出土的达罗婆门汉字碑的最新解读结果,虽然依旧残缺严重,还是为了解元缅战争增补了珍贵资料。

  六、结语

  结合近两年的元史论著成果,似可认为目前中国的元史研究正处于传承与创新的转折阶段。讲求实证、运用多语言史料,是中国元史研究的两个优良传统。随着研究议题的日益多样、学科间交流的日益广泛,元史研究也在不断发展创新,表现在下列的几个方面。

  第一,在史料挖掘方面不断开拓视野,成果丰硕。碑刻、文书的整理目前仍方兴未艾,大量重要的资料尚有待出版,对族谱的利用又初见苗头,无论是从公藏族谱还是从田野工作中,都出现了非常有价值的成果。域外史料的运用范围也在不断扩大,学者在传统重要典籍之外进一步开拓东西方多语言的文献、文书及实物资料等。第二,学者自觉地而又有节制地吸收如后现代史学、新文化史、计量经济史等的思维方法的长处,产生了一批别开生面的研究成果,例如对历史文本的解读、解构,对仪式、规范、空间的关注,对经济数据史料的制度与社会解读等。第三,在更大的历史时空境域中表达蒙元史研究的意义。将元代中国与唐宋辽金明清等时代加以比较从而联通长时段的历史认识,日益成为研究者的自觉。与此同时,元史研究的“世界性”与近年来的全球史潮流结合,出现了一批“跨越欧亚”的成果。值得欣喜的是,研究的转型、发展没有背离中国元史的优良传统。无论材料、问题和理论方法如何新颖,绝大部分学者在具体研究工作中都脚踏实地、言必有征,不迷信权威,使得实证史学的精神在新的环境下得到传承。

  与此同时,元史研究也存在一些需要弥补的短板。首先,亟需一部反映中国元史研究视角与前沿成果、篇幅适中的综合性断代史书。现有的韩儒林主编《元朝史》(人民出版社,1986年初版,2008年再版)、周良霄主编《元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等书编写年代较早,而翻译出版的如《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德国学者傅海波、英国学者崔瑞德编,史卫民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梅天穆(Timothy May)《世界历史上的蒙古征服》(马晓林、求芝蓉译,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7年),以及杉山正明的系列“畅销”论著等都体现海外研究者的视角与观点,无法满足今天中国元史无论是教学还是社会普及的迫切需要。其次,编纂新的工具书也是一项必要的工作。目前有李治安等《元史学概说》(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年)、刘晓《元史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陈得芝《蒙元史研究导论》(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前者附有论著目录但年代较早,后两者较为概括。随着论著数量的快速增长与研究者的高度专门化,掌握旁近领域的研究状况变得日益困难,因此一部覆盖议题广泛、同时经过精审采择的论著目录,对学者研究、学生入门学习都会有很大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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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考古博物馆 (中国历史文化展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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