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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绍伯政治与外交活动初探
作者:吴轶群 郭静伟 来源:《西域研究》2021年第3期 时间:2021.08.04

  内容提要:晚清民国时期,张绍伯曾在新疆各地出任基层地方官,并任职外交特派员和驻外领事,在基层社会治理和外交事务中留下诸多痕迹,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学界还未开展对张绍伯政治与外交活动的专门研究。本文利用晚清稀见档案和民国时期报刊文献,对张绍伯生平及其政治与外交活动进行复原,以推进近代新疆地方基层社会治理史研究的深入。

  张绍伯为晚清民国时期新疆的政治人物。曾任喀什噶尔、蒲犁、沙雅、塔城、莎车、迪化等地通判、翻译提调、知县、知府、道员等职,后任新疆外交署署长、外交特派员等职务,协助杨增新处理俄茶倒灌、白俄窜扰、国外探险考察人员等对外交涉事务,并出任中国驻斜米、塔什干领事,是活跃于新疆政界的地方官。现仅有《张其英遗稿考》一文对张绍伯进行简要介绍,[2]但与其他记载一样多有舛误,且缺失对张绍伯外交活动的探讨。本文以晚清民国档案和报刊资料梳理辨析张绍伯的生平和政治活动,探讨张氏在近代新疆基层治理和外交事务中所发挥的作用,对近代中国西北边疆治理史研究的深入具有一定的意义。

  一 张绍伯生平考辨

  张绍伯(1867年~?),新疆巡抚联魁1910年在报请提拔张绍伯任塔城直隶厅同知的奏折中,对他的生平有如下介绍:

  惟查有候补直隶州知州张绍伯,现年四十四岁,甘肃安西州人,光绪九年(1883)考取州学附生,十二年(1886)投效新疆,考送俄学馆学习俄国语言文字。……十八年七月委办喀什噶尔道署俄文翻译。……二十一年四月代理叶城县典史,闰五月交卸,仍供翻译差使。是年九月委办喀什噶尔通商局务,……二十九年四月署理蒲犁厅通判,十一月在新疆遵四川筹赈例奖加四品衔,新疆办理洋务出力案内,汇保经部核议请免补本班,以直隶州知州仍留新疆补用。……三十三年十二月十六日署理沙雅县知县,宣统元年六月初二日交卸,回省遵章考试委办中俄通商局提调兼翻译差使。[3]

  实际上,张绍伯祖籍是奉天沈阳,后迁居陕西,再迁居甘肃安西州,[4]并非籍贯甘肃安西州,只是在来新疆以前曾经在甘肃安西考取过附生。[5]

  自光绪十三年(1887)张绍伯还在城工处的时候就开始捐纳,前后有十余次。如在光绪十三年十一月由附生报捐监生,加捐双月巡检;光绪二十九年(1903)二月委署新设蒲犁通判职位之后,十月又加捐四品衔。[6]通过捐纳求仕途是当时流行的做法,张绍伯是俄语专门人才,有捐纳也并不说明其能力欠缺。

  新疆在乾隆末年就开始培养俄语人才,至光绪十三年巡抚刘锦棠试办俄文学馆,[7]学制三年。光绪十五年(1889),22岁的张绍伯考入俄文学馆,肄业后因俄文成绩优良,与常永庆[8]和龙熙霖,被分别派往伊塔喀三地,担任翻译,并任知县、训导、巡检等职。

  二 出任喀什噶尔道翻译及蒲犁分防厅通判

  光绪十八年(1892),张绍伯任喀什噶尔翻译委员,开始其政治生涯。光绪二十一年(1895)四月代理叶城县典史,[9]当年闰五月交卸回任喀什噶尔,九月开始兼办喀什噶尔通商局务。在喀什噶尔道前后任职共十一年(1892~1903年),这段时间是喀什噶尔对俄贸易快速增长时期,也是俄英私分帕米尔之时,张绍伯在此任上办理了大量通商与交涉事务。

  自19世纪晚期西北边疆危机爆发以来,喀什噶尔是对外交涉事务繁重之地,“订约设领事通商传教暨交界人民争讼,一切交涉条件乃棘起丛生。”[10]1881年继伊犁、塔城之后,喀什开为商埠,俄国在此设领事馆、贸易圈,还设有商约。从境外运往天山南路的货物都由喀什噶尔转运各处,而俄商在新疆各处收购的土货也在这里集中后运出。1892年清政府在喀什噶尔设通商局,是继伊犁、塔城之后的第三处,但贸易额增长最快,[11]对外贸易为全疆最高。[12]俄国“华俄道胜银行”分行也首先在这里设立。[13]中方急需专门人才处理对俄通商事务,这是张绍伯被派赴喀什噶尔的主要原因。除了商业贸易事务之外,严重的边界侵扰和纠纷也开始出现。1891年10月、1892年6月,沙俄两次出兵帕米尔,陕甘总督杨昌濬奏请清廷加紧督办西北边界防务。[14]清政府一直反对俄英私分帕米尔,但因担心边防兵力不足难以抵抗,又担忧俄国武力挑衅导致双方发生冲突,只能不断向俄方声明中国的立场,但无力驱逐其撤离帕米尔。[15]

  光绪二十四年间(1898),时任通商委员的张绍伯,协助喀什噶尔道员办理俄领事购买民房事件,反映出对俄交涉事务的复杂。当时俄国驻喀什噶尔领事欲购买民房,新疆巡抚饬令喀什噶尔道办理。布政使司依据中俄条约,认为俄领事买地“与约不符”,应由当地政府购买后拨给其使用。喀什噶尔道员依据这一原则办理,但俄领事一味推诿。张绍伯担心拖延太久会被俄方利用引起争端,于是提请道员黄光达催促俄领事。经过反复催促,最终由张绍伯会同俄领事帮办廓洛克罗甫履勘地基、画清界址,并以中俄两种文字订立了合同。[16]从这一事件处理的过程可以看出,张绍伯遵照新疆巡抚、喀什噶尔道台的指令,建议由当地政府出资购买后拨给使用,与俄方反复交涉,平稳解决了此事,没有给俄方留以口实,维护了国家权益。

  光绪二十八年(1902)饶应祺主持在新疆各地增改府厅州县地方区划和职官,这是新疆建省后一次规模较大的政区变革。喀什噶尔道所属地方行政区划也有较大的变革,如疏勒州升为府,为喀什噶尔道首辖地,莎车直隶州改升为府。在莎车府西南七百四十里的色勒库尔地方,“非增设厅县升设郡守,不足以宏治化而安边民”,增设了蒲犁分防厅,[17]张绍伯出任蒲犁厅首任通判。[18]蒲犁,汉代名为蒲犁,唐称渴盘陀,设葱岭守捉等,清代属于喀什噶尔参赞大臣管辖,即今天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1893年,主持中俄帕米尔谈判的驻外公使许景澄,认为这里是出入帕米尔的东西“扼要”,奏请“调防兵常川驻扎,兼驻地方文员抚辑回众,置为重镇。”[19]张绍伯以候补知县,出任莎车府属蒲犁厅首任通判,时间应为光绪二十九年(1903)三月初四之后,[20]四月到任。[21]

  1900年,斯坦因经由这里进入新疆,开始其第一次“探险考察”。日本大谷光瑞“探险队”于1902年,从这里出境前往克什米尔,另外两人赴和田“游历”。[22]由此可见,蒲犁厅在当时是出入中国西北边疆的关口。

  张绍伯在蒲犁厅任通判三年多时间,1906年署新疆巡抚吴引荪对全疆官员进行评价,其中仅有五人受到嘉奖,包括伊犁府知府、巴楚州知州、皮山县知县等三人为县级及以上官员,蒲犁通判候补知县张绍伯、柯坪县丞准补疏勒府经历汪廷楷,是官阶较低的两位官员。该电文后还有自知府至低级官员多人被处以降职、勒休、革职等相关处罚,[23]能与府州县一级的地方官一起受到嘉奖,张绍伯的业绩相当突出。袁大化也评价他对新疆西南边境地方治理的业绩良好。[24]

  三 任职沙雅县知县等地方官职

  光绪三十三年(1907)十二月,张绍伯署理沙雅县知县,[25]遵照体例修撰了《沙雅县乡土志》。宣统元年(1909)六月卸任,任职一年半,至此张绍伯在新疆各地基层任职已有十七年。张绍伯经过考试选拔,任迪化中俄通商局提调兼翻译,办理外交和通商事宜。宣统二年(1910)八月,新疆巡抚联魁奏请朝廷,由张绍伯借补塔城直隶厅同知。[26]塔城在伊犁以北,与俄国接界,张绍伯被委任塔城地方官与他的俄语专长及外交经验当有直接的关系。

  宣统二年(1910)十一月,张绍伯又任职迪化府知府。[27]这一年刘文龙在莎车知府任上再次因案革职,而莎车府位置重要,是清朝“冲繁难”三项要缺的地方,袁大化认为应立即挑选合适人员补充这一重要职位。宣统三年(1911)八月,袁大化报请朝廷,由张绍伯升补莎车府知府,“查该员才识优长,治理通达,以之升补莎车府知府,实堪胜任,人地亦极相宜。”[28]从1907年至1911年不到四年时间内,张绍伯从沙雅知县到中俄通商局提调、塔城直隶厅同知,再到迪化府知府、莎车府知府,职位快速提升。

  1911年武昌辛亥革命爆发,新疆伊犁辛亥起义(1912年1月)粉碎了伊犁将军志锐密谋“拥帝西迁”的企图。新疆巡抚袁大化5月18日荐举镇迪道兼按察使杨增新接任,杨增新派出张绍伯、周得金、朱瑞墀为代表,5月25日赴塔城,7月8日与伊犁军政府签订和议条款,杨增新被北洋政府任命为新疆都督。[29]两个月后,张绍伯由莎车府知府调任迪化知府,[30]又任护镇迪道兼提法使,[31]至民国二年(1913)六月卸任。[32]

  四 对外交涉活动及其影响分析

  1912年至1913年,张绍伯护理镇迪道,但依据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的地方改革措施,镇迪道尹不再兼任新疆交涉局总办。早在1907年及1910年,清政府就颁行《各省官制通则》和《各省交涉使章程》,逐渐明确了各地督抚统一办理地方交涉事务,[33]民国初期的外交改革是这一政策的延续。1913年4月,张绍伯被任命为新疆外交局总办、外交公署特派交涉员,仍护理镇迪道。5月14日,张绍伯以新疆外交署长之名第一次出现在档案材料中,6月张键接任镇迪道员后,张绍伯便不再兼道员而专任新疆交涉局负责人,[34]开始协助杨增新处理对外交涉事务。1921年张绍伯请假回乡探亲,因与北洋政府有直接接触,引起杨增新的猜忌,次年返回新疆后,其特派交涉员的职务便被樊耀南取代,[35]甚至在1924年被降职为外交股主任。郁郁不得志的张绍伯,最终选择于1926年出任斜米、塔什干领事。1929年辞去塔什干领事一职,之后不见于档案文献记载。

  张绍伯的对外交涉活动中,比较重要的事件可以概括为前后相继的三件大事,一是在迪化知府任职期间参与修撰《新疆外交说明书》《新疆外交报告表》等;二是出任新疆外交特派员;三是赴中亚斜米、塔什干担任领事。

  (一)《新疆外交说明书》《新疆外交报告表》及其价值

  宣统二年(1910)七月,为了修订《中俄陆路通商条约》,清政府外务部要求各省,尤其是与俄国有边界接壤的地方,逐项调查中俄交涉事务。镇迪道尹荣霈按照清政府的要求,遵照外务部所列要求逐项调查。同时,在省城中俄通商总局设立外交事务研究所,拣派熟悉边情、留心时政,同时熟知中俄约章、优于文理的人员,“分任调查,编辑文牍”。张绍伯时任中俄通商局提调兼翻译,是这两份文献的主要编写人。[36]当年冬天,新疆外交研究所印制了《新疆外交说明书》和《新疆外交报告表》,两份文献的落款均为“总办研究外交事务镇迪通商道兼提法使衔荣霈、研究外交事务所提调办理中俄通商局兼俄文翻译借补塔城直隶厅同知署理迪化府知府张绍伯”。有研究认为,荣霈是监修,张绍伯是所长。[37]也有记载张绍伯在1912年或1913年还编写了《新疆外交报告书》。[38]

  《新疆外交说明书》编写目的是为清廷与俄国修约做准备,内容包括中俄西北边界诸多严峻的现实问题,如界务、商务、税务,另有“附说”将其他对外交涉问题涵盖在内。编写者针对各类问题提出的建议,显示出务实的作风,更透露出张绍伯等新疆对外交涉事务地方官员维护国家利益的强烈意愿。

  “界务类”是该文献最为重要的部分,分十个部分,内容包括:会立国界牌博;牌博改换石质;订期会勘牌博;严禁越界游牧;定界不以卡伦;牌博重新会立;卡伦分驻兵弁;索还苏满;国界卡伦牌博地名单;新疆全省中俄交界图等。从这些分论的名称,可以看出书写者解决边界问题的决心。界务总论的内容已远非“说明书”,其论述的性质浓厚。文中深入探讨新疆作为中国西北边疆地区三面与俄国相邻,俄国不顾中俄间旧有的边界,任意侵略,造成中国边疆危急的形势。俄国屡次借绘制地图侵占中国领土,清政府明知这是其一贯伎俩,但也无计可施。对此,张绍伯透露出悲愤的心情,进而提出“尺寸之地,皆我衣襟,不得以边徼荒而不治也”,这是他对西北边疆与中原之间如“衣襟”的密切关系有清晰明确的认识,呼吁政府要重视西北边疆。

  “会立国界牌博”部分共250字,与喀什噶尔相关的内容155字,可以确定这一部分是张绍伯主笔撰写的。在具体论述中,对各地道里、牌博如数家珍,尤其是对喀什噶尔所属各边界地方的牌博有详细记述:“上年因木质牌博易于朽坏,与俄会商,改换石牌由俄工包,俟工竣会同安设。”喀什噶尔西南当时尚未定界,张绍伯在文中论述,蒲犁厅的建置“专为界务”。建议由两国派出专门人员,“会立齐全,注载约章,永远遵守,以免含混而重边疆”,这是张绍伯在喀什噶尔道积累十余年对俄交涉经验所提出的极具现实价值的方案。

  在“牌博改换石质”和“订期会勘牌博”这两部分里,论述了喀什噶尔属巴图玛纳克至乌孜别里一带的分界牌博应该更换为石质牌博的理由:“木质易于剥蚀,尤易迁移。闻俄人常诱土人将界牌移动,临时争执失界甚多。”他观察到俄国利用当地人对边界概念模糊,诱骗移动界牌,使得分界时中国失去领土,建议更换石质牌博,订明会勘期限,会立后刊刻地名方向,“编列号次,注明计程,载入约章,以绝后患。”在“严禁越界游牧”部分,建议将游牧界限加入约章,对越界游牧者,因准许由本国管理,厘清国籍。

  “定界不以卡伦”和“牌博重新会立”部分,重申中国卡伦并不一定与边界一致,有的是靠近有水草的地方立定卡伦但并不是边界。俄国以中国卡伦为边界,是为了侵占中国领土。他建议,要重新会勘定界,不应该只由俄国单方面决定。对与俄国交界未安设牌博地方,特别对蒲犁厅沿边地区,建议不以中国卡伦为界,应由两国勘定,以防落入俄国圈套。“卡伦分驻兵弁”中提出,“国界之防不贵乎我之能征,而贵乎彼之不能入”的观点,认为中俄边界,俄国均有驻兵,但中国边界防守无人。建议“于就近营旗分拨兵弁,仿俄人换防之例,或常用驻扎,或逡往巡查”,建立驻防和巡查制度。同时建议两国驻兵不超过十人,双方都不得擅越边界。

  “索还苏满”部分,张绍伯对蒲犁所属的伊西库尔地方的纪功碑进行介绍,建议作为边界划分的依据。光绪十八年(1892)英俄私分帕米尔之时,张绍伯为阻止沙俄侵占苏满地方,积极防备,因此俄国不敢无理侵占,以借地防英为借口占据苏满。他建议索还苏满,由两国派员划界,解决纠纷。在列出的81处边界地名中,分六种不同类型详细讨论,并指出这些地名与光绪七年约章中所载的名称,有很多是不相符合的。建议在改定条约的时候,由两国会同查勘并一律设置牌博,以杜绝俄国利用边界牌博卡伦等手段继续侵占我国领土。

  “商务类”包括划立租界、禁止假道运茶、订明卢布价值等三项内容。因俄国商人按照《中俄改订伊犁条约》的规定,在新疆各地贸易暂不纳税条款,对新疆本地商业和民生造成了严重影响,提出了以下建议:对租借区,要划定具体区域,不得私置房产田地,已私自购买的应限期退款退出;新疆设立茶务公司,防止俄茶倒灌;约定中俄货币的兑换价格,商议适中价格,以免外币取巧。“税务类”对指定税收卡伦、征收进出口税、出入运票、逾限转运应缴纳半税、出入查验、商议税则、禁运鸦片等内容进行了说明。在“附说”中,对中国与英国贸易的税收、领事权限、清查民籍、禁种罂粟、邮递信件等进行记述,重申不准英国在新疆仿照俄国设乡约,并禁英国商人在中国新疆各地放债取息。从以上列目中可看出,商务税务类相关事务非常繁杂,从而映射出张绍伯在喀什噶尔任职期间处理过大量对外贸易事务。[39]最后,对俄商出入中国贩运货物的,建议按照规定行程进行,并征收进口出口税,发给税收票据;中方要制定专门制度,对俄商的货物进行查验;俄商货物不得由华商转卖,因免税而谋取利益;税收应参照各国的惯例制定;凡是违禁物品,一律不准贩运进出口等。

  张绍伯主持编写的这份外交文献中,有关界务、商务、税务等方面的讨论和建议,反映了当时中俄修约前,已经反复出现了国界划定争议和商务运作争议,以及面对税收不平等造成的危害,中国所处的被动的严峻局面。宣统年间清廷发起的中俄修约交涉,虽然最终以失败告终,但反映出清政府从朝廷到新疆地方官员,都在努力维护国家利益,这无疑是值得肯定的。  

  (二)任职新疆外交总署外交特派员

  新疆中俄通商局改为新疆交涉局,并不仅仅因为中俄通商局不能抵御英俄对中国新疆的边界蚕食和经济侵略,[40]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是清政府对外交部的改革,并以此为契机增强地方对外交涉。各省设特派交涉员,各重要商埠设交涉员。[41]1912年6月档案文献中出现“新疆交涉总局”机构名称,[42]官员为“总办宋”,文中提到“前总办杨”,即为担任过镇迪道尹的宋敬熙和杨增新,他们都曾以道尹身份出任过新疆交涉局首要官员。

  杨增新主新时期,面对沙俄的侵略和后来的苏俄政权,以及周边的其他威胁,通过各种方式进行对外交涉,维护了国家的主权和利益。张绍伯接任新疆交涉局特派交涉员(也称外交署长),是新疆对外交涉政策的具体执行者,任职期间屡次获得奖励,应该是杨增新对其良好表现的认可和肯定。[43]

  自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外国探险家以“探险考古”为名进入新疆各地,攫取了大量的珍贵文物,同时他们也充当了刺探情报的不光彩角色。张绍伯对此有清醒的认识,并进行了有力的防范。1913年8月,斯坦因(民国时期又翻译为“司代诺”)开始他历时三年的第三次“探险考察”,重访尼雅、楼兰、敦煌等地,再次卷走大量文物。时任外交署长的张绍伯,向阿克苏观察使彭绪瞻、喀什观察使张应选发函,要求他们对斯坦因沿途的行为密切观察,并“侦察有无测绘情事”,[44]对斯坦因前往卡墙(且末)、敦煌考察文物古迹非常担忧。因当时西藏反动势力在英国策动下宣称“独立”,中国政府并未承认,张绍伯在函文中指出“现值西藏未靖,英人久有觊觎窥伺之心”,斯坦因此时在新疆各地所谓“游历”,地方官要密切关注,确保其不进行国防险要地图测绘,如有类似的行为,应该严令禁止。

  1921年张绍伯协助杨增新处理白俄入新问题出力颇多。张绍伯前去古城(今奇台县)与逃入新疆的俄国败兵首领阿连阔夫谈判,令其交卸武器,顺利达到预期目的。后来苏俄红军进入新疆剿灭败匪,9月底全部撤出新疆。[45]从这一过程来看,此事是张与杨二人的密切配合,顺利化解了俄国败兵的武力威胁,未见有意见不合的证据。[46]

  同年,张绍伯请假一年回家扫墓,樊耀南代理外交署长。有记载称,张绍伯去内地后回疆,杨增新怀疑他接受了新思想而有意疏远他。[47]其真实原因是张绍伯假满回新前,在北京觐见大总统徐世昌,引起杨增新的疑忌。因此,他返回迪化后并没有恢复职务,外交署长仍由樊耀南担任。这种说法没有直接材料,但据当时的报刊报道,徐世昌确实因英国人“诱惑华民入籍,抗捐拒税”,召见过张绍伯,“详询一切,并筹议方法”,[48]似可以佐证此说。

  张绍伯被闲置一年多后,1924年降职为署外交股主任。[49]此说虽没有可信的文献加以佐证,但也合乎杨增新对待身边官员的一贯作风。尤其是对外交涉事务,杨增新1917年电请中央:“凡遇中外交涉之案,先由增新责成中国外交官与外国领事商办,非经增新电请,交涉者请从缓与外人交涉”,[50]说明杨意欲全面掌控。  

  (三)出任中国驻中亚塔什干领事

  关于张绍伯出任驻苏联斜米领事、塔什干总领事的记述较少。有记载称,他于民国十五年(1926)后任中国驻苏联斜米领事、塔什干总领事。[51]但未见张绍伯出任斜米领事的记载。[52]

  1924年4月签订的《新苏临时通商条件》规定,中国新疆在苏联塔什干、安集延、阿拉木图、斜米、宰桑5处设立外交员公署,苏联在新疆迪化、伊宁、喀什、塔城、承化寺5处设立外交员公署。[53]1925年中苏邦交恢复,拟在斜米设总领事署,并设分领署四处。[54]1929年新疆拟将斜米总领馆移驻塔什干,塔什干升为总领馆,[55]直至1931年2月13日,外交部委任牟维潼为驻斜米总领事。1932年4月6日国民政府第303号指令,再次将塔什干领事升为总领事馆,斜米总领事馆改为领事馆。[56]

  1925年10月张绍伯代理塔什干领事,[57]此时总领事设置在斜米。至1929年7月中苏关系紧张,7月23日外交部电令新疆召回驻苏五领事馆领事总计十四人,包括当时已经升为总领事的塔什干领事馆张绍伯。[58]8月30日,外交部又电告金树仁,驻苏五领可不召回,暂时维持现状。[59]1929年11月15日金树仁电告中央,驻塔什干领事张绍伯辞职,所遗空缺由安廉迪(安集延)领事陈德立接任,[60]陈德立的遗缺则以音德善接任。[61]从中国驻塔什干总领事的位置上离任,是目前所见关于张绍伯的最后记载。

  小结

  张绍伯自1892年开始其在新疆的政治与外交生涯,至1929年辞去驻塔什干总领事职务,前后37年,先后担任过各类地方官员和外交官员、驻外领事等职务,在新疆基层社会治理与对外交涉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纵观他一生的经历,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近代新疆在中俄关系史上的重要地位,以及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官员在西北边疆对外交涉过程中的努力。通过梳理档案与近代报刊资料,本文勘正了张绍伯生平问题和蒲犁厅任职时间问题,对他主持修撰的《新疆外交说明书》进行分析,同时对他处理外国探险家“考古探险”事务的思考和策略进行分析,可以看出他在对外交涉事务上秉持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对防止俄英侵略中国西北边疆、维护国家主权作出了贡献。因资料有限,张绍伯外交生涯中仍有一些问题有待探讨,如在协助杨增新进行对外交涉时发挥的具体作用,任领事的业绩,以及辞职的原因与去向等诸多问题,相信随着新史料的发现能取得新的进展,为当下中国实施“一带一路”提供更多近代边疆史的历史借鉴。

  [1]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清代新疆地方行政制度与基层社会治理研究”(项目编号:18XZS028)阶段性成果。

  [2] 刘学堂:《张其英遗稿考》,载荣新江,朱玉麒主编:《西域考古·史地·语言研究新视野:黄文弼与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375页。

  [3]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联魁“奏请以张绍伯借补塔城直隶厅同知事”折(03-7445-085)。

  [4] 蔡鸿源主编:《民国人物别名索引》,记载张绍伯字述侯,为奉天沈阳人。据《新疆通志·人物志》记载其祖籍为盛京奉天府承德县,后迁居陕西长安,再迁甘肃安西州。刘学堂:《张其英遗稿考》,载荣新江,朱玉麒主编:《西域考古·史地·语言研究新视野:黄文弼与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375页。作者从两份文献落款认为张绍伯祖籍为奉天沈阳,但笔者查阅文献,未在落款中找到籍贯。

  [5] 《新疆文史资料选辑》,第14辑。新疆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2~29页。

  [6]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袁大化“奏请以张绍伯升补莎车府知府事”,(03-7464-028)。《申报》1893年10月25日,7369号·10.“苏州桃花坞西大营门内电报公寓代严佑之经收山西捐八月分清单”,内有张绍伯等人名,二十五人各二两。

  [7]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饶应祺“奏为新疆俄文学馆人才造就颇多教习学徒桂煜等请旨奖叙事”折,(03-5344-038)。

  [8] 常永庆,档案记载其职衔为喀什观察使(1914年5月),喀什道尹(1914年9月),为张绍伯俄文学馆同届。

  [9]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袁大化“奏请以张绍伯升补莎车府知府事”,(03-7464-028)。典史,为官名,初为元代设置,明清沿用。清时期为知县属官,未入流。掌稽核狱囚,县不设县丞、主簿则兼其职。

  [10] 王树枏:《新疆图志》卷五三,交涉志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481页下。

  [11] 《清德宗实录》卷三〇七,第4页,光绪十八年正月壬申,“护理甘肃新疆巡抚魏光焘奏,喀什噶尔城设立通商局及沿边安设卡伦”。《清实录新疆资料辑录·光绪朝宣统朝卷》,新疆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44页。

  [12] 厉声:《新疆对苏(俄)贸易史1600~1900》,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41页。

  [13] 厉声:《新疆对苏(俄)贸易史1600~1900》,第126页。

  [14] 《清季外交史料》卷八十五,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766页。光绪十八年正月至闰六月,“甘督杨昌濬奏英俄觊觎帕米尔坎巨提请派员督办防务折”。

  [15] 《许文肃公遗稿》·函牍三,外交部印刷所1918年排印本,载顾廷龙主编;《续修四库全书》编纂委员会编:《续修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 1564。

  [16] 《约章成案汇览》第52卷,乙编卷十上章程,清光绪上海点石斋石印本,第1799页。“新抚饶咨喀城俄领事购买民房为公所已由公家提款价买拨给文”。

  [17] 《光绪朝东华录》卷一七五,引自《新疆地方历史资料选辑》,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536页。通判,宋朝置,与州郡官共同处理政务之意,且握有监察官吏职权,又号称“监州”。明朝时为府的副职,位于知府、同知之下,正六品,无常设。清沿明制,设于府,正六品,与府同知分掌诸务。直隶厅亦有以通判为行政长官者,其名有理事通判、抚民通判等。其制同直隶州知州及知府,直隶于布政司。

  [18] 见姚开明主编:《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志》,第401页。该书记载张绍伯从内地委派,误。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设“蒲犁分防通判厅”,治所在色勒库尔(今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1913年改蒲犁厅置蒲犁县,属喀什噶尔道管辖。蒲开夫,朱一凡,李行力主编:《新疆百科知识词典》,第463页记载张绍伯历任叶城县翻译委员、蒲犁县同知,有误。

  [19] 《清德宗实录》卷三一九,第131页,光绪十八年十二月丙寅,“谕筹办边防”。《清实录新疆资料辑录·光绪朝宣统朝卷》,第353页。

  [20]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潘效苏“奏为委任张绍伯署理莎车府分防蒲犁通判袁之瀛代理于田县知县事”折,(04-01-12-0625-066)。光绪二十九年三月初四日。

  [21]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袁大化“奏请以张绍伯升补莎车府知府事”,(03-7464-028)。宣统三年八月二十一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联魁“奏请以张绍伯借补塔城直隶厅同知事”,(03-7445-085)。宣统二年八月初七日。《新疆图志》记载:喀什噶尔道属:分防通判一员,光绪二十八年设,驻蒲犁。参见王树枏:《新疆图志》卷二十五·职官四,第259页上。此为设官时间,张绍伯到任时间为次年,多数研究均因此认为这是到任时间。

  [22]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日本佛教大学尼雅遗址学术研究机构编:《近代外国探险家新疆考古档案史料》,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2001年,第20页,彭绪瞻为报大谷光瑞等人入出莎车事的申文。

  [23] 《申报》1906.2.26.11801·2,“电传谕旨”。

  [24]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袁大化“奏请以张绍伯升补莎车府知府事”,(03-7464-028)。宣统三年八月二十一日。

  [25] 有研究认为,张绍伯担任沙雅县知县为首任,前为库车县令代理,但并未找到佐证材料。见魏长洪著;管守新,高健整理:《新疆行政地理沿革史》,新疆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82页。

  [26]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联魁“奏请以张绍伯借补塔城直隶厅同知事”,(03-7445-085),宣统二年八月初七日。刘学堂先生认为,张绍伯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调任迪化交涉局提调兼文案,第二年旋任沙雅知县,为误。见前引《张其英遗稿考》,第375页。

  [27]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联魁“奏为张绍伯署理迪化府知府并王鸿业署理迪化县知县事”,(04-01-12-0689-062)。宣统二年十二月初二日。宣统三年正月二十六日硃批。

  [28]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袁大化“奏请以张绍伯升补莎车府知府事”,(03-7464-028)。宣统三年八月二十一日。

  [29] 吕一燃:《关于一九一二年新伊塔城谈判的几个问题》,《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3期,第161页。

  [30] 李进淮主编,莎车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莎车县志》,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9页。

  [31] 《亚细亚日报》:国务纪事·参谋部、陆军部,“新疆都督呈报护镇迪道兼提法使张绍伯到任日期”。

  [32] 胡正华:《新疆职官志》(1762~1949),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方志编委会,1992年,第100页。

  [33] 崔军伟:《清末新政时期的外交新论》,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年。

  [34] 《申报》1913.4.27,14446·2,“命令·四月二十五日临时大总统命令”。同时可参考钱伯泉:《民国初年新疆外交机构的设置及经费》,《新疆地方志》1995年第5期,第35~39页。

  [35]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编:《新疆与俄苏商业贸易档案史料》,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47页。

  [36]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编:《新疆与俄苏商业贸易档案史料》,第15页。

  [37] 米镇波:《清代西北边境地区中俄贸易:从道光朝到宣统朝》,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第325页。

  [38] 参见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新疆地方历史资料选辑》,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515页。这是部分引述,未标明收录或收藏信息,所以没有全文。

  [39] 《新疆外交报告表》:新疆官书局印,藏国家图书馆古籍部(索书号5362)。

  [40] 钱伯泉:《民国初年新疆外交机构的设置及经费》,《新疆地方志》1995年第5期,第35~39页。

  [41] 石源华:《中华民国外交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1页。

  [42]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编:《新疆与俄苏商业贸易档案史料》,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7页。

  [43] 如1915年获授上大夫(见《申报》1915.4.26.15158·2·命令又令:潘陔张绍伯许国祯朱瑞桸均授为上大夫此令);1919年嘉奖勋章(见《申报》1919.3.9.16540·3·命令又令:张绍伯晋给二等嘉禾章此令);1923年奖励勋章(《申报》1923年1月30日,17939·3·命令又令:张绍伯给予四等文虎章此令)。

  [44]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日本佛教大学尼雅遗址学术研究机构编:《近代外国探险家新疆考古档案史料》,第112、113页,张绍伯就斯坦因到阿克苏游历事给彭绪瞻公函。

  [45] 《新疆大事记》,新疆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47页。

  [46] 关于张绍伯卸任外交署特派员并出任驻外使节的原因,有研究认为,1921年张绍伯因对待入新白俄问题与杨增新意见不合,愤而辞职。见钱伯泉:《民国初年新疆外交机构的设置及经费》,《新疆地方志》1995年第5期,第35~39页。

  [47]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中华文史资料文库》,政治军事编·第九卷,军政人物编,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第902页。

  [48] 《东南日报》民国十一年(1922年)3月2日:《防范新边华民入英籍》。

  [49]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中华文史资料文库》,政治军事编·第九卷,军政人物编,第902页。

  [50] 杨增新:《补过斋文牍》辛集一,“电院部中外交涉由省长责成外交官商办”,民国六年十月三日,第2381页。

  [51] 纪大椿主编:《新疆历史词典》,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24页。

  [52] 蒲开夫,朱一凡,李行力主编:《新疆百科知识词典》,第211、455页。

  [53] 《新疆大事记》,民国十三年4月,第252页。

  [54] 《社会日报》1925年1月15日。

  [55] 《益世报》1929年3月29日:“金树仁向外部力争派出五领事保荐权”。

  [56] 《新疆大事记》,民国二十一年4月,第260页。

  [57] 《外交公报》(1921.7~1928.4)1925年12月,第54号任免令(共二十二件)部令:“派张绍伯代理驻塔什干领事”,此令十四年十月十三日。

  [58] 《申报》,1929.7.24,上海版第20236号,4/28,“外交部执行国府决议案”。

  [59] 《新疆大事记》,民国十八年8月,第258页。

  [60] 《益世报》,1929年11月15日:“金树仁保荐塔什干领事”(南京十四日下午九时专电)。

  [61] 《申报》,1929.11.15.20349·8/30·“国内要电二·俄境驻领之更动:(南京)金树仁电告”。

  (作者:吴轶群 新疆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副教授;郭静伟 新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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