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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汉光武帝对乌桓的治理方略
作者:赵国华 来源:《秦汉研究》2020年 时间:2021.08.04

  摘要:汉光武帝对乌桓的治理方略包括三个层次,从军事征伐到金爵笼络,再从金爵笼络到制度管理,其中军事征伐是削弱乌桓的基本手段,金爵笼络是联结乌桓首领的关键因素,制度管理是治理乌桓的终极目标。这一方略的形成和实施,在较短时间内解决了乌桓问题,从而对东汉王朝、乌桓乃至东北亚地区,都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

  关键词:东汉 乌桓 汉光武帝 边疆治理

  汉光武帝对乌桓的治理方略,直接关系到东汉王朝北部边疆的安全稳定,也影响到乌桓社会的发展前景,是东汉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拟从边疆治理的角度,叙述和分析汉代乌桓的政治生态,东汉王朝和乌桓的互动关系,揭示光武帝治理乌桓的措施及其实践意义。

  一

  乌桓,本是东胡的一个分支,西汉初年被匈奴冒顿单于击破,据守在乌桓山(在今内蒙古阿鲁科尔沁旗),因以山名为族号。乌桓部族“俗善骑射,随水草放牧,居无常处,以穹庐为宅”[1],还处于早期文明时代。从地理位置来看,乌桓南临汉朝,西接匈奴,北连鲜卑,东望高句丽,具有特殊的地缘关系。这种地缘关系使乌桓与汉朝紧密相连,也与匈奴、鲜卑等部族休戚相关,在一定程度上支配着乌桓的历史命运。

  西汉中期,汉武帝对匈奴开展大规模的反击,长期受匈奴奴役的乌桓被迫卷入战争。元狩四年(前119年),卫青、霍去病发起漠北之战,分别击破匈奴单于和左贤王,“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庭”[2],匈奴左部人去地空,汉朝廷“因徙乌桓于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塞外,为汉侦察匈奴动静。其大人岁一朝见,于是始置护乌桓校尉,秩二千石,拥节监领之,使不得与匈奴交通。”[3]这是汉朝管控乌桓的开端,其中设置护乌桓校尉的目的,主要是保护和监视乌桓,断绝乌桓与匈奴的联系,而乌桓首领统辖其部众,迁徙到汉朝东北五郡塞外,每年要到京城长安朝觐。汉朝廷从制度层面确立了对乌桓的治理模式。

  经过汉武帝的持续打击,匈奴的势力受到削弱,而乌桓的力量逐渐壮大。随着匈奴西遁和南迁,乌桓部族不断地西迁,最远到达今鄂尔多斯草原[4]。汉昭帝时期,乌桓族人“发掘匈奴单于冢,将以报冒顿所破之耻”[5],与匈奴处于敌对关系。元凤三年(前78年),匈奴壶衍鞮单于征调骑兵二万人,向东进击乌桓。大将军霍光得到报告,任命中郎将范明友为度辽将军,率领骑兵二万人,从辽东郡出击匈奴。匈奴骑兵劫杀乌桓族人,而后迅速撤退。范明友未能截击匈奴,就趁机进攻乌桓,斩杀乌桓六千多人,俘虏三名乌桓首领[6]。从此以后,乌桓再度侵扰幽州,屡次被范明友击退。直到汉宣帝时期,随着边疆治理的推进,汉朝北部边郡较为安定,乌桓部族转而居边守塞,又降附于汉朝。

  到了新朝,为了彻底打垮匈奴政权,王莽大规模地征发兵役。其中,“使东域将严尤领乌桓、丁令兵屯代郡,皆质其妻子于郡县。乌桓不便水土,惧久屯不休,数求谒去。莽不肯遣,遂自亡畔,还为抄盗,而诸郡尽杀其质,由是结怨于莽。”[7]与此相反,匈奴乌累单于见机行事,利诱乌桓首领为属吏,笼络剩余的乌桓族人,使他们归附于匈奴,继续侵扰新朝北部边郡。

  从以上史实来看,汉武帝时期击破匈奴左部,把乌桓迁移到东北五郡塞外,设置护乌桓校尉,藉以保护和监视乌桓,使乌桓首领定期朝觐,这是治理乌桓的成功经验。新朝末期,王莽驱使乌桓攻打匈奴,却以杀戮质子与乌桓结怨,乌桓首领反而归附匈奴,这是管控乌桓的失败教训。这些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给光武帝治理乌桓提供了历史借鉴。

  二

  新朝灭亡以后,北部边疆陷入混乱状态。乌桓没有建立独立政权,主要依附于匈奴,效命于地方割据势力,经常侵扰北部边郡。光武帝经略河北期间,曾经任命吴汉、耿弇为大将军,“持节北发十郡突骑”[8],参与进攻邯郸之战。所谓“十郡”,指幽州所辖涿郡、渤海、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玄菟、乐浪九郡和广阳国;所谓“十郡突骑”,又称“幽州突骑”,指从幽州征发的擅于冲锋陷阵的骑兵部队;这支部队中乌桓族人占有一定的数量,所以亦称乌桓突骑。

  建武元年(25年)六月,东汉王朝建立以后,光武帝致力于统一全国,逐个消灭地方割据政权。乌桓与匈奴连结在一起,凭借骑兵作战的优势,经常侵扰东汉王朝北部边郡,给代郡以东地区的民众造成了严重的伤害。《后汉书·乌桓列传》记述:

  光武初,乌桓与匈奴连兵为寇,代郡以东尤被其害。居止近塞,朝发穹庐,暮至城郭,五郡民庶,家受其辜,至于郡县损坏,百姓流亡。其在上谷塞外白山者,最为强富。[9]

  这里说的白山乌桓,生活在今河北沽源境内,是乌桓部族中一个较强的邑落,主要是侵扰上谷郡。光武帝应对乌桓和匈奴侵扰的措施,是选派一些开国将领担任北部边郡太守,采取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一面加强北部边郡的军事力量,随时反击匈奴和乌桓的侵扰,一面调动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构筑北部边疆的防御系统,维护北部边郡的安全和稳定。其中,王霸、祭肜分别担任上谷、辽东太守,在边疆治理方面留下了显著的政绩。

  建武九年(33年),为了消灭卢芳在五原建立的割据政权,光武帝派遣大司马吴汉统领横野大将军王常、建义大将军朱祐、讨虏将军王霸和破奸将军侯进所部5万多人,进攻高柳。因为作战失利,吴汉返回洛阳,指令朱祐驻守常山郡,王常驻守涿郡,侯进驻守渔阳郡。同时光武帝特意下诏,“拜霸上谷太守,领屯兵如故,捕系胡虏,无拘郡界。”[10]此后,王霸一直任职于上谷郡,长期与匈奴和乌桓交战,直到南匈奴和乌桓归附汉朝。《后汉书·王霸传》记述:

  是时,卢芳与匈奴、乌桓连兵,寇盗尤数,缘边愁苦。诏霸将弛刑徒六千余人,与杜茂治飞狐道,堆石布土,筑起亭障,自代至平城三百余里。凡与匈奴、乌桓大小数十百战,颇识边事,数上书言宜与匈奴结和亲,又陈委输可从温水漕,以省陆转输之劳,事皆施行。后南单于、乌桓降服,北边无事。[11]

  王霸担任上谷太守,从建武九年到永平二年(59年),经历了26年时间。为了抵御匈奴和乌桓的侵扰,光武帝诏令王霸率领弛刑徒六千多人,与骠骑大将军杜茂一道,负责修筑飞狐道。这条通道东起代郡高柳,西到雁门郡平城,延绵三百余里,构筑起一道边塞防御系统。在担任上谷太守期间,王霸与匈奴、乌桓大小数十百战,曾经多次给光武帝上书,建议朝廷与匈奴和亲。这些对光武帝治理乌桓都会有一定的影响。

  祭肜是征虏将军祭遵的堂弟,早年被光武帝任命为黄门侍郎,历任偃师县长、襄贲县令。“当是时,匈奴、鲜卑及赤山乌桓连和强盛,数入塞杀略吏人。朝廷以为忧,益增缘边兵,郡有数千人,又遣诸将分屯障塞。帝以肜为能,建武十七年,拜辽东太守。”[12]辽东与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诸郡都是匈奴、乌桓和鲜卑侵扰严重的地区。祭肜担任辽东太守,从建武十七年(41年)到永平十二年(69年),经历了28年时间,在应对匈奴、乌桓和鲜卑侵扰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活动。《后汉书·祭遵列传》记述:

  建武十七年,拜辽东太守。至则励兵马,广斥候。肜有勇力,能贯三百斤弓。虏每犯塞,常为士卒前锋,数破走之。

  肜以三虏连和,卒为边害,二十五年,乃使招呼鲜卑,示以财利。其大都护偏何遣使奉献,愿得归化,肜慰纳赏赐,稍复亲附。其异种满离、高句骊之属,遂骆驿款塞,上貂裘好马,帝辄倍其赏赐。

  初,赤山乌桓数犯上谷,为边害,诏书设购赏,切责州郡,不能禁。肜乃率励偏何,遣往讨之。永平元年,偏何击破赤山,斩其魁帅,持首诣肜,塞外震詟。[13]

  这里所谓“三虏”,指匈奴、鲜卑及赤山乌桓。赤山乌桓生活在内蒙古赤峰境内,也是乌桓部族中一个较强的邑落。在担任辽东太守期间,祭肜采用征讨和利诱相结合的手段,有效地打击和削弱了赤山乌桓和鲜卑势力,维护了北部边疆的稳定。因此,“肜之威声,畅于北方,西自武威,东尽玄菟及乐浪,胡夷皆来内附,野无风尘。”[14]

  然而,乌桓作为一个游牧部族,带有较强的地域流动性,致使汉朝边郡难以管控。即使向南迁徙以后,乌桓部族接受北部边郡的征调,协助进攻匈奴和鲜卑,有时仍会联合匈奴和鲜卑,反过来侵扰北部边郡。所以,直到建武二十年(44年),东汉王朝北部边疆仍处于军事防御状态。这年秋天,伏波将军马援平定交趾徵侧、徵贰,率军返回洛阳。在到达洛阳之前,有许多故人前来迎贺,其中孟冀与马援有一段对话,开启了继续征讨乌桓的进程。《后汉书·马援列传》记述:

  援曰:“方今匈奴、乌桓尚扰北边,欲自请击之。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耳,何能卧床上在儿女子手中邪!”冀曰:“谅为烈士,当如此矣。”还月余,会匈奴、乌桓寇扶风,援以三辅侵扰,园陵危逼,因请行,许之。自九月至京师,十二月复出屯襄国。……明年秋,援乃将三千骑出高柳,行雁门、代郡、上谷障塞。乌桓候者见汉军至,虏遂散去,援无所得而还。[15]

  这里作一点分析,在马援和孟冀看来,要想保住既有的功名,或者成为一位“烈士”,就必须投身于北部边疆,在与匈奴、乌桓征战中建立新功。“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耳”,这一豪言壮语的迸发,竟然牵连着马援的前途。所以,马援回到洛阳,只过了一个多月,又领兵驻守襄国。建武二十一年(45年)秋天,马援率领骑兵三千人,从高柳出发,连续巡行雁门、代郡、上谷三郡边塞系统。不过,关于这次军事行动,《后汉书·乌桓列传》另有记述:

  建武二十一年,遣伏波将军马援将三千骑,出五阮关掩击之。乌桓逆知,悉相率逃走,追斩百级而还。乌桓复尾击援后,援遂晨夜奔归,比入塞,马死者千余匹。[16]

  曹魏史学家王沈编纂的《魏书》亦有记述:

  光武定天下,遣伏波将军马援将三千骑,从五原关出塞征之,无利,而杀马千余匹。乌桓遂盛,钞击匈奴,匈奴转徙千里,漠南地空。[17]

  参照上述引文,在这次军事行动中,光武帝派遣马援率领骑兵三千人,从五阮关出塞,主要是为了袭击乌桓。因为乌桓族人侦察到汉军的动向,提前主动撤退,使马援没能达到作战目的,而等马援引兵撤退时,又尾随追击汉军,迫使马援连夜逃入塞内。经过这次作战,乌桓部族有所壮大,转而攻击匈奴,逼迫匈奴向北迁徙,以致漠南人去地空。

  三

  随着北部边疆形势的转变,鉴于马援征讨乌桓的失败,加上乌桓与匈奴的争斗,光武帝对乌桓的治理方略,也做出了适应性的调整。

  (建武)二十二年,匈奴国乱,乌桓乘弱击破之,匈奴转北徙数千里,漠南地空,帝乃以币帛赂乌桓。[18]

  显然,乌桓之所以能击破匈奴,主要得益于匈奴的内乱。匈奴族人的北迁和漠南地区的空虚,引起了光武帝的关注。光武帝随即派出使者,主动地与乌桓联络,用金钱丝帛贿赂乌桓首领。从其后乌桓首领的反应来看,这种利诱手段收到了显著的效果。

  (建武)二十五年,辽西乌桓大人郝旦等九百二十二人率众向化,诣阙朝贡,献奴婢、牛马及弓、虎豹貂皮。[19]

  这次郝旦到洛阳朝贡,竟然带领随从九百二十二人,向汉朝廷进献奴婢、牛马和一些珍贵物品。这样规模的朝贡作为一个重大事件,标志着乌桓和汉朝的关系迈上了一个新台阶。不过,汉朝廷要有效地治理乌桓,还必须针对乌桓建立相关的制度。因此,光武帝相继采取了三项措施,其中,第一项措施是在郝旦朝贡之际,分封乌桓首领。

  是时,四夷朝贺,络驿而至,天子乃命大会劳飨,赐以珍宝。乌桓或愿留宿卫,于是封其渠帅为侯王君长者八十一人,皆居塞内,布于缘边诸郡,令招来种人,给其衣食,遂为汉侦候,助击匈奴、鲜卑。[20]

  据此可知,光武帝治理乌桓的方式,首先是分封乌桓首领,把他们纳入汉朝的统治秩序,与汉朝廷结成君臣关系。经过光武帝的分封,乌桓首领郝旦等人作为侯王君长,带领他们的部众迁徙到北边诸郡,同时招徕其他乌桓族人,由北边诸郡供给衣食。这一措施改变了汉武帝时期对乌桓的管控方式,即把乌桓从塞外迁徙到塞内,其迁徙范围从原先的五郡扩大到十郡[21],乌桓族人迁徙到塞内生活,有助于增强他们与边郡民众的联系,从而加快他们被汉化的进程。

  第二项措施是重新设置乌桓校尉。

  在分封乌桓首领之时,司徒掾班彪上书称:“乌桓天性轻黠,好为寇贼,若久放纵而无总领者,必复侵掠居人,但委主降掾史,恐非所能制。臣愚以为,宜复置乌桓校尉,诚有益于附集,省国家之边虑。”[22]这分明是考虑到乌桓首领习惯于掠夺人口的非法行为,强调设置专门机构以治理乌桓的重要性。光武帝采纳班彪的建议,在上谷郡宁城县修建营府,重新设置了乌桓校尉。《后汉书·乌桓列传》记载:

  于是始复置校尉于上谷宁城,开营府,并领鲜卑,赏赐质子,岁时互市焉。[23]

  班彪所谓“乌桓校尉”,又称护乌桓校尉、领乌桓校尉,是汉朝治理乌桓的军政长官。据《续汉书·百官志》所载,“护乌桓校尉一人,比二千石。”“置从事二人,有事随事增之,掾随事为员。”应劭《汉官》注解说:“拥节。长史一人,司马二人,皆六百石。并领鲜卑,客赐质子,岁时胡市焉。”[24]这是说乌桓校尉秩比二千石,与校尉、都尉属于同一级别,其属吏有长史、司马,其职责是保护和监视乌桓族人,兼领鲜卑部族,具体负责赏赐乌桓质子,管理边境贸易事务。

  第三项措施是全面恢复北部边郡。

  东汉王朝建立之初,因为处于战乱频发的环境,北部边郡难以自存。建武六年(30年),汉朝廷下令迁徙云中、五原郡民众于常山、居庸之间。这是一种不得已的自救措施,不利于维护北部边疆的安定。所以,到了建武二十六年(50年),南匈奴和乌桓向塞内迁徙,“于是云中、五原、朔方、北地、定襄、雁门、上谷、代八郡民归于本土,遣谒者分将施刑补理城郭。”[25]次年,赵憙出任太尉,提出了恢复北部边郡的建议。

  是时南单于新称藩,乌桓始入朝,上命喜思安边之策,为长久之计。喜乃议复代郡、朔方、五原、云中、定襄、雁门郡。[26]

  有关恢复北部边郡的建制,《后汉书·赵憙列传》亦有记述:

  时南单于称臣,乌桓、鲜卑并来入朝,帝令憙典边事,思为长久规。憙上复缘边诸郡,幽并二州由是而定。[27]

  这说明南匈奴和乌桓的归附,给恢复北部边郡提供了安全保证,而北部边郡民众返回原籍,也要求及时地恢复北部边郡。乌桓部族被迁徙到塞内,安置在北部边郡,虽然并未改变原有的社会组织形式,但随着北部边郡的恢复,也被纳入北部边郡管理体系。

  需要指出的是,在南匈奴和乌桓内附之际,汉朝廷内部仍有人坚持军事手段,请求征讨匈奴。建武二十七年(51年),左中郎将臧宫、杨虚侯马武上书朝廷,请求派兵征讨匈奴,他们拟定的作战计划是:

  今命将临塞,厚县购赏,喻告高句骊、乌桓、鲜卑攻其左,发河西四郡、天水、陇西羌胡击其右。如此,北虏之灭,不过数年。[28]

  这一作战计划是趁着匈奴衰弱,以高句骊、乌桓、鲜卑为左臂,以河西四郡、天水、陇西、羌胡为右臂,配合汉军的正面进攻,企图彻底地消灭匈奴。然而,臧宫、马武的建议未获允准,光武帝特意下诏回复说:

  《黄石公记》曰:“柔能制刚,弱能制强。”柔者德也,刚者贼也,弱者仁之助也,强者怨之归也。故曰有德之君,以所乐乐人;无德之君,以所乐乐身。乐人者其乐长,乐身者不久而亡。舍近谋远者,劳而无功;舍远谋近者,逸而有终。逸政多忠臣,劳政多乱人。故曰务广地者荒,务广德者强。有其有者安,贪人有者残。残灭之政,虽成必败。今国无善政,灾变不息,百姓惊惶,人不自保,而复欲远事边外乎?孔子曰:“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且北狄尚强,而屯田警备传闻之事,恒多失实。诚能举天下之半以灭大寇,岂非至愿;苟非其时,不如息人。[29]

  在这封诏书中,光武帝借用《黄石公记》的刚柔观念,阐释了为君之道和为政之法,称赞舍远谋近,反对舍近谋远,继而援引孔子有关祸起萧墙的论述,结合北部边疆的实际情形,否定了臧宫、马武的建议。这集中体现出光武帝“以柔道治天下”的统治思想。正因为有光武帝的明确抉择,“自是诸将莫敢复言兵事者”[30],汉朝廷从战时状态转入正常轨道。

  综上所述,光武帝对乌桓的治理方略,包括军事征伐、金爵笼络、制度管理三个层面。军事征伐是削弱乌桓的基本手段,金爵笼络是联结乌桓首领的关键因素,制度管理是治理乌桓的终极目标。从时间上看,这一方略是从军事征伐到金爵笼络,再从金爵笼络到制度管理,依次逐步地展开。在这一方略形成和实施过程中,光武帝始终担负着决策者的责任,王霸、祭肜、马援、班彪和赵憙等人都发挥了不同的作用。

  四

  东汉初期的边疆问题,具有全方位的严峻态势,包括匈奴、乌桓、鲜卑等部族和西域、交趾等地区,都发生过大规模的动乱。光武帝处理边疆问题,坚持以中原为根本的原则,大抵采取了三种方式:对待匈奴、乌桓和鲜卑,是征讨、分化和安抚;对待交趾二徵暴动,完全以征讨为手段;对待西域诸国,则暂时放弃管控。其中,光武帝对乌桓的治理方略,在较短时间内解决了乌桓问题,对于东汉王朝、乌桓乃至东北亚地区,都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汉代边疆治理的重心在于北部边疆,从汉高祖到武帝,从汉宣帝到元帝,再到新朝,应对匈奴的侵扰有两种基本方略:和亲和征讨。与匈奴和亲,只能换来边疆地区的短期安定;长时间和大规模地征讨匈奴,势必消耗汉朝的军事力量,甚至导致国家财政亏空,引发严重的社会危机。大概是借鉴这些历史经验,光武帝应对匈奴、乌桓和鲜卑的侵扰,不再单纯地依靠大规模的战争,而尽可能地降低战争的成本,在近30年内借助于军事征伐、金爵笼络和制度管理,基本上实现了北部边疆的安全稳定。永平二年(59年)正月,汉明帝亲临明堂,举行祭祀光武帝仪式,公卿列侯参加祭典,“乌桓、濊貊咸来助祭,单于侍子、骨都侯亦皆陪位。”[31]因为乌桓、濊貊和南匈奴参加祭典,这一祭祀仪式可以视为对光武帝治理边疆的充分肯定。特别是乌桓部族迁徙到塞内之后,“及明、章、和三世,皆保塞无事”[32],维护了北部边疆的安全稳定。

  自从东胡被匈奴击破以降,乌桓部族的发展呈现出逐步南迁的态势,大体上经历了两个阶段:汉武帝元狩四年(前119年),乌桓被迁徙到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塞外;建武二十五年,乌桓被迁徙到辽东属国、辽西、右北平、渔阳、广阳、上谷、代郡、雁门、太原、朔方十郡塞内。乌桓部族从塞外迁徙到塞内,有利于乌桓族人与汉族的融合,也有利于乌桓社会的持续发展,从而加快了乌桓迈向文明的步伐。同时,随着乌桓社会的持续发展,乌桓部族衍生出许多邑落,如生活在辽东者称“辽东乌桓”,在辽西者称“辽西乌桓”,在雁门者称“雁门乌桓”,在朔方者称“朔方乌桓”。到了东汉后期,乌桓部族作为一支较强的地方势力,仍旧活跃在北部边疆。

  汉代东北亚地区的部族和政权,包括高句丽、沃沮、濊貊、夫余、韩和倭国,被统称为东夷。匈奴、乌桓和鲜卑的兴衰及其相互关系的转化,不仅改变了东北亚地区的政治生态,而且影响到东汉王朝与东夷的关系。据《后汉书·东夷列传》记述,建武六年(30年),光武帝分封沃沮、濊貊首领为县侯,沃沮、濊貊首领则按岁时朝贺。建武八年(32年),高句骊遣使朝贡,光武帝恢复高句骊王的名号。建武二十年(44年),马韩人苏马諟等到乐浪郡进贡,光武帝分封苏马諟为廉斯邑君,使归属于乐浪郡。建武二十五年(49年),夫余王遣使朝贡,光武帝给予优厚回报,彼此交往得以畅通。到了中元二年(57年),倭国使人自称大夫,前来洛阳朝贡,被光武帝赐以印绶。这样一来,东汉王朝主导的东北亚秩序,推动了这一区域的外交往来,营造出一个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

  注释

  [1] 《三国志》卷三十《乌丸鲜卑东夷传》注引《魏书》,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832页。

  [2] 《史记》卷一百一十《匈奴列传》,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911页。

  [3] 《后汉书》卷九十《乌桓鲜卑列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981页。

  [4] 参见马长寿:《乌桓与鲜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28—29页。

  [5] 《三国志》卷三十《乌丸鲜卑东夷传》注引《魏书》,第833页。

  [6] 此役汉朝廷出兵的人数,《汉书》卷七《昭帝纪》曰:“以中郎将范明友为度辽将军,将北边七郡郡二千骑击之。”(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29页。)《三国志》卷三十《乌丸鲜卑东夷传》注引《魏书》曰:“遣度辽将军范明友将三万骑出辽东追击匈奴。”(第833页。)《后汉书》卷九十《乌桓鲜卑列传》曰:“遣度辽将军范明友将两万骑出辽东邀匈奴。”(第2981页。)按以上记述相差较大,尚待考实。

  [7] 《后汉书》卷九十《乌桓鲜卑列传》,第2981页。

  [8] 《后汉书》卷十八《吴汉列传》,第676页。按:《后汉书》卷十九《耿弇列传》曰:光武帝“拜弇为大将军,与吴汉北发幽州十郡兵。”(第706页。)此次征发幽州兵,当由吴汉、耿弇分头行动。

  [9] 《后汉书》卷九十《乌桓鲜卑列传》,第2982页。

  [10] 《后汉书》卷二十《王霸列传》,第737页。

  [11] 《后汉书》卷二十《王霸列传》,第737页。

  [12] 《后汉书》卷二十《祭遵列传》附祭肜,第744页。

  [13] 《后汉书》卷二十《祭遵列传》附祭肜,第744—745页。

  [14] 《后汉书》卷二十《祭遵列传》附祭肜,第745页。

  [15] 《后汉书》卷二十四《马援列传》,第841—842页。

  [16] 《后汉书》卷九十《乌桓鲜卑列传》,第2982页。

  [17] 《三国志》卷三十《乌丸传》注引《魏书》,第833页。

  [18] 《后汉书》卷九十《乌桓鲜卑列传》,第2982页。

  [19] 《后汉书》卷九十《乌桓鲜卑列传》,第2982页。按,郝旦,《后汉纪》卷八《光武帝纪》作“郝且”(第145页),而《三国志》卷三十《乌丸传》注引《魏书》亦作“郝旦”(第833页),兹据以为“郝旦”。

  [20] 《后汉书》卷九十《乌桓鲜卑列传》,第2982页。

  [21] 《三国志》卷三十《乌丸传》注引《魏书》曰:光武帝分封乌桓首领郝旦等人之后,“使居塞内,布列辽东属国、辽西、右北平、渔阳、广阳、上谷、代郡、雁门、太原、朔方诸郡界”(第833页),以上共为十郡。

  [22] 《后汉书》卷九十《乌桓鲜卑列传》,第2982页。

  [23] 《后汉书》卷九十《乌桓鲜卑列传》,第2982页。

  [24] 《后汉书》志二十八《百官五》,第3626页。

  [25] 《后汉书》卷一下《光武帝纪下》,第78页。

  [26] 《后汉纪》卷八《光武帝纪》,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49页。

  [27] 《后汉书》卷二十六《赵憙列传》,第914页。

  [28] 《后汉书》卷十八《臧宫列传》,第695页。

  [29] 《后汉书》卷十八《臧宫列传》,第695—696页。

  [30] 《后汉书》卷十八《臧宫列传》,第696页。

  [31] 《后汉书》卷二《明帝纪》,第100页。

  [32] 《后汉书》卷九十《乌桓鲜卑列传》,第29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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