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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国时期中国维护喇斯库穆主权的斗争
作者:刘国俊 来源:《西域研究》2021年第3期 时间:2021.08.02

  内容提要:喇斯库穆河谷位于叶尔羌河上游、今新疆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南部,战略地位重要,是中国固有领土。19世纪90年代,英国吞并清朝藩属坎巨提后,为了防堵俄国南下印度的通道,鼓动坎巨提向清政府索取喇斯库穆的主权。俄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极力阻止英国通过坎巨提对喇斯库穆进行渗透,由此展开了激烈的争夺。而中国方面,无论是清政府,还是民国政府,始终没有放弃喇斯库穆的主权,并就此与英、俄展开了艰难的斗争,最终维护了我国对喇斯库穆的主权。

  关于清朝最后一个藩属国坎巨提的研究,学术界已经有不少研究成果,但是对于其中一些具体问题如喇斯库穆的研究,仍然比较薄弱。如纪宗安、李强主要运用汉文资料,对英国吞并坎巨提的过程、清政府的应对措施以及坎巨提中英“两属”局面的形成,进行了详细完整的论述,时间下限止于1892年,没有提及喇斯库穆问题;[1]毛梦兰、樊明方更多运用英文资料,论述了坎巨提问题的产生以及清政府的相关交涉,涉及到了喇斯库穆问题,但未详细展开;[2]樊明方、王薇以及许建英、陈柱进一步挖掘了中英文史料,对于英国侵占坎巨提以及中英交涉的过程、结果等进行了充分论述,厘清了许多具体问题,但时间下限均为1892年,都没有涉及喇斯库穆问题;[3]李强、纪宗安运用了大量英文原始档案,首次对于喇斯库穆问题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论述,但论述仍然比较碎片化,而且对于从中国维护主权的角度论述不够;[4]许建英以清代、民国、当代作为分期,将我国学术界对于坎巨提问题的研究概况进行了总结。[5]本文在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清末民国喇斯库穆问题的由来、演变,特别是中国维护喇斯库穆主权的过程进行全面系统的论述,以期推动坎巨提问题的深入研究。

  一 英国对我国喇斯库穆的觊觎 

  英国对于中国领土喇斯库穆的觊觎,是随着其侵吞清朝藩属坎巨提开始的。坎巨提又被称为“罕萨”“洪扎”“棍杂”“乾竺特”“谦珠特”“喀楚特”等,是位于克什米尔东北部的一个山地城邦。自1761年起,坎巨提每年向清朝进贡沙金一次,其首领接受清朝的官职和封赏,为清朝的藩属国。1891年12月,英国出兵占领坎巨提,将其纳入英属印度统治之下。坎巨提艾米尔沙弗达尔·阿里率部众逃亡塔什库尔干,向清朝寻求避难。清政府向英国提出强烈抗议,并与之进行交涉。1892年,经过中英双方谈判,清政府在名义上保留了对坎巨提的“宗主权”并对坎巨提艾米尔进行册封,坎巨提仍然每年向清朝进贡沙金一次,同时,英国也将坎巨提作为其“保护国”,成为英属印度的一部分。这种“双属”体制是当时中英双方妥协的产物,虽然暂时缓和了双方矛盾,但也为日后英国继续侵夺包括喇斯库穆在内的我国领土埋下了祸根。

  喇斯库穆,又译作“热斯卡木”,位于现新疆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南部。我国的喇斯库穆河发源于喀喇昆仑山,是叶尔羌河上游主要支流,喇斯库穆河谷夹在昆仑山与喀喇昆仑山之间,自然条件相对较好,水源充足,可耕可牧。喇斯库穆北邻塔克敦巴什帕米尔,西经星峡山口过喀喇昆仑山可至坎巨提,南与著名的喀喇昆仑走廊相连接,不仅是当地牧民迁徙转场的重要通道,也是从新疆南部通往克什米尔以及印度的关键节点,战略位置十分重要。

  喇斯库穆是我国固有领土,一直归清朝叶尔羌地方管辖。在19世纪90年代以前,英国人并未注意到喇斯库穆,然而,随着坎巨提逐步被英国吞并,喇斯库穆开始进入英国人的视野。1889年,当时的印度政府派出以荣赫鹏为首的考察队,对帕米尔到坎巨提的道路情况进行考察。在这次考察中,荣赫鹏发现位于叶尔羌河上游的喇斯库穆河谷非常肥沃,适合军队驻扎。他们还与俄国格罗姆切夫斯基的考察队不期而遇。[6]这是英国人首次注意到喇斯库穆并发现它的价值。然而,当时英国人关注的还主要是坎巨提与帕米尔,对于喇斯库穆还无暇顾及。

  1892年,英国正式侵吞了坎巨提。1895年,英、俄又通过私分帕米尔协议,将萨雷阔勒岭以西的帕米尔分为南北两部分,北部划归俄国,南部的瓦罕地区划归阿富汗。然而,由于这个协议并不涉及萨雷阔勒岭以东的塔克敦巴什帕米尔的归属问题,所以,在当时的英国人看来,俄国人仍有继续向东占领色勒库尔以及整个塔克敦巴什帕米尔,然后往南通过喇斯库穆河谷迂回进入坎巨提,从而打通另外一条通往印度道路的可能。所以,要使英国势力尽可能地渗透进这一地区,来填补这个“真空”,然而,为了避免引发与俄国以及清政府的激烈对抗,由英国直接出面占有这一地区是“不适宜的”,相反,当时已经成为英国保护国的坎巨提则具有某种“优势”。首先,坎巨提是个小国,其行动不易引起注意,更具隐蔽性,其次,坎巨提还是清朝名义上的“藩属国”,对于它的扩张,清政府出于宗主国的“颜面”往往会姑息纵容,更容易达到目标。

  英国人的这种阴谋与坎巨提人的野心不谋而合。坎巨提是个山邦,境内人口稠密,土地贫瘠,各种物产比较匮乏,一直以来以劫掠为生。1891年英国出兵坎巨提以后,坎巨提人被迫停止了劫掠活动,经济陷入“危机”。而邻近的中国塔克敦巴什帕米尔以及喇斯库穆等地比较富饶,因此,坎巨提将摆脱“困境”的希望寄托在领土扩张上。1895年以后,坎巨提艾米尔即开始宣称,整个塔克敦巴什以及喇斯库穆都属于“坎巨提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7]最初,坎巨提的主要目标并不是喇斯库穆河谷,而是塔克敦巴什帕米尔。早在1891年后,坎巨提就以收取“保护费”为名,向当地的中国柯尔克孜和塔吉克牧民“征税”,清政府得知后立即向英国方面提出抗议,明确表明塔克敦巴什帕米尔属于中国。英国确定清政府不会放弃对塔克敦巴什帕米尔的主权后,为了防止坎巨提人被清政府武力驱逐的窘境,让坎巨提终止了越界征税行为。[8]至此,距离坎巨提更近而且更加肥沃的喇斯库穆河谷,便成为英国与坎巨提觊觎的主要目标。

  二 清朝政府维护喇斯库穆主权的斗争  

  

  喇斯库穆一直都是我国柯尔克孜人的游牧地,而且地处商道,原本居民较多,但因坎巨提人不断劫掠,商旅逐渐断绝,柯尔克孜人也大量外迁,人口日益稀少。[9]这就进一步刺激了坎巨提人的侵占野心。1897年春,坎巨提艾米尔派一队人马闯入喇斯库穆“垦荒”,后留两人看管农田,其余人返回坎巨提,准备明年再来。八九月间,清朝莎车官员前往喇斯库穆巡视,发现了这二人并将其拘捕,同时通知坎巨提艾米尔,严厉禁止坎巨提人进入喇斯库穆。[10]为此,当年11月,坎巨提艾米尔派两名使者来到喀什噶尔,向道尹黄光达解释其进占喇斯库穆的“原因”,声称希望获得喇斯库穆的所有权,进行垦荒移民来应对日益增长的人口。黄光达就此征询莎车知州的意见,莎车知州明确禁止。于是,黄光达将这一情况上报了新疆巡抚饶应祺。12月,饶应祺对此回复称:如果坎巨提人愿意向清政府纳税,则可以在喇斯库穆定居。[11]

  当时,英国驻喀什噶尔代表马继业对喇斯库穆问题十分“热心”。他认为,英国应该支持坎巨提人对喇斯库穆的蚕食,因为从战略上讲,俄国的边界定位在兴都库什山的分水岭是不“安全”的,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使喇斯库穆成为英国所属的一部分,军队不设防,但至少在和平时期能阻止科里克、明铁盖和欣夏尔山口(星峡山口)山脚的俄国哨兵。“一旦机会成熟的时候,派遣一些军队去占领这个地带的部分区域,然后宣称我们首先占有者的合法权益,以对抗俄国人,机会的成熟依赖于喀什噶利亚局势的发展和俄国人占领该地的紧迫性”,英国对此态度如此积极,在坎巨提应该有一个肩负秘密使命的英国官员针对俄国人前进的迹象,立马采取行动。[12]

  俄国人对于坎巨提人进入喇斯库穆一事也极为关注。据说,当俄国驻喀什噶尔领事彼得罗夫斯基得知坎巨提派人来向道尹黄光达交涉喇斯库穆的消息后,就认为喇斯库穆河谷不久就会被印度吞并。[13]为此,彼得罗夫斯基就此致信巡抚饶应祺,强烈反对坎巨提人进入喇斯库穆,称“允许附属英国的坎巨提人在喇斯库穆拥有垦荒权只会引发更多的不安定因素,虽然中国并没有把这块土地割给坎巨提,但坎巨提的艾米尔不久以后就会把喇斯库穆看成自己的领地,由于艾米尔接受印度政府的行政管辖,结果就是英国边界前进到喀喇昆仑山以北,”[14]也就是说,在俄国人看来,清政府将喇斯库穆租给坎巨提会打破英俄在帕米尔已经达成的相对平衡,如果坎巨提窃取喇斯库穆成为事实,它将“不得不”通过领土扩张来形成新的平衡,其前进方向就是塔克墩巴什帕米尔以及塔什库尔干地区。

  此后,俄国利用一切手段,来阻止坎巨提获得喇斯库穆的租种权。由于之前饶应祺允许坎巨提人在交租金的情况下,可以租种喇斯库穆的土地。因此,1898年,坎巨提艾米尔派人到喀什噶尔,与黄光达商谈租种喇斯库穆河谷。俄国领事彼得罗夫斯基得知此事后,立即威胁黄光达,声称如果喇斯库穆归坎巨提所有,那么俄国将索取其他地区作为所谓“补偿”。黄光达不得不采取折衷办法,命令莎车官员只将喇斯库穆的一小部分土地租给坎巨提人耕种。[15]坎巨提又与饶应祺反复交涉,要求取得喇斯库穆全部土地的租种权。1899年黄光达最终按照饶应祺的指示,将喇斯库穆全部交给坎巨提人租种,前提是每年必须交12两白银的租金,以证明中国拥有该地的主权。俄国对此极为不满,当时俄国驻扎在帕米尔穆尔加布的指挥官就曾扬言,“如果喇斯库穆交给坎巨提人租种,那么俄军就将进攻塔什库尔干的塔加尔玛(今塔什库尔干塔合曼)”。与此同时,俄国还通过其驻北京的外交公使向清政府发出威胁:“针对中国就喇斯库穆问题的解决办法,俄军将采取报复行动,就是占领塔加尔玛和靠近伊尔克什塘的一个村庄”。为此,清政府不得不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3月,当获悉俄国正在往中俄边界的伊尔克什塘堡垒运送枪支补给后,饶应祺立即下令向喀什噶尔增派驻军,并从喀什噶尔增派清军100名进驻塔合曼,以防范俄国有可能的入侵,同时为了缓和紧张局势,饶应祺下令收回了已经租给坎巨提人的部分土地。4月,清政府再次下令将原先租给坎巨提人的土地全部收回;同时将坎巨提人驱逐出境。[16]

  英国政府逐渐意识到利用坎巨提夺取塔克敦巴什和喇斯库穆是不现实的,于是倾向于以喇斯库穆问题为筹码,结束坎巨提中英两属体制,完全封闭中印边界,以防堵俄国的南下。1899年3月14日,英国驻华公使麦克唐纳向清朝总理衙门发出照会,英国以坎巨提放弃对塔克敦巴什以及喇斯库穆领土要求为条件,换取清朝放弃对坎巨提的宗主权,并以喀喇昆仑山分水岭为界,划定中国与坎巨提的边界。[17]清政府对此感到匪夷所思,黄光达认为“坎部本为中属,英人且不得以坎部之地为与,又岂得代坎部以中国之地与中国呼?”且“塔敦巴什及喇斯库穆地本属中,乃云印度代坎巨提让与中国,诚所谓幻想奇谈!”[18]没有理会英国人所谓的“照会”。

  由于清政府拒绝以坎巨提宗主权为代价与英国“了结”喇斯库穆问题,英国于是绕开清政府,与俄国就此展开直接“交涉”。当年8月,英国向俄国保证对于兴都库什山以外没有任何领土要求,作为“回报”,俄国不再反对坎巨提人在喇斯库穆租地。由于俄国方面态度“软化”,9月,清政府再次批准了坎巨提人在喇斯库穆的租地申请。接着,在英国外交代表马继业的交涉下,莎车知州同意将大部分喇斯库穆土地租给坎巨提人。然而,尽管俄国外交部做出了妥协,但驻喀什噶尔领事彼得罗夫斯基的态度依然强硬,12月,他再次以俄国人要求补偿为由向清政府施压,迫使黄光达停止将剩余的土地租给坎巨提人。[19]

  由于始终面临俄国方面的阻力,再加上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清政府与西方列强关系恶化,英国遂暂停了对喇斯库穆的渗透。失去了英国的牵制,俄国得以进一步扩大对我国新疆的侵略。1901年1月底,受内地义和团运动的影响,喀什噶尔发生了当地群众围攻俄国领事馆的事件,彼得罗夫斯基以此要挟清政府,提出更换疏勒知府等无理要求,并迫使饶应祺同意俄国派兵进驻色勒库尔。2月4日,1名俄国官员在4名随从和4名哥萨克兵的护送下,打着监督邮政业务的幌子进入色勒库尔。对此,英国认为俄国会借此吞并整个塔什库尔干地区,并会以此为起点继续南下,威胁英属印度的安全。[20]由此,英国对坎巨提和喇斯库穆的侵夺开始缓和,避免刺激俄国。如马继业在1904年给印度政府的建议中,就不再主张坎巨提对喇斯库穆拥有“所有权”,而是要坎巨提在承认清朝宗主权的前提下换取对喇斯库穆土地的租种,然后再提出划定边界问题。[21]马继业的建议得到了英国政府的采纳,英国未在喇斯库穆问题上向清政府进一步施压,而随着日俄战争的爆发以及俄国战败,俄国在进占色勒库尔后也未采取进一步侵占喇斯库穆的行动,清末中国维护喇斯库穆主权的斗争取得了初步胜利。

  三 民国政府维护喇斯库穆主权的斗争 

  1912年清帝宣布退位,中华民国建立。1912年5月18日,杨增新被北京政府委任为新疆都督,仍然面临着英、俄两大列强在新疆竞争的局面。俄国利用新疆的动荡局势不断制造事端,不断扩张在新疆的权益,大有排挤英国、独占新疆的趋势。因此,杨增新从“联弱抑强”的思路出发,希望通过对英国在某些问题上的让步来换取其所谓的“合作”,对步步紧逼的俄国进行制衡。这必然给英国扩大在新疆的权益提供可乘之机,于是,喇斯库穆问题再次浮出水面。

  1899年以后,清政府不再允许坎巨提人到喇斯库穆地区放牧,但清朝与坎巨提的宗藩关系并没有变,坎巨提依然保持着一年一度的贡金制度。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这种局面依旧。1914年,坎巨提艾米尔遣使到喀什噶尔向中国进贡,再次请求允许坎巨提人到喇斯库穆放牧和耕种,对此,喀什噶尔道台马福兴竟然表示同意,理由居然是换取坎巨提为中国商人经由坎巨提前往印度提供便利。与此同时,坎巨提再次提出在塔克敦巴什征收保护费的问题,这个提议在以前曾经多次为清政府拒绝,马福兴居然也同意了,理由居然是以此缓解坎巨提的财政困难以减少劫掠。[22]对于马福兴的这种处理方式,杨增新并没有表示反对,采取了默认态度。至此,坎巨提人重新进入喇斯库穆。1914~1917年,坎巨提人连续几年进入喇斯库穆进行耕牧活动,而且呈迅速扩张之势。1917年,据当时来新疆考察的谢彬说:“(叶城)县城西南十六站喇斯库穆,有地曰而古奴牙,逼近蒲犁,地味沃饶。坎巨提人春来数人种之,秋来数十百人获之。(今年已种青梨四十秤,合关内百余斤)。岁已为常,已经四载。愈种愈宽,侵及民地,且占民房。上年因争渠水,横欺华民,拆毁水磨。”[23]

  到1919年,这种局面有所变化。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俄国战败。苏俄政府表示愿意放弃沙俄在华取得的各项特权。杨增新抓住时机与苏俄谈判,收回了俄国在新疆的免税权以及领事裁判权等特权。来自俄国方面的压力明显减轻,英国对于俄国的制衡作用开始下降。由此,当时的北京政府以及杨增新,对英国的态度开始发生变化,开始在喇斯库穆问题上有所作为。1919年,中国政府建议就喇斯库穆问题召开辩论会,英国未回应。1920年,新疆省政府告知坎巨提艾米尔,明确坎巨提人无权在喇斯库穆耕牧。1923年,北京政府指示杨增新命令地方官立刻将坎巨提人逐出喇斯库穆。杨增新当然遵照办理。英国则强烈抗议,以双方边界未定为由,否认中国对喇斯库穆的主权。1924年英国就包括喇斯库穆在内的一揽子问题在北京与中国政府进行谈判,没有达成任何协议。自此,英国便自己寻求解决限制坎巨提人在喇斯库穆扩大耕种的问题,方法是提高给坎巨提艾米尔的财政补贴。[24]

  1928年金树仁取代杨增新,开始以新疆边防督办兼省主席的名义统治新疆。与此同时,新疆周边形势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特别是苏联强势崛起,并重新开始与英国进行地缘政治博弈,以更加积极的态度介入中国新疆的内政、外交。1931年,苏联与金树仁政府签订了《新苏临时通商协定》,这被认为是苏联重树其在新疆影响力的标志性事件。苏联重新开始在新疆问题上与英国进行角逐,在喇斯库穆问题上表现为倾向中国的立场。1928年以后,苏联开始在外交上干涉坎巨提事务。1930年以后,苏联驻喀什噶尔总领事向英国驻喀什噶尔总领事明确表明,希望英国能够正式承认喇斯库穆是中国领土。[25]

  因此,相比杨增新,金树仁政府在喇斯库穆问题上采取了更加积极的措施。1929年,喀什行政长马绍武派遣700名士兵关闭喇斯库穆以东的沙希杜拉山口。1930年,当坎巨提按照惯例派人到喀什噶尔进贡时,马绍武严斥艾米尔的代表,指明坎巨提艾米尔在喇斯库穆谷地根本就不具备任何权力,同时传唤塔什库尔干当地伯克到场作证,确认了喇斯库穆归中国管辖的事实,随后,马绍武代表中国政府与坎巨提代表签署了协议,并送至省政府备案。在这份协议中,除规定喇斯库穆主权属于中国外,对在喇斯库穆的坎巨提人做如下规定:对在喇斯库穆放牧的坎巨提人征收畜牧税;坎巨提人必须在承认自己为中国公民的前提下,才被允许到喇斯库穆耕种。另外,中国新疆地方政府不承认坎巨提人所持的英国护照,所以,当坎巨提人自塔什库尔干出境时,中国海关人员没收其英国护照,而以中国护照取而代之,并要求每个护照征收三卢比的费用。与此同时,新疆省政府派驻喀什噶尔外事人员与驻喀什噶尔的英国副领事进行商谈,最终达成了三项非正式协议,即在承认喇斯库穆为中国领土的前提下,中国承认坎巨提艾米尔在喇斯库穆乃至帕米尔部分地区有放牧、耕种甚至部分征税的权利。总之,金树仁政府希望,通过让英国承认中国对于喇斯库穆主权并让坎巨提人确认自己从属于中国的前提下,向坎巨提人出让一些实际利益,以达到在维护中国领土主权的同时,保住中国对坎巨提“宗主权”的目的。[26]

  然而,金树仁政府的努力并不能够抑制坎巨提对于中国领土的野心。坎巨提艾米尔依然为喇斯库穆的所有权问题与新疆当局无理纠缠,以至于金树仁误以为喇斯库穆有金矿,命令塔什库尔干的官员前去调查。1933年,当时南疆地区发生暴乱,动荡不安,这使得坎巨提看到了攫取中国领土的可能性。当时,坎巨提艾米尔写信给英印政府,询问一旦中国对新疆的统治崩溃,“英属印度政府是否愿意帮助他获取塔克敦巴什帕米尔和喇斯库穆河谷”。对此,英印政府并没有明确表示支持,只是要求其中断每年对中国的沙金进贡,以取消与中国的宗藩关系。[27]然而,由于现实利益的需要,坎巨提仍在1933~1935年连续向喀什地方当局进贡沙金。此后,由于英国领事从中挑拨,坎巨提才于1936年中止了进贡。

  1933年,新疆发生“四·一二”政变,金树仁政府倒台,盛世才夺取了新疆的最高权力。盛世才实行“亲苏、反帝”政策,全面倒向苏联。1937年,盛世才平定马虎山和麻木提叛乱以后,下令封锁蒲犁边卡与中印边界,严禁南疆与印度之间的人员、货物往来。坎巨提与中国的联系断绝,喇斯库穆问题也就此搁置。直到1946年,由于受到“印巴分治”运动的影响,中国外交部才开始重新关注坎巨提问题。坎巨提艾米尔也开始重新与我国建立联系。1947年,南疆警备司令赵锡光与坎巨提签订协议,双方恢复了旧日往来。[28]同年,英国结束了对印度的殖民统治,印度、巴基斯坦正式分治,克什米尔地位则未定。1949年,印巴双方因克什米尔主权归属问题爆发战争,最终,克什米尔北部为巴基斯坦实际控制,印度则控制克什米尔南部,坎巨提就此并入巴基斯坦。1949年新疆和平解放以后,大批原新疆国民党军政人员以及家属经由巴基斯坦转去台湾,途经坎巨提时,受到了当时的坎巨提艾米尔穆罕默德·加玛尔汗的热情接待。据张大军回忆说,“(他)仍向往中国极浓,尤坎国人民对于中国人之友情,尤忆过去坎王逃亡新疆之旧事”。[29]

  四 小结 

  清末民国时期的“喇斯库穆问题”,是因英国吞并中国藩属国坎巨提而引发的后续问题之一。喇斯库穆为我国领土,但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成为英、俄两大列强进行地缘竞争的觊觎对象。而为自身领土完整,中国被迫进行了维护喇斯库穆主权的斗争。由于实力的原因,中国始终处于弱势地位,但是,无论是前期的清朝政府,还是后期的民国政府,都是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尽最大可能维护中国的主权。当时的中国,在喇斯库穆问题上则有着自己的特殊的考虑。一方面,在宗藩关系层面,为了保住坎巨提这样一个“中国最后的藩属国”,为曾经的“天朝上国”保存最后一点“体面”,中国自始至终未彻底放弃对坎巨提的宗主权,甚至不惜通过给坎巨提出让一些实际利益,来维持坎巨提的这种“从属”地位。所以,在喇斯库穆问题上,只要坎巨提还愿意承认自己“藩属国”身份,就尽量考虑对方的利益诉求;另一方面,在外交关系层面,相比英、俄两国的强势介入,中国始终处于劣势地位。为了扭转这种不利局面,中国从传统的“以夷制夷”的思想出发,在英、俄之间来回周旋,如俄方强势则倾向于英方,若英方强则又倾向于俄方,在这个问题上反复斗争,旷日持久,其时间跨度从19世纪90年代末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长达半个世纪,最终维护了我国对喇斯库穆的主权。

  [1] 纪宗安,李强:《中英两属坎巨提》,《新疆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第53~57页。

  [2] 毛梦兰,樊明方:《英国抢占坎巨提的经过以及相关的中英交涉》,《西域研究》2009年第3期,第29~33页。

  [3] 樊明方,王薇:《荣赫鹏对于新疆南部以及坎巨提的几次勘查》,《西域研究》2010年第1期,第28~34页;许建英,陈柱:《清政府对于英国侵占洪扎的相关交涉及有关问题的解决》,《社会科学研究》2013年第5期,第158~166页;许建英,陈柱:《19世纪后期英俄在中亚的角逐以及英国侵占洪扎述论》,《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6期,第20~27页。

  [4] 李强,纪宗安:《清与坎巨提宗藩关系中的几个问题》,《西域研究》2016年第3期,第38~46页。

  [5] 许建英:《近代以来坎巨提研究述评》,《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17年第1期,第1~9页。

  [6] 〔英〕C.P.斯克莱因,P.南丁格尔著;贾秀慧译:《马继业在喀什噶尔:1890—1918年间英国、中国和俄国在新疆活动真相》,新疆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4页,按:以下简称《马继业在喀什噶尔》。

  [7] 李强,纪宗安:《清与坎巨提宗藩关系中的几个问题》,《西域研究》2016年第3期,第42页。

  [8] 〔英〕C.P.斯克莱因,P.南丁格尔著;贾秀慧译:《马继业在喀什噶尔》,第132~133页。

  [9] 〔清〕王树枏等撰;朱玉麒等整理:《新疆图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231页。

  [10] Alastair Lamb,The Sino-India Border in Ladakh,Canberra: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 Canberra,1973,p.38.

  [11] 〔英〕C.P.斯克莱因,P.南丁格尔著;贾秀慧译:《马继业在喀什噶尔》,第86~87页。

  [12] 〔英〕C.P.斯克莱因,P.南丁格尔著;贾秀慧译:《马继业在喀什噶尔》,第109~110页。

  [13] 〔英〕C.P.斯克莱因,P.南丁格尔著;贾秀慧译:《马继业在喀什噶尔》,第87页。

  [14] Alastair Lamb,The Sino-Indian Border in Ladakh,Canberra: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 Canberra,1973,pp.39-41.

  [15] 〔英〕C.P.斯克莱因,P.南丁格尔著;贾秀慧译:《马继业在喀什噶尔》,第91页。

  [16] 〔英〕C.P.斯克莱因,P.南丁格尔著;贾秀慧译:《马继业在喀什噶尔》,第97~99页。

  [17] 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第四册),台北:兰溪出版社,1980年,第1760、1761页。

  [18] 〔清〕王树枏等撰;朱玉麒等整理:《新疆图志》,第239、242页。

  [19] 〔英〕C.P.斯克莱因,P.南丁格尔著;贾秀慧译:《马继业在喀什噶尔》,第102页。

  [20] 〔英〕C.P.斯克莱因,P.南丁格尔著;贾秀慧译:《马继业在喀什噶尔》,第116~118页。

  [21] 〔英〕C.P.斯克莱因,P.南丁格尔著;贾秀慧译:《马继业在喀什噶尔》,第133页。

  [22] 许建英:《民国时期英国与中国新疆》,新疆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33页。

  [23] 谢彬著;杨镰,张颐青整理:《新疆游记》,新疆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54页。

  [24] 许建英:《民国时期英国与中国新疆》,第133页。

  [25] 许建英:《民国时期英国与中国新疆》,第136页。

  [26] 许建英:《民国时期英国与中国新疆》,第134~136页。

  [27] 许建英:《民国时期英国与中国新疆》,第136页。

  [28] 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第四册),第1750~1752页。

  [29] 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第四册),第1770页。

  (作者:刘国俊 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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