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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水利之兴:民国陕西泾惠渠与区域社会经济变迁研究
作者:石涛 来源:《史学月刊》2021年第6期 时间:2021.07.22

  泾惠渠是民国时期陕西省修建的著名农田水利工程,它不仅是当时陕西乃至全国第一个大型现代化农田水利工程,在近代中国水利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而且建成之后成效显著,对区域社会经济产生了深刻影响,可谓是农田水利事业影响区域社会经济变迁的典型代表。近年来,水利社会史研究方兴未艾,农田水利事业曾经辉煌发达的陕西成为研究的热点区域,中外学者对古代陕西水利,尤其是明清时期关中和汉中地区的水利,从政治、经济、生态环境、社会变迁、水权问题等多个角度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使水利成为考察和认识陕西传统社会演变的一个重要视角。

  学术界对于国民政府时期的农田水利已有不少研究成果,并对其成效做了不同评价。对于国民政府时期陕西的农田水利,学术界也已有所研究,对泾惠渠的关注亦有不少,但关注点主要是该渠的修建过程,而对该渠建成后给区域经济社会带来的影响关注不多。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一方面从区域社会经济变迁的视角,考察泾惠渠建成后给灌区农业生产及农村经济与社会带来的影响;另一方面通过对泾惠渠的区域性实证研究,考察国民政府时期农田水利建设的成效,并回应学术界关于近代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发展”与“衰落”的争论,希望能够丰富对近代乡村经济史的认识。

  一 严重旱灾与泾惠渠的修建

  泾河发源于宁夏六盘山东麓,流经甘肃、陕西两省,并在陕西高陵县汇入渭河,是渭河最大的支流。泾河流域水利开发很早,特别是下游的关中平原地区,引泾灌溉的水利事业不仅历史悠久,而且规模庞大。秦国修建的郑国渠和汉武帝时修建的白公渠,即为古代引泾工程的著名代表。自汉代以后,历代引泾灌溉渠道均有修改并屡易其名,但灌溉面积日渐缩小。清乾隆年间,因泾水屡毁渠堤,淤塞渠身,于是地方官府在大龙山洞口之下筑坝拒泾,停止引用泾水而改引泉水灌溉,并改名龙洞渠。近两千年的引泾灌溉历史至此中断。龙洞渠到清朝末年灌溉面积仅200顷,且灌溉次数多寡不一,“徒有水利之名,已无水利之实”。民国初年,不断有人提议重新引泾灌溉,以恢复昔日辉煌。但因这一时期陕西军阀混战,政局不稳,工款没有着落,引泾计划难以实行。

  自1928年起西北地区遭遇了一场罕见的严重旱灾,灾情持续近五年之久。陕西受灾尤为严重,灾情极为猛烈。如在陕西各县中素以农业发达、商业繁荣著称的三原县,“大旱数载,河流减量,渠水不继,井枯泉竭,灌溉无资。荒旱连年,赤地千里,加以兵燹匪患,树木翦伐一空,四野弥望,一片荒凉”,“壮者奔走四方,弱者盗害乡村,破产者多,死亡者众,现在三原之农业,直无可以言之者”。其他关中地区较为富裕的县,如咸阳、兴平、礼泉等,“都是赤地千里,十室九空”。大灾之后的陕西农业生产遭受重创,农村经济陷入崩溃。严重旱灾及其造成的巨大损失,引起了中央政府和地方当局以及各界人士对陕西农田水利建设的重视,成为水利事业发展的契机,“于是引泾之事,中外人士莫不认为根本救灾必不可缓之图”。1930年杨虎城主持陕政后,对水利建设颇为重视,聘请陕籍著名水利专家李仪祉任建设厅长,主持水利建设。与此同时,华洋义赈会也于1930年派工程师来陕筹划引泾并提供资金支持。经陕西省政府与华洋义赈会共同合作,并在社会各界的帮助支持下,酝酿多年的引泾灌溉工程付诸兴建。

  引泾工程分两期进行,一期工程于1930年冬季开工,1932年6月完工放水,并由陕西省政府定名为“泾惠渠”。二期工程于1933年开工,1934年底竣工。建成后的泾惠渠干支渠全长273公里,灌区南北宽约30余里,东西长达百余里,设计灌溉泾阳、三原、高陵、临潼、礼泉五县农田73万亩。泾惠渠从勘测到施工,包括拦河大坝、引水渠、总干渠、河水节制及主要配套设施,均运用了现代水利工程技术和新式建筑材料,它不仅是陕西历史上第一个现代化的大型灌溉工程,也是当时国内第一个大型新式灌溉工程,故被视为陕西现代化农田水利事业之发端,实际上也是国内现代化农田水利事业的开始。当时官方即称“我国之有新式灌溉工程,肇始于陕西之泾惠渠”。

  农田水利建设与农业生产、农村经济乃至整个农村社会,关系极为密切。泾惠渠水利之兴,给灌区的农业发展和农村经济社会进步产生了显著的推动作用。

  二 泾惠渠灌区农业的发展

  农田水利是农业生产的命脉。泾惠渠建成后,最直接和最重要的作用就是推动了灌区农业的快速发展。

  1.农田灌溉面积的增加

  泾惠渠建成前引泾灌溉已严重萎缩,1929年时引用泾水之旧渠仅能灌地200亩。泾惠渠放水当年,秋季受益农田即约5万余亩,至年终约灌溉麦田至8万余亩,1933年冬灌溉面积已达40余万亩。1934年后,随着二期工程的竣工,各项渠道设施逐步完善,管理工作不断改进,泾惠渠实际灌溉面积逐年扩大。1935年达53万余亩,1939年超过60万亩,到1947年时已达近70万亩,约相当于1934年的1.7倍,基本实现了设计灌溉面积的目标。如表1所示:

  旱灾期间,关中平原赤地千里,田地荒芜,土地利用率大大下降。泾惠渠建成后,“昔日不毛之地,今则尽成良田”。灌溉面积不断扩大,大量旱地变为水田,土地质量和耕作条件得到改善,为灌区土地利用率的提高和农业生产的增长奠定了基础。

  2.农业生产的增长

  泾惠渠建成后通过扩大农作物种植面积、提高亩产量、增加收获次数等途径,使农业生产取得显著增长。如表2所示:

  灌区土壤与气候最适宜种植棉花和小麦,豆杂谷粮次之。灌区棉、麦、杂粮种植面积持续增长,从1934年的45万亩增至1946年的81万亩,增长了80%。与此同时,食粮和棉花的总产量整体上也有显著增长。食粮产量从1934年的32万市石增至1946年的61万市石,增长了近90%。棉花产量从1934年的11万市担增至1946年的20万市担,增长了80%。

  就农作物亩产量而言,灌区水浇地明显高于旱地。据陕西省水利局调查,小麦产量高出1倍以上,棉花高出1倍到3倍。以1939年为例,灌区麦棉及杂粮等农作物亩产量,水地较旱地均有不同程度的增加,其中小麦、大麦及棉花产量,水地均相当于旱地的约1.8倍。当年全灌区因受水惠而增收的棉花为11万市担,大小麦及杂粮等27万市石。棉花亩产量增加尤为显著。1939年皮棉平均亩产量约100市斤,最高者达150市斤,“其产量之丰,不仅为国内所未有,抑且为世界所罕见。较之旱地,每亩只能收获二、三十斤者,直不可同日语矣”。据泾惠渠管理局估计,泾惠渠灌溉农田70万亩,按照种植棉麦各30万亩,及杂粮10万亩计算,因灌溉增加的亩产量,以平均棉花每亩30斤、小麦每亩4市斗、杂粮每亩3市斗计算,则每年可增产皮棉9万市担、小麦12万市石、杂粮3万市石。

  泾惠渠灌区农业增产在当时水利研究者看来,其“成绩之佳,可为全国冠”。农业生产的增长使灌区成为陕西最重要的农业生产区,粮棉等农作物产量在全省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如1945年灌区棉产为20.5万市担,占全省各灌区总产量的80%,小麦产量43万市石,占全省各灌区总产量的50%。

  3.农业改良与推广的进步

  泾惠渠建成后,灌溉之便利为农业试验研究工作提供了有利条件,灌区成为陕西农业技术推广的理想区域,中央与地方及私立各农事试验场和农业改良机构相继设立于此,如斗口农场、西北农事试验场、泾阳农场、西北农工改进会园艺试验场、高陵作物繁种场等。泾惠渠管理局与这些农事机构合作进行农田灌溉试验与改良推广工作,为农作物增加产量、改进品质发挥了积极作用。

  在农业改良方面,灌区的棉花改良与推广成就最为显著。20世纪30年代初,关中地区主要种植灵宝棉、小洋花等传统品种。1933年陕西省建设厅农棉试验场经试验发现,脱字棉成熟早、产量高、品质佳,且适合关中的土壤与气候。建设厅随即选择泾惠渠沿岸永乐店附近设立模范植棉区,其首要原因即在于“该区水利问题,大半解决,模范植棉区设于此地,则可免除旱灾为虐,而能如愿以得大量棉籽”。1934年陕西棉产改进所成立后,同样因泾惠渠区域内有渠水灌溉,棉花产量较其他各地更有把握,向省政府建议“推广脱字棉,种于泾惠渠之全区域内,使该区内之棉农,完全种植脱字,不得杂植他种”。1935年起灌区各县开始推广脱字棉,淘汰落后品种。

  灌区在棉花改良推广方面,成就更突出的是斯字棉。斯字棉原产美国,1933年由中央农业试验所引入中国进行区域试验,泾阳县即为试验区之一。陕西棉产改进所泾阳棉作试验场自1934年起开始进行试验,发现四号斯字棉不仅产量更高,而且品质优良,为其他棉种望尘莫及,因而推广之后深受农民欢迎。抗战爆发后我国主要产棉区相继沦陷,斯字棉种植只剩陕西泾阳一处,仅11400亩。就是在这一万多亩的基础上,斯字棉以泾阳为中心逐步扩大种植区域,至1945年已达130余万亩,占关中棉田90%以上。泾惠渠灌区自1936年起推广四号斯字棉,推广工作从未中断,使该区成为“全国棉种推广改良之最有成绩之中心地区”。灌区棉花产量与品质大幅提高,成为陕西和全国优良的高产棉区。

  灌区小麦改良推广也取得显著成就。如金陵大学西北农场培育出多个适宜当地种植的优良麦种,产量丰富,品质优良,颇受农民欢迎。该农场所培育的蓝芒麦产量较普通农家品种高20%,每亩可增收4市斗。1938—1941年蓝芒麦在灌区各县共推广21万余亩,较普通品种增收8.4万市石。除蓝芒麦外,该农场在抗战期间还推广六十号、一二九号与三○二号等改良麦种,产量较普通麦种高12%至15%不等。这一时期,灌区农业试验机关能够取得显著成就,优良品种能够培育成功并大量推广,无疑得益于泾惠渠灌溉之利。通过灌溉实验和现代农业技术改良,既可发挥水利工程的最大效用,又能推广优良品种,树立农民对于科学农业的信念,使灌区农业走上科学化、现代化的发展道路。

  总之,泾惠渠建成后灌区农业取得显著进步,“农作物产量之增加,显示了惊人的成绩,一时轰动整个社会”。即使抗战时期,灌区农业生产不仅没有衰退,而且仍取得了进一步发展。

  三 泾惠渠灌区农村经济的复苏

  农业是泾惠渠灌区的经济基础,农业生产的增长带动了灌区农村经济的复苏和发展。

  1.农田地价增值与土地关系变化

  由于灌溉工程完成后,供水充足,农作物生长旺盛,农田收益有确切把握,因而灌区农田地价随之上涨。泾惠渠放水前,当地普通地价每亩仅值1元,城镇人口较多之区每亩3元,旧龙洞渠水地价值亦不过10元。尤其是旱灾期间,地价猛跌,泾阳、三原等县1929年旱地一亩仅值五角,至多七八角。高陵县“民国十七八年,每亩地价二三元,尚无受主,实因荒旱无收,而地亩仍须负担,故价格虽廉,无敢问津”,甚至有“农民常因无力纳税,情愿请公家没收田地”。泾惠渠放水后,灌区地价逐年提高。如表3所示,到1937年时灌区内水地每亩已可卖至三四十元,相当于旱地价格的两三倍,且灌区内平均地价比1931年增加近9倍。地价上涨的关键原因,即在于“泾惠渠之大功告成,便于农事灌溉”。

  泾惠渠的建成还对灌区土地关系变化产生了深刻影响。1928—1930年的大旱灾使陕西农村的土地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土地所有权转移加速,土地集中趋势非常严重。由于灾荒期间,“农民死亡逃散日甚,地方一切税捐,大多数都要由土地分配负担,所以土地不但不能养人,简直成了累害”,许多自耕农被迫将土地出让,“这种现象普遍于陕西各县”。即使自然条件较好的咸阳、泾阳、三原、高陵、临潼五县,农民出卖的耕地面积也占到了总面积的20%。关中小农经济在这次大灾中受到沉重打击。1919年时自耕的小农还有60%,1928年以后小农就大批地没落了。“关中的小农,除死绝和逃亡以外,少数变为佃田的贫农,多数已成了纯粹的雇农”。与此同时,一些地主、商人、军阀、官僚则趁地价低廉之机大量购买土地,加速了地权转移。

  小农经济崩溃和自耕农锐减是灾后关中农村的一个普遍现象,然而自1932年泾惠渠放水后,灌区各县自耕农破产问题迅速好转,旱灾期间逃亡的农民相率归来,重理故业。其间虽有一些军阀权贵趁机投机购买土地,也有农民因穷苦所迫变卖田产,但为数极少。自1934年以后,随着灌区农家经济日渐富裕,农民渐有积蓄,大都不肯轻易将收入有保障的农田出卖,自耕农数目逐渐增加。据陕西省水利局1936年调查,泾惠渠灌区自耕农约占86.86%,佃农占13.14%。灌区自耕农最为普遍,占绝对多数,大地主及无地贫民数量都很少。“就耕者有其田之原则而言,灌区以内,并无大地主利用大量地产,奴使农民,以图不劳而获者”。在其他很多地方存在的严重的自耕农破产和租佃问题,在泾惠渠灌区却并不严重,这也是泾惠渠灌区与其他缺乏水利灌溉地区在灾后发展中的一个重大差异。

  2.工商业与金融业的发展

  旱灾期间灌区各县工商凋敝,市镇萧条。泾惠渠建成后,随着农业的恢复增长,特别是植棉业的兴盛,带动了灌区工商业发展,各县轧花、打包、榨油等工厂迅速增加。棉产丰收还带动了当地棉花市场的繁荣,灌区棉花大多运到泾阳、三原、高陵出售,经营棉花贸易的既有为数众多的棉花行号,也有不少由农会或农民自行组织的棉花运销合作社,还有一些外地公司厂商在灌区设立办事处大量收购棉花。每年十月棉花成熟之后,泾惠渠灌区运输棉花的车马络绎不绝。抗战时期建成的咸同铁路横贯灌区,并在位于灌区中心的泾阳县永乐店镇以及三原县设有车站,灌区棉花大部分通过这条铁路向外运输。因而各大纱厂、银行及花行均在永乐店和三原设有办事所及仓库、打包厂等,当地棉花市场更为旺盛。在棉业经济带动下,灌区城乡市镇渐趋繁荣。尤其是永乐店镇因交通便利,棉花行及打包厂设立众多,不仅成为泾阳县商业重镇,而且成为渭北棉花集散市场。

  泾惠渠的建成和灌区农业的发展,促进了农村金融的改善。大灾之后的陕西“金融极形枯竭”,“农民受高利贷之剥削,几无法自拔”。泾惠渠建成后,“灌溉区域为陕西最肥美可靠之土地,因其有渠水之灌溉,虽在大旱之年,亦不至颗粒无收,实银行放款之最安全地区”。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等金融机构纷纷在灌区设立分支机构,投资支持农业生产,尤其是支持棉业发展。抗战时期,中国农民银行等国家金融机构继续向农民提供农贷。1943—1947年间,农民银行在三原、泾阳、高陵三县共发放棉花生产贷款135亿余元,贷款棉田面积382万余亩,受益农户185261户。泾惠渠灌区一直是银行业在陕西推行农贷的首要区域,贷款数额最多。农贷对于缓解灌区农村金融枯竭,降低农村借贷利息,促进农业生产,发挥了积极作用。

  3.水力的开发利用

  泾惠渠干支渠因落差而形成许多跌水,可以用作动力从事各项小规模的工业生产。因而泾惠渠建成后,除了用于灌溉农田,管理局还提倡民众利用干支渠跌水动力发展农村工业。1939年颁布的《陕西省泾惠渠管理局工业用水暂行简章》规定,在与陕西省水利局签订合同,并遵照水利事业注册暂行章程规定,申请注册取得用水权后,可引用渠水做工业用途。在管理局倡导下,沿渠民众利用水力举办轧花、磨面、榨油等工厂。据统计,1942年年底泾惠渠共有4家水力工厂注册设立,使用马力40匹,每天可轧花2100市斤,磨面2100市斤或榨油200市斤。到1945年时,泾惠渠干支渠使用马力增至147匹。虽然这些工厂规模不大,但利用水力发展工业,既能缓解战时动力缺乏问题,促进农村工业化进程,又能增加农民的就业机会和收入。灌区棉麦产量丰富,就近进行加工对于解决后方民众的吃饭穿衣问题也不无裨益。

  总之,随着农业生产的增长,灌区农村经济渐趋活跃,尤其是棉业经济颇为发达,工商业呈现出一定的繁荣景象。据1948年调查,灌区五县已有银行12家,花行137家,面粉厂2家,轧花厂2家,榨油厂117家。

  四 泾惠渠灌区民众生活改善与农村社会进步

  随着泾惠渠灌区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的发展,灌区民众生活得以改善,农村社会也有所进步。

  1.救济旱灾与改善民生

  泾惠渠的建成,对于缓解渭北严重旱灾、救济灾黎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泾惠渠所经村落在1930年大旱灾之后农民大多逃亡在外,村舍大半空虚,农村陷入绝境。泾惠渠放水后,“数百年来渭北荒旱之区,得以重睹渠水蜿蜒阡陌,当地人民欢喜若狂”。放水后一年左右,泾惠渠“已浇地四十万亩,十万灾民,生机顿转,衣食有赖,成效显然”。第二年,随着粮食、棉花的丰收,“灾荒期间已去,转入佳境,人人皆感泾惠渠之惠助”。泾惠渠建成放水“不特成就灌溉事业,且可直接视之为救灾工作”。

  随着农业生产的增长和农村经济的发展,灌区农民收入也有所增加。农业生产率的提高,棉花等经济作物的大量种植,优良品种的普遍推广,农村合作社的建立等,都有利于农民收入的增加。如灌区农产之增收,1934、1935两年各增加收入300万元,1936年为800万元,1937年为600万元,1938年为700万元,1939年为1400万元。1940—1941年,“增收食粮益多,按之时价,不下一万万元,为利之巨,可以想见”。据1936年对泾惠渠附近5个村庄的调查发现,灌区农村人口数量较灾荒期间有了显著增加,普通农家经济也扭转了破产窘境,全年农产收入超过捐税及消费而有余。经过数年发展,灌区农民生活较昔日有了显著改善,“与非灌区对比,灌区农民生活之富庶,亦远非灌区农民所能望其项背”。如泾阳县“自从泾惠渠告成后,农人得着水的利益,一年得两年的收入”,多一半的人民由灾黎一跃而成为小康,“凡是泾水能灌溉的地方,人民都生气勃勃,显示出蒸蒸而上之气象”,农民“生活水准已不亚西安”。而那些得不到灌溉的地区“依然是经济破产,败垣破产”。

  2.农村教育事业的进步

  随着泾惠渠灌区农业经济的恢复发展,农村各项社会事业也有所改善,农村教育事业的进步即为其显著代表。泾惠渠建成前,泾阳、礼泉、三原等地“因受荒灾影响,农村衰败,经费短绌,教育事业几近破产”。如据1929年调查,泾阳县“学校教育,往岁高小三处,初小一百三十余处,今岁高小,只开城内一处,初小仅二十余处,学生或数名,或十余名,而以食粮困难,是否永久支持,尚未可必”。礼泉县在民国十三四年间,学校众多,“学生济济,极一时之盛”。自1929年以来,“感受荒旱影响,大有一落千丈之势”,学生减少,学校停闭,“各区初小一百八十余处,而开学者不足十分(之)二,最近益形减少,仅存七八校”。教育事业颇为发达的三原县,也因“连年灾荒,频遭兵燹,教育已一落千丈”。

  泾惠渠建成后,经过数年发展,“农村富庶,竞相提倡教育,各乡普设小学,职业及中等以上学校,已先后成立数十所,每年出外就业大中学者,为数亦甚多,知识水准,普遍提高”。到1948年时,泾惠渠灌区各县中心小学及国民学校的设立已较为普遍,共有269校,入学儿童近两万名。中等学校在泾惠渠未完成以前所设立者有4校,泾惠渠完成以后而增设者有9校,学生近四千人。

  总之,在民国农田水利事业发展史上,泾惠渠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揭开了陕西农田水利现代化的序幕,并带动了西北乃至全国的新型农田水利建设。和后来修建的渭惠渠、洛惠渠相比,泾惠渠工程的现代化程度虽并不算最高,但其影响力却远超其他工程,被奉为全国各省新兴灌溉事业的“圭臬”。正如曾任陕西省水利局局长的孙绍宗所言:“陕西灌溉事业之所以发达,乃是因为第一个渠泾惠渠开成功了。因此可以说有泾惠渠才有陕西其他各渠,有陕西这些渠道的成功,才有风起云涌的全国灌溉事业的这种发展。”泾惠渠建成后产生了许多直接和间接的经济社会效益,极大地改变了灌区经济社会面貌。泾惠渠建成前,灌区“农村凋敝,耕地荒芜,居民转徙流亡,其贫苦情形,不堪言状”。泾惠渠放水后“不数年间,灌区景象,顿形改观,沿渠林木栉比,乡村房舍一新,昔之赤地荒原,悉成平畴绿野”。“泾原富庶状况,较之昔日,真不可同日语焉。”

  五 余论

  上文对泾惠渠的修建背景及其经济社会效益作了考察,下面结合学术界关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农田水利事业和农业经济发展趋势等学术问题,略作讨论。

  第一,关于国民政府时期农田水利建设成效问题。对于国民政府时期农田水利建设的成效,有学者评价较低,认为除少数地区和若干中小型工程外,国民党政府在农田水利方面没有采取重大措施和兴建大型工程,水利事业的总趋势是日益恶化。有学者则评价颇高,认为国民政府时期农田水利事业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对于提高全国农业水平,保障抗战期间的军粮民食以及开发西部都起到了一定作用。

  就陕西农田水利建设而言,自泾惠渠之后又兴建了洛惠渠、渭惠渠、梅惠渠、黑惠渠、沣惠渠、泔惠渠、涝惠渠、汉惠渠、褒惠渠、湑惠渠、织女渠、定惠渠等十多个大中型新式灌溉工程,干支渠总长度近1000公里,设计灌溉面积近300万亩。陕西农田水利事业蓬勃发展,不仅在西北地区遥遥领先,而且在民国时期全国范围内也是首屈一指。“近二十年来,中国水利事业,应以陕西省农田灌溉工程,进步最大,成效亦最显著。”

  陕西农田水利建设之所以能够取得显著成就,得益于诸多有利因素。其中,国民政府的资金和技术支持发挥了关键作用。大型农田水利工程所需庞大资金和技术力量,是地方政府和民众完全无力承担的。泾惠渠二期工程即已得到全国经济委员会的拨款支持,尾工工程也是由该会设立的泾洛工程局完成的。其后陕西其他大型农田水利工程的绝大部分经费,是由国民政府通过中央拨款、国家金融机构贷款等途径提供的。据陕西省水利局报告,截至1945年8月份,汉、褒、湑、沣、定、涝、泔、洛八渠共计使用工程经费7.1亿余元,其中国家金融机构贷款6.7亿余元,贷款占到了近95%。从陕西农田水利建设的史实来看,国民政府对于农田水利建设还是较为重视的,采取了很多积极措施,在局部地区取得了显著成效。

  第二,关于民国时期农业经济演变趋势问题。近代中国农业经济的演变趋势,是近代经济史研究中的一个热点问题。对于民国时期农业生产与农村经济的演变趋势,学术界重点围绕华北地区进行了大量讨论,并形成增长论和衰退论两种主要观点。衰退论者认为,晚清至民国时期中国农村经济和农民生活都处于衰落与恶化的趋势,每况愈下。增长论者则认为,和传统农业相比,近代农业有了一定程度的缓慢发展。

  就本文所讨论的泾惠渠灌区而言,如前所述,自该渠建成后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均有所发展。如果将这一时期陕西所建成的大中型新式农田水利工程进行整体考察,则农产增加更为显著。农田水利工程“使泾水、渭水流域和汉水流域的许多县份的农业生产有了保障”,灌区农业基本上摆脱了靠天吃饭的境况。水利条件的改善还带动了其他农业经济要素的增长,使灌区农村经济步入良性循环,社会经济面貌与20世纪30年代初农村破产时的状况相比,有了显著改善。即使抗战时期经济发展受到战争的影响和破坏,但农业生产并未中断,仍然有所发展。抗战时期,“泾渭各灌溉区域之农民生活,反较抗战以前为优裕,此则农田水利之力也”。泾惠渠农田水利工程建成后,灌区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复苏发展,成为民国时期部分地区农业在有利条件下发展进步的一个确证。

  综上所述,在认识近代中国农田水利和农业发展问题时,要考虑到不同地区存在很大差异,因而既要关注整体,也要考察局部,在看到水利失修、农业衰败的同时,也应看到那些水利兴修、农业发展的地区。当然,对农田水利给陕西农村社会经济带来的促进作用不能忽视,但也不宜高估,因为能够得到水利灌溉的只是少部分区域,灌溉土地占耕地总面积的比例并不高。在看到局部地区水利建设的成就时,亦不能否认其他很多地区农田水利的缺乏或衰败的历史事实。而且,农业生产除了水利之外,还与其他很多因素息息相关,如政治、技术、资金、市场、土地制度等等,如果这些方面得不到有效改善,仅靠农田水利建设不可能从根本上彻底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尽管如此,近代水利之兴对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作用仍是不可忽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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