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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困境及实现路径
作者:《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年第4期 来源:王超品 时间:2021.07.22

  摘要: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将经济增长目标转向高质量发展。作为我国领土的重要组成部分,边疆民族地区更是我国实现高质量发展不可缺少的一环。边疆民族地区具有特殊属性,实现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进而保障“十四五规划”的顺利实施,是国家治理始终贯穿的命题,也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基础。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中华民族在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如何更好地实现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本文回归理论和逻辑的起点,结合边疆民族地区实际情况,并加以分析,提出实现路径,以期进一步推进我国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进程。

  关键词: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内涵;困境;实现路径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切中时代脉搏、把握实践要求、顺应人民期待,总揽全局,主动谋划,不断推进理论与实践创新、形成了一系列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和新成果。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将经济增长目标转向高质量发展。这也对边疆民族地区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当前,需要深入把握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困境以及实现路径,进一步推进我国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进程。

  一、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内涵诠释

  充分结合边疆民族地区实际情况,从边疆民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建设的角度进行考量,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具有自身独特的丰富内涵。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充分展现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发展的新形态,边疆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彰显。

  (一)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发展的新形态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是指导我国开展边疆地区民族工作的最根本的指导思想。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结合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从现实情况出发,派出民族工作队宣讲党的民族政策,改变少数民族对新生政权的误解并改善与汉族或者其他少数民族的关系。另一方面,在宣讲的基础上,实行民族识别工作。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根据国内民族问题的特殊性,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组织成立科研队伍,展开对当时国内各民族进行民族识别工作,根据多方考证和溯源,最终确认了55个少数民族。少数民族识别工作的开展,使得少数民族的政治地位得以提高。在马克思的经典阐述中,民族发展的新形态需要以合理的价值取向和有效的制度载体为表征。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正是通过科学合理的价值取向和制度,来实践马克思关于民族发展新形态的科学构想,提高生产力,创新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的价值关系。

  首先,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首要因素是生产力的巨大提高。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对于生产力使用的是“the productive power”,马克思又进一步论证了“一切生产力即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的说法,并深刻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与此同时,马克思也为人类提出了一种衡量精神产品生产能力的生产力概念。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就意味这是着一种新的衡量精神产品生产能力的开启。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从1949新中国的成立到1978改革开放再到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根本转变,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矛盾,这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

  其次,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旨在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带有逐利性,这种一味追求利润的单向度生产容易带来人与自然关系的对立。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要实现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就开始实行环境保护政策,到党的十八大以来史上最严厉的《环境保护法》出台,再到新发展理念和习近平总书记“两山论”的提出,这些都充分显示了一直以来我国对自然环境的重视。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的发展,不仅仅要体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且也要充分体现边疆民众与自然生态环境的和谐共生。

  再次,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以实现人与人和谐共处为主要目标。世界范围内,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当代文化,并且植根于自身独特的文化传统之中。对于中国而言,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思维定势、风土人情等铸就了中国文化的独特性。中国传统文化一贯尚“和合”。“和合”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中国‘和’文化源远流长,蕴含着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向善的道德观。”在这种理念指引下,中国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进程中必将建构在人与人之间的友好和谐关系之上,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实现也不例外。

  最后,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旨归。马克思认为:“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马克思所要探寻的民族发展的新形态,其中一个重要指标就是必须保证每个民族的全面自由发展。从马克思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理论的视角来分析,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不仅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进程中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而且也将为人类的自由全面解放而奋斗终身。

  (二)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是边疆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要求

  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是边疆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命题。进入新时代以来,精准扶贫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更是深刻表现出党在前进的征程中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不断满足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脱贫攻坚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将边疆民族地区作为全国扶贫的主战场。在《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文件中,单独一部分具体阐述对边疆民族地区的布局,确定了工作的基本方法和理念。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道路在以不让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地区掉队为扶贫工作的基本原则,促进边疆民族地区的发展,让各个地区的人民共享发展成果。在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农村贫困人口减少1109万,贫困发生率降至0.6%,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成就。”但党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路上并没有就此满足,而是稳步向前,继续推进贫困地区的发展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全力让全体人民群众迈向更加富裕的生活。在2020年的11月14日,云南最后9个县市退出贫困县序列,历史性告别绝对贫困。“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坚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边疆民族地区实现高质量发展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上的一座重要里程碑。

  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是对边疆治理现代化实现对外开放的纵深要求。边疆治理的现代化必将伴随改革开放而逐步深入。2013年9、10月,总书记分别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的演讲以及访问东盟国家时提出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时隔不久,以“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内容,从此,“一带一路”正式纳入国家战略之中。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土空间开发开放的重心主要聚焦在东部沿海地区和沿长江中下游区域,整个国土空间开发开放格局呈现出明显的倒“ T”字型结构。这也便使得陆地边疆开放总体水平不高。如何提升国土空间全域的开放水平,日益成为新时代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面对边疆民族地区开放水平相对滞后的现实,为不同的陆地边疆省份做出了方向的指导。广西“要立足独特区位,释放‘海’的潜力,激发‘江’的活力,做足‘边’的文章,夯实提升中国—东盟开放平台,构建全方位开放发展新格局”。 云南要建设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 “一带一路”这一国家战略赋予了边疆民族地区前所未有的战略使命和地位。边疆民族地区新的历史定位,为边疆民族地区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将会成为中国新时代经济发展的新的增长极。无论是对外开放的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发展潮流,还是“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新时代的追求,边疆民族地区逐渐完成了由国内的边缘区向东南亚、南亚、中亚的核心地位的转变,地缘政治、经济领域、文化等多领域的战略地位上升。亚欧大陆桥的修建,泛亚高铁网络的不断完善,大大加深了边疆民族地区与国际社会的联系,商品、资本、人才相互之间流动。中国整体实力相对于东南亚、南亚、中亚地区各国,一直处于领先地位也必将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就势必会形成“虹吸效应”,即相对发达地区对相对不发达地区人才、资金等的聚集效应,在国内、国外两个因素的双向推动下,边疆民族地区必将实现大踏步地前进和跨越式的发展。

  (三)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彰显

  总书记强调:“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的最大优势,制度竞争是国家间最根本的竞争。制度稳则国家稳。”正如塞缪尔·亨廷顿所说:“社会越复杂,异质性越强,政治共同体的建立和维持就越依赖于政治制度的功用。”因为,“良好的制度、利益共享的规则与原则,则能够正确地引导人们最恰当地运用其知识进而切实有效地引导其社会目标的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稳定的政治制度、良好的政治制度,同时也是符合中国实际的政治制度。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开始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进行探索再到成功实践,四十多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取得了成功。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已经开启,就是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高质量发展是现代化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而实现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内在要求。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实现能够有效缩小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现状。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的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彰显。不仅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要求,也体现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尤其对于边疆民族地区,大多数是属于贫困地区,实现边疆地区的高质量发展充分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缩小贫富差距,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二、当前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存在的困境

  边疆民族地区进入新的发展阶段,需要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为指导。但是,基于边疆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我们不难发现民族认同问题凸显、边疆治理法制化水平不高、边疆民族地区对大数据的认知和使用率有待提升等,都是制约当前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现实困境。

  (一)民族认同问题的凸显

  由于边疆民族地区独特的自然环境以及长期处于国家的边缘地带,一个民族的民族意识是在历史的长期积淀中形成的,具有相对独立性和稳定性。德国史学家梅涅克曾指出:“文化民族具有高水平的族群同质性,使得民族于族群认同重合,它受到自然或历史的力量而非政治力量的塑造,民族成员的动力不是源于自发的政治效忠,而是来自近乎天生的族群认同。”由此可以看出,民族认同建立在文化同质的基础上,民族认同具有相对稳定性。但是,在边疆民族地区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身处边疆地区的民族,常常受其他地区的侵犯,从而导致相对闭合的文化环境,地方民族主义情况严重。除此之外,民族认同也具有复杂性。民族在社会演变的进程中,受到的宗教影响很大,尤其要注意其消极的影响。宗教一旦被民族激进分子所利用,将使得原有的宗教教义发生改变,民族认同也会随之出现分裂,变得多样化复杂起来。

  就云南边疆地区而言,仍有部分民族处在比较落后的社会生活状态,各民族如何融入当前高速发展的中国社会,如何真正将国家认同和自身民族认同实现整合,这是新时代边疆民族地区实现高质量发展面临的现实挑战。另一方面,如今的部分民族政策,更多的是偏向于选择直接的利益输送,尽管在这些政策的支持下,各个少数民族得到了迅速的发展,逐渐摆脱贫困走向小康。而为了后续的发展,作为政策客体的部分少数民族会提出更高的要求,政策主体为了满足其发展的要求,则需要付出更多的资源。如何整合价值认同,形成超越单个民族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如何在这整体的意识影响下,使各个少数民族也会为了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而奋斗,成为“中国梦”的直接缔造者,这条道路仍旧在探索当中。

  (二)边疆治理法治化水平有待提升

  作为衡量社会进步、政治文明的普遍准则和核心价值观之一,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主要标志,也是国家治理制度和治理体系的最高级形态。当前,我国正处于向现代化国家转型的关键时期,发展进入转型升级、爬坡过坎的新阶段,改革面对全面深化、攻坚克难的新要求。如何科学应对国际环境的深刻变化和国内三期叠加、矛盾错综复杂的形势,创造什么样的发展环境,以什么样的方式推进改革,都成为亟须破解的重大课题。在边疆民族地区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由于边疆民族地区的自然环境、人文情况复杂,现代化的法治体系的确立必将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进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随着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法治在陆地边疆治理中的地位也将会逐渐凸显。诚然,一个社会的发展只靠政府是不具有活力的,但不可忽视的问题是边疆地区法治体系需要进一步完善。如何在中央政府的有限管理半径外,协调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保证政府在边疆民族地区治理中的主导地位,除了最重要的一点在于加强党对陆地边疆社会的全面领导,还应当逐步提升边疆治理的法治化。对于西南边疆民族地区而言,由于在历史上长期远离国家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经济发展落后、交通闭塞、信息不畅通,人们思想观念保守、教育程度低下、宗教信仰浓厚,这样的客观现实决定了边疆民族地区法治建设的滞后性。主要表现在:一是边疆人民群众法治意识薄弱、尊法意识不强。部分边疆人民群众由于受教育程度不高,尊法和守法意识淡薄。二是边疆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有待提升。由于边疆社会与外部的相邻性和远离中央政府等多种因素,位于边疆区的共产党员面临着“四个考验”和“四个风险”的重大考验,严重影响着党内、地区的政治生态。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反腐倡廉为总抓手的全面从严治党的大背景下,如何加强陆地边疆社会的党组织建设,把党组织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在陆地边疆的发展中发挥核心的领导作用,是新时代人民的期盼。三是边疆地区部分宗教事务干预法治。边疆有许多是地区宗教信仰比较普遍的地区,在部分地区宗教事务和地区法治建设上,宗教人士干预法治建设的现象还比较普遍。

  (三)边疆民族地区对大数据的认知和使用率有待提升

  总书记指出:“中国和世界的关系正在发生历史性变化, 中国需要更好地了解世界, 世界需要更好地了解中国。”尤其在大数据时代,如何通过大数据有效实现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已经上升为一个重要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大数据时代是新媒体技术发展的产物,几乎所有的行业都难以忽视大数据对其未来发展的影响。边疆民族地区受地缘政治、经济条件和科技发展水平等因素的制约,对大数据的理解和应用都存在一些问题。

  一方面,边疆民族地区大数据分析技术人才缺乏,对数据的因果关系分析能力亟待提升。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和肯尼思·库克耶在《大数据时代生活、工作与思维大变革》一书中提出,因果推论是科学研究的最终目标,即利用我们已知的知识来了解我们未知的世界。对大数据进行因果关系分析需要专业技术人才来实现。目前,大数据分析技术人才缺乏,致使对一些相关性数据的分析没有完全科学合理地做到定性与定量分析的紧密结合。但是,由于数据分析方面专业技术人才缺乏,很难就其数据本身直接揭示出因果关系。另一方面,大数据提供者不能透明开放数据,限制了大数据在边疆民族地区的全面应用。大数据的大量和多样性包含了各种各样的数据,不仅涉及国家、政府及每个个体,而且还涉及大多数国家间、政府间的利益问题。伊恩·艾瑞斯认为:“各个领域的统计分析都在揭示出隐藏在各种各样不同的信息背后的相互关系。”这就会导致对于数据的全面开放在短期内无法实现。同时,出于政治、经济利益的考虑,大数据提供者或使用者经常性地调整数据算法,造成研究者无法获得数据生成的基础测量过程和稳定的测量数据。因而,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呼吁大数据提供者应该确保基本的数据透明性。自20世纪60年代互联网诞生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借用互联网的广泛传播,一直在互联网领域占据领导地位,掌握着全世界用来管理互联网的主目录根服务器。不仅在技术层面实现完全掌控,而且在话语体系上西方打着所谓的新闻自由、信息自由的幌子构造起以西方话语体系为主的“互联网帝国”,发展中国家长期处于被支配地位,掌握信息资源的西方国家并不会对其全面开放数据信息。大数据时代的到来,边疆民族地区更需要把数据资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把握大数据在边疆民族地区实现高质量发展过程中的应用前景,并掌握住数据应用开放的能力。数据就是财富,数据就是话语,用数据发出来自边疆民族地区的声音。

  三、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实现路径

  大量数据足以证明,改革开放40多年来,边疆民族地区的发展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成绩。边疆民族地区摆脱了贫困,文化软实力也显著提升,边疆民族地区要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向世界各国人民展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冲破西方国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偏见。

  (一)推进认同整合,处理好民族关系

  对于边疆民族地区来说,民族构成的多样性不仅仅具有数量、规模上的人口统计学意义,而且还深刻地影响到多民族国家社会纽带的建立及凝聚力来源。“根据西方政治文明的经验以及世界民主政治发展的趋势,应该建立一种基于领土原则的政治法律联结”,无疑国家认同的建构为这个政治法律联结提供了一个可供选择的答案。从“冲突论”的视角分析,学界很多学者对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持有“冲突论”。由于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内涵差异性的存在,导致二者在实现过程中既有交集,又有冲突。从民族的角度分析,边疆民族地区多为多民族聚居区,每一个民族都有着自己独特的利益诉求,当民族利益分配不均衡时,尤其是由于社会加快转型而形成阶段性的民族利益悬殊时,就会产生一系列族际冲突问题,如果冲突得不到及时有效的解决,发展较慢民族就会产生被剥夺感、心理失衡感,进而对国家的合法性产生质疑,导致国家认同出现危机。因此,需要进行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整合,这就需要进行整合推进,处理好民族关系。

  审视民族关系中出现的不和谐因素,采用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方式协调好民族关系。目前,处理民族关系是维护国家统一的重要工作之一。从三个核心点来分析:第一,处理民族关系的政治工作核心在于正确对待民族认同问题,民族认同过于强化,必然不利于国家的统一,会出现分裂国家的情况。第二,处理民族关系的经济工作核心在于民族利益的维护,民族利益关乎本民族成员的生存与发展,如果没有切实维护好民族成员的经济利益,产生的经济问题也会出现一系列复杂的民族矛盾和冲突。第三,处理民族关系的文化工作核心在于对风俗文化的尊重和保护,对民族风俗文化的尊重、保护和传承是一项意义深远的工作,目前,一些民族语言消失、风俗淡化,对我国民族文化多元性带来了极大冲击。以上这三个基本工作的核心出发点都是在于促进民族团结,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进程中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以此促进边疆民族地区的稳定发展。

  (二)实现依法治边,为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提供法律保障

  自从王朝国家诞生在中国这片土地开始,边疆民族地区和核心区相互影响,两者的利益博弈贯穿历史发展的始终,而这种博弈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即便把其划分为不同的阶段,但还是会发现规则的变化常处于博弈的进程之中。历代统治者会根据国家实力的强弱,对边疆民族地区采取不同的措施,但试图达到“善治”的境界都无法离开依照法律来治理边疆地区。边疆地区要实现高质量发展更加离不开法律保障。新时代,形成了法治思想。实现以依法治边,必须要经过宣传教育这一环节。宣传教育是构建和谐边疆的基础性也是关键性的工作。对边疆群众进行正面的教育疏导是实现依法治边的一条基本经验,同样也适用于边疆稳定的普及教育。比如,通过成功举办法治思想大讲堂、遵纪守法先进事迹表扬大会等典型事例,宣传和弘扬总书记法治思想;通过挖掘和阐扬先进人物和先进事迹的时代内涵,树立法治意识、培养法治思维。西南边疆民族地区在法治思想的宣传教育过程中,应注重思想性、文化性、实用性和趣味性的高度统一,让各族群众在内化与外化的双向互动中实现灌输与渗透,就能够达到法治思想宣传教育在理论与实践上的双重效果。理论与实践共同表明:进行法治教育是依法治边的必要条件,要通过搭建多方位的传播平台推进边疆民族地区的法治教育。有学者认为:“依法治边是依法治国的题中应有之义。坚持依法治边,就是要把法治融入边疆治理的全过程和各方面:坚持科学立法,设立符合边疆地区实际的法律法规,更加注重提升立法质量,为边疆稳定与经济社会发展提供良好的法律保障。强化公正司法,优化司法程序。”如何在中央政府在有限管理半径外,协调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保证政府在边疆治理中的主体地位,最重要的一点在于加强依法治边,推进依法治边方略从理论到实践的转变,并加快构建符合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的法治保障体系。

  (三)科技创新驱动,充分运用好大数据平台推进边疆民族地区经济向高质量发展迈进

  大数据从技术和战略两个层面,影响着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方式,并促使社会资源与权力的分配更加公开、科学。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和肯尼思·库克耶认为,大数据是人们在大规模数据上可以做的事情,大数据是人们获得新的认知,创造新的价值的源泉。与传统意义上的数据的概念完全不一样,传统意义上的数据与信息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需要用数据来说话。第一,增强数据说服力。主要通过采用个体差异化传播手段、工具和资源,为不同的国家的受众提供与之匹配的传播模式。就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而言,数据说服力主要从边疆民族地区受众的理解程度和认可度上来体现,从承载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现有方式看,还没有实现真正的体现出数据的说服力。这就需要利用有效载体增强数据说服力,构建受众容易理解的数据话语体系。大数据时代,充分利用媒体的传播优势,加大基础概念宣传力度。数据话语体系首先是由基础概念构成,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能否通过数据来说明,需要凝练出相互间都能够理解的概念,这也是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要求。第二,增强数据整合力。大数据时代我们用技术人才和数据说话,增强数据整合力,通过整合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文明建设中所取得成绩的大量数据来论证边疆民族地区的高质量发展。第三,增强数据科学性。在大数据技术的支撑下,系统有能力对受众的行为做出一种动态的分析,如通过记录受众在一定时间内浏览、检索或下载学习资源的类别和数量等数据来分析总结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过程中边疆群众体现出的偏好和倾向,当该用户再次登录时,系统即可向其推荐满足特定偏好和倾向的资源。基于受众点击和下载资源的行为数据分析能够提高传播内容的覆盖性和准确性,而实现其应用的前提就是要增强数据的科学性,规避数据的不透明和不公开,从而增强数据的科学性。基于大规模传播数据的科学性分析,能够精细地分析受众的认知水平和兴趣爱好,并主动为其推送与其喜好匹配性更高的、符合其真实认知水平的个性化学习资源。第四,增强数据传播性。增强数据传播性就是使其传播的广度加大。换言之,就是通过多渠道实现数据的“增值”和有效传播。大数据时代,利用新媒体讲好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故事。其中,传播途径和方式是联结整个传播过程的纽带,要讲清楚边疆地区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可能会遇到的各种思想困惑,如国家为什么要提倡高质量发展?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反映了中国社会怎样的追求?利用新媒体平台发布信息,不仅需要通过文字表述进行传播,而且还需要运用生动的图像和音乐等来展示其丰富的内涵,这更易于受众接受和认可。此外,在大数据数字技术思维模式下,借力“一带一路”大数据形成综合服务门户,传播边疆地区高质量发展实况,迸发中国强有力的声音。2019年4月,“一带一路”新闻合作联盟首届理事会议召开。“目前,已有来自全球86国的182家媒体加入了“一带一路”新闻合作联盟”。可以肯定的是,“一带一路”的数据传播力将为边疆地区高质量发展提供全新视角。

  四、结语

  为了维护边疆民族地区的稳定与发展,进而实现中国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长治久安,必须大力推进边疆民族地区的高质量发展,在边疆民族地区构建和谐的民族关系,加强法治思想教育,建立符合边疆民族地区特色的法律保障体系,并不断加强对大数据的利用和使用。这是一项具有重大意义的战略性任务,又是一项具有空前难度和挑战性的艰巨任务。为此,必须在理论上予以高度重视的同时抓紧探索和完善现实举措,进而推进并实现边疆民族地区的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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