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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制度的另一面
——以高宗龙朔二年的两道制敕为中心
作者:孟宪实 来源:《北京大学学报》2021年第1期 时间:2021.04.08

  提要:皇帝制度之下,皇帝行使国家最高权力,这个权力通常也称作“皇权”。在唐朝的制度中,法律的制定之外,日常皇权是通过“王言”来实现的,“王言”就是皇权的日常表达式。那么,作为皇帝本人与皇权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呢?本文通过龙朔二年的两件诏书,展示皇帝意志遭遇挫折的故事,试图揭示皇帝制度的另一个面向。这对于认识皇帝制度的丰富性,无疑是有所帮助的。

  关键词:唐高宗 龙朔二年 沙门 礼拜君亲

  唐高宗龙朔二年(662),唐朝发生一件小事,皇帝本人希望达成一个夙愿,规定天下僧人道士都要礼拜君亲,而最终的结果是皇帝被迫妥协。此事,经过了朝廷的集议讨论,甚至出现了“票决”,皇帝的意见遭到了多数人的反对,最后只能委屈自己的意志。历史研究中,事实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理论不必是灰色的,但研究的目的就是推进认识的深入,而事实胜于雄辩的原理无处不在。如果一直以为皇帝在朝廷始终是“一言九鼎”,皇帝的意志等同皇权,那么本文所要揭示的则是皇帝制度的另一面,皇帝并不总是皇权的主人。

  一、无奈的诏书

  唐高宗龙朔二年是公元662年,六月七日是乙丑,史书都记录了一件事,朝廷下令:道士、女冠、僧尼等,要礼拜自己的父母。《旧唐书·高宗纪上》:龙朔二年六月乙丑“初令道士、女冠、僧、尼等,并尽礼致拜其父母。”[2]《通鉴》记载为“六月,乙丑,初令僧、尼、道士、女官致拜父母。”[3]两部书的记载,内容一致,只是僧尼与道士先后有别[4]。如果只看这些,大概会认为朝廷在推行孝道,即使是出家人也要遵守。朝廷管理社会礼仪,要求僧尼、道士等出家人要致敬父母。推测起来,这应该是皇权干预社会,努力移风易俗的政治行为吧。

  如果不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不清楚文字背后的冲突故事,这页历史就被轻轻翻过。东晋以来,皇权与僧侣的较量一直在持续,这次新的斗争篇章原本以为皇帝代表的王权会赢得胜利,没有想到,朝廷众多的大臣却站到了皇帝对立面。观念、政治还有制度,所有要素的聚合,最后竟然导致皇帝退却。皇权并没有成为皇帝本人的制胜法宝,这不是很令人吃惊吗?

  认真解读这首诏书,发现这是一首无奈的诏书,皇帝原本的意图没有实现,不得已下达这份妥协的文字。诏书透露出皇帝的心情,溢于言表。诏书全文如下:

  东台:若夫华裔列圣,异轸而齐驱;中外裁风,百虑而同致。自周霄陨照,汉梦延辉,妙化西移,慧流东被。至于玄牝邃旨,碧落希声,具开六顺之基,偕叶五常之本,而于爱敬之地,忘乎跪拜之仪,其来永久,罔革兹弊。朕席图登政,崇真导俗,凝襟解脱之津,陶思常名之境。正以尊亲之道,礼经之格,言孝友之义,诗人之明,岂可以绝尘峻范,而忘恃怙之敬?拔累贞规,乃遗温清之序。前欲令道士、女官、僧、尼等致拜,将恐振骇恒心,爰俾详定。有司咸引典据,兼陈情理,沿革二涂,粉纶相半。朕商榷群议,沈研幽赜,然箕颕之风,高尚其事,遐想前载,故亦有之。今于君处,勿须致拜。其父母之所慈育弥深,祇伏斯旷,更将安设?自今已后,即宜跪拜。主者施行。龙朔二年六月八日。西台侍郎弘文馆学士轻车都尉臣上官仪宣。[5]

  今本《唐大诏令集》未收此诏,现有资料来自唐代僧人彦悰编辑的《集沙门不应拜俗等事》,而“《今上停沙门拜君诏一首》”的命名可能也是彦悰给出的。看诏书的命名和《旧唐书》《通鉴》的重点不同,按照两部史书的介绍文字,应该名为“令沙门致拜父母诏一首”。彦悰之所以用“停拜”为名,委婉地表达了自己的立场。

  读高宗这首诏书,原委清楚。出家人不拜君亲,由来已久,皇帝有心改革,但遭遇阻力。最后不得已发出妥协之令:“今于君处,勿须致拜。其父母之所慈育弥深,祇伏斯旷,更将安设?自今已后,即宜跪拜。”原来,皇帝希望出家人不仅要礼拜君主,也要礼拜双亲,现在皇帝妥协,要求只拜双亲,不必拜君主。

  为什么会放弃拜君要求呢?一是因为“有司”,因为有关部门的意见不统一:“有司咸引典据,兼陈情理,沿革二涂,粉纶相半”。说是不同意,“沿革”表达的两派意见,改革一派是“革”,反对改革的是“沿”,其实是反对派占据多数。其次是向传统妥协:“朕商搉群议,沈研幽赜,然箕颕之风,高尚其事,遐想前载,故亦有之。”原本要改革的目标就是佛教、道教的传统,这里指代隐士传统,“箕颕之风,高尚其事”。改革的目标变成妥协的对象,这个传统皇帝事先不知道吗?当然知道。没有想到的是遭遇挫折而已。

  皇帝的目标没有实现,不得不妥协,诏书文字明白,皇帝心路清晰。代表皇帝最初意图的诏书也被保存下来,由此不难了解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也是《集沙门不应拜俗等事》一书中,收入了最初的诏书即《今上制沙门等致拜君亲敕一首》,内容如下:

  敕旨:君亲之义,在三之训为重;爱敬之道,凡百之行收先。然释老二门,虽理绝常境,恭孝之躅,事叶儒津。遂于尊极之地,不行跪拜之礼,因循自久,迄乎兹辰。宋朝暂革此风,少选还遵旧贯。朕禀天经以扬孝,资地义而宣礼,奖以名教,被兹真俗,而濑乡之基克成,天构连河之化,付以国王裁制之由,谅归斯矣。今欲令道士女官僧尼,于君、皇后及皇太子、其父母所致拜。或恐爽其恒情,宜付有司详议奏闻。龙朔二年四月十五日。光禄大夫右相太子宾客上柱国高阳郡开国公臣许敬宗宣。[6]

  四月十五日,原本皇帝发出的指示是“于君、皇后及皇太子、其父母所致拜”,出家人不仅要拜双亲,还要拜皇帝、皇后和皇太子。皇帝、皇后和皇太子,都是“君”的范围。从皇帝提出最初的要求,到最终宣布放弃,唐朝到底发生了什么?怎样的经历让皇帝不再坚持初衷呢?

  在古代中国的政治制度中,理论上说,皇权至高无上,皇帝乾纲独断、令行禁止。那么现在,我们却发现了一个皇帝妥协案例,具体生动。案例过程资料丰富,对于我们理解皇权的实际运作多所帮助。皇帝制度之下,皇帝本人是否就是皇权的化身?皇帝的个人意志到底在多达程度上决定了皇权的运行方向?唐高宗龙朔二年这件沙门礼拜君亲的案例,给我们提供一些重要启示。

  二、背景回顾

  沙门拜君,是长期以来悬而未决的问题。佛教传入中国,魏晋时期开始出现中国沙门,随着佛门皈依者人数渐多,如何管理佛教渐渐成为各个政府的课题。利用中国传统的社会管理办法,为僧人编造“僧籍”在南北朝时被纷纷采纳[7]。然而,在礼法上,如何让僧人遵从朝廷礼仪,比如礼拜君主,这个课题始终推行艰难。从东晋时开始,佛教势力与朝廷在这个问题反复拉扯,最后都以朝廷的妥协而吿结束。

  最初提出沙门需要礼拜王者这个命题,是在东晋成帝咸康六年(340)。当时王导已经谢世,东晋经历了几年的苏峻之乱,政治刚刚稳定。庾冰为庾亮之弟,在平定苏峻之乱中立有功勋,以帝舅的身份执政,官为“中书监、扬州刺史、都督扬豫兖三州军事、征虏将军、假节”。“是时王导新丧,人情恇然。冰兄亮既固辞不入,众望归冰。既当重任,经纶时务,不舍夙夜,宾礼朝贤,升擢后进,由是朝野注心,咸曰贤相。”[8]大乱之后,庾冰颇思振作,提议沙门礼敬王者,可能属于振作朝纲的计划。此时,朝廷中另一个重要人物是何充,官为“录尚书事”。何充为王导推奖,敢于坚持己见[9],对于沙门礼敬王者的提议坚决不同意。双方辩论几个回合,何充态度一贯,坚持到底。最后庾冰放弃辩论,此事便吿一段落。

  再次讨论此事是在安帝兴元元年(402),是主政者桓玄发动的。这已经是东晋末年,晋安帝司马德宗名义上是皇帝,但朝廷完全在叔父司马道子的掌控下。桓玄是桓温之子,利用司马道子不得人心,起兵推翻了司马道子和司马元显,自己控制了朝廷。桓玄想重树尊王旗号,于是旧话重提,沙门应当礼敬王者,而庾冰没有完成的工作得以继续。朝廷中同样存在不同意见,反对派代表是领军将军、吏部尚书、中书令王谧。这次讨论影响深远,不仅参与讨论的人较多,更邀请高僧慧远参与意见。桓玄大权在握,持反对意见的人在政治上也隶属于桓玄,最终桓玄以皇帝的名义下诏,命令沙门今后要礼敬王者。桓玄一年之后取代了东晋,自立为桓楚政权,而称帝之后的桓玄却下达新诏,沙门不须礼拜王者。这个结局,也可以认为是佛教界努力的结果。[10]

  唐高宗在四月十五日的敕旨中提及“宋朝暂革此风,少选还遵旧贯”,也是一件相关的历史事件,发生在刘宋孝武帝大明六年(462)。此事,《资治通鉴》有载,内容如下:

  初,晋庾冰议使沙门敬王者,桓玄复述其议,并不果行。至是,上使有司奏曰:“儒、法枝派,名、墨条分,至于崇亲严上,厥猷靡爽。唯浮图为教,反经提传,拘文蔽道,在末尔扇。夫佛以谦卑自牧,忠虔为道,宁有屈膝四辈而简礼二亲,稽颡耆腊而直体万乘者哉!臣等参议,以为沙门接见,比当尽虔;礼敬之容,依其本俗。”九月,戊寅,制沙门致敬人主。及废帝即位,复旧。[11]

  孝武帝在大明八年闰五月去世,废帝刘子业即位,七月宣布“孝建以來所改制度,還依元嘉”[12]。刘宋令沙门致敬人主的政策,执行不足两年而罢。[13]

  隋朝大业时,炀帝也曾下诏,令道士、沙门一律礼敬。在南郊的一个仪式场所,皇帝责问“条制久颁,义须致敬”,“于时,黄老、士女初闻即拜,唯释一门俨然莫屈”[14]。当时遭到佛教界的一致抵抗。皇帝与高僧曾有直接问答,但最终也没使佛教屈服,此事无果而终。

  贞观五年(631),太宗谓侍臣曰:“佛道设教,本行善事,岂遣僧尼、道士等妄自尊崇,坐受父母之拜,损害风俗,悖乱礼经。宜即禁断,仍令致拜于父母。”[15]这里没有给出具体时间,而《通鉴》的记载有补充。贞观五年,“春正月,诏僧、尼、道士致拜父母”[16]。太宗跟大臣的议论,很快变成了国家命令颁发全国,但两年之后,这项国策再次遭遇挫折。《佛祖统纪》记载贞观七年唐太宗“敕僧道停致敬父母”[17]。于是,高宗决定继续努力。

  沙门礼敬君亲,在儒家礼教的背景下是一个简单而肯定的事,但是在佛教理论范围内,恰恰相反。于是,东晋以后,代表王权的力量多次试图改变佛教僧尼行为,但都遭遇挫折[18]。如隋炀帝、唐太宗这样的强势皇帝尚且无法解决,唐高宗能够解决,那么历史的评价将会大有不同。帝王之间的竞争,对于高宗龙朔二年问题的提出,是可以考虑的一个背景。

  唐高宗要解决历代帝王都未曾成功的一个问题,龙朔二年这个时间点是有利的。众所周知,唐高宗通过“废王立武”事件,击败以长孙无忌为首的“关陇集团”,实现了完全执政[19]。至显庆四年(659),作为政治对手的长孙无忌等先后死去,唐高宗的威胁彻底解除。当年六月,“诏改《氏族志》为《姓氏录》”,完全实现唐太宗崇尚本朝冠冕的目标[20]。苏定方平定西突厥叛乱,“九月,诏以石、米、史、大安、小安、曹、拔汗那、北拔汗那、悒怛、疏勒、朱驹半等国置州县府百二十七”[21],唐朝的西部边疆形势获得巨大进展。苏定方等战将随后转战百济战场,显庆五年十一月取得胜利,高宗在长安举行受降仪式,大赦天下。这是高宗经营中国的高峰时刻,唐朝在西部的版图大规模扩展,东方也大有发展。高宗在东西两翼都让唐朝的威望获得显著提升,形势明显超过了贞观。

  龙朔二年二月,高宗在内政上最大的动作是改革官名,《唐会要》记载为:“龙朔二年二月,改易官名,敕司刑太常伯源直心等复位格式,唯改曹局之名,而不易篇第,至麟德二年奏上之”[22]。高宗时期官司易名这是第一次,规模巨大,为什么要进行官名改易,根据孙英刚的研究,依据当时流行的纬书及其理论,这是一个自我革命的行为。[23]这是那个时代特有的制礼作乐举措,称得上是政治上的重大事件。

  总之,“废王立武”之后,唐高宗完全执政,大权在握,内政外交无不进展顺利,皇上正处在春风得意时节。此时再推出沙门礼敬君亲政策,不仅能够继续获得政治发展,更能伸张三百多年来委屈的王权,超越隋炀帝、唐太宗等诸多帝王,帝王的美誉和声望都会大幅攀升。

  三、皇帝的诉求及其方式

  四月十五日,唐高宗下达命令,要求朝廷集议沙门礼拜君亲问题。皇帝既然要出家沙门等致拜君亲,为什么不直接下令执行,为什么要先行讨论?即使是下达廷议之令,采用的却是“敕旨”这种方式。凡此种种,都应该不无意义。

  皇帝的“王言”可简称为诏敕,《唐六典》中书令条下有清晰的文字表述,“王言之制”,具体所指为:

  凡王言之制有七:一曰册书(立后建嫡,封树藩屏,宠命尊贤,临轩备礼则用之),二曰制书(行大赏罚,授大官爵,厘年旧政,赦宥降虏则用之),三曰慰劳制书(褒赞贤能,劝勉勤劳则用之),四曰发日敕(谓御画发敕也。增减官员,废置州县,征发兵马,除免官爵,授六品已下官,处流已上罪,用库物五百段、钱二百千、仓粮五百石、奴婢二十人、马五十疋、牛五十头、羊五百口已上则用之),五曰敕旨(谓百司承旨而为程序,奏事请施行者),六曰论事敕书(慰谕公卿,诫约臣下则用之),七曰敕牒(随事承旨,不易旧典则用之。)[24]

  七种王言,可以继续分类为册书、制书和敕书。敕书包括发日敕、敕旨、论事敕书和敕牒。《今上制沙門等致拜君親敕一首》名为“敕一首”是不错的,正文中开篇就是“敕旨”二字。敕旨属于敕的范围之内,“谓百司承旨而为程序,奏事请施行者”。那么,应该如何理解这首“敕旨”呢?

  根据《六典》给出的解释,敕旨是各官司机构提出的具体政见,获得皇帝的批准后成为王言,然后下达执行。但是,致拜君亲的这首敕旨应该是哪个部门提出的,我们并不是很清楚。在敕旨的最后,有“光禄大夫、右相、太子宾客、上柱国、高阳郡开国公臣许敬宗宣”字样,这是王言最后中书省官员的签署残留。许敬宗是中书省长官中书令,因为朝廷刚刚改过官名,中书省改为西台,中书令称右相。如果所有的签署都能保留,就可以知道这件敕旨的起草机构,可惜资料不全。

  “敕旨”是机构意见,在“王言”的总体中占据很大比重。如今,我们能够看到唐代“敕旨”,主要靠传世文献《唐会要》《册府元龟》等,凡是机构或机构负责人的上奏建议,敕旨通常情况下都是“依奏”“宜依”等批示,或者加上一些补充建议。《册府元龟》记载一则唐穆宗太子时期的故事,文如下:

  穆宗寛仁大度,天资博厚,喜愠不形于外。元和末,帝在东宫时,侍读谏议大夫韦绶奏帝学书,“至‘依’字辄去其傍‘人’字,臣问之故,答曰:‘君父每以此字可天下之奏,臣子岂合书之。’宪宗深嘉叹焉。[25]

  谏议大夫韦绶向宪宗汇报太子的事迹,宪宗很高兴,因为太子避讳皇帝经常使用的字,即“依”字。我们从中看到的信息,在敕旨这类王言的形成中,皇帝经常使用“依”字。

  沙门致拜君亲这首敕旨,具有很强烈的皇帝个人色彩,不仅使用了“朕”字,讲明了皇帝的意志如何:“今欲令道士女官僧尼,于君、皇后及皇太子、其父母所致拜。或恐爽其恒情,宜付有司详议奏闻”。“今欲令”毫不含糊地表达了皇帝本人的个人意志。皇帝是明确赞同沙门等礼拜君亲的,现在又要求大臣们进行讨论。在唐朝,这就是集议制度,最后有关部门要把讨论结果上奏。所以,《集沙门不应拜俗等事》的命名不确,应该把“议”的主题显现出来,或者称作“有司详议沙门等礼敬君亲敕”更合适。后来的资料证明,是礼部在主持讨论,所以这首敕旨的上奏单位最有可能是礼部。

  采用敕旨下达集议令,皇帝意志的推出方式,应该是经过了选择。敕旨最初是来自机构的建议,那么皇帝是在顺水推舟,是借由臣下的意见表明自己的意志,证明皇帝并不孤单,说明皇帝的意见与许多官员的想法一致。敕旨这种王言,比直接下达诏书,从皇帝的角度看,多一点委婉,而皇帝的意志同样可以完整表达,又有利于争取更多的官员的赞同。不仅如此,刘宋孝武帝大明六年(462)下达沙门礼敬王者的命令,最初也是先由部门提出,皇帝最后下令的。可见这种方式的选择,也考虑到了历史传统。

  为什么需要朝廷讨论呢?敕旨也有所交待。“或恐爽其恒情,宜付有司详议奏闻”。考虑到沙门等出家人不拜君亲有漫长的传统,忽然下令,可能会导致不适。通过讨论,首先让朝中大臣群体理解、接受,并成为推动这项政策的群体,由朝廷带动社会,有利于政策有序执行。从以往朝代的历史经验看,朝中大臣可能存在的阻力是必须给予重视的。

  选择先在朝廷讨论,应该证明唐高宗的足够信心。在决定朝议的敕旨中,除了许敬宗的署名之外,没有其他中书、门下两省的官员署名留下,很可能是编书时删掉了,因为后来的朝议中也不见两省官员意见。这应该说明,在皇帝的敕旨形成过程中,两省的官员已经表达过意见。在决定朝议的时候,以皇帝为核心、包括两省主要官员,一定会推测朝议的各种可能,而决定推进朝议,就证明他们对朝议的方向有足够的信心。让更多的朝臣表达意见,有利于最终政策的执行,这应该是皇帝信心的重要来源。

  此时的高宗朝廷中,宰相许敬宗为右相(中书令),是中书省的领导。门下省的侍中辛茂将刚刚在前一年的十一月去世,另一位宰相是门下省的实际负责人许圉师,他的职衔是“散骑常侍、检校侍中”。龙朔二年五月丙申,他被正式任命为左相(门下省侍中)。此外还有一位宰相,即“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的李义府。在“废王立武”的关键政治决战中,高宗一派的三位主力战将是许敬宗、李义府和李勣,现在两位是当朝宰相。在前一年的九月,皇后武则天亲幸许圉师宅第,至少宰相团队内部还看不到问题。因为另一宰相任雅相二月刚刚去世,到九月才拜上官仪为宰相。与此相对,“废王立武”中的对立面或者离世,或者远离朝廷。褚遂良显庆三年死于爱州,四年七月长孙无忌死于黔州,柳奭斩于象州,韩瑗显庆四年底死于振州,来济就在龙朔二年战死庭州。于志宁先在五月免官,八月贬官荣州。此时的朝廷,原来的反对派一扫而空,所有当朝宰相,都是经过了“废王立武”的斗争洗礼,清一色的皇帝派系。

  不仅如此,唐高宗的朝廷并没有表现出权力的傲慢,相关工作很细致。就在高宗下达讨论沙门等出家人礼拜君亲敕旨的同一天,另外一份诏书颁发天下,《唐会要》的记载如下:

  龙朔二年四月十五日诏:“如闻父母初亡,临丧嫁娶,积习日久,遂以为常;亦有送葬之时,共为欢饮,递相酬劝,酣醉始归;或寒食上墓,复为欢乐,坐对松槚,曾无戚容,旣玷风猷,并宜禁断。”[26]

  禁止民间父母初亡时嫁娶和欢饮,禁止寒食节扫墓时搞娱乐活动。这是在重申孝道的严肃性,在当时背景下,相信没有什么人敢于持不同意见。关于出家人礼拜君亲的问题,与孝道存在着有机的联系,出家人也是人之子女,遵守孝道也在情理之中。至于拜君,在忠孝的观念中,自然也不会有问题。所以,两件事情同日推出,一个要立刻执行,一个要有所讨论,前者对后者会产生影响,也应该有利于出家人致拜君亲问题的解决。同日推出相关的两件事,这不可能是偶然巧合,理所当然是朝廷的一种政策设计。

  唐高宗不用直接下达诏书的方式宣布出家人礼拜君亲,历史地看,隋炀帝、唐太宗的做法并不高明,因为佛教徒直接反对或置之不理,显然不利于朝廷权威的树立。与其下达一个无人执行的命令,还不如不下令。“或恐爽其恒情,宜付有司详议奏闻”,之所以决定朝廷先讨论,就是希望利用讨论的方式扫清感情障碍,实现思想统一。

  总之,即使不能说唐高宗煞费苦心,但为了完成出家人礼敬君亲的目标,唐高宗的朝廷确实严肃认真,设计周密。几百年王权主义者的梦寐求索,有可能在唐高宗这里完成吗?

  四、重大礼制问题的“票决”

  出家人群礼敬君亲,这是一个礼制课题,是中国几百年反复不定、几代皇帝都遭遇失败的棘手难题。唐高宗现在决心完成此事,条件也比较成熟。唐高宗最终采纳的解决方式是朝廷各个部门的讨论讨论,在当时叫做“集议”。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投票,因为每人都要上交“议状”,而“议状”是必须署名的。通过议状的归类,获得各种意见的具体数字统计,本质上与署名投票相似。议状意见多寡不同,最后皇帝采纳的是多数议状的意见,很类似我们今天熟知的“票决”。

  唐高宗敕旨下达之后,历史文献的记载,全赖彦悰《集沙门不应拜俗等事》予以搜集整理,让我们有机会了解这件唐朝大事。关于讨论的大致过程,该书有记述如下:

  至五月十五日,大集文武官寮九品以上、并州县官等千有余人,总坐中台都堂,将议其事。时京邑西明寺沙门道宣、大庄严寺沙门威秀、大慈恩寺沙门灵会、弘福寺沙门会隐等三百余人,并将经文及以前状,陈其故事以申厥理。时司礼太常伯、陇西郡王博乂谓诸沙门曰:“勅令俗官详议,师等可退”。时群议纷纭不能画一,陇西王曰:“佛法传通,帝代既远,下勅令拜君亲,又许朝议。今众人立理未可通遵”。司礼既曰:“职司可先建议,同者署名,不同则止”。时司礼大夫孔志约,执笔述状如后,令主事大读讫,遂依位署,人将大半。左肃机崔余庆曰:“勅令司别立议,未可辄承司礼,请散,可各随别状送台”。时所送议文,抑扬驳杂。今谨依所司上下区以别之。先列不拜之文,次陈兼拜之状,后述致拜之议,善恶咸录,件之如左焉。

  四月十五日敕旨下达,要“有司详议奏闻”,现在知道至五月十五日召集了大会,文武官员九品以上和京兆州县官员,竟然多达千人以上。集会的地点是“中台都堂”,即尚书省的都堂。有三百多僧人问讯赶来,也要参与讨论,但被拒绝,因为皇帝的指示是“有司”,并不包含僧团。“司礼太常伯、陇西郡王博乂”显然是主持人。因为官司刚刚改名,这里使用的都是新的名称,所以陇西郡王李博叉的行政职务就是原来的礼部尚书[27]。李博乂先请僧人离开,然后商议讨论办法,他的建议是以各个部门汇总意見,主管可先提出建议,同事同意则署名,不同意则不署名(“不同则止”,理应包含另外意见的签署)。这个意见后来被执行,司礼大夫(礼部郎中)孔志约执笔记录,主事宣读,按照各个机构顺序,一一统计,人数已经过半。这时尚书左丞(左肃机)崔余庆发言,提出程序性建议:“敕令各个机构分别讨论,礼部郎中的意见不能代表,应该各自写议状送尚书台”。新的意见最后得到执行,每个参与讨论的人各自写议状。为什么会否定了前一个方案,没有见到进一步的解释。左丞一定是发现了原来程序的问题,各个部门长官宣布自己的意见,属下很难当面反对,这样的统计并不公平。新程序是每个人独立写议状,有一定的隐秘性,如同秘密投票,可以表达自己的真正意见。既然最后这个程序获得通过,证明新的办法更符合众人的心愿。从后来收集上来的议状看,有个人单独写的,也有多人合写的,也有以机构名义写的,十分不一致。但因为议状都签署名字,所以意见人数的统计并不难。

  所有议状上交中台(尚书省),最后由礼部进行统计上报,《集沙门不应拜俗等事》收录了李博乂的奏状,首先报告“五百三十九人议请不拜”,给出右大司成令狐德棻的议状作为代表;“三百五十四人议请拜”,给出右兼司平太常伯阎立本的议状为代表;最后写到“前奉四月十六日勅旨,欲令僧尼道士女官于君亲致拜,恐爽于恒情,宜付有司详议。奏闻者件状如前,谨录奏闻。伏听勅旨。龙朔二年六月五日状”。

  《集沙门不应拜俗等事》收录“议沙门不应拜俗状合三十二首”,“议沙门致拜状合二十九首”,另有三首“议兼拜”。这可以看作是众多议状的选集。所有的议状,都是在读到了皇帝的拜君亲敕旨之后,意见无非三种,拜、不拜与两可,只有三首属于两可意见,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因为议状代表的总人数是893人。李博乂最后上报的意见总数,并没有两可一项,不过他把这三首议状算作哪一方,问题都不大。统计下来,主张沙门等出家人致拜君亲的是354人,主张沙门等不拜君亲的539人,后者多出185人,占据明显数量优势。

  彦悰《集沙门不应拜俗等事》搜集了部分议状,可以看作是同类意见的代表,因为收录的原则是“善恶咸录”,为我们讨论这个问题提供了珍贵的资料。我们这里作一个对照表,是否有可能看到更细节的问题。此表,没有收纳僧人的表状,全部议状都属于参与讨论的朝廷命官。

  在《集沙门不应拜俗等事》的“议不拜者”名单中,有“右骁卫、右监门、右奉宸、官府寺,右四司请同司礼议状”,即这是个机构赞同“中台司礼太常伯(礼部尚书)陇西郡王博乂”的议状,相当于附议。同时,我们看到“右监门卫中郎将能玄逸”单独的议状,是赞同沙门等拜君亲的,与机构的其他人选择了不同的立场。另外,“司宗寺,右一司请同司刑议状”,即司宗寺这个机构附议刑部尚书刘祥道的议状。司宗寺即宗正寺,按照《唐六典》的记载,该机构九品以上官员十名。[28]

  同一机构的官员,意见相反,如“右武卫长史孝昌县公徐庆”和“右武卫兵曹参军赵崇素”,前者主张不致拜君亲,后者主张致拜。右春坊中护(右庶子)郝处俊、赞善(中允)杨思正是太子右春坊的正副长官,他们主张致拜。但他们的下属官员“右春坊主事谢寿”则反对致拜。太仆寺副长官王思泰和太仆寺丞牛玄璋,都主张不致拜,但另外一位太仆寺丞韩处玄却主张致拜。大理寺少卿元大士主张致拜,但他的两位属下大理寺丞王千石和张道逊却主张不致拜。通过这些资料,我们可以得出基本结论,这次朝廷讨论是比较自由的,反映了参与者的主观意志。

  礼部尚书李博乂的奏状是六月五日,六月八日皇帝下达新的诏书,属于最新命令,沙门等出家人需要致拜双亲,不必致拜人主。此事,就此宣告结束。从四月十五日皇帝下达敕旨,五月十五日集会讨论,六月五日上报讨论结果,六月八日皇帝下达最后诏书。前后五十日左右,我们看到一个完整的决策过程。皇帝个人最初的意志没有获得支持,最后诏书表明皇帝很无奈,是一个妥协的产物。皇帝想要的出家人致拜君主(皇帝、皇后和太子)的目标,完全没有实现。所谓坚持礼拜双亲,对于皇帝来说暗示着没有完全失败,不过保留了一点自尊心而已。[29]

  五、小 结

  唐朝中央有集议制度,《唐六典》在门下省侍中条中,对“议”这种由下而上的书体有记述,属于六种上行文书之一,奏抄、奏弹、露布、表、状之外就是“议”。《唐六典》解释为“谓朝之疑事,下公卿议,理有异同,奏而裁之”[30]。只有在朝廷有“疑事”的时候,皇帝才会下令集议,群臣意见难免有异同,最后由皇帝裁决。比如,在唐代文献中,常见的“议”文是“谥议”,对某一大臣的谥号大家各持己见,最后由皇帝裁决[31]。作为唐朝的政治支撑,集议制度怎样发挥着功能,这是研究者关心的问题[32]。龙朔二年的故事说明,集议竟然在朝廷的决策中也能发挥作用。

  皇帝制度下的国家决策,皇帝的个人意志占据多大比重?这是一个很模糊的问题,但对于理解中国古代政治制度而言,意义重大。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具体案例,唐高宗在全面执政之后,在所有的方面几乎都是高歌猛进的状况下,认真推行的沙门致拜君亲政策却遭遇失败。

  我们从高宗的两首“王言”的转变,看到了皇帝意志最后放弃的过程。或许,高宗最初就不敢用诏书直接下达命令,是因为他已经预测到了推行新政的困难,知道佛教的传统力量强大,但是,朝中大臣多数人不赞同皇帝的意见,并且公开地表达出来,这一点皇帝会有预测吗?虽然他说担心“爽其恒情”,但他的预估一定能够获得多数支持。否则,他完全可以不搞这次集议。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皇帝最初的意见清楚明白,而群臣的议状都是在阅读了皇帝的敕旨后书写的,当他们郑重地写上自己名字的时候,当然知道自己的立场与皇帝是一致还是对立。但多数大臣的选择,与我们的知识大相径庭,作为臣下,不是应该服从皇帝的意志吗?为什么多数人却选择了反对?若倒退几年,在长孙无忌掌握朝中大权的时候,臣下们会仰仗权臣鼻息,察看权臣眼色,也不是不能理解。现在朝中的政治形势是,长孙无忌及其伙伴,全部远离了政治中心。现在唐高宗,名副其实的皇帝,大权在握,没有丝毫疑问。为什么多数大臣还是选择了不赞同皇帝?

  这是在绝对的政治环境下发生的故事。沙门等出家人,是否应该礼拜君亲,这却不是一个绝对的政治问题。正因为如此,在皇帝的意见与大臣个人的抉择之间,存在着合理与否的空间。多数人选择了与皇帝意见不同的方案,不能认为他们是当今皇帝的反对者,在沙门是否拜君亲的问题上,他们认为不拜的传统更合理,于是他们上表,郑重地写上自己的名字。显然,他们并不担心与皇帝意见不同会有严重后果。

  如果说皇帝代表权力的话,那么在这种权力之外,还有其他的理据存在。在当时的朝廷上,皇帝的权力没有笼罩所有真理,甚至制度性地给群臣留下了可以选择的余地。集议的前提,显然是要表达真正意见,不管意见如何,表达者不会被追究。在皇帝的朝廷,在这样的环境下,自由意志是允许存在的。不仅如此,多数人的意见受到尊重,这也是我们认识皇帝制度时常常忽略的一个侧面。以皇帝为核心的朝廷,在做出决策的时候,会考虑群臣的意见,甚至有名义测验一类的办法征询意见,这个侧面也是我们经常忽略的。即使在非常清楚的政治问题上,类似的故事也能见诸文献。贞观十七年(643),太子李承乾被废,魏王李泰和晋王李治成为太子的竞争者,最后在长孙无忌一派的强力拥护下,太宗决定立李治为太子。但是,皇上的内心仍然不踏实。《资治通鉴》记录了这样的情景:

  上谓无忌等曰:“公等已同我意,未知外议何如?”对曰:“晋王仁孝,天下属心久矣,乞陛下试召问百官,有不同者,臣负陛下万死。”上乃御太极殿,召文武六品以上,谓曰:“承乾悖逆,泰亦凶险,皆不可立。朕欲选诸子为嗣,谁可者?卿辈明言之。”众皆欢呼曰:“晋王仁孝,当为嗣。”上悦。[33]

  唐太子与长孙皇后所生的嫡系,李承乾、李泰之外只有晋王李治,皇上的发言既然已经否决了前两位,那么群臣不欢呼李治还有其他人选吗?但是,皇帝依然表现出喜悦。六品以上的官员,是朝中的重要群体,他们对皇帝的支持与否,对于皇帝而言,绝不是可有可无的,否则就不该有最初的担心。

  皇权也需要民意支持,尽管这仅仅是有限的民意,但也证明了皇权另一侧面的存在。皇帝个人意志,在皇权的运行中,是绝对的还是相对的,这是理解中国制度很关键的一个问题。仅仅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样诗句来理解中国的皇帝制度是不够的。龙朔二年的故事,证明了皇帝与皇权的非全等关系。在皇权运行的实际中去理解制度关键,这方面要做的事还很多,以往研究中的许多判断,也需要认真核对。

  編者按:本文原刊《北京大学学报》2021年第1期,116—126页,如需引用,請參考原文。

  [1]本文为中国人民大学科研项目基金重大项目“唐代王言制度研究”(项目批准号17XNL011)阶段性成果。

  [2]《旧唐书》卷四,中华书局,1975年,83页。

  [2]《资治通鉴》卷二〇〇,中华书局,1956年,6329页。

  [4]《册府元龟》的记载是“六月乙丑,初令僧尼、道士、女冠等致敬父母”,可能史源与《通鉴》一致。见《册府》卷六〇《帝王部·立制度》,凤凰出版社,2006年,636页。

  [5]彦悰:《集沙门不应拜俗等事》,收入《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2冊,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经刊行会,1975年,第453页。诏书中标明的时间为六月八日,比史书所记晚一天。《集沙门不应拜俗等事》,也收入《中華大藏經》卷六〇,中華書局,1984年,第864—930頁。

  [6]《集沙门不应拜俗等事》,亦收入道宣《弘明集·广弘明集》卷二十五《僧行篇·议沙门敬之大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295—303页。

  [7]参见孟宪实《论唐朝的佛教管理——以僧籍的编造为中心》,《北京大学学报》2009年3期,136-143页。

  [8]《晋书》卷七三《庾亮传》,中华书局,1974年,1928页。

  [9]参见《晋书》卷七七《何充传》,2028页。

  [10]参见蒲宣伊《东晋沙门不敬王者论争研究》,中国人民大学,2015年硕士论文。

  [11]《资治通鉴》卷一二九4061—4062页。《宋书》卷六《孝武帝本纪》记载简单,为:“九月戊寅,制沙門致敬人主”。中华书局点校修订本,2018年,140页。《宋书》卷九七《夷蛮传》载有宋武帝的这个命令全文,是以批准臣下上书的方式,即唐代“敕旨”的方式进行的。中华书局标点修订本,2018年,2617—2618页。

  [12]《宋书》卷七《前废帝本纪》,156页。

  [13]同时期的北朝,没有发生沙门是否礼敬王者的法令化争议,都是沙门使用个人小智慧化解了其中的难题,如称皇帝就是佛,拜君如拜佛,虽然礼拜皇帝,但态度有些模糊。

  [14]道宣撰《续高僧传》卷二五《明瞻传》,郭绍林点校,中华书局,2014年,936页。隋炀帝此事,各书记载时间不同,《明瞻传》记此事为大业二年;卷一三《僧凤传》记为大业中,时间模糊,见450页;《集沙门不应拜俗等事》记为大业五年。

  [15]吴兢撰,谢保成集校《贞观政要集校》卷七《论礼乐第二十九》,中华书局,2003年,395页。

  [16]《资治通鉴》卷二九三,6086页。

  [17]志磐撰、释道法校注《佛祖统纪校注》卷四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911页。

  [18]沙门礼敬君亲问题,是东晋以来颇为引人注目的问题,后代帝王重新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几乎都对此前的经历有清晰的了解。作为对立面的力量,佛教僧团对此也是耳熟能详。在佛教进入中国,如何与中国文化、中国政治取得合作的问题上,这个问题颇有代表意义。从佛教历史的角度,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甚多,参见砺波护《唐代贯彻僧尼拜君亲政策始末》,砺波护著《隋唐佛教文化》,韩昇编,韩昇、刘建英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87—113页。

  [19]“关陇集团”是陈寅恪先生提出并论证的一个史学概念,参见《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三联书店,2009年第二版)、《论隋末唐初所谓“山东豪杰”》(收入《金明馆丛稿初编》,三联书店,2009年第二版,243—265页)《记唐代之李武韦杨婚姻集团》(收入《金明馆丛稿初编》,266—295页)等。

  [20]《资治通鉴》卷二〇〇,6315页。《唐会要》也有记载,时间为当年九月五日,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775页。《会要》所记时间,应该是完成时间。

  [21]《资治通鉴》卷二〇〇,6317页。

  [22]《唐会要》卷三九《定格令》,820页。《资治通鉴》载:“二月,甲子,改百官名:以门下省为东台,中书省为西台,尚书省为中台;侍中为左相,中书令为右相,仆射为匡政,左、右丞为肃机,尚书为太常伯,侍郎为少常伯;其馀二十四司、御史台、九寺、七监、十六卫,并以义训更其名,而职任如故。”《资治通鉴》卷二〇〇,6326页。《通鉴》胡三省注,把其他各个主要机构的名称变化列成注释内容。

  [23]孙英刚《辛酉革命说与龙朔改革——7—9世纪纬学思想与东亚政治》,《史学月刊》2013年第7期,31—41页。

  [24]李林甫等撰、陳仲夫點校《唐六典》卷九,中華書局,1992年,273—274頁。

  [25]《册府元龟》卷一八《帝王部·帝德》,凤凰出版社,2006年,188页。同样内容,《唐会要》也有记载,并明确为“元和十年”,见《唐会要》卷四《储君·杂录》,52页。

  [26]《唐会要》卷二三《寒食拜埽》,512页。也见《唐大诏令集》卷八〇《丧制》,中华书局,2008年,462页。《册府元龟》卷一五九《帝王部·革弊》,1772页。

  [27]据严耕望考证,李博乂在龙朔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转司宗正卿。见《唐仆尚丞郎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823页。

  [28]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中华书局,1992年,465—466页。

  [29]朝廷命令沙门致拜双亲的诏书下达之后,沙门群体又有上书等表示反对的行为,朝廷置之不理,也无人贯彻执行。命令形同虚设,此事也不了了之。

  [30]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卷八,中华书局1992年,242页。

  [31]中村裕一先生《唐代制敕研究》设有《“议”的文书考察》一章,对于集议的基本情况有很全面的介绍,与本文重点不同。东京:汲古书院,1991年,546—577页。

  [32]参见叶炜《唐代集议述论》,收录于《断裂与转型:帝国之后的欧亚历史与史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166—190页。

  [33]《资治通鉴》卷一九七,贞观十七年,61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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