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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統治下人民的身分與社會結構
作者:魯西奇 来源:《中华文史论丛》2021年第1期 时间:2021.04.08

  提要:吏卒、黔首與徒隸,是秦對其所統治人民的身分劃分。“吏卒”包括吏與卒:“吏”分為長吏與少吏,“卒”分為屯戍、求盜等;吏、卒在任職、服役期間,均由國家發放稟食,長吏且得享秩禄。“黔首”指著籍的編户齊民。統一後“新黔首”皆得應徵從軍,却未得普遍授田。“徒隸”包括刑徒和隸臣妾,受官府强制,從事各種勞作。在秦統治的十餘年中,遷陵縣吏卒、黔首與徒隸三種人在可統計的總人數中,分别占37.5%、50.6% 和11.9%,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秦統治下社會結構的部分特徵。

  關鍵詞: 身分 秦代 吏卒 黔首 徒隸

  嶽麓書院藏秦簡“治從人令”末尾説:“謹布令。令黔首、吏、官徒隸、奴婢明智(知)之,毋巨(岠)睪。”[1] 是以黔首、吏、官徒隸以及奴婢作為“布令”的對象。里耶秦簡8-769是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八月三日啓陵鄉守“狐”回復縣廷要求取鮫魚與山今鱸魚的報告,其中説:“問之啓陵鄉吏、黔首、官徒,莫智(知)。”鄉吏、黔首、官徒是啓陵鄉所屬的三種人。簡8-389+8-404是一支斷簡,只見有“主貳春、都鄉”及“吏卒、黔首及奴婢”等字樣,推測涉及貳春、都鄉(以及啓陵鄉)所管領的吏卒、黔首與奴婢。[2]簡9-557也是一支斷簡,蓋謂當地有“蠻夷”,“時來盜黔首、徒隸田蓾者,毋吏卒〼。” [3]大概是説耕田採集的黔首、徒隸經常受到蠻夷的侵擾,而並無吏卒給予保護。

  “吏卒”、“黔首”、“徒隸”以及“奴婢”,是秦對其所統治對象的身分界定與劃分。這些用於界定身分的用語,分别指稱怎樣的人?具有怎樣的内涵與意義?在秦統一前後,上述身分界定與劃分又有哪些變化,其原因與意義又若何?已有的研究分别從不同側面或出發點探究了上述問題的不同層面。本文即試圖在已有研究的基礎上,進一步辨析上述身分用語的内涵、意義及其變化,以期勾勒出秦時身分體系的基本構架,並進而從總體上把握秦代立足於身分界定的社會結構。

  一、吏卒

  《史記•項羽本紀》記巨鹿之戰後,項羽軍進至新安,“諸侯吏卒異時故繇使屯戍過秦中,秦中吏卒遇之多無狀,及秦軍降諸侯,諸侯吏卒乘勝多奴虜使之,輕折辱秦吏卒。”秦吏卒或有異動,項羽乃與黥布、蒲將軍計謀,以“秦吏卒尚眾,其心不服,至關中不聽”,遂“夜擊坑秦卒二十余萬人”,“而獨與章邯、長史欣、都尉翳入秦。”[4]則“吏卒”所指,大抵是軍吏與兵卒,並不包括將官。《史記•傅靳蒯成列傳》説漢王二年(前205)靳歙在楚漢戰爭中,擊邢説軍,“身得説都尉二人,司馬、候十二人,降吏卒四千六百八十人”;又攻破趙軍,“得其將司馬二人,候四人,降吏卒二千四百人。”[5]據此,則知都尉、司馬、候等軍中將官,並不在“吏卒”之列。

  睡虎地秦墓竹簡《秦律十八種》“置吏律”共有三條。其第一條規定“縣、都官、十二郡免、除吏及佐、群官屬,以十二月朔日免、除,盡三月而止之。其有死亡及故有夬(缺)者,為補之,毋須時。”其所説之“吏”由縣、都官和郡自除、補、免,與佐、群官(當指縣、都官與郡直屬的諸官)的“屬”並列,顯然是指縣、都官、郡所屬吏員。其第二條説“除吏、尉,已除之,乃令視事,及遣之”;“嗇夫”若調任“它官”(其它的機構),“不得除其故官佐、吏,以之新官”(不得在新任官署任用其原任職機構的佐、吏)。此條中,前一個“吏”與“尉”並列,任命後即須立即上任視事,應是負責任的長吏;後一個“吏”則與“佐”並列,是嗇夫(責任長官)的屬吏。其第三條規定:若官嗇夫(諸種機構的責任長官)不在,應讓令史之類“君子毋(無)害者”負責官署的運作(“守官”),“毋令官佐、史守”。[6]顯然,諸官署中的令史、佐、史都是“置吏”的對象,屬於“吏”。

  嶽麓書院藏秦簡《秦律令》(一)録有“置吏律”五條。其第一條説“縣除有秩吏,各除其縣中”;若“欲除它縣人及有謁置人為縣令、都官長、丞、尉、有秩吏,能任者,許之”;若“縣及都官嗇夫”被免職或改徙他任,可解除其原“所任者”的職務;新任長官(“新嗇夫”)若認為其不能勝任,亦得免除其職務。此條所涉及的“吏”,既包括縣令、都官長、丞、尉、有秩吏,也包括縣、都官長官(嗇夫)“所任者”(屬吏)。其第二條説“縣除小佐毋(無)秩者,各除其縣中,皆擇除不更以下到士五(伍)史者為佐,不足,益除君子子、大夫子、小爵及公卒、士五(伍)子年十八歲以上者備員。”所涉及的,乃是無秩的小佐。其第三條説“有辠以�(遷)者及贖耐以上居官有辠以廢者,虜、收人,人奴、群耐子免者,贖子”,要檢查相關的考核記録與籍簿(“傅其計、籍”),若發現其中有被任為“冗佐、佐吏、縣匠、牢監、牡馬、簪褭者”,“毋許”。則冗佐、佐吏、縣匠、牢監、牡馬、簪褭等,也屬於“吏”的範疇。其第五條規定,“補軍吏、令、佐、史,必取壹從軍以上者。”這裡的“軍吏”當指校長、發弩守等軍中武職,而令、佐、史則當指軍中的文職吏員。 [7]

  因此,秦時所稱的“吏”,當包括縣、都官之令、丞、長、尉,有秩吏,佐、史、屬(包括冗佐、佐吏等),以及軍中的基層武職和文職人員,不包括縣、都官嗇夫以上的高級官員和軍中的將官。

  里耶秦簡9-633“遷陵吏志”謂遷陵縣有“長吏三人,二人缺,今見一人。”其所説之長吏三人當即令、丞、尉,“今見一人”當即守或丞、尉。其餘吏員(編制一百一人,實任五十一人),包括令史(編制二十八人,實任十八人,十人徭使)、官嗇夫(編制十人,實任五人,三人徭使,缺二人)、校長(編制六人,實任二人,四人缺)、官佐(編制五十三人,實任二十四人,二十二人徭使,缺七人)、牢監(一人),皆為普通吏員。[8]《漢書•百官公卿表》叙云:

  縣令、長,皆秦官,掌治其縣。萬户以上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减萬户為長,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皆有丞、尉,秩四百石至二百石,是為長吏。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史之秩,是為少吏。[9]

  此言漢代縣廷以令、長、丞、尉為長吏,“掌治其縣”,“主理其縣内”,是責任官員;百石以下至於斗食,乃佐、史之秩,則為少吏。則知漢時與“長吏”相對應者,即為“少吏”。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賊律”有一條規定,説“長吏以縣官事詈少吏者”,得毋用“以縣官事毆若詈吏,耐”之律。[10]則知漢初“少吏”確與“長吏”相對應。里耶簡8-1721是一支殘簡,其大意是要求相關部門、人員妥善保管“畜及錢財、財物”,“毋令少吏、吏徒”有機會挪用、佔據。簡文中的“吏徒”當指軍吏士卒,“少吏”應即各部門、機構的普通吏員。嶽麓書院藏秦簡《秦律令》(一)引秦王政二十年(前227)二月辛酉内史之言,謂若“里人及少吏有治里中,數晝閉門不出入”,請縣廷以律論之。又説:“鄉嗇、吏智(知)而弗言,縣廷亦論”;要求“鄉嗇夫、吏令典、老告里長,皆勿敢為。”[11]這裡的“少吏”與里長、里人共治於里中,其上有鄉“吏”、鄉嗇夫,則其地位尚低於鄉吏、鄉嗇夫。

  長吏,是掌治之吏,又是眾吏之長。睡虎地秦簡《秦律十八種》“倉律”規定納禾谷入倉時,“縣嗇夫若丞及倉、鄉相雜以印之”;其下文又説:“長吏相雜以入禾倉及發”。後句中的“長吏”,當即上句中的“縣嗇夫若丞及倉、鄉”。[12]换言之,“長吏”除指縣令、丞、尉等縣廷長官外,還包括了倉、鄉的長官(嗇夫、守)。另一條律令規定:縣倉在出禾穀、芻稾時,要上報縣廷,“廷令長吏雜封其廥,與出之。”[13]其所説之“長吏”,當是指倉嗇夫(守)。《金布律》述及吏置僕養、車牛,規定“都官有秩吏及離官嗇夫”(同條下文又稱為“官長”)各有僕養一人,“其佐、史”則共同使用僕養(“共養”)與牛、車,[14]是將吏分為有秩吏(官長,含離官嗇夫)與佐、史兩類。有秩吏當即相當於長吏,而佐、史當即屬於少吏。所以,秦制的“長吏”即“官長”之謂,指稱責任長官;“少吏”即屬吏,是官長下屬的吏員。

  長吏皆為“有秩吏”、“有秩之吏”,即享有秩禄的吏。少吏則當屬於“月食者”,即按月領取稟食。睡虎地秦簡《秦律十八種》“倉律”規定,“月食者”因“公使”或“告歸”而月底不在,則停發其下月稟食,“有秩吏不止”。[15]顯然,“月食者”與“有秩吏”是兩種吏。“有秩吏”的收入,包括秩禄與月食兩部分。睡虎地秦簡《秦律十八種》“金布律”説:如果官嗇夫負債欠貲而貧無以償,可“稍减其秩、月食以賞(償)之,弗得居。” [16]里耶簡8-1345+8-2245記秦始皇三十一年五月乙卯,時任遷陵縣丞“昌”從縣倉領取了四、五兩個月的稟食,共計稻一石一斗八升,倉守“是”、史“感”、稟人“援”具體經手此事。而少吏(屬吏)則只有月食,並無秩禄。某年八月丙戌,令史“旌”從倉“是”、史“感”、稟人“堂”處領取了稟食(里耶簡8-1031);秦始皇三十一年七月二十九日,佐“蒲”、“就”從啓陵鄉守“帶”、佐“冣”、稟人“小”領取了七月各二十三日的稟食,共計三石泰半斗。

  上引《史記》之《項羽本紀》與《傅靳蒯成列傳》所稱“吏卒”之吏,則是軍吏。睡虎地秦簡《秦律雜抄》有一條規定:“徒卒不上宿,署君子、敦(屯)長、僕射不告,貲各一盾。”[17]“徒卒”乃是指普通士兵,署君子、屯長、僕射皆當是基層軍士,亦即軍吏。《秦律雜抄》另有一條規定,説“不當稟軍中而稟者,皆貲二甲,法(廢);非吏殹(也),戍二歲”。在軍中領取稟食、却並非“吏”的人,自當是“卒”。“徒食、敦(屯)長、僕射弗告,貲戍一歲;令、尉、士吏弗得,貲一甲。”同一條下文又説:“軍人買(賣)稟稟所及過縣,貲戍二歲;同車食、敦(屯)長、僕射弗告,戍一歲;縣司空、司空佐史、士吏將者弗得,貲一甲;邦司空一盾。”[18]此處的“士吏”將兵,當是一種軍吏,身分要高於屯長、僕射,而與縣司空的佐、史相近。嶽麓書院藏秦簡《秦律令》(一)“尉卒律”規定:“縣尉治事,毋敢令史獨治,必尉及士吏與,身臨之,不從令者,貲一甲。”[19]其所説之“士吏”,當不包括尉之佐、史,而當是軍中的基層軍官。《秦律令》中另有一條規定,説如果“材官、趨發、發弩、善士敢有相責(債)入舍錢酉(酒)肉及予者”,“士吏坐之,如鄉嗇夫。” [20] 軍中的士吏,地位與鄉嗇夫大致相同。

  里耶秦簡8-482記縣尉的考課項目,包括“卒死亡課”、“司寇田課”、“卒田課”等三課,説明縣尉管轄的,除士卒外,還包括司寇。里耶簡8-132+8-334是一支殘簡,其大意是説尉守“狐”在十一月己酉至十二月辛未間視事,期間所領諸種士卒合計626人,包括“冗募群戍卒”143人。這應當是遷陵縣尉所領的大致兵力。里耶簡8-1552應當是遷陵縣廷給縣尉的文書,要求尉“以書到時,盡將求盜、戍卒喿(操)衣、器詣廷,唯毋遺。”則知縣尉所領部隊,分為“求盜”和“戍卒”兩部分。無論是求盜還是戍卒,各基層部隊的指揮官,都是“校長”。據簡9-633所録“遷陵吏志”,遷陵縣編制有校長六人;則每位校長所領士卒,大約為一百人。

  卒、徒以及士吏在服役期間皆當按月領取稟食。里耶簡9-174+9-908記載,秦始皇三十一年六月三日,來自安陵縣昌甚里、在遷陵縣屯戍的士伍“廣”,從田官守“敬”、史“�”、稟人“娙”處領取了粟米一石九斗少半斗。當年四月一日,貳春鄉守“氐夫”、佐“吾”、稟人“藍”向來自江陵縣戲里的屯戍司寇“□”(人名恰缺)發放了稟食粟米四斗泰半斗,令史“扁”負責監督檢查(“視平”)(里耶簡9-761)。秦始皇三十三年十月十九日,發弩〔守〕“繹”、尉史“過”貸給來自醴陽縣同□里的罰戍士伍“禄”粟米一石九斗少半斗(里耶簡8-761)。凡此,皆説明服役期士卒得領取官府發放的稟食。

  這裡有一個問題需要辨析,即吏卒與軍功爵之間的關係。《漢書·百官公卿表》叙説:

  爵:一級曰公士,二上造,三簪褭,四不更,五大夫,六官大夫,七公大夫,八公乘,九五大夫,十左庶長,十一右庶長,十二左更,十三中更,十四右更,十五少上造,十六大上造,十七駟車庶長,十八大庶長,十九關内侯,二十徹侯。皆秦制。以賞功勞。[21]

  如何看待《漢書·百官公卿表》所記的二十等爵制,以及秦爵與漢爵的關係,論者頗有分歧,而論者之共識,大抵認為上述二十等爵中的前八等爵,都可以授給一般庶民與下級官吏,其中前五等是民爵,六、七、八三等是吏爵;五大夫以上,則是秩六百石以上的官吏纔可以受的爵,屬於官爵。如果從爵級的角度來説,擁有官爵的是“官”,擁有吏爵的是“吏”,有民爵和沒有民爵的“民”都是“民”。[22]但這主要是就漢制而言的,秦時是否有如此分劃,實頗值得懷疑。

  “公士”是最低一級的軍功爵。里耶秦簡8-60+8-656+8-665+8-748見有一位公士,是僰道西里的“亭”,在遷陵縣的少内擔任“冗佐”。另一位公士“竭”,來自旬陽�陵,在遷陵縣擔任“史冗”(簡8-1275)。還有一位公士“賀”,來自城父縣西平里,在遷陵縣做更戍卒(簡9-885)。獲得最低一級爵“公士”的人,既可能做最低級的小吏(“冗佐”、“史冗”之類),也可能作為“卒”參加“更戍”(輪流戍守)。

  秦始皇二十七年八月,時任遷陵縣丞“歐”因未能覺察男子“毋害”“詐偽自爵”而受到指控,遷陵守“拔”負責訊問“歐”。“歐”自述其爵級為上造,原住于成固縣畜園里,受任為遷陵縣丞(簡9-2318)。秦始皇三十年,遷陵縣丞“昌”由於在審理案件中運用法律不當,受到指控,並由獄史“堪”負責偵訊。“昌”陳述自己的履歷:“上造,居平□,侍廷,為遷陵丞”(簡8-754+8-1007)。“巸”是遷陵縣的守丞,原住競陵縣陽處里,爵級也是上造(簡8-896)。秦始皇三十二年,遷陵縣啓陵鄉守“夫”因違法受到處分,被調往臨沅縣擔任司空嗇夫。他本住在梓潼縣武昌里,爵級也是“上造”(簡8-1445)。簡8-879是一支殘簡,人名恰缺,他是芒縣安□里人,爵為上造,在遷陵縣應役時是冗佐。來自武陵縣當利里的“敬”,來自旬陽縣平陽里的“操”,爵也都是上造,也都在遷陵縣做冗佐(簡8-1089,簡8-1306)。來自陽陵縣西就里的“駋”,爵為上造,做了八年的冗佐(簡8-1450)。來自臨漢縣都里的上造“援”,曾“為無陽眾陽鄉佐三月十二日”;到遷陵縣應役時,身分是縣庫的冗佐(簡8-1555)。上造是秦爵的第二級。據今見材料,大部分上造都擔任級别不等的吏職,從冗佐到縣丞。但即便擔任縣里的守丞乃至丞,其爵位也並沒有晉升,還是上造。

  也有的上造,並不擔任吏職,而只是普通的“卒”。簡9-6中所見來自陽陵縣褆陽里的上造“徐”,簡9-268所見來自虞縣吉里的上造“□”,都是普通的戍卒。簡9-630+9-815是遷陵縣司空“色”的爰書,其中説涪陵縣高橋里的上造“難”,本來是“吏”,現以“卒”的身分應役屯戍(“吏以卒戍”)。那麽,“上造”本來是可以做“吏”的,只是因為違法等原因,纔以“卒”的身分應役戍守。

  同樣,簪褭(秦爵第三級,又稱為“走馬”)如果應役,也應當擔任吏職。里耶簡8-781+8-1102是秦始皇三十一年六月六日遷陵縣的田官守“敬”、佐“�”、稟人“娙”出貸稟食給“罰戍簪褭壞(褱)德中里悍”的記録。“悍”又見於簡8-1574+8-1787,是在同一年的七月二十三日,仍由田官守“敬”等發放稟食給屯戍的簪褭“黑”(襄縣完里人)、士伍“增”(朐忍縣松塗里人)等,由“敦長簪褭襄壞(褱)德中里悍”負責接收。結合這兩支簡牘所記,可知“悍”本是襄縣懷德中里人,爵位是簪褭,他被“罰戍”纔到遷陵縣來屯戍,在軍中仍給他安排了“敦長”。與他同縣的“黑”爵級也是簪褭,地位排在士伍“增”之前,説明即便“罰戍”,簪褭也還是不同于普通的士兵。

  “不更”是秦爵的第四級。里耶秦簡8-987見有“充獄史不更寬受嘉平賜信符。”不更“寬”是“獄史”。從獄史“堪”可以審理遷陵縣丞“歐”與“昌”的案件來看,獄史的地位是比較高的。簡9-14是秦始皇三十三年一份交接物品的清單,包括一張莞席、一合竹笥、一合小竹笥以及一條粗麻做的、三股絞在一起的繩索(長三丈),簡文書其事,作“城父安杕不更□受少内守冣。”不更“□”從遷陵縣的少内守“冣”處領取各種辦公用品,顯然擔任某種吏職,而且地位可能與“冣”相當。在“受令簡”中,受令的“唐”(簡9-170)、“賈”(簡9-284)、“屈揚”(簡9-1668)、“古超”(簡9-2188)、“遠禾”(簡9-2273)、“蠻□”(簡9-2654)、“蠻孔”(簡9-3292)等都是安成里的不更,“朱發”(簡9-1130)、“相赫”(簡9-1650)是東成里的不更,“周柳”(簡9-1186)是武安里的不更,“公孫黚”(簡9-1623)、“屈埜”(簡9-1644+9-3389)、“爰”(簡9-1290)是南里的不更。受令的不更,或皆在當地較有地位的人;其所受之“令”,可能是讓他們率領其所屬去從事某一事。

  但也有的“不更”,只是普通的戍卒。如簡9-363所見留縣榮陽里人“詹”,簡9-672所見雩婁縣西昌里人“禮”、簡9-1112背所見輿里人“戌”、簡9-2315背所見南里人“除魚”等,爵位都是不更,却也都是普通的“更戍卒”。他們是否因為受罰而“以吏為卒”,不能確定,但這些材料至少可以説明,並非所有擁有爵級的人,都會被安排吏職。

  “大夫”是秦爵的第五級。今見里耶秦簡中,有四位擁有“大夫”爵:一是遷陵縣守丞“敬”,他在秦始皇二十七年前後在任(簡6-16、8-63);二是丞“遷”,居雒陽縣城中里,以“入貲”而“在廷”(簡8-232);三是陽里户人“刀”(簡8-834+8-1609);四是東成里户人大夫“印”,他家裡有一個“小臣遬”(簡8-1765)。此外,還見有一位“大夫寡茆”,是南里户人(簡8-1623)。

  在嶽麓書院藏秦簡《奏讞書》“識劫�案”中,大夫“沛”有妻有妾,還至少有一位隸“識”。當他放免“識”時,為他娶了妻子,買了一棟價值五千錢的房屋,並分給他一匹馬,稻田二十畆。死後,他留下的遺産包括市場上的一家布店(“市布肆”)、一家旅店(“舍客室”),以及錢六萬八千三百。他的兒子“羛(義)”繼承了他的家産,並按照規定得到了“走馬”的爵位。顯然,大夫“沛”是當地的一位富豪,擁有較高的經濟與社會地位。[23]

  按《商君書·境内》的説法,公士、上造、簪褭、不更、大夫,都是“行間之吏”。“故爵公士也,就為上造也。故爵上造,就為簪褭。故爵簪褭,就為不更。故爵不更,就為大夫。爵吏而為縣尉,則賜虜六,加五千六百。”[24]所謂“爵吏”,意為根據爵級而任為吏。因此,秦時的公士、上造、簪褭、不更、大夫等五級爵位,應當是可以擔任吏職的爵。當然,擁有上述爵位,只是具備了任吏的資格,並不必然被任為吏。當他們沒有擔任被任為吏時,只是擁有爵位的“民”(黔首),如上文所見的大夫“沛”、“刀”、“印”以及上造“徐”、“難”等那樣。

  《商君書·境内》接着説:“爵大夫而為國治,就為官大夫。故爵官大夫,就為公大夫。故爵公大夫,就為公乘。故爵公乘,就為五大夫,則税邑三百家。故爵五大夫,就為大庶長;故大庶長,就為左更;故四更也,就為大良造。皆有賜邑三百家,有賜税三百家。”[25]“五大夫”以上,都有食税的封邑,則五大夫之前的官大夫、公大夫、公乘三級爵位只有任官方得食禄(稟食與俸禄),乃是領取禄食的官僚階層。這樣,官大夫(第六級)以上的爵級,乃可分為兩個層級:一是食禄的官大夫、公大夫、公乘三級;一是食税邑的五大夫以上各級。《史記•蒙恬列傳》謂趙高以“强力,通於獄法”,秦王“舉以為中車府令”;後“高有大罪”,蒙毅“當高罪死,除其宦籍,帝以高之敦於事也,赦之,復其官爵。”[26]則趙高任為中車府令時,列屬“宦籍”;犯罪被赦後,却只是“復其官爵”,並未復其“宦籍”,則“官爵”低於或至少不同於“宦籍”。睡虎地秦簡《法律答問》:“可(何)謂‘宦者顯大夫?’宦及智(知)于王,及六百石吏以上,皆為‘顯大夫’。”[27]“顯大夫”包括為王所知的宦者和六百石以上的吏,地位當高於五大夫,但仍然是食禄的官吏,而不是食税邑的貴族。

  二、黔首

  秦獻公十年(前375),“為户籍相伍”,即以五家為“伍”編排户口;[28]秦孝公三年(前359),商鞅變法,“令民為什伍,而相牧司連坐”。[29]由此,秦國遂得漸次建立起嚴密的户籍制度與户口控制體系,“四境之内,丈夫、女子皆有名於上,生者著,死者削。”[30]著籍的百姓被稱為“民”,又以其歸於秦國統治之早晚,而有“故民”、“新民”之别。《商君書·徠民》中説:應當“以故秦事敵,而使新民作本”,或“令故秦民事兵,新民給芻食。”[31]“故秦”、“故秦民”是指原屬秦國統治的“秦民”,“新民”則是指新歸附秦國或被秦國征服的“民”。故秦民“事敵”、“事兵”,新秦民“作本”、“給芻食”,這是秦國對其統治之“民”根據其入秦之早晚所做的分劃。

  秦並天下後,採取了諸多措施,其中之一就是“更名民曰‘黔首’”或“命民曰‘黔首’”,亦即將全國百姓統稱為“黔首”,而不再稱為“民”。[32]“黔首”的本義,是指黑色的頭。《説文》釋“黔”,謂“黎也。從黑,今聲。秦謂民為黔首,謂黑色也。周謂之黎民。”[33]“黎民”之“黎”,本字作“黧”,意為“黑”或“黑黄”。以“黔首”指稱庶民百姓,大抵是秦言,六國蓋用“黎民”。《吕氏春秋·仲夏紀》“古樂”説大禹導河、疏三江五湖,注之東海,“以利黔首”。[34]其《慎行論》“求人”篇也説禹“不有懈墮,憂其黔首。”[35]而《尚書》中的《皋陶謨》録夏禹之言,則説“安民則惠,黎民懷之。”[36]同時,《吕氏春秋》述及平民百姓,多用“黔首”,未見有使用“黎民”者;而《管子》各篇則多用“黎民”,未見用“黔首”者。因此,秦始皇二十六年統一官方用語,應當主要是用秦言統一六國之言。

  更“民”名“黔首”,從統治者的角度,乃是用秦言統一稱謂;那麽,這種改變,對於被統治的平民百姓(“民”、“黔首”)來説,究竟意味著什麽呢?相對于秦國的“民”,秦帝國的“黔首”究竟有怎樣的不同呢?

  首先,天下百姓雖皆得稱為“黔首”,然亦仍有故、新之别。[37]嶽麓書院藏秦簡1114:“泰山守言:新黔首、不更昌等夫妻盜,耐為鬼薪白粲。”[38]泰山郡轄區是齊國故地,“昌”有秦的爵(“不更”),仍被稱為“新黔首”,當是被征服齊地的土著民。張家山漢簡《奏讞書》所記案例中,有一件是秦始皇廿八年的南郡獄簿。此案的本末,大略是:蒼梧縣利鄉發生反叛事件,蒼梧守“竃”、尉“徒”令攸縣發“新黔首往擊”;令史“義等將吏卒、新黔首擊反盜,反盜殺義等,吏、新黔首皆弗救援,去北。”御史令南郡嚴查,“新黔首恐,操其叚(假)兵匿山中”,“黔首當坐者多,皆榣(搖)恐吏罪之,有(又)别離居山谷中。”在所發新黔首中,有來自攸縣者,攸縣令史“䦈”,主管籍帳,“其二輩戰北當捕名籍、副並居一笥中,䦈亡,不得,未有以别智(知)當捕者。”[39]獄簿稱蒼梧、攸縣等地為“所取荊新地”,則秦據有其地未久,然已建立起版籍控制體系,並徵發其“新黔首”往征盜賊,説明新黔首須受徵從軍。

  與商鞅時代為鼓勵“山東”之民歸附秦國,規定“新民給芻食”、短期内不“事兵”不同,在統一後歸於秦的“新黔首”,需應徵從軍。《史記•陳涉世家》説秦二世元年(前209)七月,“發閭左適戍漁陽”。“閭左”有不同解釋,然陳郡為故楚東國之地,陳勝、吴廣等皆為秦的“新黔首”,亦受徵遠戍漁陽。[40]上引《史記•項羽本紀》記項羽所統“諸侯吏卒”乃來自關東六國故地,而其“異時故徭使屯戍過秦中”,自是在秦始皇時受徵前往秦中屯戍。里耶秦簡9-2287所記,是秦始皇二十六年五月酉陽縣與遷陵縣間關於男子“它”處罰問題的來往文書。根據這份文書,“它”是新武陵縣軴上里的士伍。秦始皇二十五年八月,“它”所屬的部隊,在邦候“顯”、候丞某(不知名)的率領下,前往遷陵縣,攻擊“反寇”,候丞某戰死。新武陵縣屬於洞庭郡,或者就是洞庭郡治所在的縣。[41]據里耶簡8-461,“邦候”當即“郡候”。“它”為新武陵人,其所屬的部隊由洞庭郡的候和丞率領,去進攻遷陵縣(也屬洞庭郡)境的反寇,這支部隊應當是由洞庭郡的“新黔首”編成的。據簡9-452記載,“丹陽將奔命”在丹陽縣尉“虞”的率領下,經過遷陵縣,要求遷陵縣供應“丹陽將奔命吏卒”的稟食。這份文書由丹陽縣□里的士伍“向”送達遷陵縣。丹陽原屬楚地,“丹陽將奔命”的吏卒也都是“新黔首”。

  在遷陵縣屯戍的士卒,有相當多來自城(成)父縣。簡8-26+8-752見有成(城)父縣安平里的不更“□徒”,與廣武縣的上造“竈”、魚(漁)陽縣的簪褭“□”一起,到遷陵縣庫領取了弦、矢等軍用物資。簡8-466見有城父縣蘩陽里的士伍“枯”,因娶賈人之女為妻,遣戍遷陵四年;簡8-850見有城父縣陽里士伍“鄭得”,在遷陵縣更戍;簡8-980見有來自城父陽䊮里的士伍“倗”,更戍遷陵,領取貸給的稟食;簡8-1000是更戍的城父中里士伍“簡”領取貸給的稟食;簡8-1024是在遷陵更戍的城父蒙里的士伍“□”領取稟食;簡8-1517背見有“更戍士五城父陽翟執”與“更戍士五城父西中痤”,二人在秦始皇三十五年三月受命攜帶遷陵縣關於吏、徒的報告,送往洞庭郡的尉府;簡9-757記載,秦始皇三十四年六月十一日,遷陵縣尉當着遷陵守丞“銜”的面,檢視更戍卒、城父縣成里的士伍“産”的身高、膚色與年齡等;簡9-885所記是同一天,令佐“章”在遷陵縣守丞“昌”面前,檢視更戍卒、城父西平里的公士“賀”的身高、年齡等;簡9-1980見有更戍、城父左里不更“節”;簡9-2203見有秦始皇三十四年八月,更戍卒、城父樂里士伍“順”,受命跟從令史“唐”,去參加傳輸轉送之役。簡9-2209+9-2215正面是尉“廣”給縣庫的公文,大意是説派遣戍卒前往縣庫辦理公事,請按律令從事;背面載有戍卒的名字:“更戍簪褭城父□利□”、“更戍士五(伍)城父西章義”、“更戍簪褭城父平”。在短短的數年内,有如此多城父縣的士卒到遷陵縣來更戍,説明更戍卒應當是以縣為單位徵發、調配的。在上引簡文中,來自城父縣的更戍卒(或遣戍卒)大都注明了其户籍所屬的“里”,説明他們來到遷陵更戍,仍當是按其原屬的“里”編制的:在更戍地,同“里”的更戍卒仍當盡可能編在同一個軍事單位里,編成“伍”、“什”、“屯”等。因此,對六國故地“新黔首”的徵發應當是全面的、系統性的。

  統一前,秦大抵以“新民”“作本”、“給芻食”,而以“秦民”“事敵”、“事兵”;統一後,六國故民與新拓疆域之“新黔首”,均須應徵從役,屯戍征戰,這是秦統一前後“民”與“黔首”地位的重要變化之一。

  其次,統一前,秦“民”(無論“故民”,還是“新民”)均得受田,立功獲爵得益其田;統一後,六國故地與新拓疆域並未普遍授田,“新黔首”不再能受田,則是統一前後“民”與“黔首”地位的另一個重要變化。

  商鞅變法以來,秦國即實行授田制度(“名田宅”),即秦國的“民”,可以按照其所獲得的軍功爵及相關地位,獲得國家分配的數量不等的田地;投附秦國的“新民”,也可以得到國家授予的一部分田地。[42] 睡虎地秦簡《秦律十八種》“田律”規定:“入頃芻稾,以其受田之數,無豤(墾)不豤(墾),頃入芻三石、稾二石”,即每户按照其所受田畆數(無論其是否墾種),交納芻、稾。故至少在制度規定上,秦在統一前是實行授田的。[43]

  雲夢龍崗秦簡116 /102/102/180:“廿四年正月甲寅以來,吏行田嬴律詐”其中所説的“行田”,一般認為即授田;所謂“行田嬴律”,則是授田超過了律令規定的標準。根據這條簡文,秦在統一之前,確曾授過田;然簡文抄録的内容,重點應當是對“行田嬴律”行為的限制和懲罰,説明當時存在諸多授田違反法律規定的現象。换言之,授田制正受到破壞。[44]龍崗秦簡151/104/104/182規定:“田及詐偽寫田籍,皆坐臧(贓),與盜□。” [45]説明秦政權已實行田地登記制度(“田籍”)。而法律特别規定了對“詐偽寫田籍”的處罰,正説明其時較多存在此種情形;而“田籍”之所以能够“詐偽”,或正因為它可能歷史久遠。换言之,統一後六國故地的“田籍”,很可能沿襲了六國時期的田籍,只是略加改動,並未全面重新分配田地。

  遷陵縣是秦在統一前不久新開拓的疆域,秦始皇二十五年方得置縣。里耶秦簡8-1519記録了秦始皇三十五年遷陵縣全縣及啓陵、都鄉、貳春三鄉的田畆數與應納田税數:

  遷陵丗五年豤(墾)田輿五十二頃九十五畆,税田四頃□□

  户百五十二,租六百七十七石。�(率)之,畆一石五;

  户嬰四石四斗五升,奇不�(率)六斗。

  啓田九頃十畆,租九十七石六斗。

  都田十七頃五十一畆,租二百�一石。

  貳田廿六頃丗四畆,租三百丗九石三。

  凡田七十頃�二畆。·租凡九百一十。

  六百七十七石。[46]

  秦始皇三十五年,遷陵縣新墾田五十二頃九十五畆(三鄉合計數為五十三頃五畆,多出十畆),折合税田四頃五十一畆(按每畆納税一石五斗計算),田租(税)合計為六百七十七石(下文三鄉合計為六百七十七石九斗,多出九斗),分由一百五十二户承擔,户均四石四斗五升稍多。全縣共有田地七十頃四十二畆,應納田租(税)九百一十石,則舊有田地十七頃四十七畆,應納田租二百三十三石,約合税田一頃五十五畆。[47]换言之,在秦始皇三十五年之前,遷陵縣僅有著籍田地十七頃四十七畆,户均十一畆半(秦畆,百步一畆),遠不足一頃之數。其時距遷陵立縣已有十年,則秦在遷陵縣並未實行授田,而册載著籍田畆數也不會是遷陵縣編户實際耕種的田畆數。那麽,本年新墾的田地,是秦王朝“授予”的嗎?

  據里耶簡9-15載,秦始皇三十五三月二十七日,貳春鄉守“茲”在一份爰書中報告説:“南里寡婦憗自言:謁豤(墾)草田故桒(桑)地百廿步,在故步北,恒以為桒(桑)田”。“憗”將本來即屬於自己的桑地上報為新墾的“草田”,將請求仍將之作為“桑田”。無論如何,這塊地不是政府“授”給她的。

  簡9-2344是秦始皇三十三年六月十八日遷陵田官守“武”向縣廷上報的“黔首墾草牒”,亦即墾荒報告書。“武”報告説:“高里士五(伍)吾武自言:謁豤(墾)草田六畆武門外,能恒藉以為田。典縵占。”這是一份正式的墾草田牒:墾田人吾武自己提出申請,里典“縵”予以登記,田守“武”以牒文的方式上報縣廷。這塊田完成了法律上的手續,成為了吾武的田。

  里耶秦簡9-543+9-570+9-835題為“芻稾志”,應是遷陵縣徵收芻稾的年度報告。其中記都鄉黔首在啓陵鄉境内有田一頃四十一畆,納芻稾錢八十五;在貳春鄉境内有田二頃四十七畆,納芻稾錢一百四十九。都鄉黔首分别在啓陵鄉、貳春鄉擁有田地,顯然是户籍與田地相脱離的結果,而户籍與田地相對應,却正是“授田”的基本原則。所以,都鄉黔首在貳春鄉、啓陵鄉擁有的田畆,也不會是國家授予的。

  如果遷陵縣這樣的邊地縣份均未能實行授田制,那麽,在大部分土地已有明確佔有者或使用者的六國故地,秦政權大概也很難實行授田制,重新分配田地。[48]

  第三,田租與户賦(“頃芻稾”)皆按户徵納,户賦(“頃芻稾”)由納實物漸改為納錢、布,並與編户佔有的田地數相脱離。[49]

  “租禾稼”與“頃芻稾”是秦代編户兩種主要的賦税負擔。嶽麓書院藏秦簡《秦律令》(一)“田律”説:“租禾稼、頃芻稾,盡一歲不觱(畢)入”者,要由“縣官”負責督催;催交滿三十日仍未交納,“貲其人及官嗇夫、吏主者各一甲,丞、令、令史各一盾。”[50]“租”當指田租,又稱田税,納“禾稼”即穀物;“頃”與“租”對應,顯係另一種賦税名目,納“芻稾”即粗糧草料。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户律”:“卿以上所自田户田,不租,不出頃芻稾。”[51]也是以“租”與“頃芻稾”並列,説明二者乃是當時的賦税類别。

  在嶽麓書院藏秦簡《田律》中,負責交納“租禾稼”與“頃芻稾”是“人”(若久不交納,則“貲其人”)。在上引里耶秦簡8-1519中,簡文在説明税田四頃餘、每畆税一石五斗之後,特别説明平均每户要承擔四石四斗五升,説明田租當是按户徵納或至少是要落實到户的。張家山漢簡《户律》中,享受“不租,不出頃芻稾”待遇的,是“卿以上所自田”的“户田”,亦即在其户名下的田地,也説明田租是以户為單位徵納的。據上引里耶秦簡8-1519,秦始皇三十五年,遷陵縣著籍户一百五十二户,舊有與新墾田地合計七十頃四十二畆,折合税田六頃六畆,應納田租九百一十石,畆均一石五斗,户均約六石。顯然,遷陵縣的田租總額是按税田總數計算的,然後均攤到每户頭上,故在實際徵收過程中,應當是按每户六石徵收的(無論其佔有田地多少)。

  據睡虎地秦簡《田律》,頃芻稾的標準是芻三石、稾二石。“頃”的本義當然是田畆面積,而一頃(百畆)是商鞅變法時代所確立的庶人一户授田基數;若該户人立功受爵一級,復受田一頃,則其所納“頃芻稾”即為二倍,依次類推。因此,“頃芻稾”仍然是以户為單位徵納的,而“一頃”乃是其基數。據上引里耶秦簡9-543+9-570+9-835遷陵縣“芻稾志”,都鄉黔首在啓陵鄉境内的一頃四十一畆田,納芻稾錢八十五,每頃約合六十錢;在貳春鄉境内的二頃四十七畆田,納芻稾錢一百四十九,每頃亦合六十錢。這裡的田畆數當是折合的税田數,其所納芻稾錢則當是折算的錢數。嶽麓書院藏秦簡《金布律》規定:

  出户賦者,自泰庶長以下,十月户出芻一石十五斤;五月户出十六錢,其欲出布者,許之。十月户賦,以十二月朔日入之;五月户賦,以六月望日入之,歲輸泰守。十月户賦不入芻而入錢者,入十六錢。吏先為(?)印,斂,毋令典、老挾户賦錢。[52]

  不入芻則可入錢,説明户賦本來是要納芻的。然則,户賦就是“頃芻稾”。十月户賦每户出芻一石十五斤,值十六錢,五月出錢十六錢,合計為三十二錢。據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田律”:“卿以下,五月户出賦十六錢,十月户出芻一石,足其縣用,餘以入頃芻律入錢。”[53]知户賦收入實分為兩部分:一半納縣廷留用,另一半輸送朝廷。嶽麓書院藏秦簡《金布律》所規定的户賦,應當只是輸送朝廷的一半。所以,秦時每户户賦當為六十四錢。據上引遷陵縣“芻稾志”,知“芻稾”每“頃”合納六十錢左右,正與每户所當納的户賦錢相近。這也説明嶽麓書院藏秦簡《金布律》所説的“户賦”就是睡虎地秦簡《田律》所説的“頃芻稾”。[54]

  里耶秦簡8-1165是一支殘簡,存“户芻錢六十四。卅五年”數字。六十四錢正是一户所當納的户賦錢數,則所謂“户芻錢”就是“户賦”。里耶秦簡8-559也是一支殘簡,前後均殘,僅留下“十月户芻錢三百”七字,頗疑“百”字下當可補出“二十”。三百二十錢,當是十户所納十月份的户芻錢。里耶秦簡9-743記秦二世元年二月二十九日,少内守“疵”接受了右田守“綸”所納的“田芻稾錢一千一百卅四。”田官所領“公田”由徒隸耕種,無所謂“户賦”,仍按田畆數計徵芻稾錢。[55]而據上引遷陵縣“芻稾志”,知田芻稾錢也當是按每頃六十錢左右折算的,仍以頃、户對應為準則。

  第四,朝廷與地方徵發的各種徭役不斷增加,黔首的徭役負擔起來越重,特别是“傳輸之役”與“更戍之役”均大為加重。

  在睡虎地秦簡《秦律十八種》(統一前抄録)中,“徭律”有九支簡,主要涉及五個方面的規定:(1)應徵朝廷徭役(“御中發徵”)失期的懲罰,(2)徵發徭役興建縣邑工程(“興徒以為邑中之功”)的規定,(3)禁苑、公馬牛苑(牧養馬牛的官府苑囿)所在的縣,負責徵發民工(“興徒”)修理苑囿圍牆籬笆、壕溝的規定,(4)縣廷衙署房舍(“公舍官府及廷”)維修工程的規定,(5)徵發徭役所興工程的工程量的計算。[56]這五個方面,除第一方面外,其餘四個方面,均關涉對縣邑徵發徭役、徭役工程的管理。顯然,抄録者關注的重心,乃是地方官吏在徭役及其工程方面的責任。

  嶽麓書院藏秦簡《秦律令》(一)收録了七條“徭律”(統一後抄録)。(1)關於縣鄉徵發徭役的規定(簡1232+1257+1269+1408),其所涉及的徭役,主要是指“御史發徵”與“給邑中事”,而其核心則是“傳送委輸”之役,對應徵發何種人及何種人、何種情況下不能徵發作了詳細規定。(2)興辦地方工程徵發徭役的規定(簡1255+1371+1381),涉及“補繕邑院、除田道橋、穿波(陂)池、漸(塹)奴苑”等工程事務,“皆縣黔首利也”,故規定“自不更以下及都官及諸除有為殹(也),及八更,其睆老而皆不直(值)更者,皆為之。”(3)禁止臨時徵調人員從事雜役(簡1374+1406-1),規定“毋敢倳(使)叚(假)典居旬于官府,毋令士五(伍)為吏養、養馬,毋令典、老行書,令居貲責(債)、司寇、隸臣妾行書”。(4)關於免徵條件的規定(簡1295+1294+1236+1231),其中特别規定:“載粟乃發敖童年十五歲以上,史子未傅先覺(學)覺(學)室,令與粟事”;“當行粟”的敖童,只有“寡子獨與老父母居,老如免老,若獨與�(癃)病母居者”,方得免徵。(5)徵發徭役的程式(簡1241+1242+1363+1386),規定:“歲興䌛(徭)徒,人為三尺券一,書其厚焉。節(即)發䌛(徭)。鄉嗇夫必身與典以券行之。”(6)關於“委輸傳送”(簡1394+1393+1429),具體規定了重車、空車與徒行的每日里程,並要求優先使用徒隸,只有在徒隸不足時,纔可徵發黔首。(7)關於“更戍之役”(簡1305+1355+1313+0913+1420+1424),規定自不更以下去更戍,“自一日以上盡券書,用署於牒”;“當䌛(徭)戍,病不能出及作盈卒歲以上,為除其病歲䌛(徭)”。[57]顯然,嶽麓書院藏秦簡《秦律令》抄録者關注的重心,乃是徭役的徵發,特别是徵發哪些徭役、徵發哪些人、以及怎樣徵發。

  睡虎地秦簡、嶽麓書院藏秦簡中保存的律令條文,都是抄録者根據需要“選抄”的秦律令條文,其所抄録的條文,反映了抄録者需要並關注哪些法律規定及其實施。比較睡虎地秦簡抄録的“徭律”與嶽麓書院藏秦簡抄録的“徭律”,統一前後抄録者所關注的律令條文的差别是明顯的:首先,“傳送委輸”在“御中發徵”(朝廷徵發)的徭役中,所占的比重大為增加。無論是統一前,還是統一後,由朝廷徵發的徭役均居於最重要的地位,但在統一前,運輸之役沒有得到强調,説明其時在朝廷徵發徭役中,所占的比重還不是甚大。在嶽麓書院藏秦簡抄録的《徭律》中,雖然强調傳送之役要盡可能使用徒隸,在徒隸够用的情況下,不要徵用黔首,但實際上,連未傅的“敖童”和“史子”都有可能被徵去“行粟”,大約沒有徒隸够用的時候。因此,大幅度增加的運輸之役,很可能是統一後黔首最重的負擔之一。其次,“郡縣之役”也增加了。在統一前,對於縣邑修建衙署房舍,採取了嚴加控制的政策,地方官府所興發的工程之役,應當是受到限制的。統一之後,在“皆縣黔首利”的旗幟下,鼓勵地方官府興辦各種地方公共工程,包括通往田地的農村道路網路、農田水利系統。在這個過程中,已踐更八次的人(“八更”)和不再需要踐更的“睆老”都要被徵發。第三,“更戍之役”(兵役)也有大幅度增加。在睡虎地秦簡中,只抄録了一條“戍律”,規定“同居毋並行,縣嗇夫、尉及士吏行戍不以律,貲二甲”。[58]睡虎地秦簡《除吏律》中説:一個人已任“駕騶”四年,却仍不能駕御,要“賞(償)四歲䌛(徭)戍”。然則,統一前一人一生徭戍的時間,當不低於四年。[59]統一之後,兵役應當更重。嶽麓書院藏秦簡《徭律》規定:徵發徭戍之役,不得“多員少員”,禁止“隤計後年䌛(徭)戍數”,亦不得“偽為其券書以均”。[60]律令對上述行為的禁止,正説明這些現象在當時非常普遍。

  三、徒隸

  據上引嶽麓書院藏秦簡“治從人令”及里耶秦簡8-769、8-389+8-404、9-557等,知徒隸與吏卒、黔首並列,是秦對其統治對象的一種身分劃分。《管子·輕重篇》假託管子之言,説:“今發徒隸而作之,則逃亡而不守。發民,則下疾怨上。”[61]則知“徒隸”不是“民”(“黔首”),其地位比“民”低得多。

  “徒”是刑徒,“隸”是隸臣妾。里耶秦簡9-2283所記,是秦始皇二十七年二月十五日,洞庭郡守“禮”給各縣嗇夫及郡府卒史“嘉”、假卒史“榖”、屬“尉”的命令。他先引用朝廷的“令”,説“傳送委輸,必先行城旦舂、隸臣妾、居貲贖責(債)。急事不可留,乃興䌛(徭)”;然後,他接着説:“今洞庭兵輸内史,及巴、南郡、蒼梧輸甲兵,當傳者多。節(即)傳之,必先悉行乘城卒,隸臣妾,城旦舂、鬼薪白粲,居貲贖責(債)、司寇、隱官踐更縣者”,因為正是農作之時,“不欲興黔首”。他要求嘉、榖、尉等,“各謹案所部縣卒,徒隸,居貲贖責(債)、司寇、隱官踐更縣者薄(簿)”,只要這些人够用,就不要徵發黔首。上下文相比較,知“乘城卒”就是“卒”,“徒”大致相當於“城旦舂、鬼薪白粲”,“隸”大致相當於“隸臣妾”。隸臣妾(隸),城旦舂、鬼薪白粲(徒),居貲贖責(債)、司寇、隱官踐更縣者(踐更者),則是除“乘城卒”(卒)之外、要優先徵發的三類人。

  對於官府而言,無論隸臣妾,還是刑徒,或者踐更的居貲贖責(債)、司寇、隱官,都是可供使用的、不得自由的勞動力,所以,在官府文書中,往往將上述三類人合稱為“徒隸”或者徑稱為“徒”,而不加區别。[62]里耶簡8-495是遷陵縣的“倉課志”,見有“徒隸死亡課”、“徒隸産子課”、“徒隸行䌛(徭)課”三種課。而在簡8-481所記“倉曹計録”中,則作“徒計”。顯然,“倉曹計録”的“徒”,就是“倉課志”中的“徒隸”,都是指縣倉所管領的各種强制性勞動人員。

  官府文書雖然可以將各種强制性勞動人員合稱為“徒”、“作徒”、“官徒”、“徒隸”,但這些被强制勞動人員的身分差别却是非常清楚的。里耶簡8-686+8-973是秦始皇二十九年八月乙酉遷陵縣“庫守”)“悍”提交的“作徒簿”:縣庫從縣司空接收了城旦四人、丈城旦一人、舂五人,從縣倉接收了隸臣一人,總計十一人。其中城旦二人被指派“繕甲”,一人“治輸”),一人及丈城旦一人“約車”,隸臣一人負責看門,三位舂去編織(“級”)。其所列“作徒”的順序是城旦(丈城旦)、舂、隸臣。簡8-1143+8-1631是秦始皇三十年八月遷陵縣貳春鄉的“作徒簿”:這個月在貳春鄉勞作的“作徒”共有二百九十二人,其中城旦、鬼薪九十人,仗城旦三十人,舂、白粲合計六十人,隸妾一百一十二人。在這裡,城旦(包括丈城旦)、舂,鬼薪、白粲,隸妾,是“作徒”的三個等級。簡9-2289是遷陵縣“司空守”“圂”上報的“徒作簿”,記録當時縣司空所管的“徒”共有二百二十六人,其中成年男性一百二十五人, 包括城旦司寇一人,鬼薪二十人,城旦八十七人,仗(丈)城旦九人,隸臣繫城旦三人,隸臣居貲五人;成年女性八十七人,包括白粲八人,舂五十三人,隸妾繫舂八人,隸妾居貲十一人,隸妾七人;未成年的小城旦九人,小舂五人。其所列徒隸的順序是城旦司寇、鬼薪白粲、城旦(包括丈城旦)舂、隸臣妾繫城旦舂、隸臣妾居貲、隸妾(無隸臣)。

  上述官文書列舉各種徒隸的順序,應當是按照其地位高低分别開來的。據上引簡9-2283,“居貲贖責(債)、司寇、隱官踐更縣者”之上,即是“黔首”,故“隸臣妾,城旦舂、鬼薪白粲,居貲贖責(債)、司寇、隱官踐更縣者”的地位順序應當是從低到高的。“居貲贖責(債)、司寇、隱官踐更縣者”地位最高,其次是鬼薪(男性)與白粲(女性)、城旦(包括丈城旦,男性)與舂(女性),再次是隸臣繫城旦(男性)和隸妾繫舂(女性)、隸臣居貲(男性)和隸妾居貲(女性)以及隸臣妾。

  在法律意義上,“居貲贖責(債)、司寇、隱官踐更縣者”,大概都不屬於徒隸,而應當是“庶人”(黔首中地位較低者)。[63]但由於他們與城旦舂、隸臣妾等一起勞作,故地方官府往往將之合併統計,並稱為“作徒”或“徒隸”。“居貲贖責”乃是以勞役抵免債責,其身分地位仍屬於黔首(庶人)。在里耶簡9-2283中,“居貲贖責”就沒有被列入“徒隸”的範疇。里耶秦簡7-304是秦始皇二十八年遷陵縣“隸臣妾及黔首居貲贖責作官府課”,謂二十七年留存的隸臣妾一百一十六人,二十八年新入三十五人,合計隸臣妾一百五十一人,當年有二十八人死亡;“黔道(首)居貲贖責作官”有三十八人,當年死亡一人。[64]所謂“黔首居貲贖責作官”,當是在“官”中勞作以贖免債責的“黔首”,故簡文將之與隸臣妾區分開來。睡虎地秦簡《秦律十八種》“司空律”規定:“公士以下居贖刑罪、死罪者,居於城旦舂,毋赤其衣,勿枸櫝欙杕。”“大嗇夫、丞及官嗇夫有罪、居貲贖責(債),欲代者,耆弱相當,許之”;“一室二人以上居貲贖責(債)而莫見其室者,出其一人,令相為兼居之。居貲贖責(債)者,或欲籍(藉)入與並居之,許之,毋除其䌛(徭)戍”;“百姓有貲贖責(債)而有一臣若一妾,有一馬若一牛,而欲居者,許”;“居貲贖責(債)者歸田農,種時、治苗時各二旬。”[65]顯然,“居貲贖責(債)者”只是因欠資贖罪而作於“官”,其本身仍是相對自由的。[66]

  司寇,大致可判斷為“刑滿釋放人員”。睡虎地所出《秦律十八種·司空律》中見有“城旦、舂之司寇”及“城旦司寇”、“舂司寇”,整理小組釋為城旦、舂减刑為司寇者,大致可從。這樣的司寇有的仍留在原服刑地點,與城旦舂、隸臣妾等一起勞作。城旦司寇可以擔任二十名城旦組成的作徒隊隊長(“及城旦傅堅、城旦舂當將司者,廿人,城旦司寇一人將”);如果需要,可把勞動已滿三年以上的城旦,免為城旦司寇(“司寇不,免城旦勞三歲以上者,以為城旦司寇)。[67]里耶秦簡8-2151見有城旦司寇一人,鬼薪二十人,當是由一位城旦司寇督率二十位鬼薪。簡8-2156所見,則是城旦司寇一人,領鬼薪十九人。“司寇”的本義,或即指徒隸的監督者。在里耶秦簡8-19中,見有“司寇”一户,乃是指其“户人”(户主)的身分是司寇。簡文將“司寇”排在士伍之下,小男子、大女子之前。簡8-1027又見有“成里户人司寇宜”,及其“下妻”。簡8-1946見有“陽里户人司寇寄”。顯然,“司寇”可以作為“户人”著籍。嶽麓書院藏秦簡1864記有一條令,規定“諸軍人、漕卒及黔首、司寇、隸臣妾有縣官事不幸死”,死所官吏要予以妥善處置。[68]在這條令文中,“司寇”正處於黔首與隸臣妾之間。[69]

  “隱官踐更者”,又見於嶽麓書院藏秦簡0587。簡文記泰上皇時内史言,謂:“西工室司寇、隱官踐更,多貧不能自給(糧)。”議稱:“令縣遣司寇入禾,其縣毋(無)禾當貣者,告作所縣,償及貸。”[70]隱官和司寇一起,受縣派遣,前往内史所屬西工室踐更,其地位當與上述得著籍的司寇相似。簡0793所記為司空律條文,謂“黔首及司寇、隱官、幹官人、居貲贖責(債),或病及雨不作,不能自食者,貸食,以平賈(價)”折算。[71]其中,隱官列在司寇之後、幹官人與居貲贖責(債)之前,在“官”中踐更,需要自食或貸食。嶽麓書院藏秦簡1975+0170説寺車府、少府、中府等機構的“隸臣”,可“免為士五(伍)、隱官”,“及隸妾以巧及勞免為庶人。”則隱官可與士伍、庶人並列。[72]據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隱官與司寇受田宅各五十畆、半宅,為公卒、士伍、庶人所受田宅的一半。[73]頗疑“隱”當作“沒”解,“隱官”即“沒於官”的編户,蓋相當於後世的匠户、船户等特殊的户口類别 (“官户”)。[74]

  鬼薪、白粲與城旦、舂,按照衛宏《漢官舊儀》的解釋,分别是三年和五年的刑期,前者是男犯,後者是女犯。[75] 對於秦及西漢初律令是否有服刑期限的規定,學界有不同看法,但對於鬼薪、白粲的懲罰輕於城旦、舂,則並無異議。同是“城旦、舂”,還有完、黥之别。睡虎地秦簡《法律答問》説:“五人盜,臧(贓)一錢以上,斬左止,有(又)黥以為城旦;不盈五人,盜過六百六十錢,“黥、㓷(劓)以為城旦;不盈六百六十到二百廿錢,黥為城旦;不盈二百廿以下到一錢,遷之”。[76] 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盜律”作“盜臧(贓)直(值)過六百六十錢,黥為城旦舂。六百六十到二百廿錢,完為城旦舂。不盈二百廿到百一十錢,耐為隸臣妾”。[77]兩相比較,可知斬足且黥最重,黥而且劓次之,“黥”最為普遍;“完”為城旦,在同類刑罰中最輕。

  隸臣妾基本上是一種終生身分,其地位當低於城旦舂。[78]睡虎地秦簡《秦律雜抄》有一條律令,規定:“戰死事不出,論其後。有(又)後察不死,奪後爵,除伍人;不死者歸,以為隸臣。”另一條規定:“寇降,以為隸臣。”[79]未死歸來者與投降的敵寇均“以為隸臣”,意味着其終生都是隸臣。嶽麓書院藏秦簡0185又説:“闌亡盈十二月而得,耐。不盈十二月為將陽,(繫)城旦舂。”[80]“耐”即耐為隸臣妾,“繫城旦舂”當釋為罰作城旦,是一種單獨刑罰,故“耐為隸臣妾”要重於“繫城旦舂”。嶽麓書院藏秦簡1975+0170+2035+2033:

  寺車府、少府、中府、中車府、泰官、御府、特庫、私官隸臣,免為士五(伍)、隱官,及隸妾以巧及勞免為庶人,復屬其官者,其或亡盈三月以上而得及自出,耐以為隸臣妾;亡不盈三月以下而得及自出,笞五十;籍亡不盈三月者日數,後覆亡,軵數盈三月以上得及自出,亦耐以為隸臣妾,皆復付其官。[81]

  屬於諸官署的隸臣妾,與隱官、庶人相對應,性質是官奴婢。嶽麓書院藏秦簡0168+0167規定:“奴亡,以庶人以上為妻,婢亡,為司寇以上妻,黥奴婢(顏)頯,畀其主。以其子為隸臣妾。” [82]其所説的奴、婢,各有主,是指私奴婢;而以其子為隸臣妾,當是沒為官奴婢,則官奴婢的地位要低於私奴婢。

  “隸臣妾繫城旦舂”是附繫於“城旦、舂”之下的“隸臣妾”,亦即其本來的身分是隸臣妾,又要被强制從事城旦舂的勞作。睡虎地秦簡《秦律十八種》“司空律”規定:繫於城旦舂的隸臣妾、司寇及居貲贖責(債)者,“勿責衣食”;“其與城旦舂作者,衣食之如城旦舂”;繫城旦舂的“人奴妾”(私奴婢),亦由官府貸予衣食。[83] 所謂“繫城旦舂”,就是與城旦舂從事同樣的勞作,受到同等的對待,由官府供給衣食。睡虎地秦簡《法律答問》説:“當耐為隸臣,以司寇誣人”,“當耐為隸臣,有(又)繫城旦六歲。”[84]本即當耐為隸臣的人,又因誣人而被加重懲罰,從事城旦的勞作六年。嶽麓書院藏秦簡2129+2091+2071:

  奴婢(繫)城旦舂而去亡者,(繫)六歲者,黥其(顏)頯;(繫)八歲者,斬左止;(繫)十歲、十二歲者,城旦黥之,皆畀其主。其老小不當刑者,(繫)六歲者,(繫)八歲;(繫)八歲者,(繫)十歲;(繫)十歲者,(繫)十二歲。皆毋備其前(繫)日。[85]

  奴婢繫城旦舂者,當是作為城旦舂從事勞作的私奴婢;其雖然“繫城旦舂”,但仍然屬於其主人。然私奴婢本非徒隸,其因逃亡而被“繫城旦”,實為受刑,並非加刑。嶽麓書院藏秦簡2065+0780背:“誘隸臣、隸臣從誘以亡故塞徼外蠻夷,皆黥為城旦舂。”[86]受誘逃亡的隸臣,被抓捕後黥為城旦舂,方是“隸臣(妾)繫城旦舂”。

  “隸臣妾居貲”,則當是居貲贖責(債)的“隸臣妾”。嶽麓書院藏秦簡2047+1947+1922+1946:

  十四年七月辛丑以來,諸居貲贖責(債)未備而去亡者,坐其未備錢數,與盜同灋。其隸臣妾殹(也),有以亡日臧數,與盜同灋。隸臣妾及諸當作縣道官者、僕、庸,為它作務,其錢財當入縣道官而逋未入去亡者,有(又)坐逋錢財臧,與盜同灋。[87]

  隸臣妾逃亡期間欠下的工日,可折合貲財;其在“官”中勞作,則可能挪占、貪污錢財。其罪既以盜同法,則只能以勞役充抵其欠貲與罪責。居貲的隸臣妾大抵亦多從事城旦舂之類的勞作。

  徒隸由官府供給稟食。睡虎地秦簡《秦律十八種》“倉律”説“隸臣妾其從事公,隸臣月禾二石,隸妾一石半;其不從事,勿稟。小城旦、隸臣作者,月禾一石半石;未能作者,月禾一石。小妾、舂作者,月禾一石二斗半斗;未能作者,月禾一石”。[88]《倉律》的另一條規定説:城旦從事築垣等勞動,“旦半夕參”(早飯半斗,晚飯三分之一斗);“城旦舂、(舂)司寇、白粲操土攻(功),參食之;不操土攻(功),以律食之。”[89]説明城旦舂、鬼薪白粲及司寇,在從事官府勞役時,均由官府供給稟食。

  里耶秦簡8-212+8-426+8-1632 記載:秦始皇三十一年正月初四,司空守“增”、佐“得”發放了舂、小城旦“渭”等四十七人四十七日的稟食,每日按四升又六分之一升計算,共計粟米一石九斗五升又六分之五升。正月二十九日,啓陵鄉守“尚”、佐“冣”、稟人“小”發放了大隸妾□、京、窯、茝、並、□人、樂、窅、韓、歐毋等人正月的稟食,前後三十九日,每日三升泰半半升,合計粟米一石六斗二升半升(里耶簡8-925+8-2195)。同年三月丙寅,倉“武”、佐“敬”與稟人“援”向大隸妾某發放了稟食一石二斗半斗(里耶簡8-760);八月壬寅,倉守“是”、史“感”與稟人“堂”一起給隸臣嬰兒“槐㢑”發放了六月份的稟食,稻四斗八升少半半升(簡8-217)。凡此,都是徒隸領取官府發放稟食的記録。

  徒隸的部分衣服亦由官府配給。睡虎地秦簡《秦律十八種》“金布律”有一條規定:夏衣從四月至六月發給,冬衣從九月至十一月發放,並詳細規定了褐衣的用料與價值。簡文沒有説明其所説的夏衣與冬衣向何人發放,但説到褐衣是為“囚有寒者”準備的;而在下文述及某種衣料時,説“隸臣妾、舂城旦毋用”。[90]那麽,授衣的對象,當即城旦舂、隸臣妾等。《金布律》的另一條規定説:“稟衣者,隸臣、府隸之毋(無)妻者及城旦,冬人百一十錢,夏五十五錢;其小者冬七十七錢,夏卌四錢。舂冬人五十五錢,夏卌四錢;其小者冬卌四錢,夏卅三錢。隸臣妾之老及小不能自衣者,如舂衣。亡、不仁其主及官者,衣如隸臣妾。”[91]那麽,隸臣妾及城旦舂等亦可自備衣服,若不能自備,可向官府領取,但需要計算錢貲。

  四、秦時人民的身分與社會結構

  綜上可知:(1)“吏卒”包括吏與卒,吏又分為長吏(大致與“有秩吏”相對應)與少吏(屬吏,大致與“月食者”相對應)兩類,“卒”主要包括屯戍卒和求盜卒。吏、卒在任職、服役期間,均由國家發放稟食,其中長吏除月食外,還可以按等級享受秩禄。獲得公士、上造、簪褭、不更、大夫等五級爵位,即可以擔任相應的吏職。(2)統一後所稱的“黔首”,與統一前所説的“民”含義基本相同,乃是指著籍的編户齊民。較之于統一前的“秦民”,統一後“新黔首”皆得應徵從軍,“故黔首”的更戍之役也大為增加;六國故地與新拓疆域的新黔首大抵未得普遍授田,其所承擔的田租與芻稾漸變為按户交納;傳輸之役更是大幅度加重。(3)徒隸包括刑徒和隸臣妾,都在官府强制下從事各種勞作。徒隸又具體别為鬼薪白粲、城旦舂、隸臣妾(包括隸臣妾繫城旦舂、隸臣妾居貲)等,在服刑勞作時得由官府配給稟食和部分衣服。司寇、居貲贖責(債)、隱官等也可能被編入“作徒簿”,在勞作時被視同徒隸。在隸臣妾之外,還有大量的私屬奴婢,其地位或比隸臣妾稍高。私奴婢由其主人支配,並不在國家直接控制之列。

  吏卒、黔首與徒隸三種身分的人,是秦的基本統治對象。在吏卒之上,有管治一方、領受稟食俸禄的官僚階層(擁有官大夫、公大夫與公乘三級爵位者)和擁有食邑的軍功貴族階層(擁有五大夫以上爵位者),他們是秦的統治階級。吏卒、黔首與徒隸三種身分的人群,則基本上可以看作為被統治階級。吏卒雖然包括負責縣以下軍政管理事務的各種各樣的“吏”以及軍隊的基層軍官與兵卒,其相當部分擁有較為低級的爵(包括大夫、不更、簪褭、上造和公士等五級),但他們不擔任吏職和應役從軍時,就是普通的“黔首”(民)。黔首就是編户齊民,包括未擔任吏職和應役從軍的前五級爵位獲得者,以及公卒、士伍、大男子、大女子及小男子、小女子等普通庶民,和地位大抵同于賤民的司寇、隱官等。吏卒與黔首的身分,實際上是不斷變動的:黔首立功受爵任吏或應徵從軍就是吏卒,吏卒卸任或返鄉即成為黔首。因此,吏卒更主要是一種職役身分,並非較為穩定的社會等級。他們雖然擔任吏職或參軍打仗,成為秦的統治工具,但他們主要是被統治者,絶不是統治階級。徒隸(以及私奴婢)是被强制勞作、地位低下的人群,是社會的底層。吏卒、黔首當然易於因罪、欠貲等原因而淪為徒隸,然一旦淪為徒隸(以及私奴婢),則很難再取得黔首的身分,更難以成為吏卒。在黔首與徒隸之間,又存在着一個“賤民”階層,包括司寇、隱官及居貲贖責(債)者。

  在秦代,吏卒、黔首與徒隸(以及私奴婢)是被統治的人民群眾,他們構成了秦代人口的主體。在秦帝國的邊緣小縣遷陵縣,即使是擔任長吏的“歐”、“昌”等人也只有“上造”的爵,可能連領取俸禄的官僚階層都算不上,更遑論擁有食税邑的貴族階層。因此,可以説,遷陵縣的吏卒、黔首與徒隸(以及私奴婢),都是被統治的人民。那麽,在可統計的社會總人口中,上述三種人各自佔有怎樣的比重呢?

  據里耶秦簡9-633所記“遷陵吏志”,遷陵縣編制吏員應為一百三人,在任五十一人,徭使三十五人,合計八十六人。據上引里耶簡8-132+8-334,遷陵縣尉所領士卒合計六百二十六人。這兩組資料均沒有準確繫年,但不會出於秦始皇二十七年至秦二世元年間(前220-209)。大概言之,在秦穩定控制遷陵縣的十餘年時間裡,遷陵縣的吏卒合計,應當在七百一十人上下。

  遷陵縣分為都鄉、貳春、啓陵三個鄉。里耶秦簡8-487+8-2004記載了一組“見户”數,簡文説明是秦始皇三十四年八月十一日户曹令史“”所疏二十八年到三十三年的“見户數”:“廿八年見百九十一户。廿九年見百六十六户。丗年見百五十五户。丗一年見百五十九户。丗二年見百六十一户。丗三年見百六十三户。”簡9-1706+9-1740明確記載:“廿九年遷陵見户百六十六。”正與簡8-487+8-2004所記廿九年的見户數相合。因此,簡8-487+8-2004所記的這組“見户數”,應當就是這六年間遷陵縣的“見户數”,即其實存的著籍户數。[92]六年平均,也大約是一百六十六户。如果以平均每户5.8口計算,約為九百六十二人。[93]

  據上引里耶簡9-2289是秦始皇三十二年遷陵縣司空守圂上報的“徒作簿”,當時遷陵縣縣司空所管各種“徒隸”共有二百二十六人,分别被派往貳春鄉(九人)、都鄉(四人)、啓陵鄉(三人)、尉(六人)、少内(四人)、庫(三人)、畜官(四人)、田官(五十七人)、倉(六人),其餘的由司空直接管領,從事各種勞作,或者受派隨從小吏去徭使。此徒作簿所記,當即其時遷陵縣全部徒隸數。

  從秦始皇二十七年到秦二世元年,如果遷陵縣的吏卒以七百十二人、黔首以九百六十二人、徒隸以二百二十六人計,三種身分的人群在統計的總人數(1900人)中,分别占37.5%、50.6% 和11.9%。吏卒基本上可視為統治階層用以進行社會控制與管理的力量,而徒隸則基本上屬於社會底層人群。在秦統治下的邊區小縣裡,控制與管理力量占可統計總人口的37.5%,社會底層人群佔據統計人口的10%强(考慮到大量存在的私奴婢,未能進入官府統計系統,社會底層人群所占的比例應當更高),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秦統治下社會結構的部分特徵。

  注釋

  * 本文在寫作過程中,曾有機會與日本東京大學窪添慶文、佐川英治、小寺敦,以及中央大學阿部幸信、學習院大學莊卓麟、北京師範大學張榮强、雲南大學王朔等先生討論,得到諸多幫助和建議。謹致謝忱。

  [1] 陳松長主編《嶽麓書院藏秦簡》(伍),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7年,頁48。

  [2] 陳偉主編,何有祖、魯家亮、凡國棟撰《里耶秦簡牘校釋》第一卷,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2年,頁222、142。

  [3] 陳偉主編,魯家亮、何有祖、凡國棟撰《里耶秦簡牘校釋》第二卷,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8年,頁155。以下凡引用里耶秦簡,只在文中注出簡號。

  [4] 《史記》卷七《項羽本紀》,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頁310。

  [5] 《史記》卷九八《傅靳蒯成列傳》,頁2709-2710。

  [6]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編《睡虎地秦墓竹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釋文 注釋》,頁56。句讀、解釋有所不同。

  [7] 陳松長主編《嶽麓書院藏秦簡》(肆),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5年,頁136-139、141。

  [8] 參閲孫聞博《里耶秦簡《遷陵吏志》考釋——以“吏志”、“吏員”與“員”外群體爲中心》,《國學學刊》2017年第3期。

  [9] 《漢書》卷十九上《百官公卿表》上,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頁742。句讀、理解有所不同。

  [10] 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編著《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釋文修訂本),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年,頁15。

  [11] 陳松長主編《嶽麓書院藏秦簡》(肆),頁193-194。

  [12]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編《睡虎地秦墓竹簡》,《釋文 注釋》,頁25。

  [13]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編《睡虎地秦墓竹簡》,《釋文 注釋》,頁27。

  [14]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編《睡虎地秦墓竹簡》,《釋文 注釋》,頁37-38。

  [15]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編《睡虎地秦墓竹簡》,《釋文 注釋》,頁31。

  [16]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編《睡虎地秦墓竹簡》,《釋文 注釋》,頁39-41。

  [17]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編《睡虎地秦墓竹簡》,《釋文 注釋》,頁88。

  [18]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編《睡虎地秦墓竹簡》,《釋文 注釋》,頁82。

  [19] 陳松長主編《嶽麓書院藏秦簡》(肆),頁114。

  [20] 陳松長主編《嶽麓書院藏秦簡》(肆),頁221。

  [21] 《漢書》卷十九上《百官公卿表》上,頁739-740。

  [22] 西嵨定生《中國古代帝國的形成與結構——二十等爵制研究》,武尚清譯,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特别是頁84-103。

  [23] 朱漢民、陳松長主編《嶽麓書院藏秦簡》(三),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3年,頁32-41、153-174。

  [24] 高亨注譯《商君書注譯》,《境内》,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頁149。

  [25] 高亨注譯《商君書注譯》,《境内》,頁149。

  [26] 《史記》卷八八《蒙恬列傳》,頁2566。

  [27]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編《睡虎地秦墓竹簡》,《釋文 注釋》,頁139。

  [28] 《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頁289。

  [29] 《史記》卷六八《商君列傳》,頁2230。

  [30] 高亨注譯《商君書注譯》,《境内》,頁146。

  [31] 高亨注譯《商君書注譯》,《徠民》,頁121。

  [32] 《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頁239;卷十五《六國年表》,頁757。王子今《説“黔首”稱謂——以出土文獻爲中心的考察》,中國文化遺産研究院編《出土文獻研究》第十一輯,上海,中西書局,2012年,頁174-193。

  [33] 許慎《説文解字》,“黑”部,北京,中華書局,1963年,頁211。

  [34] 陳奇猷校釋《吕氏春秋校釋》卷五《仲夏紀》,“古樂”,上海,學林出版社,1984年,頁286。

  [35] 陳奇猷校釋《吕氏春秋校釋》卷二二《慎行論》,“求人”,頁1514-1515。

  [36] 孫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卷二《皋陶謨》,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頁79。

  [37] 于振波《秦律令中的“新黔首”與“新地吏”》,《中國史研究》2009年第3期。

  [38] 陳松長主編《嶽麓書院藏秦簡》(伍),頁63。

  [39] 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編著《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釋文修訂本),頁103-105。

  [40] 《史記》卷四八《陳涉世家》,頁1950。

  [41] 晏昌貴《里耶秦簡所見郡縣訂補》,《歷史地理研究》2019年第1期。

  [42] 《商君書·境内》:“能得甲首一者,賞爵一級,益田一頃,益宅九畆。”(高亨注譯《商君書注譯》,頁152)。一頃田(一百畆)、九畆宅,大概是秦國授與庶人(一户)田宅的基數。在此標準上,爵位每增加一級,即增授一個基數的田宅。但這是可授田之數,並非每户人家都可以得到其應得的田宅數。

  [43]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編:《睡虎地秦墓竹簡》,《釋文 注釋》,頁139。秦在商鞅變法之後,實行授田制,此點得到學界的認同,分歧在於對授田制内涵、性質的判斷。相關討論請參閲晉文《睡虎地秦簡與授田制研究的若干問題》,《歷史研究》2018年第1期。

  [44] 陳偉主編《秦簡牘合集》(貳),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4年,頁65。關於“行田”的討論,請參閲于振波《簡牘所見秦名田制蠡測》,《湖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2期;臧知非《龍崗秦簡“行田”解:兼談龍崗秦簡所反映的田制問題》,見雷依群、徐衛民主編:《秦漢研究》第一輯,西安,三秦出版社,2007年,页71-76;楊振紅《龍崗秦簡諸“田”、“租”簡釋義補正》,見氏著《出土簡牘與秦漢社會》,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年,頁164-187,特别是頁165-168;晉文《龍崗秦簡中的“行田”“假田等問題》,《文史》2020年第2期。

  [45] 陳偉主編《秦簡牘合集》(貳),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4年,頁88。

  [46] 陳偉主編,何有祖、魯家亮、凡國棟撰《里耶秦簡牘校釋》第一卷,頁345-346。

  [47] 關於這段簡文,論者解説頗有分歧,關鍵在於對“輿”與“税田”的理解。請參閲臧知非《説“税田”:秦漢田税徵收方式的歷史考察》,《歷史研究》2015年第3期。按:張家山漢簡《算數書》“誤券”説:租禾誤券有兩種情況:一是“毋升者,直税田數以為實”,當以券所記的“斗”作為一,以券所記的“石”為十,“並以為法,如法得一步”(簡文“其券有斗者”以下句,系“毋升者”句的復文,整理者已予指出。蓋有斗無升,本為同一種情況;二是“有斗者,直輿田步數以為實”,“而以券之升為一,以斗為十,並為法,如法得一步。”(整理者將“直”釋為“置”,“輿”釋作“與”,茲不從)又“税田”條説:“税田廿四步,八步一斗,租三斗。今誤券三斗一升,問幾何步一斗?得曰:七步卅七分步廿三而一斗。術(術)曰:三斗一升者為法,税田為實,令如法一步。”(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編著《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頁145、141)則輿田與税田分别是兩種計算田畆的方法。彭浩指出:“輿田”之“輿”與“輿地”之“輿”用法、字義相當(彭浩《談秦漢數書中的“輿田”及相關問題》,《簡帛》第六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頁21-28)。據此,“輿田”當是實地打量的田畆數,相當於後世所説的“實畆”(“實田”)。然則,“税田”即是徵納租税的田畆數,即後世所謂“册畆”。在簡8-1519中,新墾田、舊有田中輿田與税田之比,均為11:1左右,即約11畆實畆折合税畆1畆。關於中國歷史上實際田畆數(實畆)與賦税田畆(册畆,納税單位)的關係,請參閲何炳棣《中國歷代土地數字考實》,北京,中華書局,2017年,特别是頁84-134。

  [48] 當然,在六國故地部分地區,可能也實行了授田。里耶秦簡8-161+8-307應當是某一種《葉書》(或《編年記》)的殘簡,其中簡8-161存有“穎陰繁陽東鄉”字樣,簡8-307有“庚申,穎陰相來行田宇。”穎陰,即潁陰,當為魏國故地。“行田宇”,一般即理解為授田宅。那麽,秦在魏國故地的一些地方,應當是實行過授田的。

  [49] 李勉、俞方潔曾論及户賦繳納形式的變化。參閲李勉、俞方潔《秦至漢初户賦的性質、徵收與管理》,《重慶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2期。

  [50] 陳松長主編《嶽麓書院藏秦簡》(肆),頁103。

  [51] 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編著《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釋文修訂本),頁103-105。

  [52] 陳松長主編《嶽麓書院藏秦簡》(肆),頁107。

  [53] 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編著:《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釋文修訂本),頁43。

  [54] 關於“入頃芻稾”及“户賦”,學界有諸多討論,請參閲晉文《睡虎地秦簡與授田制研究的若干問題》,《歷史研究》2018年第1期。按:有關討論,頗多分歧,核心的問題在於對“頃”的理解,以及對“户芻”與“田芻”關係的認識。自商鞅變法以來,按照法律,庶人每户授田一頃(百畆),故一頃田實際上就對應於一户編户(雖然並非每個編户皆有一頃田),故“頃”與“户”是對應的(若一户有兩頃田,則其在納税賦時,即按二頃亦即二户計算),所以,户賦與“頃芻稾”實際上是一回事。

  [55] 論者或將“户芻”與“田芻”視為兩種“芻稾”,前者按户繳納,後者“以其受田之數”繳納。參閲楊振紅《出土簡牘與秦漢社會 續編》,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年,頁148-151。據里耶秦簡9-743,則知“田芻”乃是田官所管公田繳納的“芻稾”,“户芻”乃是編户所納的户賦,並非編户既要納“户芻”,也要納“田芻”。

  [56]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編《睡虎地秦墓竹簡》,《釋文 注釋》,頁47-48。

  [57] 陳松長主編《嶽麓書院藏秦簡》(肆),頁116-120、149-153。整理者將簡1420+1424置於簡1305正之前,然其内容實關於徭戍,宜置於簡0913背後。

  [58]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編《睡虎地秦墓竹簡》,《釋文 注釋》,頁89。

  [59]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編《睡虎地秦墓竹簡》,《釋文 注釋》,頁79。

  [60] 陳松長主編《嶽麓書院藏秦簡》(肆),頁152-153。

  [61] 馬非百《管子輕重篇新詮》,“輕重乙”,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頁573。

  [62] 參閲李學勤《初識里耶秦簡》,《文物》2003年第1期;孫聞博《秦及漢初的司寇與徒隸》,《中國史研究》2015年第3期。

  [63] 參閲王彥輝《論秦及漢初身份秩序中的“庶人”》,《歷史研究》2018年第4期。

  [64] 鄭曙斌、張春龍、宋少華、黄朴華《湖南出土簡牘選編》,長沙,嶽麓書社,2013年,頁18。

  [65]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編《睡虎地秦墓竹簡》,《釋文 注釋》,頁51-52、53。句讀有所不同。

  [66] 朱紹侯曾指出居貲贖債者并非刑徒,參閲《軍功爵制研究(增訂版)》,北京,商務印書館,2017年,頁81頁。

  [67]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編《睡虎地秦墓竹簡》,《釋文 注釋》,頁52-53。

  [68] 陳松長主編《嶽麓書院藏秦簡》(伍),頁111。

  [69] 孫聞博指出:司寇與奴婢不同,又與一般編户有别。參閲孫聞博《秦及漢初的司寇與徒隷》,《中國史研究》2015年第3期。

  [70] 陳松長主編《嶽麓書院藏秦簡》(肆),頁204。句讀有所不同。

  [71] 陳松長主編《嶽麓書院藏秦簡》(肆),頁154。句讀有所不同。

  [72] 陳松長主編《嶽麓書院藏秦簡》(肆),頁49-50。

  [73] 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編著《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釋文修訂本),頁52。

  [74] 馬非百將“隱官”理解爲後世的勞動教養,黄展岳、蘇家寅理解爲凡受肉刑而獲赦免、平凡或私屬得放免者,皆入隱官,為賤民。參閲馬非百《雲夢秦簡中所見的歷史新證舉例》,《鄭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78年第2期;黄展岳《釋“隱官”》,《湖南省博物舘舘刊》總第7輯,長沙,嶽麓書社,2011年,頁289-291;蘇家寅《釋“隱官”》,《史學月刊》2020年第2期。睡虎地秦簡《秦律十八種》“軍爵律”謂“工隸臣斬首及人為斬首以免者,皆令為工。其不完者,以為隱官工。”《法律答問》又見有“處隱官”,謂:“群盜赦為庶人,將盜戒(械)囚刑罪以上,亡,以故罪論,斬左止為城旦,後自捕所亡,是謂‘處隱官’”(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編《睡虎地秦墓竹簡》,《釋文 注釋》,頁55、123)“隱官工”,大致即相當於“匠户”;而“處隱官”,當即“沒為官户”。

  [75] 孫星衍等輯,周天遊點校《漢官六種》,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頁53。

  [76]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編《睡虎地秦墓竹簡》,《釋文 注釋》,頁93-94。

  [77] 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編著《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釋文修訂本),頁16。

  [78] 據《漢書·刑法志》,漢時隸臣妾地位在鬼薪白粲之上,僅次於司寇或庶人(《漢書》卷二三《刑法志》,頁1099)。據上引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盜律”,耐為隸臣妾的懲罰亦輕於城旦舂。論者多據此推論秦時隸臣妾地位亦在城旦舂、鬼薪白粲之上。此種認識,蓋以漢制推論秦制而得,茲未從。關於隸臣妾的地位、性質及其與城旦舂、鬼薪白粲的關係,請參閲陳偉主編《秦簡牘合集》[壹]上,頁77-80;李力《“隷臣妾”身份再研究》,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07年。

  [79]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編《睡虎地秦墓竹簡》,《釋文 注釋》,頁88-89。

  [80] 陳松長主編《嶽麓書院藏秦簡》(肆),頁51。

  [81] 陳松長主編《嶽麓書院藏秦簡》(肆),頁49-50。

  [82] 陳松長主編《嶽麓書院藏秦簡》(肆),頁68。

  [83]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編《睡虎地秦墓竹簡》,《釋文 注釋》,頁52-53。

  [84]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編《睡虎地秦墓竹簡》,《釋文 注釋》,頁120-121。

  [85] 陳松長主編《嶽麓書院藏秦簡》(肆),頁69。

  [86] 陳松長主編《嶽麓書院藏秦簡》(肆),頁72。

  [87] 陳松長主編《嶽麓書院藏秦簡》(肆),頁61。

  [88]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編《睡虎地秦墓竹簡》,《釋文 注釋》,頁32。

  [89]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編《睡虎地秦墓竹簡》,《釋文 注釋》,頁33-34。簡文“城旦舂、舂司寇、白粲”的第二個“舂”,當是衍文。

  [90]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編《睡虎地秦墓竹簡》,《釋文 注釋》,頁41。

  [91]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編《睡虎地秦墓竹簡》,《釋文 注釋》,頁42。

  [92] 陳偉《里耶秦簡所見秦代行政與算術》,簡帛網,2014年2月4日,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986。

  [93] 黎民釗《里耶秦簡:户籍檔案的探討》,《中國史研究》2009年第2期。與“見户”相關的還有“積户”,即里耶秦簡8-553:“卅二年遷陵積户五萬五千五[百]卅四”,8-1726:“卅五年遷陵貳春鄉積户二萬一千三百”。張春龍認爲,這表明秦始皇三十二年遷陵縣户總計有55534,參閲張春龍《里耶秦簡所見的户籍和人口管理》,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里耶古城•秦簡與秦文化研究——中國里耶古城•秦簡與秦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科學出版社,2009年,頁191。陳偉認爲兩種户大概同時存在而具有不同的性質,“見(現)户”與租賦有關,“積户”則未見涉及租賦,參閲陳偉《里耶秦簡所見秦代行政與算術》,簡帛網,2014年2月4日,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986。唐俊峰認爲“積户”是秦政府以某種計算方法算出的累積户數,而“見户”可能就是指縣裡正式登記,需承擔租賦的編户數目。參閲唐俊峰《里耶秦簡所示秦代的“見户”與“積户”——兼論秦代遷陵縣的户數》,簡帛網,2014年2月8日,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987。我們認為“積戶”或可能當作“繫户”即“繫於此鄉、縣之户”解。《秦律十八種·屬邦律》:“道官相輸隸臣妾、收人,必署其已稟年日月、受衣未受、有妻毋有。受者以律續食衣之。屬邦。”(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編《睡虎地秦墓竹簡》,《釋文·秦律十八種》,頁65)《屬邦律》中“道官”所輸之隸臣妾、所收之人,當來自“屬邦”。《法律答問》又見有“臣邦”:“臣邦人不安其主長而欲去夏者,勿許。可(何)謂‘夏’?欲去秦屬,是謂‘夏’。”(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編《睡虎地秦墓竹簡》,《釋文·法律答問》,頁135)則“臣邦人”為“秦屬”,“臣邦”亦即臣屬於秦之邦,而臣邦人(屬邦人)之主長則為“夏”(秦)(關於屬邦的討論,請參閲工藤元男《睡虎地秦簡所見秦代國家與社會》,廣瀨薰雄、曹峰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頁73-104)。據此,所謂積户,或者可能就是繫於遷陵縣下的“屬邦”(臣邦)人户。然此事關涉實甚廣,我們的證據也不足,姑備一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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