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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斯多夫·戈沙的越南史研究叙论
作者:王子奇 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21年第1期 时间:2021.04.08

  摘要:克里斯多夫·戈沙是当代西方著名的越南史研究者,他提出了“去动员化”“去例外化”“去简单化”等概念。他以现代化为视角考察越南史,摆脱了政治语境叙事。通过横纵向比较研究,戈沙指出越南历史并不“例外”,其国家发展史与很多国家类似,南北分裂的状况根植于越南历史的背景环境之下而并非冷战造就的一段“特殊”经历。在研究中,他擅长运用多语种、多形式材料进行综合分析,尤为注意呈现历史的多样性与偶然性。他提出,越南的现代化远比法国殖民者入侵及统治开始的更早,其历史远比“简单”叙事框架下的描述更具复杂性与多样性。戈沙的研究理念、方法与观点对当代越南史研究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

  克里斯多夫·戈沙(Christopher EGoscha)是当代西方著名的历史学家,其研究主要集中于东南亚,尤其是越南的历史。他以跨学科的专业素养与多语种文献的驾驭能力,对印度支那三国,尤其是越南的历史,进行了一系列创新性研究,在北美以至世界范围内都产生了广泛影响,其作品《新越南史》于2017年先后获得费正清奖和坎迪尔奖即是例证。戈沙关于越南史研究的思考与实践,对越南史、东南亚区域和国别史的研究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本文在借鉴学术界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尝试系统地梳理戈沙的越南史研究理念、方法与观点,并对其研究作出简要评析。

  一、戈沙的生平与学术经历

  戈沙是一位具有美国、加拿大双重国籍的历史学家,1965年出生于美国堪萨斯州。堪萨斯州相对宽容的政治环境一定程度上造就了戈沙相对中立的政治倾向;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后来在研究历史,尤其是越南史上所采取的情感态度与研究方法。戈沙出生时正是美国升级卷入越南战争(以下简称“越战”)的时期。1975年越战结束后,关于战争的反思、检讨开始大规模兴起并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戈沙的青少年求学时代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大环境下度过的。1983年,戈沙进入乔治城大学沃尔什外事学院,主修国际关系学,由此打下了良好的国际关系学理论知识基础,同时受到了良好的学术基础训练,他逐步将学术研究视野投向东南亚。为了更好地深入研究东南亚,戈沙于1988年远涉重洋赴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攻读历史学硕士学位,师从著名越南史学者大卫·马尔(David Marr),并于1991年以一篇题为《泰国和越南的抗法斗争:1885—1949年》(Thailand and the Vietnamese Resistance against the French, 1885—1949)的论文顺利取得硕士学位。随后,他又赴法国巴黎狄德罗大学继续进修,于1994年取得高等深入研究文凭(DEA),其学位论文是在法国著名越南史学者皮埃尔·布罗切(Pierre Brocheux)教授的指导下完成的,题目为《越南反革命的第一次失败》,内容主要涉及1925年至1947年越南的非共产主义的民族主义运动。

  戈沙于2005年入职加拿大魁北克大学蒙特利尔分校历史系,教授国际关系、世界史、殖民和后殖民时期的印度支那历史、非殖民化和印度支那战争等课程。任教期间,戈沙继续致力于研究老挝、柬埔寨和越南的民族认同、东南亚的殖民化和非殖民化以及现当代东南亚国际关系等问题,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在《印度支那还是越南?》一书中,他通过分析越南人、柬埔寨人和老挝人之间的关系,对法属印度支那的概念提出质疑,并展示了越南的扩张主义是如何建立在印度支那殖民计划基础之上的。在《越南:1945—1954年战争的产物》一书中,他摆脱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间的战争以及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这类经典问题,主要探讨越南国家机器的建设。2012年,戈沙编纂出版了《印度支那战争历史词典(1945—1954年):国际和跨学科的方法》,这是第一本关于印度支那战争的多学科主题词典,以重要事件、人物、机构以及条约协议等为词条,囊括印度支那战争多方,词条阐释不分政治立场而尽可能详尽地阐述。同年,戈沙还出版了《走向印度支那:法属印度支那空间与位置概念之争》一书,受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提出的“想象的共同体”的启发,他在书中对越南革命者如何想象政治未来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虽然印度支那这一概念与形式是西方殖民者所创,但是将其变为现实的却是更富有活力与行动力的越南人,“印度支那”这一概念最终被越南的革命者用来对抗法国殖民者。

  戈沙在康奈尔大学“越南之声2016年春季系列讲座”中,讨论了他于2016年出版的著作《现代越南新史》。他指出,人们对越南的普遍印象仍然以越战为主,大多数的英语报道都聚焦于美国的经历、来源和视角,但越南的历史比单纯的冷战对抗更加丰富和复杂,伴随着扩张、分裂、殖民征服、文化复兴和革命。在书中,戈沙利用大量越南语和全球资源的研究,讲述了丰富和引人注目的现代越南历史概况,刻画了一系列令人难忘的人物,从皇帝到反叛者,从诗人到牧师,为错综复杂的越南现代史提供了诸多引人入胜的视角。《现代越南新史》是戈沙最新研究的杰出代表作,也是21世纪西方越南史研究的标志成果之一,同年戈沙的《新越南史》也付梓出版。《现代越南新史》和《新越南史》,事实上是由不同出版社出版的同一著作。《现代越南新史》及《新越南史》被视为当前越南史研究领域最前沿的成果,集中反映了戈沙的最新思考。

  二、语境中立与“去动员化”

  戈沙认为带有政治色彩的叙事是以目的论方式为越南史设定框架,从而掩盖了越南历史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因此,他提出“去动员化”(De-mobilize)。戈沙的“去动员化”事实上是试图达成研究的“价值中立”以求历史知识的客观性,对应到越南史研究中即要求抽离政治语境来考察越南历史。通过政治“中立”语境下的考察,戈沙批驳了正统阵营和修正阵营关于越南史的叙事及观点。此外,他不仅在研究中努力抽离政治语境,而且还尝试摆脱“西方中心论”来考察越南近现代历史。当然,任何学者在治学中都很难,甚至不可能完全摆脱自身背景知识的影响,戈沙在对现代性与现代化的认识与处理上反映出他的部分局限。

  首先,戈沙在研究中摆脱了正统阵营的束缚,跳出美国乃至西方学界一贯针对越战的左翼反战思维。正统阵营由反战的左翼或是自由派学者群体组成,他们强调越南民主共和国革命者的民族主义者身份,同情共产党的民族主义与反殖民主义立场,并大力批判美国的侵略行径与战争犯罪。正统阵营视越南历史为抵抗外来侵略的历史,由此推论美国在越南的战争必然失败。正统阵营的代表人物之一弗朗西丝·菲茨杰拉德在1972年发表了名作《湖中之火:越战中的越南人与美国人》。她探索了越南数千年的历史和文化,认为美国对这个国家及其领导人了解甚少,只是做出基于冷战思维的条件反应,而没有认识到这个国家在摆脱外国侵略者、保持独立方面的长期斗争,使得越战从一开始就注定失败。该书讨论了美国政府对越南历史的无知,特别是对越南民族清除外国侵略者决心的无知。

  其次,基于同样的研究认识与方法,戈沙在摆脱正统阵营影响的同时,也注意避免研究走向对立面而偏向修正阵营。修正阵营主要由右翼学者组成,这部分学者认为,胡志明及越南民主共和国的革命者并非单纯的民族主义者,他们首先是忠实的共产主义者,其次才是民族主义者,越共主导的民族独立严重威胁着美国所谓的“自由世界”。他们否认正统阵营认为美国必将失败的原因,主张美国在越战中的不利局面与黯然收场是被国内偏左的反战媒体舆论所绑架并为战略上的失误所拖累,同时认为美国决策者依据多米诺骨牌理论升级越战的行为并非毫无依据。修正阵营的代表人物为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教授冈特·莱维,他于1978年发表的著作《美国在越南》一书被视为修正主义的经典解读,书中对美国国内的反战者进行了广泛的批评,认为越战是合法的而非不道德的,越战在许多美国人心中所造成的内疚感是没有根据的。

  如同正统阵营一样,修正阵营基于预设价值立场,通过记忆与遗忘的主观性选择,在叙事中将越南现代史逻辑性演绎为越南共产主义的“扩张”史,并以此为据服务其政治立场,为美国的越战政策辩护。戈沙并没有简单地用越南的“扩张”性赋予美国介入以合理性与正当性,他通过对政府历史文件的历时比对分析,在回溯梳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越南民族独立进程的基础上,指出美国并非在一开始便如它所标榜的那样为了维护“自由世界”而支援“民主”力量,“民族主义者相信美国人会帮助他们,而且他们会迫使法国人去实现非殖民化……我们现在知道美国人会让人失望”。修正阵营认为美国是不得不卷入越南事务并最终武力介入的,戈沙则认为美国人抗拒谈判,担心共产党人会通过外交手段取得他们在战场上无法取得的胜利。他认为,美国对越南的间接介入是美苏争霸背景下其全球地缘战略的一环,“美国开始专注于扶持一个完全非殖民化、反共、经济活跃且全副武装的‘南越’,使其有能力在遏制共产主义的斗争中控制印度支那战线”。而美国对越南的直接介入,在戈沙看来也遵循同样的逻辑,对地缘政治以及霸权争夺的考虑远胜于其所标榜的捍卫“民主”“自由”。他指出,“约翰逊总统拒绝了中立南越的想法(即让它超脱于冷战的战线);在他看来,这只会削弱美国对中国的遏制”。在谈到美国直接介入越战进程中的具体战争行为时,戈沙也以罗列包括军队日投弹量、战争伤亡人数等战争关键数据的方式,指出美国对越南的战争是“野蛮的破坏战争”。

  此外,戈沙不仅从美国越南史研究两大阵营塑造的政治语境中抽离出来,也因其“去动员化”背后隐含的“价值中立”的取向,一定程度上规避了“西方中心论”。美国社会关于越战的主流历史叙事往往聚焦于美国、美军、美国人,鲜少关注战争所发生的地域下的当地民众与故事,这使得涉及越战的越南史并未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越南史”。戈沙在内的当代西方越南史研究者早已注意到这一现象,他们努力将叙事聚焦于越南这一地理空间及空间内的“越南人”。而在越战前的历史叙述中,西方学者通常将越南历史置于殖民的视角下叙述,以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互动作为叙事脉络,其背后实质上还是“西方中心论”,戈沙在回溯越南近现代史时注意摆脱“西方中心论”的视角。通过共时性与历时性的分析,他将现代化视为考察越南历史的线索,将越南历史视为一部完整的而非割裂的现代化历史。他认为,越南近现代史实质是越南人自身推动现代化的进程,即使在殖民时期也不例外。在《现代越南新史》中,他坦率地承认西方殖民主义是越南史上一个重要的现代化因素,但同时指出,“以西方殖民这样的方式对越南所有现代事物进行分期、定义和构架,带来了真实的问题”。戈沙认为将越南历史置于殖民视角的做法等于将越南从历史上一分为二,这种做法会使研究者忽略法国入侵以前既已存在的复杂历史现象以及众多“消失的现代性”或“多元的现代性”。

  以现代化为线索,戈沙的叙事在政治语境中立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去“西方中心”而“还越南史予越南人”,在这方面,他的处理较同期学者的研究更为出色。基尔南的《越南古今史》尝试书写越南国家地理空间的历史,意图“记录和叙述自有记载以来居住在该国范围内不同地区的各族人民的经历,以及他们与自然环境和周边国家的互动”。对生态环境,尤其是对水的关注,贯穿基尔南的研究,成为一个考察越南史的新视角。他认为,水是越南人自我和民族观念的中心,“这个国家自古就有水文化”。这一视角为“还越南史予越南人”作出了重要贡献,但令人遗憾的是,基尔南的叙述在叙及越南现代史时又不自觉的落入正统阵营语境,他“书写了一部经典传奇,庆祝在考验和冒险之后的美好胜利”,使他又陷入了目的论的窠臼。在《越南人史》中,泰勒提到他的研究努力使读者从生活在过去的越南人和记录这些事件的越南人的角度来看待越南历史上的事件,他标榜其叙事单纯呈现“基本的事件顺序”而避免采用任何模式。但是,泰勒的叙事通过频繁地对红河流域越南政权的批评以及对新政权诞生的赞许,呈现出对越南南部崛起的历史的预知,表现出目的论的倾向。他对推动历史基本事件发展的关键政治、军事人物的描述与叙事支撑材料的选择,呈现出“贬北扬南”的特点,带有修正阵营色彩。

  对比基尔南和泰勒的研究,戈沙在去中心、避免目的论上的处理可以说是较为成功的,不过他的研究也并非无可挑剔。现代化的视角必然牵扯现代性的界定,戈沙对此做了模糊处理,他默认“工业化、城市化、世俗化、科学和官僚合理化、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的兴起”是“构成现代的主要成分”。这些成分事实上可以被归为吉登斯概括的现代性的四个制度维度,而现代性在吉登斯看来,“首先意指在后封建的欧洲所建立而在20世纪日益成为具有世界历史性影响的行为制度与模式”。因此,尽管戈沙对现代化持更广泛的时空考量,并在现代性的观点上表现出后殖民主义倾向,但由于现代性和现代化的概念本身便与特定的时空相联结,戈沙的叙事残存“西方中心论”的影子,这突出表现在其对战后越共领导的越南国家建设和当代越南改革的看法上。此外,戈沙对现代性有倾向性的模糊界定,使其现代化叙事有堕入福山式“历史终结论”的危险。

  三、比较研究与“去例外化

  区域国别的研究往往会倾向于将该区域或国家“特殊化”“例外化”,越南因其看起来极为“特殊”的经历而更容易令研究者强调其“特殊”性——其全部历史似乎都是与西方强权做抗争的历史。而在研究越南二战后的历史时,史学家往往会叙及因冷战而造成的分裂——因雅尔塔体系下两大阵营对峙所造成的分裂除了朝鲜半岛与德意志外仿佛再难找出第三国,而这一分裂及分裂带来的战争灾难又显得格外突兀。与“德意志特殊道路”和“美国例外论”类似,“越南例外论”在分析中过分强调特殊性而忽略或贬低有意义的比较,“例外论”下的叙事往往带有鲜明的民族、政治倾向。戈沙由学生成长为学者的阶段正处于全球史兴起的时期,其博士论文《法越战争的亚洲背景:网络、关系与经济(1945—1954年)》反映出他的研究受到了全球史思潮的影响,因此,他在研究中反对“越南例外”的观点与叙事论调并提出“去例外化”概念。

  戈沙在研究中运用比较的方法实现“去例外化”,在“还越南史予越南人”的同时,并未放弃以全球的、区域的、长时段的视角考察越南历史。将越南置入全球、区域视野,通过横向比较研究,他指出越南并非研究者所叙述的那般“例外”,其国家发展史不单单是一部反抗史,而是与很多国家类似,同样充斥着领土“扩张”的行为。他同时进行了纵向比较研究,置入长时段视角,考察了现代越南版图空间下的地理环境、文化传统等结构,指出南北分裂的状况根植于“红河越南”和“红河外的越南”的背景之下,而并非冷战造成的一种历史上的“特殊”时期。

  首先,戈沙将越南史置入全球、区域视野进行了横向比较研究。他认为越南被外部侵略或殖民的历史与其他地方所发生的同类事件并无二致,同时越南也与它所抵抗的外部侵略者一样,历史上长期以来一直扮演着抵抗者与“侵略者”的双重角色而非单纯的抵抗者。在讨论《现代越南新史》一书的讲座中,戈沙比较了美国历史与越南历史。他讲到,美国在建国之初只有从英帝国独立出来的13块殖民地,其后在扩张主义思潮的推动下,通过一系列战争、交易及领土拓展运动才达到今天横跨两洋的领土规模;越南则是向中部与南部“扩张”,越人先后征服占人与高棉人的土地,最终形成类似于今天的越南版图,其发展历史与美国的扩张历程如出一辙,同时越南也早于美国四个世纪爆发了如同美国一样由于自身的“殖民扩张”所造成的南北内战。戈沙强调亚洲帝国在现代越南形成过程中的重要性,认为“殖民关系和帝国国家并不是西方或19世纪所独有的。它们是更广泛的全球历史的一部分”;他认为忽视既存的“亚洲式殖民主义”的作用,将无法认识越南等国家的复杂性及其领土形式的新颖性,在他看来,越南统治者也与俄国、美国与法国殖民者一样造就了一种复杂的历史经验,“像美国与俄罗斯联邦一样,今天的越南也是包括其自身帝国在内的几个帝国历史的产物”。

  戈沙还引用了欧洲古代历史史实与越南古代历史做比较。在考察越南“北属时期”的历史时,他提出两点:一是“北属”对越南历史的影响就如同罗马帝国对法国历史的塑造,“像中国一样,罗马帝国充当了一个媒介,通过它,制度、法律、建筑、宗教和以拉丁语为基础的书写系统传播到高卢和其他被征服的土地。与在欧洲使用拉丁语一样,汉字在东亚(包括越南)成为官僚政治和宗教表达的书面语言”;二是“北属”对越南的意识形态发展影响与古代西方类似,“回归欧亚地区作对比,并不是当罗马皇帝君士坦丁一世在四世纪支持基督教,或法兰克部落首领克洛维在一个世纪后受洗时,所有欧洲人或法国人才突然成为基督徒,这是一段较长的过程。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东亚与越南的‘儒家化’”。他认为,“红河越南”结束“北属”后充分利用了中国文明遗留下来的诸多政治、文化、制度遗产,同时越南人通过积极融入儒家文化圈成为“礼义教化之邦”,获得了强大的“殖民意识形态”和“等级民族观念”,这种东亚文明使其也以“文明人”的心态去“殖民”周边的“野蛮人”;越南人的这一行径在戈沙看来恰与征服了西罗马帝国的法兰克人的行径类似,“宣称传播汉文明是一种殖民合法化的过程,类似于欧洲‘野蛮人’法兰克人以新罗马人的身份出现,通过宣称自己是优越的罗马文化和历史的一部分来为自己的征服辩护”。在“殖民扩张”中,越南人使用的方式、手段与其被异族统治时期所采取的行为并无二致。

  显然,戈沙将“帝国”概念泛化,但未能区分基于军事和政治需求驱动的古代“帝国”与近现代之后主要基于资本主义经济利益驱动的现代帝国,由此得出“殖民关系和帝国国家并不是西方或19世纪所独有的”这一错误观点。戈沙将中国主导的封贡体系视为“亚洲式殖民主义”的“帝国模式”,更表现出明显的理论缺陷和观念误用。与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帝国掠夺性质的“殖民主义”“帝国模式”明显不同,古代中国主导的基于“天下秩序”的封贡体系表现出互惠互利的特质,中国对封贡体系下藩国“厚往薄来”的例子不绝于史书。古代中国在处理与封贡体系下周边民族、国家的关系上,与以古罗马帝国为代表的西方古代帝国有显著的差别。至于古代越南,确实存在以儒家文明下的“文明人”自居,去处理与周边地区关系的情况,但是,越南亚封贡体系与中国主导的东亚封贡体系有一个显著的不同,古代中国是以先进文化、科技、制度、道德教化等手段或动力机制,吸附、凝聚各成员国;而不具有这样优势条件的越南,维系其体系最常见的选择则是军事征伐。其实,越南的所谓“帝国模式”并非完全借鉴于古代中国。戈沙在横向比较研究中存在的问题缺陷,提醒研究者,在采用宏观历史比较方法时,一定要对所比较的不同研究对象有充分的把握与深刻的认知,否则得出的结论将经不起推敲。

  其次,戈沙将越南史置入长时段视角,进行了纵向比较研究,认为“分裂与统一”的历史故事在越南历史中并不鲜见与例外。戈沙对越南史的考察带有布罗代尔式“地理历史结构主义”的影子,他的研究表现出对长时段结构的认同——红河地区、高地地区和湄公河三角洲地区形成了不同的单元地理结构、社会结构和思想文化结构,这些单元相互作用与动态平衡的历史又形成了越南这一地理空间下的结构。在长时段视角下,戈沙指出越南的发展史上充斥着“分裂与统一”的故事。

  回溯越南历史,他认为在越南历史的开端时期,即东山文化时期,广义上的越南即存在“分裂与统一”,“东山文明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民族和文化集合的家园,但它并不总是一个和平或统一的地区……从来没有一个单一的‘越’国,‘越’是众多王朝和部落政治实体的集合”。经历过“北属时期”后,越南人独立建立的“统一”国家也从一开始便蕴含着“分裂”。独立初期,越南国家构建双轨并进,内陆地区和沿海地区存在着两套构建模式。16世纪,走出“安南属明时期”的越南,依然充斥着“分裂与统一”,黎朝重振王室同时平衡强大的军事家族的意图失败,导致北部沿海地区的莫系军阀夺权创立莫朝,而南部的阮氏与郑氏军阀也相继崛起为独立的政治力量,莫朝控制着中越边界沿线,郑氏控制红河三角洲,阮氏则控制南部边陲。戈沙认为,如此类似的分裂状态,始终充斥在越南的历史之中。通过一系列纵向的深度解剖,戈沙努力呈现越南“分裂与统一”的历史面相并试图从中找寻现代越南“分裂与统一”的答案。

  四、多维解析与“去简单化”

  如本文开篇之初叙及的人物生平与学术经历,戈沙有着多元的学科背景与丰富的求学经历,使得他能够也善于以更广阔的视角去审视与研究越南及其历史。“去简单化”在戈沙自己的表述中主要针对的是越南官方历史叙事,他认为越南官方为了维护政权合法性而采取了“简单化”的叙事。例如,按照越南官方历史叙事,在安沛起义后,越南国民党及其他地方的真正的民族主义者都成了共产主义者,戈沙认为这种叙事掩盖了越南历史呈现的多样性与复杂性。戈沙对史料更为充分的收集运用及多维解析,使他实现了更广泛意义上的“去简单化”。在越南历史研究中,戈沙擅长运用多语种、多形式材料来综合分析,通过丰富的材料论证避免简单化的结论;而在问题阐述上,他尤为注意呈现多样性与偶然性,力求还原一个“真实”的越南及其发展进程。

  首先,在历史材料收集上,戈沙注意运用多语种、多形式的材料。前文提及的修正阵营的代表人物冈特·莱维教授的研究专长并不在越南史,其对越南相关材料的获取几乎完全依赖英文,使其越南史研究集中于美国之上而非越南,对越南史的研究成了美越互动史的研究。1983年出版《越南史》一书的历史学家斯坦利·卡诺精通英语和法语,记者出身的他同时掌握了大量一手采访素材。良好的材料收集能力为卡诺的研究拓宽了视野,但其自身反战的倾向限制了他对材料的运用与解析。与戈沙同时期的芝加哥大学历史系教授布莱德利在《战争中的越南》一书中,着眼于越南人自身的一系列战争经历,探讨了战时河内和西贡的决策者的思维和行为,同时考察了普通的越南南方人和北方人、男人和女人、士兵和平民、城市精英和乡村农民、激进分子和保守派,如何来理解身边长达30年的血腥战争及其后果。他认为,战争的根源,都来自于对一个独立的越南应该意味着什么这一愿景的根本性冲突的看法。但由于主要依靠英文史料以及倾向正统阵营的材料选择,使得布莱德利置身越南以求客观、中立地解释一系列“越南战争”的立意在最终呈现为成果时大打折扣。

  戈沙掌握英语、法语、越南语和泰语等多门语言,多元的求学背景与语言能力使其能够使用多语种、多形式的史料进行研究,同时能做到一手史料与二手史料的兼顾,多维的解析使得他对问题的还原更加“真切”。例如,在分析越战行将结束阶段的美国与北越势力外交谈判互动时,西方学者绝大多数只能通过查阅美国的档案去分析,这往往导致视角的偏颇,很容易以美国为主线去考察而认为谈判是由美国引领的,美国主动塑造了越战结束的方式与战后南北越的发展。而戈沙则通过详细查阅越南共产党《党文件全集》以及越南官方出版机构人民军出版社出版的档案性著作《武文崇、胡志明在巴黎心脏的战斗》《阮定斌:越南外交事务》等越南文一手材料,与美国方面的记载进行比对,对越战行将结束时的美越接触作了更深入地分析。他指出,北越一方为加强谈判筹码,在谈判进程中主导成立了越南南方共和国临时革命政府(PRG)和第二国民阵线“民族、民主及和平力量联盟”,除了战争的进度以及美国国内的压力,北越一方的“一而为二,二而为一”的外交政策一定程度上加速了越战的和平进程,促使尼克松政府加速实现“光荣和平”。戈沙认为,南北方越南民众及其政治势力对自身民族命运的关切与对现代化的认知才是越战得以最终加快结束的关键因素,而北越一方对美越停战谈判的引领也发挥了催化剂作用,这些别具新意与解释力的看法正是植根于其广博的史料收集。

  其次,在问题阐述上,戈沙尤为强调多样性与偶然性,他努力呈现越南史上每一阶段各种未来可能性与偶然性,为越南史研究探索出一系列新的认知。传统上,关于越南近现代史的叙述方式是从法国1858年攻击越南阮朝开始,叙述法国的殖民与越南的反殖民运动,接着叙述越南民族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兴起,然后及于二战后越南民主共和国建国以及之后的历次印度支那战争。这种叙事方式呈现出的线性与“历史目的论”,难以发现时代呈现出的各种未来可能性,而陷入“简单”的解释。这种“简单”的解释也往往为政治势力所利用。戈沙“没有设定一个越南、一个同质的民族、一个历史、一个现代性,甚至一个殖民主义,而是通过它的多种形式和令人印象深刻的多样性来调查现代越南的过去”。

  对于法国入侵越南的传统表述往往带着“历史决定论”色彩,掩盖了很多偶然性的因素,不利于对这段历史的还原与问题的阐释,也不利于对越南历史更加合理的认知与审视。关于法国入侵越南的原因,戈沙认为一是传播天主教;二是拿破仑三世受19世纪中叶西方列强亚洲殖民浪潮刺激;三是越南嗣德帝在1857年处决两名西班牙传教士以及此前对法国天主教传教士和教徒的迫害。第三个原因呈现的“偶然性”解释了在多样性的历史呈现的诸多可能性中,为何法国会做出侵略行为以及为何选择越南。戈沙还通过对多样性的考察,提出“多样化的越南”,并从“多样化的越南”中提炼出植根于历史的越南主体民族越族的“大民族主义”,并指出了这种思想对越南历史诸多事件的影响。他写道,“在17至18世纪,至少存在过两个政治实体,一个在河内周围的红河三角洲,另一个则向南经顺化进入湄公河平原。直到1802年,阮朝嘉隆帝统一了国家,越南才出现了现在的‘S’形版图”。“多样化的越南”对于理解其后越南人对印度支那概念的认知,以及在这种认知下展开的与法国殖民者的合作和革命地域上的泛化等一系列行为,都有着重要的积极作用。需要指出的是,戈沙对多样性与偶然性的考察,更多的是将之视为与长时段历史现象相互对照、说明与解释的短时段事件,他的多维解析不同于后现代的解构。

  对多样性与偶然性的提炼,得益于戈沙对多语种、多形式材料良好的收集与处理能力,他对历史材料的巧妙处理颇见功力。在研究中,戈沙重视史料的性质及限度,呈现成果时他对于包括其自身在内的历史学者本身可能存在的偏见以及语言本身的限度做了说明,这一点从《现代越南新史》的注解可以一窥。他不仅用英语、法语和越南语编纂了一份令人钦佩的完整的越南历史资料清单,还将之置于上下文中,讨论了他是如何、何时以及为什么使用这些资料,这些笔记形成了与学者及读者关于越南史学的平行对话。

  不过,略为遗憾的是,中文能力的缺失,限制了戈沙对中文一手史料的获取以及解读。越南曾长期从属于“汉字文化圈”,中国的历史文献留下了诸多关于越南的记录,同时越南官方及民间也留下了大量中文文献。国际史学界公认在东南亚史特别是古代史研究中的中文史料不可或缺,这一点对研究1945年废除汉字前的越南的历史亦成立。例如,潘佩珠(1867—1940年)是戈沙在研究越南民族独立及多样的现代化道路中经常提及的人物,潘氏的多数著作均由中文写就,部分作品并未被翻译成越南语,已被翻译的作品也较之原著多有删减与修辞上的转述,戈沙对潘氏的解读无疑会受到其语言能力的限制。此外,在研究涉及越南与中国互动的历史时,中文能力的缺失还导致戈沙对部分概念的理解出现偏差,即以“帝国”视角去诠释中国与越南的互动关系,又陷入了另一种“简单化”和失误。

  结 语

  戈沙在长期研究印度支那史,尤其是越南史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研究认识,并基于这些认识提炼出一些较新颖的越南史研究理念、方法与学术观点。他在讨论其著作《新越南史》时,提出其越南史研究致力于“去动员化”“去例外化”及“去简单化”,这“三去”既是他的研究目标也是研究理念。“去动员化”本质上是追求“价值中立”以求历史知识的客观性,是“价值中立”对应到越南史研究上的具体表述。这要求研究者首先要超脱越战以来形成的越南史正统与修正阵营的分庭,去除历史叙事中的政治“动员”目的,这是最基本的“去动员化”。在此基础上,它还要求研究者在研究中注意去“中心论”,对应到越南史上主要是去“西方中心论”,同时还包括去“越族中心论”。“去例外化”与“去简单化”承继“去动员化”的旨趣,分别针对的是“越南例外论”与简单化叙事,二者往往带有鲜明的民族、政治倾向,这些倾向容易扭曲历史的记忆与还原。

  以“三去”为指归,戈沙在研究中注意厘清经验事实与价值判断的界限,通过横、纵向的比较研究以及运用多源史料对事件进行多维解析,提出了对越南史的三点新认知。一是越南的历史并非单纯的反抗外来侵略的历史,越南也与它所抵抗的外部侵略者一样长期以来一直扮演着抵抗者与“侵略者”的双重角色而非单纯的抵抗者。二是越南的现代化远比法国殖民者入侵及统治开始的更早,法国殖民统治并不是越南开启现代化的历史拐点。法属印度支那的一系列现代化过程并非法国殖民者单方面的输出,越南的法式现代化实质上是一种嫁接。在观念上,法国人提出的印度支那概念被越南人古已有之的“大南”观念所吸收;在制度上,法国推行的现代管理制度实际上嫁接于古代越南的文官制度;在经济上,越南以稻米种植的农业经济为主的经济形态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殖民地经济。三是越南史具有复杂性与多样性,越南的历史像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历史一样,是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力量和人物,在时间和空间的特定点上发生并运行,每一单元都有自身的一系列可能性,同时排除其他可能性。越南在与周边国家以及外部大国互动中,始终存在着不断主动向先进学习以改良自身的逻辑。

  立足于“去动员化”“去例外化”及“去简单化”,戈沙为越南史研究“去政治化”作出了有益的尝试与示范,提出了诸多新认知、新观点和新论断,体现了美国及西方学界对越南史最新的研究状况。戈沙主张的“三去”,提醒越南史研究者注意勿把价值强加给史实材料,尽力遵循史实材料所揭示的指导线索,这对于越南史乃至东南亚区域与国别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当然,对于其研究中的缺陷与不足,我们也要有清晰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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