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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优抚政策与思想
作者:张涛 来源:《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 时间:2021.02.23

  一、从“敬天保民”到“按功授爵”:先秦秦汉时期

  优抚制度作为社会保障制度的一个分支,其成为一个单独名目时间自然要晚于后者。因此,我国早期的优抚制度是包含在社会保障制度之内的。早在我国西周时期,由于统治者受到“敬天保民”思想的影响,社会保障政策悄然诞生。例如,周公东征管、蔡之前,就提到:“肆予冲人永思艰,曰:呜呼!允蠢鳏寡,哀哉!”由此可见其对于弱势群体的关心。

  周朝兵制是兵民合一,王畿士兵由“国人”构成,而各地诸侯的族军则由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亲族组成,他们本质上都是具有一定身份的“民”。因此,“保民”在某种程度上即是“保兵”,那些因年老或伤病退役的士兵,都能够享受国家对于鳏寡孤独的照顾。

  及至春秋时期,诸侯各自为政,包括优抚在内的社会保障关乎民心所向、国家兴亡,所以引起了各国统治者的重视,其中走在前列的是齐国。齐桓公时,名相管仲执政,他对齐国的政治、经济制度进行了一系列重要改革,其中涉及社会保障的改革尤为引人瞩目。鉴于战争频发的形势,管仲真正将社会保障系统化,上升到了一定程度的制度层面,并且专门提出了对士兵家属的优待措施。

  君问其若有子弟师役而死者,父母为独,上必葬之,衣衾三领,木必三寸,乡吏视事,葬于公壤。若产而无弟兄,上必赐之匹马之壤。故亲之杀其子以为上用,不苦也。

  这是针对烈士家属的优抚政策。这样一来,可以免除父母的后顾之忧,进而保证兵源充足。因为有这样的政策,齐国士兵的士气和战斗力都有所保障,使得齐国在春秋初年率先崛起,成为“春秋五霸”之首,也由此奠定了此后百年不衰的基业,得到了后世儒家的肯定和赞颂。孔子赞叹道:“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通过管仲的改革,士兵斗志昂扬,齐国国力大增,通过“不以兵车”的衣裳之会,成为诸侯盟主。

  值得注意的是,儒家这种不以战争解决问题的倾向和态度,客观上也起到了爱惜民力、抚恤士卒的作用。到了战国时期,随着战争频次、规模、烈度不断增加,儒家还是延续“春秋无义战”的态度,不主张各国之间以武力解决冲突和矛盾。如孟子有言:“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烂其民而战之,大败,将复之,恐不能胜,故驱其所爱子弟以殉之,是之谓以其所不爱及其所爱也。”在孟子看来,君主应当体恤民情,不应该频繁发动战争。但是,这终究只是儒家的一种理想秩序,这从孔、孟周游列国而未能畅其志、如其愿的窘境即可见一斑。

  在当时,军事力量的强弱是衡量各国综合国力的绝对标尺,即所谓“国富则民众,民众则兵强,兵强则土广”。因此,各国纷纷变法,以图强兵富国。为了鼓舞士兵士气,激发战斗热情,如何优抚士兵以提高军队战斗力成为各国面对的重要课题。地处西陲的秦国正是由于此项改革的彻底性得以从各国之中脱颖而出,进而统一天下。

  秦孝公任用商鞅展开变法运动,其中最重要的指导思想便是实施“军功爵制”,代替原本以“亲亲尊尊”为原则的“世卿世禄制”。后来直到汉代初年还在施行这一制度,可见其影响之深远。在“军功爵制”下,爵位和田宅的授予完全以军功多少为准,而授予的范围则由原先的少数贵族扩大到全部庶民群体。《商君书•境内》中说:“能得爵首一者,赏爵一级,益田一顷,益宅九亩,一除庶子一人,乃得人兵官之 吏 。”甚至连“隶臣妾”之类的刑徒群体也都能因军功享受到优待,如秦律规定:“工隶臣斩首及人为斩首以免者,皆令为工。”可见,“军功爵制”的制度精神在于,士兵所享受的一切赏赐和优抚待遇完全与其自身爵位挂钩,而爵位则与军功多寡直接相关。

  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有相当部分的内容沿袭秦律,其中《户律》《傅律》《置后律》均对士兵依据爵位所能享受的各种优待政策进行了规定,其爵位越高,嗣子所继承的爵位就越高。由此可见,秦及汉初盛行的军功爵制,是将士兵待遇与抚恤同军功爵绑定在一起,爵位越高,待遇就越优厚。优厚的抚恤条件使秦国士兵作战热情高涨,据记载:“秦人捐甲徒裎以趋敌,左挈人头,右挟生虏。”最终,秦国凭借着强大的军事实力统一了六国。

  除了“军功爵制”下的各种优抚待遇,秦代对于战时死伤士兵的就地安置和抚恤也有一套规定。在里耶出土的秦简牍中,我们可以见到秦国的“𤺊舍”制度,即专设战时安置伤兵的场所,居住于此的伤兵每日可以得到官府提供的食粮,直到伤愈为止。汉承秦制,在军队中同样设有此类场所。《后汉书·皇甫规传》记载:“军中大疫,死者十三四。规亲入庵庐,巡视将士,三军感悦。”其中的“庵庐”亦即安置伤兵的机构。而这种制度的效果也显而易见:一方面提高了士兵的士气,另一方面又使士兵无后顾之忧,增加了军队的战力。

  对于战死的士兵,官府亦有相应的“助葬制度”。《岳麓书院藏秦简》记载:

  令曰:诸军人、漕卒及黔首、司寇、隶臣妾有县官事不幸死,死所令县将吏劾〈刻〉其郡名槥及署送书,可以毋误失道回留。卒令丙丗四。

  汉代亦是如此。汉高帝四年(前203)八月,高祖刘邦下令:“军士不幸死者,吏为衣衾棺敛,转送其家。”高帝八年(前199)十一月,刘邦又下令:“士卒从军死者为槥,归其县,县给衣衾棺葬具,祠以少牢,长吏视葬。”可见,汉代初年为了抚恤战死士兵,其丧葬规格更为隆重,官府不仅要提供葬具,还要以少牢的规格予以祭祀,并且要求长吏亲自到场致哀。此后,抚恤战死士兵成为汉代政府的常制。西北简牍中亦有大量官府助葬戍边士卒的记载,有学者认为:“由汉高祖亲手定的这条政策,终汉之世一直在贯彻执行。”

  汉代不少思想家也关注这一问题,并推出了对后世颇有影响力的优抚主张。例如,贾谊提出:“自陇西延至辽东,各有分地以卫边,使备月氏、灌窳之变,皆属之直郡。然后罢戎休边,民天下之兵。”发明戍边建议成为此后汉王朝巩固西北边防的基本措施。东汉思想家仲长统则从保障后勤的角度进行论述,认为这是战争的基础保证,假若平时不够重视,遇到战乱则会出现“坐视战士之蔬食,立望饿殍之满道”的情况。

  可见,先秦秦汉时期是我国历史上优抚制度的发轫和创立期。优抚制度脱胎于社会保障制度,其发展经历了一个具体化、制度化的过程,优抚思想则从“敬天保民”转而为“按功授爵”。

  可以说,优抚政策与思想的不断发展和完善,与战争的专业化、剧烈化,以及兵制、爵制的演进密切相关。此外,诸子争鸣的学术氛围也为优抚政策、优抚思想的发展注入了不竭动力,它既是国家政治文明不断进步的缩影,又是影响国家兴亡的要素。总之,先秦秦汉时期的优抚措施及其指导思想奠定了此后数千年的基础。

  二、“战亡蠲复”与“收敛藏埋”:魏晋南北朝时期

  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历史上的乱世,这样的时代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政权的制度建设和发展。这时的优抚政策主要体现在相对稳定的几个政权中,诸如曹魏、两晋南朝、北魏等,它们承续西汉中期以来的做法,即安葬战死士兵和抚恤家属。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曹魏政权正式建立的时间较晚,为了方便讨论,我们将曹操执政时期与曹魏政权建立之后统称作“曹魏时期”。

  曹操在击败河北袁绍后逐步统一北方,与此同时,为了稳定兵源,曹操在其辖境内推行了士家制。所谓士家制,实际上是一种世兵制度,从军者一人为兵,其家即是“士家”,受到官府严密控制,如果本人身死,则需要由本户中另出一名壮丁替代。这种制度在实施之初并无歧视之意,只是为了稳定兵源。曹魏初期,虽然战争频仍,但是屯田制保证了曹魏稳定的财政收入,官府尚有余力优抚士卒。建安十四年(209)赤壁之战后,曹操麾下士兵死伤惨重。为了安抚士卒,他下令:

  自顷已来,军数征行,或遇疫气,吏士死亡不归,家室怨旷,百姓流离,而仁者岂乐之哉?不得已也。其令死者家无基业不能自存者,县官勿绝廪,长吏存恤抚循,以称吾意。

  从这份命令来看,曹魏时期的抚恤较之前代已经是简陋不少,给予阵亡士兵家属的抚恤只有维持其生计的口粮而已,这与官府安抚普通鳏寡孤独的待遇无异。这从一个侧面说明,战争状态下官府优抚士兵的待遇在显著降低。

  西晋时期,在经历了短暂统一后,全国又陷入了分崩离析状态。此时各政权对士兵的抚恤,更像是一种为了收买人心的政治表演。如八王之乱时,成都王司马颖曾在卢志的建议下,为了抚恤黄桥之战死难士兵,下令厚葬:

  卢志言于颖曰:“黄桥战亡者有八千余人,既经夏暑,露骨中野,可为伤恻。昔周王葬枯骨,故《诗》云‘行有死人,尚或墐之’。况此等致死王事乎!”颖乃造棺八千余枚,以成都国秩为衣服,敛祭,葬于黄桥北,树枳篱为之茔域。又立都祭堂,刊石立碑,纪其赴义之功,使亡者之家四时祭祀有所。仍表其门闾,加常战亡二等。又命河内温县埋藏赵伦战死士卒万四千余人。

  司马颖此时实际控制朝政,为了收买人心,显示自己威信,不惜出私库资财厚葬士卒,看似对士兵优抚颇为重视,但从卢志的上书称“既经夏暑,露骨中野”来看,此时实际上距离大战结束已经有了一段日子,如果不是卢志的建议,恐怕司马颖依然意识不到抚慰死难者的重要性。《晋书•司马颖传》称“颖形美而神昏,不知书,然器性敦厚,委事于(卢)志,故得成其美焉”,是很中肯的评价。

  东晋南朝时期,由于要应付北方政权随时南侵,因此稳定兵源更显重要,兵户制由是更加盛行。然而自西晋以来,兵户作为社会中的特殊群体,其身份流动性差,徭役重,逐渐成为备受歧视的对象。这也反映在优抚政策上,如《宋书•武帝纪》有:

  夫铭功纪劳,有国之要典,慎终追旧,在心之所隆。自大业创基,十有七载,世路迍邅,戎车岁动......战亡之身,厚加复赠。

  同书《文帝纪》:

  登城三战及大将战亡坠没之家,老病单弱者,普加赡卹。

  此时皇帝的抚恤诏书虽也可见,但说到抚恤待遇时往往只是笼统言之,并无具体的优待条件的记载。能够见到具体优抚条件的,只有《南齐书•高帝纪》:

  战亡蠲复,虽有恒典,主者遵用,每伤简薄。建元以来战亡,赏蠲租布二十年,杂役十年。其不得收尸,主军保押,亦同此例。

  其中提到“战亡蠲复,虽有恒典,主者遵用,每伤简薄”,说明优抚士兵在此前虽一直有明文规定,但大都不认真付诸实行,因此齐高帝萧道成才特意下令规定抚恤标准。这从一个侧面说明,此前的抚恤诏书大都是流于形式,并无实际效果。

  至于北魏方面,由于民族政权的制度和统治思想往往较为原始,社会保障作为一种理念直到北魏孝文帝汉化改革后才初现端倪。抚恤士兵的诏书也往往出现在孝文帝执政时期。《魏书•高祖纪》:

  (太和十七年)乙未,诏隐恤军士,死亡疾病务令优给。

  (太和十八年)丙寅,诏六镇及御夷城人,年八十以上而无子孙兄弟,终身给其廪粟;七十以上家贫者,各赐粟十斛。

  (太和十九年)二月甲辰,幸八公山。路中雨甚,诏去盖;见军士病者,亲隐恤之。

  虽然北魏建立优抚制度相对较晚,但由于其政权是民族政权,士兵地位较高。孝文帝南迁后,尽管北方士兵地位出现低落,但依然要高于南朝的兵户。然而,北魏后期统治者对于士兵抚恤一再疏忽,最终导致了北边六镇军民的不满,由此爆发的六镇大起义将北魏王朝推下了悬崖。这也为此后北齐、北周政权敲响了警钟。

  总之,走马灯似的政权更替、旷日持久的对峙战争不断消耗着国家财政,这注定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抚恤政策只能在最基本的层面保障士兵及其家属的生活:免除兵役,安埋尸骨。这一时期不断低落的士兵地位则决定了其悲哀的命运,使国家无心也无力进行优抚事业。然而,北朝政权率先改革,使其优抚制度得以建立,士兵的生活由此得到保障,这也为此后隋朝发动统一战争奠定了制度基础。可见,北方统一南方,并不是历史的偶然,是健全而又人性化的制度为其赢得了先机,优抚制度的建立和实施就是其中的生动案例。

  三、“轻重优赏”与“优给终身”:隋唐时期

  隋唐五代时期的兵役制度大致可以被分作前后两个部分,以唐玄宗时期为一分水岭。前期以府兵制为主,后期以募兵制为主。与之对应,此时的优抚制度及其指导思想也可以被划分为相同的两个阶段。以下论述据此展开。

  隋及唐初,依然沿用北周创制的府兵制,但在其基础上做了改进:将原本兵、民分籍改作兵、民合籍,士兵及其家庭既是军户又是民户,并且依据勋官高低享受不同的待遇。这就避免了魏晋以来士家制的弊端,而发挥了秦汉时期的军功爵制的优点。此时的优抚政策,也主要是与此紧密结合。《通典》中就详细记载了不同等级军人可受永业田配额。对于那些战死或伤残的士兵,官府在经济上也有保障优待:

  诸因王事没落外藩不还,有亲属同居,其身分之地,六年乃追。身还之日,随便先给。即身死王事者,其子孙虽未成丁,身分地勿追。其因战伤及笃疾废疾者,亦不追减,听终其身也。诸田不得贴赁及质,违者财没不追,地还本主。若从远役外任,无人守业者,听贴赁及质。其官人永业田及赐田,欲卖及贴赁者,皆不在禁限。

  由此可知,官府对于伤亡士兵的土地所有权是严格保护的,并不因为其个人原因追夺土地。

  除了经济上的优待,唐代官府还对在战争过程中伤亡的士兵有一套颇为完整的抚恤制度,这集中体现在唐代著名将领李靖所著《卫公兵法》中:

  诸每营病儿,各定一官人,令检校煮羹粥养饲及领将行。其初得病及病损人,每朝通状,报总管。令医人巡营,将药救疗。如法,仰营主共检校病儿官,量病儿气力,能行者给傔一人;如重不能行者,家给驴一头;如不能乘骑畜生,通前给驴二头,傔二人,缚轝将行。如弃掷病儿,不收拾者,不养饲者,检校病儿官及病儿傔人,各仗一百;未死而埋者,斩。

  其中规定,将领要每日统计军营中的伤兵,派出军医随时医治,并且依据伤者伤情轻重,给予随从或负重牲畜。对于那些不认真照顾伤员的人,要立刻问斩。

  总之,唐代前期政治稳定、国力较强,虽然对外屡有大战,但社会并未出现大的动荡,这应与其优抚制度的有力执行不无关系。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的局面形成,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呈下降之势,官府对优抚政策的执行力也开始走向下坡路。而且,当返籍的士兵由军籍转为民籍后,地方政府便开始对这些军转民的士卒征收相应的差课,更有地方牧宰为了自己的政绩考核,对人口上的减耗和逃逸隐瞒不报。对此,朝廷多次下令,禁止逃亡死绝士卒课税虚摊邻保,如代宗即位后便下诏:“应征租税,刺史、县令据见在户征税。其逃亡绝者不得虚摊邻保”。虽然唐代中后期对士卒病老还乡的待遇有种种调整,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在还乡中死亡、逃逸现象,但是,由于中央政府控制力不足,导致的政策在实施层面出现了许多实际问题。

  另一方面,此时的“骄兵”现象又成为同时困扰中央和节度使的难题。所谓“骄兵”现象,是指由于在军中长期共同服役,逐渐因共同的利益形成了士兵共同体,这些群体经常不听从长官指挥,甚至驱逐主将。这样的现象使将帅们不得不重视士兵的待遇和抚恤问题。另外,由于当时军队职业兵居多,一旦对退役士兵处置不当,便会引起严重的社会问题。比如长庆元年(821),穆宗曾实行消兵,解除了一些职业兵的军籍,“既而籍卒逋亡,无生业,曹聚山林间为盗贼”,后果十分狼狈。为了避免激化矛盾,唐王朝对职业兵的裁减便十分慎重,一般都会事先考虑妥当,并安排周全,如陆贽《诛李希烈后原宥淮西将士并授陈仙奇节度诏》:“其本额将士之中,有不乐在军,愿归农业者,委节度、刺史量给逃死户田宅,并借贷种粮,优给复终身,使之存济。”只有具备了土地、种粮等基本的生产条件,化兵为民才有可能实现,但鉴于唐王朝后期拮据的财政状况,这些政策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落实则需要打上一个问号。

  此外,唐代著名诗人杜甫的《兵车行》及前后《出塞》等诗歌,描绘了唐代基层士兵的痛苦生活状况。岑参、高适等边塞诗人更是对西北士卒久戍不归的现实进行了深刻的刻画。可以说,一句“征客关山更几重”,道尽了唐代士人群体对于朝廷改善士兵生活现状的期冀,也是对实施优抚政策的一种呼吁。

  由上述可知,隋及唐前期,国家摆脱了魏晋南北朝以来的混乱局面,各项制度被重新整顿,同时,稳定的政权也保证了政策的有力实施,优抚制度得以进一步发展。安史之乱后,割据局面渐成,无论是制度的制定还是实施都受到了严重影响。然而,“骄兵”现象又倒逼官府在有限的财政收入下,不得不关注士兵抚恤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一部分由割据局面所带来的不良影响。

  四、“不可弃去”与“廪之终身”:宋元时期

  唐末五代藩镇割据,军人在政治上占据了绝对的话语权。与军人政治并生的“骄兵”现象引发了政局的不断动荡和社会秩序混乱,从而严重干扰了国家的正常运行。这也由此成为下一任统治者所必须面临的问题。宋灭南唐后,基本完成了统一事业。随着局势趋于稳定,赵匡胤开始着手处理历史遗留问题。在加强对军队控制的同时,为了稳定社会、减少流民,北宋实行募兵制以吸纳大量人口进入军队。在另一方面,为了安抚士兵,宋代官府也给予其较之前代颇为优厚的待遇,这就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宋代“冗兵”问题。宋代的优抚制度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总体来看,其特点有三:全面化、系统化、优厚化。

  宋代军队的主力是禁军和厢军,他们均是招募而来的职业兵,这就需要国家投入大量经费用于养兵,优抚便是其中的一项重点支出。从“养兵之费”的用途可以看出,宋代优抚政策主要体现在优待现役军人及家属、安置退役士兵及家属以及抚恤伤亡军人三个方面。

  优待现役军人及家属方面,对于普通士兵来说,除去基本俸禄之外,还可以获得一些生活补助和赏赐。并且,朝廷还有专项资金,用于犒劳军队将领,叫作“旬设”。此外,士兵的家属也是国家优待的对象。宋代募兵制下的军属需落入军籍,无法再进行劳动生产,失去收入来源。而且,士兵职业的特殊性使得国家必须出台相应措施来保障军属的基本生活,军心才得以稳定。所以,宋代诏令就有规定,就粮禁军的家庭可以随军生活,留营军属则每月能获得士兵一半的军俸;对于那些仍然有困难的家庭,中央会专门彻查并另行补贴;法律上还有专门的条例惩罚出逃、与他人通奸的士兵之妻,以保护军婚。

  在退役士兵安置的方面,宋代政府亦有相关的安置政策。达到退役年龄或是因战争而导致残疾的士兵,连同被裁的军士主要有两种安置方式:一种是归为剩员或小分,另一种是一次性补偿一笔抚恤金后放归为民。如仁宗庆历元年八月诏:

  军士经战至废折者,给衣粮之半终其身,不愿在军,人给钱三十千听自便。

  以及仁宗皇祐元年诏:

  拣河北、河东、陕西、京东西禁厢诸军,退其罢癃,为半分,甚者给粮遣还乡里。

  上述分别是对伤残军人和被裁军士的安置措施。小分或剩员并没有脱离军籍,而是领取原先一半的军俸,终身享受政府补贴,但基本上不参加军事行动。遣返又称为“放停”,是要取消军籍,即士兵完全退役,返乡归农者还能获求地方政府发放的粮食作为补贴。

  至于阵亡军士,更是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地方政府会妥善安葬并祭祀烈士,其家属则会得到一笔抚恤金以示慰问,将领或军功卓著者还能受赏田宅,子孙也能得到荫补。那些无主的尸骨也会由官府收瘗,北宋漏泽园墓地的发现便是当时国家重视抚恤工作的重要考古例证。另外,士兵阵亡意味着其家庭失去收入来源,所以政府会免去这些家庭一定年限的赋税,以示安抚。病死或遭遇意外的士兵也能得到政府的抚恤,并收录其后代续任。政府还常常责令地方官员“抚存”役兵,以防止劳役过重造成伤亡。这些规定的颁布和实施,一方面保证了士兵及其家庭的基本生活,另一方面也保证了兵源的稳定。

  《宋史•兵制》说:“为农者出租税以养兵,为兵者事征守以卫民。”宋代的士兵是职业军人,他们的职责就是保家卫国。国家则有相应规定,保障军人及其家属的生活,免去其后顾之忧。苏轼在论及宋代募兵制度时亦曾说:

  夫既已募民而为兵,其妻子屋庐,既已托于营伍之中,其姓名既已书于官府之籍,行不得为商,居不得为农,而仰食于官,至于衰老而无归,则其道诚不可以弃去,是故无用之卒,虽薄其资粮,而皆廪之终身。

  这是对宋代兵役制度和军人生活状况的高度概括,同时表达了国家优抚制度的核心乃是“其道诚不可以弃去”。这一思想贯穿了宋代优抚工作的开展,也对后世优抚制度的完善产生了重要影响。

  元代继起,但在优抚制度上建树无多,主要还是承袭前代。《元史•兵志》载录“军官承袭之制”:

  十五年正月,定军官承袭之制。凡军官之有功者陞其秩,元受之职,令他有功者居之,不得令子侄复代。阵亡者始得承袭,病死者降一等。总把、百户老病死,不在承袭之例。凡将校临阵中伤、还营病创者,亦令与阵亡之人一体承袭。禁长军之官不恤士卒,及士卒亡命避役,侵扰初附百姓者,俱有罪。

  可见,其优抚政策的内容只是重申旧制,并无太多新意。此外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元朝政府实行“四等人制”,有区别地对待不同人群,因而在这一背景下,不同系列的兵员在实际待遇上也会由此产生差异。

  纵观历史,宋代的优抚政策在全面性、系统性方面走上了一个高峰,许多规定在今天还能找到其影子,其指导思想在于一兵一卒皆“不可以弃去”,体现了国家对将士兵群体的人文关怀。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却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加之宋代社会风气歧视武人,导致宋代士兵的社会地位较为低下,就连狄青和岳飞这种名将,脸上也被刺上记号。因此,官府对于士兵的诸多优抚措施究竟有多少能够实际执行,则成疑问。而元代政局又鲜少安定,加上不同军队之间待遇的等级差距,又可见宋元时期士兵的实际生活之困苦和窘迫。

  五、“依例优给”与“优养老疾”:明清时期

  明代前期主要的兵役是军户制,士兵家庭一旦被编为军户,就要世代为军。这个制度在明朝初期保证了军队编额及军队成分稳定。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军户制的弊端逐渐显现。嘉靖十三年(1534),明王朝确立了募兵制,表明朝廷承认卫所制度下的世兵制已经无可挽回,以募兵代替世兵。我们对明代士兵优抚政策的认识主要来源于《明会典》中的记载。根据其中条例,可以总结其总体思想为“优给”与“优养”。“优给”主要是对亡故将士的善后,以及对其家属的抚恤;“优养”则是对现役武官的优待。虽然明代的兵制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但是为了保证兵源的充足、军心的稳定,明朝对于军人的优抚政策却贯穿王朝始终,未有明显的变化。首先来看亡故士兵的善后及其亲属的抚恤。士兵亡故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阵亡,二是病故。

  士兵阵亡方面,明代主要还是沿袭前代的做法,即收敛烈士尸骨、主持祭祀仪式以及支付其家属抚恤金,对于阵亡的将领则根据军功追赠谥号。至于病故士兵,政府则优待其家属,详细规定如下:

  洪武四年定。军职阵亡:无子弟而有父母若妻者,给全俸;三年后给半俸。有子弟而年幼者亦同;候袭职,给半俸。其病故:无子弟而有父母若妻者,给半俸终身;有子弟年幼者,初年给半俸,次年又半之,俟袭职给本俸......

  军士阵亡:有妻者,月粮全给;三年后,守节无依者,月给米六斗终身。病故:有妻者,初年全给;次年,总小旗月给米六斗,军士给月粮一半,守节,给终身。

  将士守御城池,战没、病故,妻子无依者:守御官计其家属,有司给行粮,送至京优给;愿还乡者,亦给粮送回;愿留见处者,依例优给。

  由此可见,根据军队内职位不同,“军职”和“军士”的家属所受到抚恤的范围和内容亦不相同。担任职位的军官,其父母和妻子都能获得保障,且嫡长子可以袭职。然而,一般的军士只有其妻子能够得到政府的抚恤。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诏令对于未改嫁的军士之妻给予终身抚恤,可以反映明代对于妇女“守节”的关注。

  对于现役军人的优待,主要分为准许老疾、伤残军士替役和免役,以及对老残军官的优养两方面。军士衰老或残疾后,便失去了战斗力以及服役能力,政府在查证后准许其军户中的壮丁代替其服役,如果军户中没有可以合适的人替代,则豁免此老残军士的兵役。至于老残军官本身,政府还有优厚的抚恤政策,以保障其基本生活。例如,“洪武六年令,武官残疾者月给米三石优养”。“弘治十年令,武职年老、户无承袭者,支全俸优养。入大选,应袭人残疾者旧官,依洪武六年例”。他们的子孙也有荫袭的机会,因为法律规定,“武官世职殁者承袭,老疾者替,载在职掌”。

  值得注意的是,明代著名思想家王阳明在军事上也颇有建树。在广西平定思田之乱后,他上疏朝廷乞求罢兵,即著名的《奏报田州思恩平复疏》。在其中,他希望朝廷“罢兵而行抚”,陈列了十条优抚士兵的好处,并指出:“今日之抚,利害较然,事在必行,断无可疑者矣。”这一系列优抚思想,都体现了王阳明作为前线将领对普通士卒的关怀,更是把优抚行为与国家命运相联系,将其重要性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清代八旗军制与明代初期的军户制相似,均是一种世兵制,它有满洲、蒙古、汉军三类,各分八旗,共有二十四旗。各旗的兵额都有定额,非经批准不得增扩缩减,是所谓“经制兵”。其特点是满、汉有别,前者的优抚待遇要高于后者。此外,雍正时还为闲散八旗余丁设立了养育兵制。可见,清政府对八旗兵丁的抚恤是比较全面而优厚的,而八旗兵丁能够享受到这种待遇不是因为其军人的身份,而是旗人的身份使然。绿营兵方面,自雍正七年(1729)开始,清政府也开始赏给绿营“红白事例银”,但赏给的金额和范围都有较大限制,并不能与八旗相比。在日常优抚方面,绿营更是相形见绌,八旗所享有的份地、官为赎地等待遇,绿营一概全无,可见绿营士兵的待遇之低。

  明清两朝作为中国帝制时期的尾声,在优抚制度上逐渐臻于完善,这体现在各项措施的制度化、体系化,优抚思想层面则贯彻了“优养”与“优给”方针。但是,当时的政权性质决定了其所施行的优抚措施存在较大的局限,比如优抚等级差距大、行政落实不到位、不同民族差别对待等。前者是历代封建王朝的通病,而后者则又是受到了统治者集团自身狭隘观念的影响。

  六、简单的小结

  通过上述史实可以看出,中国古代优抚政策经历了一个逐渐具体化、系统化的过程。先秦秦汉时期,当国家对军人优抚从一般社会保障制度中独立之后,优抚的力度即与爵位高低紧密挂钩,由汉至唐代则是各项具体措施详细化、精密化的历史时期,并在宋代臻于完善,明清则可以视作宋代以降优抚政策的余韵。总的来说,我国历朝优抚措施主要集中在对伤亡军人家属的抚恤,以及对现役、退役军人的优待两个大方面,其背后的指导思想,例如“优给”“优赏”“优养”“抚存”等,亦是基于此而实行。由此可见,国家政局稳定和财政状况良好作为物质基础,直接影响了优抚政策的落实;另一方面,统治者的态度及兵制的情况也是影响政策落实的关键因素。与此同时,历代有远见卓识的思想家都提出了自己对于士兵优抚的看法和建议,呼吁政府善待士卒、关心士兵及其家属的生活,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优抚政策的发展和完善。

  以古鉴今,中国古代优抚政策的得失及其指导思想对于我们今天优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不无启发、借鉴意义。首先,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优抚政策和思想的落实需要强有力的财政保障,这就需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为国家积累更多的财富和资源。时至今日,道理同样也是如此。其次,要形成全社会关爱军人、尊崇军人的良好氛围。身处当代社会,身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更要“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更要使优抚工作成为一种社会自觉。此外,还要在政策落实过程中加强监督,压实基层组织责任,对那些不作为、乱作为的部门要严肃处理,切实保障军人及其家属的正当权益。古人的这些做法均有可取之处,都是当今时代可以进一步汲取、传承、发展的历史经验和文化遗产,值得我们高度关注和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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