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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地图中的“苗疆”与“生苗”
作者:席会东 来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20年第1辑 时间:2021.02.23

  摘要:明清时期,湖南、贵州、广西等省区交界地带是尚未纳入王朝直接管辖之下的“生苗”聚居区,被称为“苗疆”,属于明清王朝的“内在边疆”。明代中期以来,明廷在以湘西凤凰腊尔山为中心的苗疆地区设立卫所、营寨,修筑苗疆边墙,隔绝“生苗”和“熟苗”,加强对内在边疆的控制。明嘉靖《麻阳图》和万历《楚边图说》表现并强化了“苗疆”的存在。清代苗疆内在地缘结构改变,黔东南、桂东北取代湘西成为“生苗”聚居中心,康熙、雍正初年的疆域图中绘有三块“生苗”空白区,标明了清王朝疆域内的“化外之地”和“内在边疆”,反映了清王朝的“疆域观”和“族群观”。随着雍正朝经略西南、开拓苗疆和改土归流,清王朝国家权力的空白地带——“生苗”区域逐渐减少并被代之以正式的国家政区,作为“内在边疆”的苗疆最终消失于清王朝的版图之中。疆域图生动表现了清王朝统一的深化和国家的内在拓展。

  关键词:内在边疆;苗疆;生苗;疆域图;疆域观

  “内在边疆(internal frontier)”是指处于一个国家疆域内部,但却并未真正纳入王朝国家控制体系或国家控制相对薄弱的区域,或者说是帝国政治疆域之内社会、经济或文化体系的缝隙处,它是不同于地理空间意义上王朝政治疆域边境地带的“外在边疆(external frontier)”的内在边疆。湖南湘西腊尔山区、贵州东南雷公山和古州山区、广西东北地区等苗人聚居区域在明清时期被称为“苗疆”,这些区域在明代和清前期尚未设置正式的政区,有些地区设有土司,有些地区没有任何王朝政区建置,其地被称为“生界”,其民则被称为“生苗”,属于王朝的“化外之地”和“化外之民”,处于王朝国家控制体系之外或控制边缘,属于典型的“内在边疆”。

  明代中期以来,为了加强对苗疆的经略和控制,明廷在以镇溪(今吉首)、筸子坪(今凤凰)等湘贵交界处设置土司,设立卫所、营寨,修筑苗疆边墙,力图隔绝“生苗”和“熟苗”,明代学者和官员因而编绘《麻阳图》《楚边图说》等苗疆地图。

  清初在苗疆地区继承明代中后期的地缘格局,康熙中期加强对湘西地区苗疆经略,设置凤凰营,湘贵交界处逐渐纳入王化,而贵州东南和广西东北地区的苗疆仍在王化之外,甚至并未建置土官。康熙晚期,康熙帝亲自主持、中外人员联合测绘全国疆域,绘成《皇舆全览图》,其中在贵州东南和广西东北地区绘有三块注记为“生苗”的区域,这些区域内未设置任何土官或政区,属于内在边疆中的化外之区,直观表现了康熙朝西南苗疆状况。雍正年间,雍正帝将治国重心放到制度改革和政区调整上,雍正四年(1726)云贵总督鄂尔泰开始在西南地区大力推行改土归流政策,并将原来未设土官的生苗地区逐渐纳入王化之下,设置政区,开辟“千里苗疆”。随着清廷经略西南、开拓苗疆和改土归流的进行,清王朝权力的真空地代——“生苗”空白区域逐渐减少并被代之以正式的政区,作为“内在边疆”和“化外之区”的苗疆最终消失。

  在雍正朝清廷在全国推行政区调整、改土归流、开拓苗疆的过程中,雍正帝先后命内务府官员根据全国疆域政区的变化,适时绘制《雍正十排皇舆全图》《十五省总图》等疆域政区图,以展现其施政成果和历史功绩。这些地图生动表现了清王朝统一的深化和国家权力的内在构建与拓展。

  另外,为了表现苗民的生活习俗、风土人情,雍正朝的官员和学者大力搜集西南族群的风土人情资料,编绘大量以“百苗图”为代表的西南民族风俗图谱。疆域政区图和“百苗图”分别表现苗疆土地和族群,成为清廷在西南地区进行国家构建的重要载体和工具。

  疆域政区图既是一个王朝掌握疆土、施政管理的有效工具,又是一个国家疆域版图、地域法统的象征和表达。明清两朝的地图直观展现了这一时期苗疆的变迁,反映了明清两朝朝廷或是官员的苗疆观和苗民观。本文主要通过明代中后期与清代前中期的地图来探讨明清两朝苗疆地区的演变以及明清两朝的苗疆观和苗民观。

  一、明代《广舆图》与《楚边图说》所见苗疆

  湘黔渝交界的武陵山区,是唐宋以后逐步形成的相对稳定的苗人聚居区。宋朝以后,朝廷逐渐将苗与峒、瑶区别开来。元明以后,苗人主要居住在湖广湘西和川、黔、桂交界处,其中湘黔交界地区是苗民聚居区,形成以湘黔交界的腊尔山(今凤凰西北)为中心,东南北三面环旋湘境700余里,西北两面环旋黔境200余里的“苗疆”。

  明宣德、正德、嘉靖、万历年间,湖广、贵州、四川三省交界地区的苗民曾多次起事,威胁明王朝在当地的统治。明廷将湘黔川交界区域划为“生苗”区,因其地苗人衣带尚红又称“红苗”。“红苗”对朝廷反抗最为激烈,明朝屡次调集官兵剿杀起义苗民,每次军事征讨后,往往选择要地,在“生苗”区修筑碉堡、哨卡,逐渐在苗疆地区构建起日益完善的军事防御体系。宣德年间,都督萧授修筑湾溪等二十四堡,对屡屡发生苗民起义的腊尔山“生苗”聚居地区形成圈围之势。对此情形,《明实录》记载:“巡按贵州监察御史陈斌奏:贵州所属治古、答意及湖广所属筸子坪梗化生苗,累律(经)劫掠铜仁、乌罗等府及五寨等长官司。民被其害,不能安业。总兵官都督萧授,尝设二十四堡,环其地以守之。”嘉靖年间,总督张岳在镇压腊尔山苗民起义后,罢湾溪等堡,改设十三哨,围绕腊尔山苗区边沿,由西而东而北筑建,构成了对腊尔山地区的一个弧形防线。万历三十三年(1605)夏,贵州卫、平越、新添、龙里、清平、八番等地苗民因明廷在镇压播州土司杨应龙的反叛中,被迫出夫、供马、纳粮以及饥荒起而“劫商”“抢官”,攻打当地的卫所屯堡,再次掀起严重骚乱。万历四十三年(1615),湖广参政蔡复一在萧授二十四堡和张岳十三哨所的基础上,筑建从铜仁滑石亭子关到湖南保靖喜鹊营的土墙长城一道,长约380里,称为“苗疆边墙”或“楚边长城”,沿边设立汛堡、碉楼、屯卡、哨台、炮台、关门、关厢,构筑起军事防御体系。明廷以边墙为界,划分“生苗”和“熟苗”,“边墙”之外的苗民称为“生苗”,边墙之内的苗民称为“熟苗”,并强调“川贵之苗不得东入,湖苗不得西过”,通过隔离湘西苗疆,实现对举事生苗的经济军事封锁和分化瓦解。这一情势在明代中后期的地图中得到了直观反映。

  《广舆图》是明嘉靖二十年(1541年)由罗洪先以元代朱思本的《舆地图》为基础,综合元明两代其他地图绘制而成的大型综合性地图集②。《广舆图》共有113幅地图,包括主图45幅,附图68幅。主图分别是:舆地总图1幅,两直隶和十三布政使司图16幅(其中陕西舆图2幅),九边图11幅,洮河、松潘、虔镇、麻阳诸边图5幅,黄河图3幅,漕河图3幅,海运图2幅,朝鲜、朔漠(蒙古)、安南(今越南)、西域图等“四极图”各1幅,《广舆图》体例完备,内容丰富,堪称明代地图的集大成之作。

  《广舆图》中不但有《湖广舆图》、《贵州舆图》《广西舆图》等政区图表现苗疆情形,还有专门的边镇图——《麻阳图》来描绘苗疆和苗民。在《麻阳图》中,罗洪先重点描绘了以湘西为中心的苗疆地区的山水地势,突出表现了以洞、寨、溪为主要形式的苗民居住格局和以营寨为主要形式的防御形势,并在图的右下角用文字注记反映了嘉靖年间起义苗民的分布情形,“镇溪叛苗二十”“筸子平(坪)叛苗二十七”“贵州叛苗二十七”,生动再现了嘉靖年间的苗民起义场景。值得注意的是,图中所记不少苗民聚落地名如董尕、噉勒等都非汉语地名,为研究明代苗民居住格局、居住方式和语言都提供了一手材料。

  除了《广舆图》之外,明代还有专门描绘苗疆地图的军事图籍传世。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吴国仕编绘的《楚边图说》是一部描绘明代湖广、贵州交界的苗疆地带军事防御情形的军事地理著作,其中有《镇筸营哨图》《沅州营哨图》《平溪卫营哨图》《清浪卫营哨图》《镇远卫营哨图》和《偏桥卫营哨图》六幅边防图,分别描绘万历年间镇筸(今湖南凤凰)、沅州(治今湖南芷江)、黔东平溪卫(今贵州玉屏)、清浪卫(今贵州清溪)、镇远卫(今贵州镇远西)、偏桥卫(今贵州施秉东)等州卫的卫所、营哨、炮楼、边墙以及府、州、县、巡司等重要的行政和军事机构的位置和布局,表现了明代中晚期明廷镇抚、经略形势和防守策略。因为明代的湖广布政使司(今湖北、湖南)是古代楚国所在,所以将湖广、贵州边界的苗疆地区称为“楚边”。

  《楚边图说》中的各边镇图均为纸本木刻墨印,纵24.2厘米,横30.5厘米,方位大致为上北下南,左西右东,注记翔实,图面清晰。图中的州城、边墙用象形符号描绘,府、县、巡司和司的名称都外括方框,而营、哨名称多用圆框括注。各图中对苗人聚落、村寨有详细注记,“平溪卫营哨图”和“清浪卫营哨图”中注记的苗寨名称尤其翔实。

  尤其重要的是,《镇筸营哨图》中第一次清晰地绘出了今湖南凤凰县至贵州铜仁市的“苗疆边墙”,也即南方长城。图中的“苗疆长城”东起镇溪所,西至铜仁府霭云营,城墙上绘有敌楼,与城墙内外的营、所、塘、炮楼等军事设置共同构成防守体系,起到隔绝“东苗”“西苗”的作用,在城墙外的腊尔山地区注记“湖广、贵州、四川三省诸苗负固于此”,生动形象地表现了明廷的苗疆边防形势、经守战略和兵力布署。

  《楚边图说》是在明王朝镇抚经略苗疆的背景下绘制的。该图的编绘者吴国仕是江苏新安人,万历三十二年(1604)进士,万历四十三年(1615)赴湖南辰、沅地区任职。为了镇抚苗疆,他到任后即率同僚对楚边的地形、道路和苗民分布等情况进行实地考察,然后建立哨所10余处,炮楼30余座,参与建筑苗疆边墙。为使这一地区的布署“了然目中”,遂主持修撰《楚边图说》,于万历四十五年(1617)成书付梓。该书各图不但全面反映了明末楚边设防和楚边苗族聚落的名称和分布格局,更直接印证了苗疆长城的存在及其形态结构,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

  通过《广舆图》和《楚边图说》及相关文献可知,明代中期以来湘贵川交界的湘西凤凰地区成为苗民聚居起事的中心,明廷在该地区设立卫所、营寨,修筑苗疆边墙,隔绝“生苗”和“熟苗”,而这些措施无疑在王朝话语体系中强化了内在边疆——“苗疆”和“化外之民”——“生苗”的存在。

  二、清康雍时期《皇舆全览图》中的苗疆

  清代以来,随着清廷统治的深化和湘西地区的发展,明代中后期以来的苗疆地缘结构发生了变化。康熙年间,清廷开始加强对西南地区控制,改革明代的卫所体制,增设政区,加强控驭。康熙二十六年(1687),清廷裁撤贵州安笼所,改置安笼厅。康熙四十二年(1703),辰州红苗作乱,清朝派吏部尚书席尔达督荆州驻防官兵及广西、贵州、湖南三省汉、土兵丁平叛,之后划定苗疆边界:“北至永顺、保靖土司,南至麻阳县界,东至辰州府界,西至四川平茶、平头、酉阳土司,东南至五寨司,西南至贵州铜仁府。经三百里,纬百二十里,周千二百里。隔越汉境,不得与靖州相接壤。”康熙四十三年(1704),清政府又在湘西地区裁撤明朝卫所,改设乾州厅(明镇溪所)、凤凰厅(凤凰营),分别以乾州同知和凤凰通判来管理民事,一切经管事宜悉与知县无异。在苗民聚居地带、裁撤明代卫所的基础上设置管理民政的厅级政区,明显是为了加强对苗疆地区的直接控制,厅的建置成为清代在西南地区增设政区的范例。

  雍正四年到九年间,云贵总督鄂尔泰等人到西南地区改土归流、开辟苗疆、增设政区,完成了清朝对西南地区和族群的深化统一。雍正二年(1724)至雍正四年(1726),云贵总督高其卓以贵州定番、广顺仲苗“作乱”,奏请雍正发兵平叛,揭开了清代开辟苗疆的序幕。雍正四年(1726),鄂尔泰又招降镇宁、长寨后路生苗;从雍正六年至雍正末年,云贵总督鄂尔泰又对位于黔、粤、湘交界的黔东南“千里苗疆”连年用兵,降叛纳服。在武力征服苗疆的基础上,清政府筑城设官,编制户口征收赋税,先后在黔西南设长寨厅、归化厅、郎岱厅,黔川交界处设仁怀厅、黔湘交界处设松桃厅,黔东南“千里苗疆”设立八寨厅、丹江厅、古州厅、都江厅、清江厅、抬拱厅等六厅(并称“新设六厅”或“新疆六厅”)。同时,清廷在云南先后设置威远厅、维西厅、中甸厅、思茅厅、大关厅、鲁甸厅、他郎厅等政区。此外,雍正年间清廷还在湘西与贵州交界地带设立永绥厅、永顺厅、保靖厅。通过这些厅的设置,清廷逐渐加强了西南苗疆的控制。这些变化都在康雍两朝的疆域政区图中得到了直观反映。

  《皇舆全览图》是由清代康熙皇帝主持、中欧测绘人员合作,于康熙四十七年至五十七年(1708—1718)间测量绘制完成的第一幅大型实测中国疆域政区全图,是18世纪世界最为重要的地图之一,在中国地图史和中外地图交流史上都具有重要地位。

  该图的测绘是在10年间陆续完成的,疆域测绘先从京师附近的长城开始,然后是满族发源地东北松花江和黑龙江流域,其后对内外蒙古、西北、华东、华中、西南各省及新疆、西藏等地分别实地测绘。对西南地区的测绘开始于康熙五十一年(1712),欧洲耶稣会士汤尚贤(Pierre Vin‐cent de Tarte)、麦大成(Jean Francisco Cardoso)等人赴江西、广东、广西测绘,费隐(Xavier Ehren‐bert Fridelli)、山遥瞻(Guillaume Fabre Bonjour)等赴西南四川、云南、贵州等地测绘。康熙五十三年(1714)12月,山遥瞻病死云南,费隐患病,西南测绘陷入停顿。康熙五十四年(1715)雷孝思抵达云南,继续费隐和山遥瞻未能完成的云南测绘,其后雷孝思又与康复的费隐一起于康熙五十五年(1716)完成贵州、湖广(湖南、湖北)的测绘。每省舆图测绘完成后,即由各省督抚直接派人护送进京,供康熙帝审阅。康熙五十六年(1717)各分图测绘完成后,杜德美(Petrus Jar‐toux)在京将28幅分图合为木刻版总图,康熙五十八年(1719)意大利耶稣会士马国贤(Matteo Ripa)将全图雕刻为44块铜版,正式定名为《皇舆全览图》。

  《皇舆全览图》测绘过程漫长而复杂,版本众多,至少有9种刻本和3种绘本传世。其中,康熙五十六年(1717)28幅分幅木刻本和分幅彩绘本中都有《湖广全图》《广西全图》《贵州全图》等反映苗疆的地图。在康熙《皇舆全览图》各个传本中,明代苗疆和苗民中心湘西已经设立凤凰营和麻阳县等政区建置,纳入清廷直接管辖之下,不再是化外之地。而在广西东北、贵州东南存在未绘制任何内容的3块空白区域,为未纳入王化之下的“生苗”聚居区,生动表明了清朝康熙朝的化外之地——苗疆的存在。

  《雍正十排皇舆全图》是在康熙《皇舆全览图》基础上,结合雍正年间新辟苗疆、“改土归流”等疆域政区变化及传教士带来的海外舆图资料补充修订而成的大型疆域政区总图,该图有多个范围和尺幅不同的绘本和刻本传世,是清代官方实测“皇舆全图”由全国总图向“天下图”转变的重要一环,也是清宫大型实测系列舆图的重要组成部分。

  该图的绘制与雍正朝的疆域政区变化关系密切。一方面,雍正时期,沙俄帝国加快了在远东地区的侵略步伐,与清朝、准噶尔汗国产生领土纷争,清朝通过谈判与俄国订立了西北界约,并通过西方传教士接触到了更多的欧洲地图。另一方面,清廷在西北地区进一步平定准噶尔部,裁撤卫所;在西南地区开拓“千里苗疆”,推行“改土归流”,即改西南民族地区的世袭土司为中央委派的流官,并通过政区改革,使全国的省、府、厅、州、县行政建置整齐划一。为了反映疆域政区的最新变化,雍正命人在康熙《皇舆全览图》的基础上,重新编制皇舆全图,全面反映雍正皇帝的功绩。在雍正初年,雍正帝曾多次命造办处舆图房根据政区变化,绘制体例和范围不同的多种《雍正十排皇舆全图》,并将这些舆图赐给朝中大臣和各地的总督、巡抚,除了实用之外,还有政治意图,一则是彰显雍正帝的文治武功,再者也勉励臣工为清朝开疆拓土。

  《雍正十排皇舆全图》有多个不同的版本,最为重要的是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所藏雍正三年(1725)木刻拼幅本。该图绘制时西南地区的苗疆开拓和改土归流尚未完成,所以图中与康熙《皇舆全览图》相似,在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绘有3块标注为“生苗”的空白区域。

  在此后的几年间,随着西南苗疆的开辟和改土归流的进行,原来的内在边疆苗疆被分管设置,改立厅县,逐渐纳入清中央的直辖之下。为了及时表现全国尤其是西南地区的边疆政区变动,雍正帝屡次命内务府造办处官员绘制疆域图,以彰显雍正帝的治国理政功绩。根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代内务府造办处档案记载,雍正初年内务府造办处官员先后绘制有多种尺幅大小不一、内容不断变化的疆域总图,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与《雍正十排皇舆全图》类似、囊括直省和边疆各地的皇舆全图,该类图往往采用满汉对照形式,尺幅宏大,在清朝内务府档案中雍正帝称之为“大图”,绘制殊为不易;另一类是重在反映直省政区变化的十五省图,该类图尺幅较小,被雍正帝称为“小图”,简洁明了,易于绘制。

  雍正五年到七年期间内务府应雍正帝之命先后绘制过6次15省总图,其中年代最早的雍正五年(1721)四月十五日郎中海望所画之图。雍正五年十月二日,雍正帝又命内务府绘图将十月一日所呈图上没有反映的政区变化,也就是将原属四川省的东川府、乌蒙土府、镇雄土府改隶云南省的事实改绘在新图上。对此情形,内务府档案记载:

  雍正五年十月初二日,太监刘希文交来单十五省图一小张。传旨:四川省内有东川府、乌蒙土府、镇雄土府,此三府已经有旨,着分入云南省内。今可细细查明,画图时将此三府入在云南省内。……于十一月十一日遵旨画得单十五省图一分,郎中海望呈进讫。

  据此可知,清代政区变化在舆图中的反映需要一段时间,雍正五年三月份发生的政区改革,在雍正帝的亲自关照下,经过了六个月才在舆图上反映出来,而雍正帝也极为重视疆域图的即时性和准确性。

  雍正年间所绘制的“皇舆全图”也即“大图”,流传至今的有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雍正七年(1729)木刻本和雍正七年(1729)彩绘本以及故宫博物院所藏的雍正帝御用木刻本,这几幅图都反映了雍正七年西南改土归土和开拓苗疆的情形。图上西南黔桂交界处的三处生苗区域都已经消失。

  除了大型分幅刻印本外,雍正年间内务府造办处舆图房还奉雍正帝之命缩绘过多幅小型内地各省总图或直省及蒙古图,称为“小图”,重在反映了雍正年间清廷在西南贵州、云南、四川、广西等省开拓“千里苗疆”和“改土归流”的历史进程,这些舆图现多收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内务府造办处舆图房档案中,相继反映了雍正朝的苗疆开辟和改土归流进程。

  雍正五年(1727)彩绘本《雍正十五省总图》,主要描绘长城以内的十五省,关内用汉文注记,关外边疆用满文注记。其中,贵州东南苗区绘注两块“生苗”区域,广西东北绘注一块“生苗”区域,反映雍正朝在西南开辟苗疆前的政区建置。此图极有可能就是前文内务府档案中所载海望于雍正五年十月十一日所绘之图。

  雍正六年(1729)彩绘本《雍正十五省总图》,纵68.5厘米,横64.4厘米,形式、内容与上图相似,主要区别是图中用橙色方框绘注各省省会并注省名;增绘黄河源、江源地区的山岭,关外山脉;上图中贵州东南地区的两处“生苗”只剩一处,广西东北的“生苗”已消失,四川、云南交界地区的部分土司已经改设府县,直观反映了雍正五年至六年(1727—1728)间清廷经略西南,开辟“千里苗疆”、推行“改土归流”的历史进程。

  雍正九年(1731)彩绘本《雍正十五省与蒙古总图》,除与上两图内容相似的十五省外,此图还重点表现了长城以北蒙古地区,用黄色满文贴签绘注蒙古地区的驿站和归化城等地名。此图采用直角交叉的经纬网,上图中贵州地区仅存的一处“生苗”空白区域也已经完全消失,云贵川桂等省的土府、土州已经全部改为正府、正州,反映西南苗疆开辟和“改土归流”基本完成。量绘制的百苗图分别反映了清王朝的苗疆观和苗民观。

  康熙、雍正两朝的疆域政区图直观描绘了清代在西南开辟苗疆和“改土归流”的历史进程,反映了康雍时期苗疆地缘结构的演变,与雍正朝大量绘制的百苗图分别反映了清王朝的苗疆观和苗民观。

  结语

  作为明清王朝的内在边疆和化外之地,明清时期湘、贵、川、桂等省交界的“生苗”聚居区被称为“苗疆”。明代中期以来,明廷在以湘西凤凰为中心的苗疆地区设立卫所、营寨,修筑苗疆边墙,隔绝“生苗”和“熟苗”,一方面反映了明王朝镇抚苗疆,试图在此推行国家秩序构建,另一方面也用地图在事实上确认并强化了内在边疆“苗疆”和化外之民“生苗”的存在。

  清代苗疆内部地缘结构改变,黔东南、桂东北取代湘西成为“生苗”聚居区,康熙、雍正朝的疆域图中的“生苗”的空白区标明了清王朝疆域内的“化外之地”和“内在边疆”,反映了清王朝的“疆域观”和“族群观”。随着雍正朝经略西南、开拓苗疆和改土归流,清王朝国家权力的空白地带——“生苗”区域逐渐减少并被代之以正式的国家政区,作为“内在边疆”的苗疆最终消失,而作为“化外之民”的“生苗”也成为编户齐民,清王朝在苗疆完成了国家构建。

  作为疆域主权和国家权力的载体,明清两朝的疆域图生动表现了两朝经略苗疆,在西南内在边疆进行国家构建的历史进程,直观反映了明清王朝的苗疆观和苗民观。为了表现苗疆变迁和苗民习俗,清代康雍两朝的官员和学者编绘苗疆地图和苗民图册,以疆域政区图和“百苗图”来分别表现苗疆土地和族群,成为清廷在西南地区进行国家疆域构建和臣民构建的重要载体和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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