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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国的疫灾:时空变迁与防疫效度
作者:齐泽垚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时间:2020.03.25
  疫病是我国古代各种流行病的总称,一旦某种具有传染性的疾病在一定时空范围内流行开来,就会对人们的健康和生命安全造成极大的危害,中国古人把这种可怕的灾害称为 “疫灾”。我国是一个重大疫灾频繁发生的国家,有史以来疫灾就带给人们无尽的苦难。回顾梳理中国古代疫灾概况,分析中国古代疫灾暴发的时空变迁,以及在此过程中古代社会国家层面的防疫措施,可以发现中国古代疫灾的时空变迁与国家防疫体系的建设之间存在密切的互动关系,并在这种互动关联中最终促使中国古代国家防疫体系的建构。

  古代中国的疫病发生频度与时空分布

  疫即瘟疫,古人有时称“瘟疫”,或单称“瘟”“疫”。人类与疫疾的斗争历史源远流长。中国历史上最早记载的瘟疫发生在周代。鲁庄公二十年(前674 年)夏,齐、鲁发生大灾,“大灾者何?大瘠也。大瘠者何?疠也。”【1】“疠”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种传染性疾病,“大灾”—“大瘠”—“疠也”三者的清晰推演关系,向我们说明了古人对于传染性疾病的高度重视,称其为“大灾”,并进行了有关的记录。此后,中国历史关于疫灾的记载不断增多。

  邓拓先生曾对中国古代发生的大规模疫灾做过统计:周代1次,秦汉13次,魏晋17次,隋唐17次,两宋32次,元代20次,明代64次,清代74次。其中,明清两代瘟疫发生的次数显著增多。【2】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由于古代社会对于疫灾的文字记载有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见诸常规史料的疫灾记载并不能反映中国古代疫灾史的全貌,特别是近年来新史料的不断发现,中国古代大规模疫灾的记录也在不断更新。总体来看,随着气候的逐渐干冷,3000年以来中国疫灾频度逐渐上升的大趋势并没有改变。

  孙关龙对中国古代历史上记录的385条疫情的烈度进行定量分级,分析中国历史大疫的时间分布、空间分布,并提出了一些规律性见解。他认为,在历史上中国是大疫频繁发生的国家;3000多年大疫史上有两个活跃期(公元2~3世纪、16~19世纪),且有愈后愈多之势,从百年一遇,到数十年一遇、数年一遇;东部多,西部少,以长江中下游和黄河中下游地区为最甚。【3】

  龚胜生认为,中国疫灾分布的总体特征是城市重于乡村,京畿地区、人口稠密地区、自然疫源地区、自然灾害频发区为疫灾多发区。区域开发过程和地表人文化过程对疫灾分布变迁趋势有重大影响,3000年来中国疫灾分布区域有从黄河中下游向外扩展的趋势,重心区域有由北向南、由东向西迁移的趋势。【4】

  统治阶级防治疫病的措施

  疫灾是人类灾害链网中的顶级灾害,中国古人不断经历着疫灾带来的巨大痛苦,他们通过记录这些灾难以及相应的应对方法,以期达到对疫病进行有效防治的目的,中国古代社会统治阶级也针对疫病采取相应的防治措施。

  《周礼·天官》记载:“疾医掌养万民之疾病,四时皆有疠疾。”《吕氏春秋·季春纪》记载:“季春行夏令,则民多疾疫。”《黄帝内经》提到:“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中国古代先民对于疫病的传染性、疫病与气候的辩证关系都有着最朴素的认知,并对疫病防治进行了积极的探索。随着医疗经验的积累,《伤寒杂病论》《温疫论》等中国古代疫病防治的集大成之作对于古人战胜疫病起到了积极的技术支撑。然而,中国古代医疗卫生水平普遍落后的社会现实并没有根本改变,疫灾还是会直接威胁人们的生命安全,疫病暴发时往往会造成人口大量死亡,农业生产遭到破坏,粮食产量锐减,流民不断,甚至产生社会动荡。为避免由疫病引发的社会危机,中国古代社会统治阶级对疫病的发生往往比较警觉,一般会采取相应的防治措施。

  西汉元始年间(公元2年),青州旱、蝗灾交错,粮食减产,气候异变,人们抵抗力下降,暴发了空前的青州瘟疫,引起了汉朝统治者的关注。汉平帝下诏曰:“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赐死者一家六尸以上葬钱五千,四尸以上三千,二尸以上二千。罢安定呼池苑,以为安民县,起官寺市里,募徙贫民,县次给食。”【5】“舍空邸第,为置医药”体现了古代社会对于疫病防治的隔离治疗措施,官方出资对于死者尸体的及时处理则是避免死尸的传染,对于流民的粮食补给则有利于加强生者的身体抵抗力,更好的抗击疫病。

  两宋时期,战争不断,宋代特殊的驻军制度造成了军队在北宋都城开封和南宋行在临安的局部大聚集,对疫病的发生创造了条件,两宋统治阶级针对疫疾则采取了较为完备的国家措施。徽宗崇宁元年八月二十日,下诏设置“安济坊”(也就是中国古代的医院),“宜以病人轻重而异室处之,以防渐染。又作厨舍,以为汤药饮食人宿舍,及病人分轻重异室”【6】统治者重视疫情信息的上报与处理,还采取保护水源,改善城市卫生的必要措施从根本上加强对疫灾的治理,甚至于官员的政绩考核奖惩都与疫病防治挂钩。

  元代统治者重视医疗事业。元朝将医生编为“医户”,并建立医校,培养医疗专门人才,并制定严格的考试考核办法,“俟学有所成,每月试以疑难,以所对优劣,量加惩劝。”【7】明清已降,伴随着中国古代社会资本主义的萌芽,人口的聚集进一步加强,一批颇具人口规模的大城市不断涌现,加之灾难之年流民不断涌入城市,这为明清时期瘟疫的高发创造了客观人口条件。明朝开国之君朱元璋是一位早年饱受瘟疫之害的皇帝,特殊的成长经历使朱元璋称帝后格外重视对疫灾的防治,并为明代后继统治者所延续。明代在中央设太医院,地方设惠民药局,分工合作,各司其职,较为完善的医疗制度为明代疫灾的防治提供了强大的医疗保障。疫灾发生后,地方官员都要深入实地,亲自参与救灾,对于处置疫情不利的官员则要严加惩处,“洪武十八年令,灾伤去处有司不奏,许本处耆宿连名申诉,有司极刑不饶。”【8】有清一代在明代疫病治理方略的基础上,又有改进。不过,伴随着近代以来中国内忧外患的困顿现状,统治者对于疫病的救治也愈益乏力,以至于疫灾频年增加,人民饱受疫病之苦。

  古代疫病防治的效度论析

  频繁的瘟疫灾害会严重损害百姓的生命健康,造成人们生活困难,流离失所,这无疑会加深古代社会的社会矛盾,加重统治阶级的统治危机。通过梳理中国古代社会的疫灾时空流变,我们发现,中国古代疫灾呈逐渐加强趋势,中国古代社会的统治阶级面对频次越来越高、范围越来越广的瘟疫灾害也在采取了相应的国家治理的应变。越来越多的疫灾应对举措,显示出中国古代社会统治阶级对于疫灾的重视,在盛世和贤明君主时期,这些举措取得了应有的效果,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瘟疫造成的人口大规模死亡。在封建社会后期,尤其是明清时期的统治者进一步采取蠲免赋税、安置流民等灾后治理措施,客观上有效降低了疫灾的损失,有利于社会生产的恢复和社会生活的安定。

  但是,中国古代社会统治阶级的疫灾救助出发点,始终是出于维护王朝统治的需要,是在不损害统治阶级既得利益前提下实行的有限救助,并不能真正做到以人为本,救济灾民,切实关注百姓利益,古代社会的疫灾治理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其次,疫灾的救助和当时社会的政治生态以及最高统治者的治理能力密切相关,腐败混乱的政治生态和缺乏精进治国能力的最高统治者都可能造成疫灾治理的缺位,从而造成巨大危害。明神宗万历皇帝执掌晚明国运四十八年,在其执政后期更是多年不举行朝会,许多政事荒芜。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大学士方从哲上言监狱“人多地窄,疾疫易生,疠气所传,死亡相继,人命至重,奈何草菅视之?”但神宗却“不报”。【9】万历四十六年(1618 年),云南因运输贡金出现严重疫灾,以致“櫘车相望”,户部主事洪启初上言“赈黔涸辙”,但神宗仍是“不报”。在漫长的中国古代社会,盛世和贤明君主所占的比例相对较少,所以在疫灾发生时更多表现出的是赈灾救济的乏力。再者,疫灾往往不是单独存在的,在很多时候存在着灾害链,有“旱—疫”“涝—疫”“饥—疫”等多样态的灾害链条。在长期的中国古代社会中绝大多数时间一直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为主,社会生产力低下,旱灾、蝗灾、水涝灾害等都可能导致粮食减产乃至绝收,而封建地主土地私有制的盘剥并没有应有力度的减租政策,所以水旱蝗等自然灾害之后往往会导致百姓普遍的营养不良、流离失所、身体抵抗能力随之下降,“疠气”乘虚而入,造成疾疫的流行,“大灾之后有大疫”,更多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是中国古代社会土地私有制度孕生的“痼疾”。随着资本主义的萌芽,新的社会生产模式的产生,人口大量城市化聚集,城市生活环境恶劣等客观原因造成的疫病流行问题,已经不是中国古代社会生产力和治理模式所能解决的问题了,新的社会生产力条件下对于疫病的防治,呼唤更为先进的社会治理模式,也在历史发展大趋势意义上为社会进步与灾疫防治提出了制度性演进的深刻时代诉求。

  注释:

  1、林义正:《公羊春秋九讲》,九州出版社,2018年,第182页。。

  2、邓拓:《中国救荒史》,商务印书馆,1993年。

  3、孙关龙:《中国历史大疫的时空分布及其规律研究》,《地域研究与开发》2004年第6期。

  4、龚胜生:《中国灾异的时空变迁规律》,《地理学报》2003年第11期。

  5、(东汉)班固:《汉书》上册,岳麓书社,1993年,第137页。

  6、梁太济、包伟民:《宋史食货志补正》,中华书局,2008年,第432页。

  7、柯劭忞:《新元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1511页。

  8、胡建林主编:《太原历史文献辑要·明代卷》,山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430页。

  9、李国祥、杨昶主编:《明实录类纂·司法监察卷》,武汉出版社,1994年,第165页。

分  享:
中国考古博物馆 (中国历史文化展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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