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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贤储才 共研国史——先父邓广铭与北大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作者:邓小南 来源:《光明日报》(2022年8月22日 第11版) 时间:2022.08.22
   
  20世纪80年代,邓广铭(左一)在北大中古史中心指导荣新江(左二)、李孝聪(左三)、张小舟。 图片由作者提供
  
  邓广铭一九七八年秋致上级领导信函底稿 图片由作者提供

  【述往】

  今年是我们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创立40周年。中心的建立,凝聚了多位老先生的心血,先父邓广铭也是其中一位。

   一

  提到北大中古史中心的创立,朋友们常会想到“邓先生”。看到今天中心的蓬勃景象,已经很难想象当年的筚路蓝缕、举步维艰。大家都知道中心成立于1982年,但很多朋友不知道的是,当时为成立这一中心,先生们上下奔走,争取了四年之久。

  “文革”结束后,看到北大历史系损失惨重、人才凋零,先父感到切肤之痛,甚至夜不能寐。在他存世的手稿中,有一份1978年写给上级领导的信函底稿,从中不难看出老一辈对于培育古代史研究人才的焦虑:

  我是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的一名老年教师。自本年七月份起,我又担任了历史系系主任的职务。

  在建国后的十七年内,北大历史系中国古代史的师资力量一直比较雄厚,在教学和科研方面,全都作出了一些成绩,因而它成为北大历史系比较突出的一个特点。但是,从1966年以来,由于受到林彪、四人帮的摧残迫害而致丧生的,单是教授副教授,就有翦伯赞、向达、邵循正、汪篯四人……

  鉴于上述情况之必需大力加以扭转;鉴于北京大学藏书之多为其他大学所不及,必须使其尽量发挥作用;还鉴于北京大学肩负着重点大学的任务,历史系(特别是中国古代史方面)也必须多出人才,多出成果,快出人才,快出成果。为此种种,我在本年一月一日写信给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于光远同志,建议在北京大学建立一个“隋唐—辽宋金史研究中心”。

  据此可以看出,早在担任历史系系主任之前,先父就希望能够建立这样一个研究中心。当年三月,他“又向北大校党委写了一份筹建这样一个研究中心的具体计划,说明在此研究中心成立之后所要承担的任务及其发展方向”,“大家齐心协力,使这个研究中心既是进行科研的基地,也是进行教学的基地,也是培养师资和专业人才的基地”。

  当时百废待兴,这番吁请并没有得到学校领导的及时回应。但先父没有放弃重建历史学科的根本意愿,从他担任历史系系主任的那一天,即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竭尽全力“拨乱反正”,推动教学、科研、培养师资和专业人才的进程。当时担任系总支书记的郝斌老师说:“邓先生认为,教学混乱多年了,目前的状况简直不能容忍,必须大力整顿,尤其是基础课。”(《为邓先生祝寿》,载《仰止集》)祝总斌先生那时是负责教学的副系主任,他回忆说:

  当时学校里有些思想还比较混乱,如“‘红专’‘白专’的区别还存不存在”等,邓先生对此一概不予理会,径自明确提出,在历史系拨乱反正,首要任务便是提高教学质量。为此,除本系教员外,只要认为有必要,还尽量聘请校外专家学者来系兼课。当时还没有汽车接送的条件,各位先生都是自己设法来北大上课,十分辛苦。可是由于邓先生的诚恳聘请、妥当安排和个人声望,他们全都欣然应聘,为提高北大历史系那几年的教学质量做出贡献。(《回忆邓广铭先生在历史系“拨乱反正”》,载《仰止集》)

  相信我们这些1977、1978年入学的本科生,对此都有深切的记忆。北大历史系从此开创了注重教学、教授上一线为本科生授课的传统,为历史学的长远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那时,已经年逾古稀的先父尽管自己已经无力系统授课,但他除讲座外,还一直关心着各门课程的进展,不时了解课堂反馈和班上学生的水平。系里见到教师、路上碰到同事、家中友人来访,他都会详细问及这些情况,随时解决各类疑难。

  科研方面的推进也同步开始。1979年,先父提出了“北大历史系科研项目的初步考虑(稿)”,其中包括了商鸿逵、周一良、王永兴、田余庆、祝总斌、张传玺、许大龄等先生和先父本人的研究规划。

  无论在教学还是科研中,爱才、惜才、任才,是先父内心的执持,也是他践行的原则。如周一良先生所说:“粉碎‘四人帮’之后,邓先生出任北京大学历史系系主任。作为系主任,他首先抓的是人才。他注意发现人才、提拔人才、充分利用人才,来办好这个系。”(《纪念邓先生》,载《仰止集》)在2017年纪念先父110周年诞辰的会上,夏应元先生提到,周先生曾经说,邓先生是一个非常体贴人、爱护人、照顾人,非常懂得择人用人的学者。先父出任系主任后,首先把在世界史专业做俄文翻译的张广达老师调入中国古代史专业,做他心得颇丰的隋唐史和中西交通史研究。张广达老师说:

  我后来终于从世界史转向中国史,完全是邓师支持的结果。邓师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明知对他看重的青年人的热忱爱护可能为他招致麻烦,但他置之度外。在艰难困顿中,我既从他那里得到师辈的温暖,也从他那里学到了怎样做人。(《师恩难忘——缅怀邓师恭三先生》,载《仰止集》)

  1978年,先父想方设法辗转托人,从山西调入陈寅恪先生的高足王永兴先生。王先生从“穷愁潦倒”中解脱出来,焕发了学术上真正的“青春”。他来到北大,与张广达先生共同担任敦煌吐鲁番学的课程,培养出一批史学新军。这段时间中,还从中国社会科学院调回吴荣曾先生,从校内中文系调来吴小如先生,从保卫部调入张衍田先生。他也曾为调入王仲荦、陈智超先生,聘请杨伯峻、王利器、左景权等先生来北大兼职而多次亲笔致信校长,做了很多努力。

  如祝先生所说,“邓先生爱才若渴,敢作敢当”。“文革”后恢复评职称,先父作为系主任,主张一次将商鸿逵、宿白、田余庆等四位先生同时提升为教授,将原本受到不公待遇的张广达老师直接定为副教授。当时来自人事部门的阻力很大,先父始终据理力争,终于得到校方支持。1979年,邹衡先生执笔的《商周考古》出版,系里有一种意见说,这是利用工作时间写成的出版物,稿酬应该归于系里。先父不客气地回应:“能潜心做研究,本来应该发奖金,怎么还能扣稿费!”郝斌老师事后说:“邓先生是个率性的人,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都落在脸上。说起话来,用语干脆明确,绝少含混之词。而且今天定下来,明天就去办……邓先生这样做,今天回头来看,不仅有魄力,而且有担待。”(《为邓先生祝寿》)

  看似淡薄人情的先父,有很重情感的一面,他心中时常惦念着周围的同事老友。他多次提到,周一良先生一辈子服从组织安排,为了工作需要,放下魏晋南北朝历史而去做日本、亚洲史,仍然成绩斐然。东洋史、西洋史都能做,这是其他学人难以企及的。1981年,先父提前辞去系主任一职,同时向学校领导建议请周一良先生出任历史系系主任。1997年先父最后一张遗影,是在友谊医院病房中与周先生一起照的。后来周先生回顾说:“这40多年来,我们两个的交往并不密切,但是我觉得彼此相知还是很深的。”

  长期以来,先父与田余庆先生始终谊在师友之间。田先生说,读书期间,邓先生送给他一部线装的殿本《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他一直放在手头使用;北平解放前夕,国民党搜捕进步学生,邓先生得知消息,危急中透露给他,让他躲避起来。“文革”前,他们多年一起编辑《光明日报》史学版,田先生在《邓师周年祭》中回忆道:

  邓先生说,有史有论才是上乘之作,要细心对待;其次是有史无论,这种稿子有些有用,其中有些可能还有大用;再次是有论无史,其中不少是不花本钱的空洞文章,最不足取。史,是考索之功;论,是独断之学。有史有论,就是指在考索之功基础上获致创见的文章,这才是史学成就的主要方面。

  “文革”后上报职称,田先生申报副教授,先父却坚持直接将其提为教授。周先生系主任任满后,先父又出面说服田先生接任。1991年先父从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主任任上退下来,强烈希望田先生出面主持中心工作。此事未能如愿,是他晚年心中的一大遗憾。先父心中,不为人情,只有学术标准。如田先生所说,“他心之所思,情之所系,全在学术”。

  历史系三年间所谓“邓恭三变法”,在当时受到许多反对,却也得到了同道学人的深厚理解与支持。这就为其后中古史中心的筹办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

  

  自1978年年初致信中国社科院领导谈及建立“隋唐—辽宋金史研究中心”之后,先父一直念兹在兹。当年夏,任教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的刘子健教授到北大访问,二位亦密集商议此事。刘先生积极赞成在北大成立唐宋史研究中心,其后更来信说,“中国史上的绝大分水岭、划期的演变是唐宋时代”;并且主动提出,他愿意“先向美国、德国、日本各研究中心,做铺路的任务”,“使北大的唐宋研究中心立即取得国际上的重视、交往和合作,把研究中国史的真正的中心重新在国内树立起来!而且是现代化的中心。”

  1979年3月1日,先父致信刘子健先生,其中说:

  您想把研究中国史的真正中心,而且是现代化的中心,重新在国内建立起来的良好愿望,我十分钦敬。依照前嘱,我即将向周培源校长转达您的建议。

  诚如来信所说,中美建交,两国签订科技和文化协议,已为两国学术交流开创了有利的条件,今后社科方面和文化交流活动也一定会频繁起来。前景如此,“唐宋研究中心”似宜在具体项目上,例如,哪些项目可以中外配合,甚至在哪些项目可以分工合作等等,先有所考虑,然后再向有关领导提出与国外建立联系的具体方案。这有助于做到来信中所说的“筹备之较有把握”……您个人能事先提供某些学习性质的材料,当对促进今后中外学术联系上起莫大作用。至于异日“唐宋研究中心”与国外有关学术机构建立联系的集体重任,自然更需您鼎力相助。

  身为北大历史系系主任,如何提高国内唐宋史学界的研究水平、建立海内外的学术联系,先父也是极为关心的。此时二位先生已经着意“把研究中国史的真正中心,而且是现代化的中心,重新在国内建立起来”,而且已经着眼于国际间的实质性交流。在刘子健先生等积极努力之下,海峡两岸及中外学界长期封闭隔离下形成的隔膜逐渐被打破了。

  1981年先父卸任历史系系主任后,再度加紧筹办中古史研究中心。由于前期加深了学者们的彼此相知,此时不再是先父一个人努力,“中古史研究中心”包括的范围也有所扩大。当时父亲曾由我陪着到燕东园周一良先生府上长谈;宿白先生寓所与我家对门,往往推门而入,谈话直奔主题;王永兴先生、田余庆先生多次登门商议,拟写上报文稿;王先生数度与姚依林副总理、教育部蒋南翔部长联系,陈说情况,获得了理解与支持。先生们以古稀之年四处奔波,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上下呼吁,终于得到了国务院领导和教育部批示,把创办中心列入了学校规划。

  以中心为基地,建设“学术梯队”和“学术联队”的期待,一直萦绕在先父心中。中心创办初期,他曾经说过自己的相关想法:

  建立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的建议,是在一九七八年提出的……就北大中国中古史的师资力量来说,尽管在十年浩劫中北大历史系是一个严重受灾单位,但幸而生存下来的学有所长而也可以培养后生的中年以上的人,却还不少于五七人。如能着意创造一些方便条件,使他们能够通力协作,每个人都可领导一个梯队,相互之间又可构成一个联队,既可各显神通,也能互相切磋,便可以较快地作出一些成果,也可以较快地培养出一些人才。(《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二辑序言)

  抗战期间,先父应傅斯年先生召唤,先后在四川南溪县李庄板栗坳史语所度过了两三年时光。后方条件异常艰苦,但学人始终不感孤寂,“不废研学”,日常围坐于长案,读书查阅,沉潜于学问。他本人的《岳飞》《韩世忠年谱》以及《宋史》校正,都完稿于这一阶段。这种一流学人群聚、日夕切磋琢磨的景象,一直令先父难以忘怀。他认为主持史语所的傅先生具有“伟大学人恢宏的风度、弘通的见地、敏锐的思想、笃实的践履”(《怀念我的恩师傅斯年先生》),也希望效仿史语所,让新近创办的中古史中心成为一流的人文中心。

  如马克垚老师所说,“邓先生主持中心时,正值草创,可谓举步维艰”。尽管有了上级关于中心研究人员编制和办公面积的批示,在校内却迟迟无法落实,经费也颇费踌躇。先父在世时,中心从25楼搬到文史楼,再到健斋,一直未能真正安顿下来。但他坚持追求资料集中、设施齐备、服务完善,指导中心大批购入史籍与研究著述。1983年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了《文渊阁四库全书》,价格不菲,经他决断,中心购置了全套。日益丰富而具有中古史特色的藏书,为师生提供了查阅、检索资料的便利条件,直到今日,仍然以其优势吸引着四方学人。

  中心建立不久,先父就明确提出:

  计划中所要致力的课题,一为属于这一时期的断代史和专题史的研究;二为外国学人研究这段历史的重要著作的介绍和翻译,三为古代史籍的整理,四为敦煌吐鲁番文书的研究。(《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二辑序言)

  中心初创期,在先父直接指导下集体标点校勘了《宋朝诸臣奏议》,编辑了《宋人文集篇目分类索引》,出版了《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显示出他关注新材料、新议题的学术眼光和重视目录索引等基础工作的一贯取向。

  1982年,北大历史系中国史专业改革开放后的首批本科生毕业。当时中心刚刚有了编制,即从本科生中留下了秦汉史方向的李开元、历史地理方向的李孝聪、考古方向的薄小莹、隋唐史方向的马小红。这几位后来都继续深造,成为各个领域的学术中坚。李开元曾经回顾说:

  1982年毕业,统一分配工作,我最初打算回故乡成都,四川省的名额是公安厅,我不想去。邓先生知道我的想法后,将我留在北大中古史研究中心。

  当时的中古史研究中心,断代从魏晋到宋,我的毕业论文和兴趣,一直在战国秦汉。邓先生专门和我谈了断代的事情,要我重新考虑。后来,他和周一良先生商量,说田余庆先生研究魏晋上及秦汉,就安排我去给田先生当助教,在中世纪古代史中收留了我这个战国秦汉史的异类。这是影响我一生的大事,终生难忘的恩德,也是我师从田先生的开端。(《怀念邓广铭师:恢复历史学的叙事传统》)

  其后又有硕士生、博士生陆续毕业留校,也从中央党校调入了本科毕业的刘浦江。曾经有议论说,同届学生不宜成批留校,将来提升职称时会有麻烦。先父则认为“文革”后情况特殊,亟须补充人才,并且以中国戏曲学校水平突出的1959届毕业生为例,说他们当年集体组建为中国京剧院四团,彼此协调,水涨船高。

  先父希望中心是个“储才之馆”,对于中心这批年轻人始终严格要求,并且寄予厚望。他希望年轻人走实证的道路,拿出实实在在的成果,曾经阻止年轻学者去参加“全国史学理论讨论会”,也曾把中心的重要工作交给留校不久的青年教师。20世纪80年代后期,为纪念陈寅恪先生百年诞辰,他请荣新江协助编纂纪念论文集,联络学者,核对史料,通读校样。他还将用功多年、长期系念的《三朝北盟会编》整理工作交给了刘浦江。有次他听到一些年轻人谈话,随即称赞:“阎步克真是不错,材料熟悉,出口成章。”浦江曾经回忆说:

  邓先生曾不止一次地对我说过这样的话:“傅孟真先生提携年轻人真是不遗余力!”早年受惠于傅斯年的邓先生,说起这话来很是动情,那神情令我印象颇深……邓先生晚年的很大一部分精力就用来培养史学新锐,他对年轻人的提携,也完全当得起“不遗余力”四个字。(《不仅是为了纪念》,载《仰止集》)

  先父的晚年,确实为中心这批年轻人的成就而倍感欣慰,也曾为他们职称的事而上书校方。

  三

  1982年至今40年间,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不断充实力量,出人才、出著述,取得了丰硕成果,“在中国史学界树立起一面旗帜,在国内、国际史学界都发生了重大影响”。当年接替先父担任中古史中心主任的马克垚老师说:

  说到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就应该说到邓先生的开创之功、坚持之力。这在中国史学的发展上,是有许多值得大书特书的内容的。

  我有时也会想,在那个百废待举的时期,究竟是什么力量,推动着这些前辈老先生“开创”“坚持”,执意前行呢?先父曾经说,经历过无数次运动,经受过无数次批斗,他内心一直没有放弃希望与追求。他经常说到陈寅恪先生《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的文字,特别是其中“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数句。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襟怀与风骨所系,是他们心底的向往,使他们在坎坷中仍能保持良知的底线和长期的信念。

  1969年,先父随北大教工“下放”到江西鲤鱼洲。不久后有位东语系老师告诉我,即便在那种情况下,邓先生还公开发言说:“大学还是要培养人才的!”那位老师感慨道:“这是什么时候,你爸爸可真敢讲话!”大家为他捏一把汗,他却全然不顾。大学是要培养人才的——这是老一代学人心中不曾泯灭的执念。

  包伟民在《邓广铭先生的学术风格》一文中说:

  一个杰出的史学家往往也是当代社会高明的批判者。这种气度与眼界,虽说不是全凭秉赋,却也不见得是每一个史学家都有相应历练机遇的。现在北大的师友们谈起恭三先生,对于他当年创办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时所表现的眼光、气度与干练,无不叹服。

  伟民在同一篇文章中又说:

  先生一直强调,对于经典作家提出来的理论方法,应该力求掌握其精髓,杜绝教条主义的生搬硬套。

  说到治史的思想方法,先生十分重视辩证唯物主义作为治史指导思想的地位。而且,在我看来,他对于自己对这一理论工具的理解水平,可以说是相当自信的。记得有一次我陪着他从北大朗润园十公寓走到二院历史系办公室去,一路上他给我解释在经济史研究中一些基本概念的涵义,例如关于官田与国有土地的概念差异等等。他告诉我,不能只读后人所写的史学理论的书,应该更多地阅读经典作家的原著……举凡有助于治史的所有现代学问,都在其关心之列。有一次在先生家里,他向我介绍现代社会学有关某一问题研究的发展史,娓娓道来,简要清晰,当时我惊叹极了。在先生看来,辩证唯物主义大概是所有“现代学问”中最重要的一种吧。

  张广达先生在《师恩难忘》一文中讲道,邓师任历史系系主任,提出“实事求是”四字作为他的办学方针而身体力行。前辈们坚信自己的所作所为,契合时代向前的要求。

  

  荣新江曾经说:

  我们中古史研究中心,一共十来个人,邓先生就像一位家长那样关心着每一个人的学习和研究。要照管一个普普通通的家庭,虽然年龄各异,却也不难。但要领导这样一个高知识结构的群体,却非易事……他同时具有渊博的知识和广阔的胸怀,这也使得初期的中心,在许多方面取得了不少成果。(《重读敦煌书序 追念恭三先生》,载《仰止集》)

  先父生活简单,平素很少过问家事,但他确实总是惦记着中心的事、中心的人。王小甫读博士期间,从新疆来京的家属无处居住,先父安排他们夫妻和孩子暂时借住中心所在的健斋,并且跟他说:“只要你在这里把书念好了,这房子就算派上用场了。”小甫全家一住四年,博士论文也在这个局促的房间内完成,论文出版后受到了学界一致好评。

  1997年7月,先父病重,住入友谊医院。他不肯遵医嘱输血,担心系里、中心的经费被自己耗尽。他在病床上还问及青年教师的职称、生活。濒于弥留之际,他心中还惦念着中心,偶尔开口,曾提起“中心要开一个会”。当时我一句话说不出,心中真是感慨万端。

  2017年2月,北大历史系与中心联合筹办“纪念邓广铭先生诞辰110周年”会议,邀请函中说:

  恭三先生是中国宋史研究的奠基人,毕生致力于历史研究与历史教育,著述宏富,领域广阔,尤精宋史,被誉为“二十世纪海内外宋史第一人”。先生一生追求真理、淡泊名利,为中国的史学教育事业,为北京大学的文科建设,特别是历史学科的繁荣与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

  作为“文革”后的首任系主任,邓先生以毫不计较个人得失的决心和魄力,大刀阔斧拨乱反正,开创了教学与科研并重、高水平教师坚持为本科生授课等优良传统,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的长远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1982年,邓先生主持创立北京大学中古史研究中心并担任首任中心主任,直至1991年。“在此十年之内,在此中心培育出许多名杰出学人,在学术上作出了突出贡献”成为邓先生“晚年极感欣慰的一桩事”。中心后更名为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研究领域扩大到整个中国古代史,经过35年的发展,已成为国内外学术交流与合作的基地、中国古代史研究的重镇,实现了邓先生等前辈学者的创办初衷。

  这段文字,恰当概括了先父在改革开放头二十年间的执着努力与追求。

  我们这代人学术生涯的起步阶段,伴随着中心的创办过程。如今的中心已到不惑之年,这片天地,在传统的院落中,洋溢着当代的活力与生机。

  创建中心的前辈已经远去,作为后来人,诸多责任,时在念中。

原文链接

分  享:
中国考古博物馆 (中国历史文化展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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