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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郑天挺先生
作者:陈祖武 来源:《文史天地》2022年第7期 时间:2022.07.13

  一、我给郑先生写信

  我之所以能离开云贵高原到北京,应该说是郑老指引的结果。我能在历史所立定脚跟,按照正确的方向,传承老一辈的学风,郑老的教诲可以说至关重要。

  1977年,因为我已借调(昆明)市级机关工作,可以看到《光明日报》等重要报刊,记得先是读到关于研究生招生制度改革的文章,随后又有相关的讨论文章。8月份,大概是8月27日,我读到郑天挺先生的一篇文章。文章揭露和批判“四人帮”对教育工作的破坏,讲以后如何让教育战线的工作快上,并且以清史研究为例,谈论历史研究和教学今后工作的方向问题。当时我很激动、很兴奋,就不知天高地厚地给郑老写了一封信。我给郑老讲了我的学历、我的处境、我的愿望。这封信还在,原件承郑先生的公子郑克晟教授妥善保存,感激不尽。

  没想到过了几天,郑老给我回信了,是亲笔信,信很短,记得大概就是一页。郑老说,现在国家正在考虑恢复研究生招生制度,但还没有最终确定,你好好准备功课。

  次年(1978)初,国家果然正式恢复研究生招生制度。我3月份报名,因为当时的简章没有郑老所在的南开大学,于是我就报了社科院历史所的清史专业,报的导师是杨向奎先生。大概是5月份吧,我收到社科院的初试通知和准考证。恰好这时郑老的电报也来了,内容很简单,就是“欢迎报考南开大学”。啊呀,这下我就很着急,马上跑到电报局给郑老回电,然后又写信讲详细情况。很可惜,郑老给我的电报和最初给我的那封信,南北搬迁,都不知道夹在哪本书里了。倒是我给郑老写的几封信,在克晟教授家里还能看到。后来我又专门跑到位于(昆明)五华区招生办公室,看看能否改志愿。他们说,报考资料我们早就寄到北京去了,不能改了。结果一考,居然让历史所看上了。

  二、研究生考试

  研究生初试是在昆明考的,考得还好,我自己都没估计到。尤其是外语,我学的是俄语,居然达标。为什么考得还好呢,那时是开卷考,允许带工具书,带辞典,那对我们来说就不用怕了。因为虽然离开学校多年了,不用俄语,但语法还是记得。我的得分在当时来说还是比较好的,78分。这在当时是很好的分数了,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所以后来我到社科院读研究生时,外语分班是把我分到高级班的。是否考政治我都忘了。专业课考试内容主要是考基础性的知识,考中国通史和清史一般性的基础知识,这样的风格显然不是杨向老出的题。我有基础,因为这么多年我没有荒废学业,所以考试时,头也不抬地奋笔疾书,我坐第一排,连监考的人都过来围观。  

 1938年,北大历史系毕业生合影 (前排左起:郑天挺、姚从吾、钱穆)

  大概是1978年7月份吧,我接到复试通知。通知我到北京,到历史所来复试。复试时杨向老没有来,而是郭(沫若)老的秘书王戎生先生来的,当时他是清史室主任,由王先生主持复试。他首先做了自我介绍,然后介绍了一下历史所和清史室的情况,鼓励大家放松,把自己学到的知识充分反映出来。复试没有面试,也是命题作文。这次试题显然是杨向老出的。我常说,杨向老是大家,从出题上就可以看出,气魄很大,不是考死记硬背的。他出了两个题目,任选一个写篇文章。在两个小时内写出一篇文章。一个题是“论康熙”,一个题是“论乾隆”。恰好这两个帝王我平时都有一些积累。心里很有底。头也不抬按时交卷了。后来我听历史所的一些老人悄悄告诉我,当年我是考得最好的一位,所以就被录取了。

  如果没有郑老的指引和鼓励,我就不可能走下云贵高原;没有杨向老的赏识,也不可能到历史所。郑老不仅将我引领出云贵高原,而且还以他史家的见识对我的学术生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对郑老感激不尽的就是他曾经两次接待我。

  三、郑老对我的两次教导

  在北京复试完后,我专程去天津拜望郑老。郑老在南开大学东村四十二号家中接待了我,把他的几本书送给了我。又鼓励我说,向奎同志学问很好,你好好跟着他念书吧。杨先生是50年代中从山东大学调到历史所的,而郑老的公子和儿媳妇都曾在历史所工作过,所以郑老认识杨向(奎)老。郑老还说,北京和天津距离很近,你有什么事要来找我,随时都可以来。这是郑老第一次接待我,在他家。

  第二次是郑老过世前(1981),他来北京开人大代表会,散会前,把我叫到复兴门外海军大院招待所,这一次就谈得很长,将近两个小时。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回忆这一次谈话,收在三联书店出版的《郑天挺学记》这本书里。那篇文章中有些内容没讲,我今天就补充一下,实际上郑老还给我当面讲,要树立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要讲历史辩证法,不能把历史问题简单化,一定要充分占有文献,还具体谈到清史研究中的许多问题。

  结合我的毕业论文顾炎武研究,郑老说,你跟向奎同志研究顾炎武,我有一个问题,不知你思考过没有?康熙七年顾亭林因受莱州黄培诗案牵连,从北京南下济南府投案,他投上去的状纸会署什么年?是署“康熙七年”,还是别的什么呢?我说我没思考过。可见老人家考虑得很周到,即使是这一次简单的谈话,也是有准备的,老一辈师长之心让人感动。

  这个问题一直遗留到90年代中。我担任历史所副所长后进入国家图书奖评委会,一次评奖过程中,见到一套《颜氏家藏尺牍》,其中有一封顾亭林写给颜修来的信,信后就附着当时投到济南府的状纸,署的是“康熙七年”。我这才恍然大悟,郑老是在提醒我,在分析历史问题时,一定要从具体的历史环境出发,不要片面拔高历史人物。虽然顾亭林是明遗民,不承认清朝正朔,但如果投到官府的状纸还用干支纪年,就要被杀头,他自然不会这么做。

  郑老还专门讲,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历史现象,一定要把它摆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去,注意它的前后左右的广泛联系,这就是历史辩证法。不要轻易下结论,一定要做到“字字有根据,句句有来历”。他说,现在有些人要替吴三桂翻案。郑老斩钉截铁地说,这是一个铁案,是绝对不能翻的。如果翻了,中华民族就没有民族大义了。

  郑老还说,你往后做清史研究,清代的民族关系值得关注。他说,我们要总结清王朝将近三百年的治国经验,有些经验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其中有一条,比如他们的上层贵族对民族问题的处理。

  郑老的话过去了几十年,今天回顾起来,仍然具有指导意义。这几年我们的民族研究有着很多问题,我们不能只讲“自治”,还要讲中华文化的认同,讲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多讲“一体”,多讲“一体”统领之下的“多元”,如果我们把“多元”与“一体”对立起来,那就错了。对少数民族,我们要尊重他们的文化习俗和切身利益,但是也要积极引导他们融入到整个中华文化、中华民族中来。如果不如此,就没有民族大义,没有大是大非了。

  说到“清朝”,有一个流行的提法叫“满清”。追溯这个提法,是在晚清反满的特定背景中出现的,特别是在民国初年很流行,在此以前是没有的。因为清王朝不是满族一家的,而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所以清朝不可能以此自称本朝。须知把中国历史上的某一个王朝限制为某一个狭隘的民族所有,这不但违背历史事实,而且也不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近些年西方的所谓的“新清史”,就是如此,这需要我们保持高度的警惕。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为了维护民族团结的大局,尊重少数民族的权益,所以有些满族的同志就给上面上书,说“满清”这个提法有民族歧视的成分,也不利于民族团结和国家安定统一,建议不要再使用。国家采纳了这个提议,后来有关部门还发了通知。所以我们史学界从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到改革开放前,我们做清史的行当,包括邻近的行当,都不会称清朝为“满清”,你可以看出老一辈文章中也从来不称“满清”。但是到了改革开放以后,港台的一些文艺作品,尤其是香港如此,他们都称“满清”。由于大家不重视历史观的学习,不重视基本史实的学习,也让它们一股脑地涌进内地,先是在文艺界,又从文艺界影响到学术界,肆意流行,泛滥成灾,以至于我们的一些年轻人谈清朝,也称“满清”。这虽然是一个细节,但大风起于青萍之末,千里长堤溃于蚁穴,细节实际上不细啊,如果放任这样的细节滋长蔓延,它们会影响民族的团结和国家的统一。

  四、从长时段来看清朝

  我做清史研究这么多年,我经常讲,我们要从长时段来看清朝。清朝初年,满洲贵族确实施行过高压政策,但是这样的高压政策把国家的乱局控制住了。随着局势的稳定,后来它们又成功地实行“崇儒重道”的文化政策,尊崇孔子,提升朱子在文庙的从祀地位。这样满洲贵族就合乎逻辑地成为中华文化当然的传承者、继承人,达到这个效果后,又开“博学鸿儒科”,把广大的知识界中的精英吸纳到自己的身边。所以,清初统治者的文化政策的调整,对于清朝的由乱而治,在文化心理上提供了无形的保障。但是由于早期那个剃发易服的恶劣影响,又在民族的文化心理上造成了久久不能平复的隔阂。所以一到晚清,国家经济、政治、社会的危机加剧,就出现一个反满的运动,产生了“满清”这个说法。所以,我们要从长时段来看历史的趋势,才能看出问题。

  在此,我想提出一个类似的问题来讨论,如果你赞成,可以呼应;如果不赞成,就不要理它。这就是这些年啊,也就是改革开放这几十年,我们的成就是空前的,中华民族大踏步前进也是空前的。可以说,在人类历史上,我们中华民族创造了一个奇迹。这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造的人类奇迹。但是我们也要同时看到,这四十多年,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后边,文化建设严重滞后的问题。要看到我们的民族素质与经济高速发展不同步的矛盾,一定要看到这个矛盾。因此有一些不好的倾向,一些社会心理问题——姑且我把它叫作“社会心理问题”。比如说,急功近利、唯利是图、金钱至上、个人主义以及历史虚无主义等等。

  在历史上,这些坏习气在我们优秀文化里是没有位置的,我们的优秀文化也不希望它们成为我们民族道德的组成部分。但是现在这些东西沉渣泛起,甚至一度甚嚣尘上,酿成一种“小富即骄”的社会心理。这种心理和急功近利相结合,发生共振,影响到我们的社会风气。所以可以看到一些文艺作品,甚至是学术作品,盲目地自负,出现什么“大中华”“大中国”这一类的话。如果我们不加修正,不但是不尊重历史事实,而且在对外交往方面,也是授人以口实。你想,西方的政客和一些御用文人,来攻击我们的中国,来攻击我们的中华文化,他们就认为我们中华文化是利己文化,说我们有称霸倾向,如果我们不加反思,这就不好了。西方始终把中国历史上的“天下”概念理解成世界,但实际上我们的“天下”是个历史范畴,它随着历史的演进在不断的变化、充实。在中国古代,它的内涵确实越来越大,越来越深,但始终没有离开一个历史的主流,那就是“天下”始终讲的是中华民族的事,是中国范围内的事。到了今天,“天下”的范围已经扩及世界,那就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所以,社会心理问题是个学理问题,不是政治问题,需要好好研究研究。

  由“大中国”“大中华”和“满清”的误用,我想再谈一下史学界出现的一些不好的倾向。比如一旦讲到中国古代的王朝,都要冠以“大”字,如“大秦”“大汉”“大唐”“大明”“大清”等等,这是小富即骄、急功近利的社会心理在作祟啊。实际上,按照历史学界几千年的常识,只有当朝称自己时,才加上一个“大”字,因为一是他们自己没有自信心,二是为了显示上下尊卑的关系。从来没有后朝称前朝为“大”的,没有这个常识。现在都称“大”,好像一称“大”,就会引起社会的重视和大家的兴趣,实际上是一种不健康的社会心理的反应。

  五、郑老对我的深远影响

  我们治史,既需要看到历史的大势,又还要把基础打牢,要一点一点地积累,要循序渐进,这是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郑老继承了这一传统,所以他强调宏观的历史观,又注重微观基础的研究。应该说,郑老对我影响很大,治史的历史观、方法论,还有治史的见识,如何培养自己对历史大势的认识,如何去把握治史中关键性问题的认识,都是郑老教给我的。

  后来社科院让我主持历史所工作十年。实际上,这十年,我是把郑老那一次与我的谈话的教诲都贯彻到治所的实践中去。前些年,我们学术界和社会风气不是很好,但是我个人认为,相对来讲历史所还是一块净土,我们不急功近利,不做那些短平快的东西,评职称时也不看你有多少书,哪怕你只有一篇文章,如果写得好,也要给你评职称。我在历史所用的四个字“求真务实”,继我之后,不但得到主持历史所工作的同志们的认可和接受,而且在历史所建所六十周年的纪念座谈会上,时任社科院党组书记和院长的王伟光同志在讲话时,讲话的题目也是《继承与弘扬求真务实的优良传统》。由此可见,“求真务实”得到了院、所上下的一致认可。大家都认为“求真务实”是历史所的好传统,所以历史所这个好的学风算是留下来了、传下来了。这也是郑老教诲的结果。

  想不到那次谈话后,郑老回天津后不久就去世了。郑老是为我引路的大恩人,我在与郑老他们老一辈的接触中,学到了很多做人、做学问的宝贵道理。我对郑老饱含深情,也有一种特别的亲切感,这可能与我自己认为的在气质性情方面,我们个人之间的相近类似有关吧。

  郑老在1981年12月20日离开了人世。这是我没想到的。他去世后,也是我的授业老师之一的张政烺先生写了一篇长文悼念他,对郑老一生的为人为学做了全面的回顾和公允的评价。郑老与张政烺先生相识多年,相知也深,悼念文章题为《忠厚诚笃 诲人不倦》。张政烺先生以此八字来概括郑老,我是感同身受,非常赞同的。其实,如果就用这八个字来缅怀张先生,那也最是恰如其分的。

  (作者陈祖武,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历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所学术委员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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