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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之文”与“史家之学”——追忆闻一多先生之孙闻黎明先生
作者:刘超 来源:《团结报》(2022年1月13日) 时间:2022.01.25
 
闻黎明先生在清华大学文北楼出席本文作者博士论文答辩会(时间为2011年6月中旬)

  1月3日傍晚,我刚从外面回来,就看到吕文浩先生发来的信息:闻黎明先生已于今日逝世。我非常意外,难以置信,但最终还是不得不接受这样的事实。

  接下来的一整天,心情沉重。寥廓的天宇显得格外寂静,只漂着些许云絮,偶有燕雀的身影在远方擦过。在岁末傍晚的朔风中,许多往事涌上心头,宛然在目。

  结缘联大 行健厚德 

  犹记许多年前,我还在燕园时,常听圈内人士对北大和社科院近代史所的学风有所品藻。大家普遍认为,近史所有自己的传统和风格,治学扎实、厚积薄发,值得取法。大家敬重近史所的学风和环境,认为那里基本不用上课、不用坐班,资料很多、干扰很少,能安安心心坐冷板凳潜心学术,是青年学人成长的理想之选。那时我对近史所学者的作品读得不少,对此已深有感触。当然,及至与近史所的学者真正接触时,我已在清华园。

  闻黎明先生就是我最早接触的近史所学人之一。初见闻先生是在2007年的金秋时节。地点不在北京,而是在几千里外的彩云之南的昆明。那是因为一次西南联大的研讨会,我应邀到云南师大参会。正值联大成立70周年,故此会议非常隆重。圈内许多名家都应邀与会,各方名流济济一堂,蔚为壮观。其中有杨奎松、雷颐、朱宗震、金以林、谢泳、许纪霖、张曼菱等一众学者,还有北大、清华、南开等高校的许多校史名家。当然,也有闻黎明先生。会议几天,我非常有幸地与各路名家朝夕相处,深度交流,受益良多。

  闻先生是近史所的研究室主任,还是中国现代史学会的副会长。根据会议安排,闻先生坐在主席台上。但先生毫无派头,非常随和。会上,数十位学者发表了最新研究成果,精彩纷呈,令人应接不暇。与会的还有几位国际友人——来自早稻田大学的学者。有位学者宣读了友华人士安藤严太郎的贺信。贺信对会议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并对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严厉批判。此间,闻先生亲自口译,非常流利。由此,我第一次见识了先生的日语水平。之后,杨奎松先生报告完后,会议安排闻先生点评。点评亦极出彩,逻辑缜密,措辞得体而精当,不愧为“斫轮老手”。

  会议期间,主办方还安排与会专家去参访校史馆、博物馆及其他遗址,其中就有在城郊司家营的清华文科研究所旧址。此行,我几乎与闻黎明、雷颐等几位先生全程相伴。在文科所,我们看过了闻一多先生旧居。这是个有着二层楼的小院子,房舍已旧,无法登临,只能观望。众人瞻仰这些遗迹,不由长吁短叹,发思古之幽情。闻先生则容色淡定,表示:我爷爷就是在二楼住,有时连续一两个月都在上面读书写作不下楼。那时的生活是真苦,但他们的毅力也真不一般!他一边走,一边向大家介绍。此间,大家听到闻一多先生的大名时,肃然起敬。闻黎明先生说,大家不需要这样去看待闻一多先生。闻一多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名家,但他也不是神,而只是一个有名气的常人。历史人物活着时的真实模样,和我们今天对他们的想象是不一样的。

  稍后,大家步行到另一场景时,闻先生又说:当年师生们进城一般都是步行几十里。大家觉得不可思议。闻先生便说:我爷爷也是这样,其实也没有什么稀奇,那时的现实条件就是这样,除了极个别达官贵人,大家几乎都不可能乘车骑马,只能靠两条腿。而且,我爷爷当时才四十来岁,比我现在的年纪还小多了!在闲谈中,我问闻先生日语这么好是怎么学的?闻先生说,我这日语也不能算好,只能说勉强过得去。我去过日本,在那里学的。期间,闻先生还顺便问我导师是哪位。我说了之后,闻老师立即说:你导师是我师兄,在北大读书时比我高一级。随后,先生还告诉我当年在北大的一些往事。

  闻先生是干部,是专家,更是蜚声遐迩的名门之后。然而他从无任何架子。他也曾有过许多不凡经历,但鲜少向人提及。他常建议人们不要把闻一多等前辈神化,也不要神化历史或歪曲历史,而应该实事求是地看待,不虚美、不隐恶,如其所是地书写,自有其价值。

  闻先生此行还带了一位青年学者参会,那就是谢慧博士。谢博士毕业于北大,正在近史所做博士后研究。谢博士话不多,但很有见地。她英锐而沉潜,无疑是治史之才。

  几年后,我在图书馆意外地看到了谢博士的专著赫然在列:《西南联大与抗战时期的宪政运动》。于是立即欣喜地翻阅。然在“代后记”中,我才知道,此书是由谢慧的博士后研究报告修改而成,而在此书面世之前,她业已离去。从中还获悉,闻老师对谢博士多有照顾,不仅在学术上时有指导,还帮忙联系工作,最后还为谢博士的研究报告联系出版。从一本研究报告到一部正式面世的专著,这中间需要付出多少时间、多少精力、多少心血,业内人士想必十分清楚。对于正值学术创造旺盛期、时间如此金贵的知名学者而言,有几人愿如此费时费心费力地“为他人做嫁衣裳”、帮他人承担书稿校改打磨修订出版等一系列繁琐的事务?然而,闻先生就是这样做了,不声不响、任劳任怨。而此时,闻先生已年届花甲,身体也不算好。如此诚意,实属罕见。在后记中,闻先生一次又一次地回忆了与谢慧往来的许多细节,一次又一次地写道“谢慧可以得到安慰!”“谢慧可以得到安慰!”“谢慧可以得到安慰!”从中,不难感受倒闻先生内心难抑的悲恸。

  如此“古君子仁人”之风,实不多见。然而,它又让人真真正正地相信,所谓古道热肠、重情重义,绝不仅仅在纸面上、在传说中,也绝不仅仅存在于过往,而是依旧鲜活地存在于我们身边、在我们当下的生活里。

  “学者之文”与“史家之学” 

  大约是从2008年起,有热心的朋友组织了一个学术沙龙系列,邀请一些实力派学者做专题讲座。其中有一次就邀请了闻黎明先生专门讲西南联大。闻先生来时没有带任何资料,连续近二小时侃侃而谈。先生根据大量报刊、档案,对一系列重要问题做了透彻的探讨,内中就涉及到著名的“李闻惨案”。在这近二小时时间里,先生以精彩的故事和缜密的剖析,让我们耳目一新、叹为观止。我当时已对联大研究沉迷有年,发表的相关论文也不算少,对联大的情况即便不算熟稔,至少也不能说陌生。然而,闻先生讲述的许多内容,依旧令人觉得极新奇,或许也是我们绝大多数同行从任何现有论著中都难以知晓的。听完后,大家极为叹服,感叹眼前这才是真正的高手!主持人问:这些事情连一般的专业研究者也不知道吧?并特地向我求证:想必你也不太了解吧?!我立即回答:“确实不知道。我这也是开眼界了!”在功底如此深厚的前辈面前,我们只能感佩:前辈毕竟是前辈,前辈终究是前辈!

  有人问:您是怎么掌握那么多第一手情况的?闻先生说自己从1990年代就开始去昆明看档案。近些年每年都有几个月在昆明。阅读和抄录的档案已不计其数。他表示:这些材料太多了,自己用不过来,很乐意提供给年轻的研究者使用,希望大家共同努力来推动学术进步。

  在对谈环节,闻老师直言不讳地批评了学术研究中的诸多时弊,并特地说:学术就必须遵循学术的规范。学者和作家不同,“学者之文”和“文人之文”也不同;作家的写作不妨想象和抒情,但史家必须对主观感受有所节制。特别是研究历史,历史解释可以见仁见智,但历史叙述绝不能主观臆断;绝不能凭着个人好恶来裁剪史料,不能故意回避、掩藏不利于自己的史料和不愿看到的事实,否则就是违背学术道德。要尊重历史,要让史料说话、让事实本身说话。说到这里,先生又说现在学界还没有普遍确立好的学术标准,导致泥沙俱下、出现许多不良现象,甚至劣币逐良币。他还特别告诫说,青年研究者务必从一开始就这样自觉要求自己,才能走上正道,才能走得稳、走得远。

  闻先生毕生专注学术,但他并非“著作等身”的学者,而且他从来无意于此。他只是埋头耕耘,不计得失。他从无“产量意识”和所谓“效率意识”,从未刻意追求过成果的数量。在多年接触中,我也从未感觉到他对那些身段柔韧、高效多产的作家学者的欣羡之意。闻先生强调作品“在精不在多”“在质不在量”。他的作品也确实不算多,然而,每部作品都非常扎实透彻。这种扎实的学风令人惊异。而我,正是透过这样一批学者和他们的风格,对一种独特的学风学统有了更真切的体认。——关于这点,我常想到近代史所老一辈瞿同祖先生所说的“我不认为数量的多少是重要的。”没有“独到的思想,就不要写文……我一定要自己感到可以通过自己的标准时才写”。瞿先生吝惜笔墨,以寥寥论著就少年成名,又以寥寥作品成就了一代巨擘。这就是典范。作为近史所又一“典型学人”的闻先生,治学似亦有此风。或许,这是一种已然稀缺而又弥足珍贵的古风。它时时提醒着我们,一位真正的学者应该如何自守自律、一种良好的学风应该有何标准与境界。

  闻先生的作品中,除几部闻一多传记外,独立专著或只有《第三种力量与抗战时期的中国政治》《抗日战争与中国知识分子》等三数种,实在不多。闻先生的文字并不华美,但非常结实、洗练,可谓典型的“学者之文”。这些作品中,我曾反复参阅过《闻一多年谱长编》。此书极翔实、厚重,是我看到的所有中国近代学人年谱中最佳作品之一。当年研究清华校史时,我常参阅此书,从中最直接地了解了清华人的学习生活情况,了解了闻一多、潘光旦、罗隆基、顾毓琇、梁实秋、朱湘、时昭瀛等许多名流的足迹、笔迹与心迹。也正是在对这些史料的研读中,我日益清晰地触摸到那些精英的才情、思想、生活和人生际遇。——此外,先生还编了一些史料类作品。这些作品或未必叫座,但绝对是学术发展不可或缺的基础性工作。这大概是许多研究者所不屑为之的“低端”工作,然而,闻先生甘之如饴。他对自己经手的每项工作,都精雕细琢,力求做到做好。诚可谓“明其道不计其功”。

  闻先生淡泊名利,几乎把所有生活都放在了学术之中。他极少谈及自己的生活。多次接触下来,我对先生有了更多了解。先生博学而寡言,直率而敏锐,讨论问题不事迂回,直奔关键。如此风格,在圈内堪称别具一格。

  但求耕耘,不问收获 

  时间过得很快。2009年夏,我已确定即将赴日,便向闻先生汇报了情况,并请教一些注意事项。先生立即回信祝贺,并提出若干些建议,同时把他的许多好友推荐给我。这些人物几乎都是在名校任教的知名学者,分别在东京、京都和仙台等地。闻先生说,这些都是我多年的老朋友,完全可信赖,有需要尽管去联系。——我虽与先生见过几面,但绝对不算熟。而先生如此热心、豪爽,让我极为意外、又极是感动。我从未想到先生能待我如此之好,对一个并不算熟的小辈。

  在日期间,我参访过许多地方,并向闻先生做了汇报。2010年的枫红时节,我从东洋归国,随即开始准备论文。2011年5月,论文外审意见回来了,可以答辩。在考虑邀请答辩专家时,我去征求导师的意见。导师很快就提出了人选,其中就有闻黎明老师。在我还没完全反应过来时,导师接着说:就请闻老师好了,闻老师是知道你的。随即导师就把电话号码告诉我,让我和闻先生取得联系。先生接到电话后,非常爽朗地答应了,并让我把论文打印稿送过去。我隔天就骑着车子沿成府路找过去。一番兜兜转转,好容易才找到目的地。敲门进去后,先生请我坐下闲谈,并为我倒了一杯水。我注意到先生家的客厅非常宽敞,但家具极少,而且家里只有先生一人,略显冷清。先生说:这家里是刚装修好,还没正式搬进来。后来,又无意间说了句,“我夫人身体不好,还在休养。一切都只有靠我自己。”

  答辩那天,闻先生态度很温和,并说之前已读过我的一些作品,能看出我有自己的思考。同时,先生也直率地提出了许多专业而具体的批评意见,从用语到史实,从结构到立意,都多有指正。看得出,先生是用心批阅过的。答辩通过后,在会场聊天时,导师要求我接下来继续修改论文,足够成熟之后再考虑出版。闻先生立即笑着附和道:“你一定要好好改。要不然蔡老师就不给你作序了!”

  毕业后,我继续在学界服务。大约在2015年夏,我赴东厂胡同,在近史所参加会议。会后有个小小的聚会,以便继续交流。一位有心的学者特地带大家到了附近一家云南小饭馆,并解释说:我们刚才讨论到了西南联大,联大是在云南的,所以今天就带大家来体验一下云南的风味。那次,许多学者同坐一桌,我正好紧靠闻先生而坐,相谈甚欢。席间,有的学者继续兴致勃勃地切磋学术,我和闻先生则更多地是谈论学林掌故和联大往事。这次又偶尔谈到了谢慧博士。闻先生非常惋惜,说谢慧是做学问很好的苗子。我又问老师在忙什么工作。闻先生说没怎么做事,主要还是在编资料。经此交流,我对先生的率真、博学和丰富阅历有了更多的理解,也约略能感受先生的人间情怀。——至此,我越发坚定地揣测,先生原非不食人间烟火,而只是把更多的所见所思所感所悟,都沉淀于内、凝聚于笔端,反复过滤之后,才形诸文字。那些文字背后,依稀可辨识出先生的足迹与心际。

  此后我又参加过所里的几次活动,但都未曾见到闻先生。这才听说,闻先生已完全退休。掐指一算,先生也确实到了该退休的年龄。先生工作四十多年,总该歇歇了。我既为闻先生不能继续发挥余热而略感遗憾,又为他能好好休息而颇感欣慰。然而,据后来了解的情况看,闻先生其实完全是退而不休,仍埋首于治学育人,焚膏继晷,兀兀穷年。我不时还能看到他的新作。无疑,业已退休的先生并未真正闲下来,各项工作仍在继续:研究还在做、资料还在编、学术交流还在继续、《闻一多研究动态》还在出……他如此年龄,仍如此操劳,大概实在是希望能为学术事业多做些工作。

  虽然同在史学界,虽然同在一座城,但与闻先生真正见面的机会确乎不算多。最近几年,我与先生主要是文字之交。我能时常窥见先生的动态,看到他的文字和照片。我似乎能想象出在文字那一端的先生的模样。曾有几年,我常在水木清华附近看闻一多的塑像。看到这塑像,我总要想到闻黎明先生,想到他们背后所深藏的文脉与学统,想到许多……冷峻的面容和热衷的心肠,这两位先生何其神似!

  我期待着再见到先生。我笃信着,还有机会再见面、再讨论学术。然而,没想到,等来的是这样的消息。

  闻先生退休后,孤身一人,在京的时间并不多,有时在昆明,有时在国外。惟不知闻先生最后时刻是在哪里?之后,我了解到,那时先生是在北京,在他生长和长期工作生活的地方。为此,我稍感宽慰。可是,我又听说,闻先生元旦时还好好的,这次是突然走的。想到这,我又深感,这一切,来得太匆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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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考古博物馆 (中国历史文化展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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