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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与思考:我的卫拉特蒙古历史研究
作者:马大正 来源:“今日边疆学”微信公众号 时间:2021.12.30

  01 研究之缘起

  1975年夏秋,那时我们从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河南干校回来已近3年,离我1964年6月到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今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前身)已过去整整11个年头!其间我与大多数同龄人一样,身在研究机构,却长期与科研工作无缘。但凭心而论,这些年也的确是经风雨、见世面、长见识,对社会认识的加深本身也是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不可缺少的必修之课,无疑有利于日后研究工作中对资料鉴别、历史现象分析能力的提高。

  由于在干校时,我与著名历史学家翁独健师曾在几十人的大宿舍里隔铺而居,拉近了我们的关系。1972年返京后,我成了独健老师家中常客,每每无主题的聊天,让我获取了信息和知识。独健老师对晚辈的真诚,观察问题的缜密,评论时政的坦诚,让我既感动也折服。1975年夏秋,已进入科学殿堂11年可又从未确定研究方向的我,多次就研究领域问题求教独健老师。独健老师从研究对象的生命力、重要性以及当前研究现状,结合我个人的研究能力、特长,还分析了当年民族所历史研究室研究队伍的情况,他建议我从事新疆历史研究,并向我透露,民族研究所正好得到一个上级交办的研究任务——“准噶尔问题”,正在考虑组织人力接受此项任务,让我争取参加此项工作,以准噶尔问题研究作为切入点,从事新疆历史研究。我接受了独健老师的指点。1975年末,我如愿成为准噶尔问题研究小组的一员,从此开始了新疆历史研究的学人生涯,至今仍乐此不疲。

  02 准噶尔史研究  “准噶尔问题”研究小组开始由民族所七名同志和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历史研究所三名同志组成,负责人是罗致平和杜荣坤,新疆分院领导陈华同志参予指导。在我们的研究工作始步之初,即得到享誉海内外的著名前辈学者翁独健教授的指导与启迪,独健老师是我始步研究卫拉特蒙古史和日后研究隋唐民族关系史的引路人和最直接的老师。

 

  参加研究小组伊始,以我的历史知识,只知清前期有一件著名的历史事件——平定准噶尔,仅此而已。在独健老师和罗致平教授(他是当时研究小组中唯一的新疆史、中亚史教授,精通英、俄、德、日诸文)的指导下,确定了研究工作目标,即写一部学术专著——《准噶尔史略》。至今我仍清晰记得《准噶尔史略》编写工作之初,独健老师的谆谆告诫:“一定要详尽地掌握原始资料和国内外研究动态,首先把前人的研究成果收齐,编好目录,仔细阅读,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把这本书写成有较高科学性的民族史学专著,不要成为应时之作”。这种治学精神,成了指导我走学术探索之路的准则而永存心际。

  卫拉特蒙古史研究起步是顺利的,因为从大环境言,我们赶上了社会科学研究蓬勃发展的大好时光;从小环境言,我有幸置身于一个团结、进取的研究集体之中。

  《准噶尔史略》研究与撰写经历了两个阶段:

  1976—1978年为资料收集和草拟编写大纲阶段。这一阶段我负责做了如下三项工作:一是编制准噶尔历史研究参考书目,二是编制厄鲁特各部世系简表,三是负责组织编印《蒙古族厄鲁特部历史资料译文集》。每思及此,倍感欣慰。同时也更怀念参加《准噶尔史略》撰写的美好岁月和情趣相投、和谐合作的各位师长、同仁。

  为积累研究之原始资料和掌握研究之动向,我们当年还做了两件现在年青人看来绝对是很蠢的工作。

  其一,《清实录》《朔漠方略》《平定准噶尔方略》是研究准噶尔历史最基本的史料,40年前能找到十分不易,从民族所的图书馆好不容易找到了《清实录》和《朔漠方略》,从北京图书馆善本库中找到了《平定准噶尔方略》,组织专人进行复印。研究小组众人分工摘抄卡片,然后将资料卡片集中整理供写作时使用,记得我的分工是阅读摘抄《朔漠方略》。

  其二,从商务印书馆找到一册兹拉特金所著《准噶尔汗国史》的马曼丽中译稿的油印本,我们共同努力进行复写,将一册油印本,变成了五册复写本。

  在当时的办公条件下,我们研究准噶尔历史资料的“原始积累”就是这样完成的。实践证明,这符合研究的客观规律,我辈也从中获益终生!

  在熟悉资料和研究动态的前提下,《准噶尔史略》的编写大纲也几易其稿,臻于成型。1979—1982年为《准噶尔史略》一书初稿的分工撰写阶段。全书计划25万字,每章平均4万字左右。由罗致平、杜荣坤、郭蕴华、马大正、蔡家艺、白翠琴分章执笔撰写,我承担第二章第四节僧格的抗俄斗争和第三章全章。从时间上看正好是17世纪60—90年代末,这半个世纪正是清史、蒙古史、中俄关系史上值得深入研究的重要时段。在完成撰写任务的同时,我和蔡家艺合作撰写了《略论十七世纪前期厄鲁特及和托辉特人民的抗俄斗争》等五篇论文。

  由于资料准备扎实、编写大纲讨论充分、执笔人全身心投入,又能正确处理集体成果和个人研究的关系,撰写工作进展十分顺利,1981年完成了初稿。其后用了将近一年时间完成了统稿和定稿。1985年12月《准噶尔史略》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24.4万字。2007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将《准噶尔史略》作为“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史丛书”选题之一再次出版。这次重版,基本上保留全书原貌,足以证明本书的学术质量经住了时间的检验,实现了独健老师“不要成为应时之作”的嘱托。

  03 从准噶尔史、土尔扈特史到卫拉特史论与通史研究 

  这一阶段大体是在20世纪80—90年代。综观卫拉特蒙古历史发展的进程,明末至清前期,亦即公元17—18世纪,是卫拉特蒙古历史发展由兴盛到危机的过渡时期。这一时期卫拉特蒙古各部,特别是统治天山南北的准噶尔部、统治青藏高原的和硕特部、远徙伏尔加河流域的土尔扈特部,是活跃于西北和北方的三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它们之间相互联系又各自沿着自己的轨迹发展,写下了历史上值得一书的篇章。

  在撰写《准噶尔史略》有关噶尔丹一章之时,我的研究视野已开始拓展到土尔扈特史、和硕特史。正是此时,我有幸结识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的马汝珩同志,他是20世纪50年代中国人民大学的研究生,师从尚钺教授,年长我11岁。从年龄到学历都可以算做我老师一辈了。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我们的相识、相处,特别在以清史、卫拉特蒙古史为主题的学术交往、交流中,我们的关系不知不觉中完成了从亦师亦友到亦友亦师,再到坦诚相见的知交诤友的转变。

  整个20世纪80年代的十年间,我和汝珩同志从清史研究视角完成了《论杜尔伯特三车凌维护国家统一的斗争》等四篇关于卫拉特蒙古重要历史人物的论文,以及关于土尔扈特史的《渥巴锡承德之行与清政府的民族统治政策》等论文。上述论文因选题在当时均为研究之空白点,并突破了汉文资料,大量利用了满文、蒙古文及俄文资料,同时也吸纳了俄国、日本、美国学者的相关前沿成果,在当时确实有引领研究之先的功效。我个人还依据已汉译的满文档案先后撰写了《土尔扈特蒙古东归始于何时考》《土尔扈特蒙古东归路线考——一条鲜为人知的哈萨克草原通道》《土尔扈特东归人、户数考》《土尔扈特蒙古大喇嘛罗卜藏丹增史事述补》《新疆和布克赛尔准噶尔遗址考》《新疆和硕特蒙古札萨克印考》等,后来与《土尔扈特蒙古系谱考述》一起被业界称为“卫拉特蒙古史事七考”,而获同行认同,还得到了很多关注土尔扈特蒙古东归史的文艺界朋友的重视和称赞。因为我依据满、汉、俄文档案文献,以及自己田野调查的资料,对土尔扈特蒙古东归史的一些重要节点的考证,解决了一些长期待解的学术难题。

  我和汝珩同志的合作得到了老一辈边疆研究学者吴丰培老师的称赞,在丰培老师的推荐下,青海人民出版社同意为我们出版一册论集,于是由我和汝珩同志合著,题名为《厄鲁特蒙古史论集》,在责任编辑高淑芬同志辛劳操作下于1984年出版。

  我与汝珩同志还着力选编了《清代土尔扈特蒙古历史资料汇编》(未刊),收集了近200万字的汉文、满文,及俄、英、日诸文种的档案文献和资料。正是在资料积累日益丰富、专题研究不断深化的基础上,历经十载、四易其稿,于1989年9月完成了《漂落异域的民族——17至18世纪的土尔扈特蒙古》一书,1991年7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著名清史学家戴逸教授在为本书所撰的序言中指出:“本书的出版,是作者在卫拉特蒙古史学术领域中又一次新的开拓”,“长期以来,我们在清史研究中,对边疆民族历史的研究并不充分,呈现出较为明显的不足……作者出版本书,正是为弥补清史研究的薄弱环节而作的努力,其学术价值是应该予以肯定的。”

  戴逸教授在序言中还特别指出:“本书的两位作者……能够在较长时期里坚持相互合作,切磋钻研,并在所探求的学术领域中取得优异成绩,这是值得称道的。这里,除了两位作者的学术观点、研究志趣一致性之外,还与他们合作过程中互敬互助、彼此理解的友谊精神分不开的。因此本书的出版,也可说是两位作者在志同道合、同心协力的土壤中结出的友谊之花。我希望两位作者在未来的学术研究中,继续发扬友谊合作精神,创造出更丰硕的果实来。”

  尽管戴逸教授在序文中将我称之为是他“多年的同事与朋友”,其实戴逸教授是我从大学时代就敬仰的学术大家,也是当年从事准噶尔史研究中最先寻访的老师。

  他的称道,特别是对我与汝珩同志合作的肯定,成为我从事学术研究,以及学术研究中为人处事坚持的原则而遵行不悖。

  由于《厄鲁特蒙古史论集》出版,与青海人民出版社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在政史室主任高淑芬同志推动下“中国民族史入门丛书”选题顺利立项。这套丛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民族历史研究室主编,我为实际的组织者,参予审稿的还有蔡家艺、杨保隆两位。

  “入门丛书”是对中国民族史各个研究方向已有成果进行审视和回顾的小结。在体例上按族别史和地区民族史分册编写,每册包括三大部分,即历史概述、史料简介、研究综述,分别阐述各民族或地区民族历史发展的线索、特点,进行专题研究必须掌握的基本史料,以及各该领域研究发展中的成果与问题。

  在“入门丛书”策划过程中,独健老师尽管已体弱多病,仍十分关注这套丛书的编撰工作,从选题构想到内容安排,都作了悉心而具体的指导,从而使“入门丛书”一开始就有一个高起点,此项工作十分顺利。1986年正式启动,1987年至1989年第一批六册全部出版面世,获得学界好评,特别是深受初习民族史的青年学子的欢迎。我和蔡家艺合著的《卫拉特蒙古史入门》既是一本研究入门之作,也是一本史论之作,由我执写的“历史概述”实际为日后参加《卫拉特蒙古简史》做了学术上的准备。

  1987年,我从已经工作了23年的民族研究所,调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个人研究重点有所转移,但1987年至1994年之间,我仍参加了《卫拉特蒙古简史》上下册的撰写,还承担了编写的部分组织工作。

  1987年10月,经时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政协主席浩·巴岱同志提议,组成了《卫拉特蒙古简史》(上)编写组,1988年底完成初稿,1989年4月讨论定稿,我承担了其中两章的撰写工作。《卫拉特蒙古简史》(下)编写组亦于1989年8月25日成立,1994年11月定稿,我承担了第十四章的撰写工作。

  《卫拉特蒙古简史》上、下册,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分别于1992年6月和1996年3月相继出版。出版后得到了国内外同行的好评,也一直为相关领域的青年学子关注。2006年新疆人民出版社提议修订重版《卫拉特蒙古简史》,我辈欣喜之余,重读旧著,自感尽管时光过去十余年,但本书仍不失其学术原创性的魅力,在当前蒙古史、清史、新疆地方史等领域研究深化过程中仍有其存在的价值。但当年参加撰写工作的刘志霄、冯锡时、郭蕴华诸先生已驾鹤西归,编写组的一些年轻学者,大多已成为各自单位的中坚力量,工作繁忙,因此修订重版工作由当年编写组成员,现同时任职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副主任的我和成崇德教授担任。修订重版工作在征得浩·巴岱同志同意后,我们做了四件工作:

  一是,书名改为《卫拉特蒙古史纲》,将原上下两册合为一册,由马大正、成崇德担任主编;并邀请了蒙古族学者乌云毕力格、阿拉腾奥其尔、吐娜、黑龙和满族学者孙喆担任副主编;二是,全书基本保持原貌,仅对土尔扈特蒙古东归的日期,根据新成果做了修正;三是,对旧版的大事记、世系表做了统编修正,对译名对照进行补充修正;四是,增写了全书前言和增补了照片与示意图。

  在20世纪90年代初,我还撰写了《清末土尔扈特蒙古郡王帕勒塔》和《民国初年土尔扈特亲王帕勒塔述论》等文章,将自己的土尔扈特蒙古史研究从17—18世纪延伸至20世纪初。

  20世纪80至90年代是卫拉特蒙古历史研究的一个勃兴期。在这十余年时间里卫拉特蒙古史研究有如下三个方面特别引人瞩目:

  其一,卫拉特蒙古史的研究已摆脱了长期依附于清史、地方史、中俄关系史的从属地位,而成为一个有相对独立性的研究领域,上述一批研究专著的问世和研究课题领域的广泛开拓与不断深化即是明显的标志。其二,研究中实事求是的精神逐步得到恢复。特别是对历史人物缺少全面、历史分析的倾向,在研究中不断得到纠正,大多数卫拉特蒙古历史人物得到了较公正的评价。其三,是蒙古族学者和蒙汉兼通学者的崛起。一批蒙古族年轻史学工作者和蒙汉兼通的史学工作者投身卫拉特蒙古史的研究行列,为这一研究领域注入了活力。

  基于上述综述和认识,为了进一步推进未来的研究工作,我在《卫拉特蒙古史研究述评》一文中提出希望脚踏实地做好两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发掘、整理研究资料。档案文献中保存着相当数量的卫拉特蒙古史料,因此对档案文献的整理应有一个统筹的安排。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收藏有大量相关汉文、满文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则收藏有民国时期有关卫拉特蒙古的档案,在新疆档案馆、西藏档案馆以及一些市、县档案馆也有数量众多的珍贵档案,对于这些档案整理利用的广度直接影响到研究的深入。至于外文资料的翻译,特别是俄国档案的翻译,也对研究的开展大有裨益。

  第二,基于将卫拉特蒙古作为研究客体而推动研究的深入,研究新领域开拓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不应忽视。1.对卫拉特蒙古早期历史的研究;2.对十六世纪以来卫拉特蒙古社会各方面,诸如社会制度、阶级结构、经济活动、法制思想、宗教生活等方面进行专题或综合研究;3.进一步研究卫拉特蒙古在清朝前期的历史作用和历史地位,将有助于总结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历史的一些规律性问题;4.深入研究卫拉特蒙古与蒙古诸部,与汉、满、藏、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的关系,填补其中研究的空白,既是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也将使卫拉特蒙古史的研究更富有立体感;5.全面研究卫拉特蒙古与俄国关系的诸方面,既研究对抗甚至战争,也研究其和好交往,这将大大有助于早期中俄关系史研究的深入;6.改变卫拉特蒙古近现代史研究的落后状态。

  上述设想得到同行的认同,卫拉特蒙古历史研究正是在符合学术规则与规范的思路下有序推进。也正是由于自己的个案研究成果以及推动学术研究的主张等原因,我有幸与马汝珩教授、马曼丽教授一起被学界称为国内开拓卫拉特蒙古历史研究领域的“三马”。

  04 从卫拉特蒙古史到新疆蒙古史研究 

  生活在新疆的蒙古族除了卫拉特蒙古诸部外,还有清乾隆年间西迁戍边的察哈尔蒙古。

  察哈尔是蒙古旧部落名,清康熙年间,编为察哈尔八旗,驻牧于今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东南部及锡林郭勒盟南部。18世纪60年代,清朝统一新疆后,为了保卫新疆和开发新疆,有计划地移民戍边,遣满洲、索伦、察哈尔、厄鲁特(卫拉特)、锡伯兵丁携眷移驻伊犁,分别组成“满营”“索伦营”“察哈尔营”“厄鲁特营”和“锡伯营”,由伊犁将军管辖调遣。发生在18世纪中叶的西迁新疆戍边活动,察哈尔蒙古的戍边队伍占有重要地位,他们的后裔成为今天居住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蒙古族的主要组成部分。

  历史的思考与现实的要求,均向我们提出了同一问题:应着力研究清代西迁新疆之察哈尔蒙古的历史。当我着手了解对此问题的前人研究成果时,却不无遗憾地得出结论:清代西迁新疆察哈尔蒙古的历史是研究中被遗忘的一角。甚至在《察哈尔蒙古族史话》这样的普及类图书中,对西迁的历史也只字未提。为何如此?史料的不足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史料的缺乏和分散,尤其是前者,使研究者望而却步。要想使研究工作有新的进展,唯有向现在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浩翰档案,特别是满文档案去寻索。

  这项工作的提出始于1990年9月,当时正是我第三次到博尔塔拉进行一项考察工作。这一设想提出后得到了自治州党政领导的支持,更在当地蒙古族学者和群众中引起了强烈反响。经此后一年余时间的商议、策划,1992年这项工作由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共同组织人力进入了寻检、汉译和编选阶段。我们检索了乾隆二十五年至宣统三年间的满文录副奏折、月折档、寄信档和议复档等,共搜集了1056件档案资料。其中从乾隆朝610件档案中选择了462件,编成《清代西迁新疆察哈尔蒙古满文档案译编》,作为献给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成立四十周年的厚礼,1994年正式出版,了却了一桩多年的心愿!十年后,为庆祝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成立五十周年,又在此前译编工作的基础上扩充完善,完成了《清代西迁新疆察哈尔蒙古满文档案全译》,收录汉译的档案计1483件,其中正件925件,附件558件,起止时间为乾隆二十五年至宣统三年闰六月。可以说,收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有关清代察哈尔蒙古西迁新疆的满文档案尽数收集,《全译》是研究西迁新疆察哈尔蒙古最权威、最重要的基础性文献。

  我为此撰写了《清代西迁新疆之察哈尔蒙古的史料与历史》,作为《译编》的代前言,在该文研讨的几个历史断面中,阐论了西迁的相关问题,以及民族间的和好互助关系,这些既是学术界探究的难点,也是当地察哈尔蒙古民众最关注的历史议题。

  由于有了扎实的史料基础,察哈尔蒙古西迁史和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地区史的撰写,在当地政府的倡导和组织下也得到蓬勃开展。我曾先后为《新疆察哈尔蒙古西迁简史》(民族出版社,2010年)和《察哈尔蒙古西迁新疆史》(新疆人民出版社,2013年)两书撰写了序言。

  在此过程中,我也在从准噶尔人抗俄斗争业绩史到土尔扈特人的东归壮举,再到察哈尔蒙古的西进伟业的研究中,实现了自己对新疆蒙古历史研究的全覆盖。

  05 走出学术研究的象牙塔 

  在研究卫拉特蒙古历史的过程中,我结识了很多蒙古族历史学家。在进行卫拉特蒙古历史田野调查时,更是接触到广大新疆蒙古族普通民众,使我深感他们(从知识精英到普通民众)对卫拉特蒙古、察哈尔蒙古先辈历史业绩了解的渴求,学人的责任让我强烈意识到应该让卫拉特蒙古历史从学术研究走向大众。概括而言,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做了三件事。

  第一件事是将自己亲历的卫拉特蒙古社会历史田野调查写成考察实录。

  1982年6月至7月,我组织并参加了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蒙古族社会历史的综合考察。考察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的库尔勒、和静、巴仑台、巴音布鲁克、巩乃斯,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的伊宁、昭苏、特克斯、尼勒克、乌苏,塔城地区的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的博乐、精河、温泉,行程5523公里,历时54天。这次考察本身具有开创性、探索性。考察结束,我除撰写了学术性的考察报告和编辑考察资料汇编,还尝试以散文随笔风格撰写了《伊犁考古散记》,未曾想几千字的散文竟获得很多读者的关注与鼓励。

  由于有此实践,加之随着对中外探险家新疆考察活动历史的更多了解,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一册《亚洲腹地旅行记》得到几代中外读者的喜爱,1993年我应邀东渡扶桑,到福冈参加九州大学国际丝绸之路学术研讨会,我在大会上以及会后到京都龙谷大学以自己的新疆考察经历做的学术讲演,在日本同行中引起反响,在我心中引起了强烈震动。所有这些,促使我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萌生策划出版一套由中国学者撰写自己边疆考察实录丛书的设想。这一想法得到了时任山东画报出版社总编辑汪家明的热情响应,终于在1997年诞生了一套当时颇获各界好评的“中国边疆探察丛书”,我以1982年田野调查为内容的《天山问穹庐》也应时面世。《天山问穹庐》比我和汝珩教授合著的学术著作《漂落异域的民族——17至18世纪的土尔扈特蒙古》拥有更多的读者,也为土尔扈特蒙古东归壮举、东归精神的宣传普及,让学术走向大众,让大众了解学术,提供了一册有益的素材。

  第二件事是积极参予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和布克塞尔蒙古自治县党和政府策划组织的有关土尔扈特蒙古东归、察哈尔蒙古西迁的纪念活动,并提供必要的历史知识支持,获得良好效益。

  2007年以来,我先后撰写了《土尔扈特蒙古万里回归启示》《东归精神不朽——土尔扈特东归240年祭》等文,以及有关土尔扈特蒙古东归为主题的电视访谈、公益讲演等活动。

  现在每每听到、看到自己的研究成果中的一些见解成了宣传的基调、大众的共识,“东归”和“西迁”精神深入人心,精神动力转变为物质实力,欣慰之情油然而生!

  第三件事是鉴于新疆蒙古史具有特殊“以史为鉴”的功能,2004年10月我撰写专文,提出新疆蒙古史研究与普及应成为新疆地方史研究的新亮点,应成为开展“五观”教育的好素材。卫拉特蒙古和察哈尔蒙古是新疆蒙古族的主要组成部分。卫拉特蒙古在17—18世纪反抗沙俄侵略、保卫国家领土方面的业绩不应堙没,尤其是1771年土尔扈特蒙古举族东归祖邦故土的壮举,更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一曲爱国主义凯歌。而18世纪60年代以降察哈尔蒙古和锡伯、满族、索伦、绿营大批兵丁西迁新疆屯垦戍边,构成一幅西进的宏伟图画,成为18世纪中国历史上一道独特亮丽的风景线,同时也是一个具有特殊“以史为鉴”功能的绝好研究领域。从意识形态领域反分裂斗争的战略高度出发,对新疆蒙古史的研究,理应予以特别的关注,给以更多政策上的倾斜。为此我建议:

  一是,继续下大力气发掘新资料。新疆蒙古历史的档案文献资料,特别是满文、藏文档案仍应成为首要开发对象,有了新资料的基础,开拓研究视野、深化研究才有可能。

  二是,开拓研究新视野,强化知识普及读物的出版。就研究而言,17至18世纪新疆蒙古史仍应是研究重点,当时新疆蒙古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包括他们所信仰的藏传佛教)的建树和推动新疆历史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有大量课题待研究者进行探讨,近现代至当代新疆蒙古族的历史活动的研究更需研究者去填补研究中的空白。就普及而言,新疆蒙古族的历史与现状是一份不可多得的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乡土教材,已为人们所熟知的“东归”“西迁”更是众多文艺作品的绝好题材。

  三是,采取有力举措,让学术研究成果走向大众。近年巴音郭愣蒙古自治州、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党委和政府,结合本地特点,弘扬“东归”“西迁”爱国主义精神,创办“东归”节、“西迁”节等值得特别予以赞扬的让学术走向大众,让大众了解学术的好举措。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应给以更大的鼓励,并将此项活动持之以恒地办下去。

  上述建议得到了中央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形成了有利于新疆蒙古史普及和研究深化的实际推动力。

作者在阿拉山口边防卡瞭望塔前(1990年3月6日,新疆博州)

  06 研究之感悟与感激

  自己从事卫拉特蒙古研究已逾40个春秋,蓦然回首,既漫漫又匆匆,静夜思之,感悟与感激还是多多!研究中的感悟简言可归之:

  一是,资料是研究的基础,田野调查不能忽视,详尽占有上述两类资料,才能深化研究;二是,要详尽掌握吸纳前人和同时代人的研究成果,使自己的研究不陷入井底之蛙的窘境,为从选题到内容的创新提供了保证;三是,研究中要坚持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兼顾,微观研究是研究深化的基础,宏观研究则是研究升华和能否拓展的保证;四是,不要忘记“以史为鉴”的古训,同时也要牢记让学术走向大众、让大众了解学术的学人之责;五是,作为脑力劳动的学术研究,一般说来,是以个人的钻研为基本方式,但个人研究并不排斥集体合作。研究中合作的前提除了合作者学术观点、研究志趣一致外,合作过程中互敬互助、彼此宽容和理解的友谊精神十分重要,唯此合作者才能在志同道合、同心协力的土壤中结出学术之花。

  上述五点感悟实是自己对逾40年卫拉特蒙古历史研究实践经验的总结,自感尚带有一定的普遍价值,可供研究的新生代借鉴。

  感悟之余,表述自己的感激之意,也是自己感情的真实表达。我要感激卫拉特蒙古历史研究中诸多合作伙伴,特别是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的马汝珩教授。与马汝珩教授的合作对自己的研究实际上是起到引领的作用,这里的引领包括资料的收集和利用,研究选题的选择,著述的谋篇布局,甚至还包括讲课、报告的要决等诸多方面,于我是得益匪浅,获益终生。

  我和汝珩教授的合作,在20世纪90年代后还拓展到清史研究领域,我们共同主编的《清代的边疆政策》和《清代边疆开发研究》在推动有清一代边疆史研究上具有填补空白的价值。惜2012年,汝珩教授终于摆脱了十余年病魔折磨之苦,驾鹤西归。故人已逝,思念永恒!

  我还要感激在自己从事卫拉特蒙古历史研究中提供资料汉译支持团队的每一位成员,其中包括满文档案汉译的郭基南、肖夫、汪玉明诸君,蒙古文文献汉译的诺尔布、道布诸君,以及俄文汉译的马曼丽、李琪诸君,英、日文汉译的凌颂纯、吴永明诸君,法文汉译的吴其玉前辈,特别是我的民族研究所同事李佩娟研究员。佩娟女士是我的上海同乡,又是我尊敬的老大姐,她不辞辛劳翻译的《有关十七至十八世纪与卫拉特人交往的俄国档案文献》《十七世纪三十至五十年代俄国与蒙古互相关系的俄国档案资料概述》《卡尔梅克人》等篇章于我研究的展开与深化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我特别要感激给予我的卫拉特蒙古历史研究以极大鼓舞的国内外的蒙古族学者和读者,他们对我学术见解的理解与认同,是推动我不倦研究的重要动力之一。1999年我应邀赴蒙古国参加“纪念蒙古高僧咱雅班第达诞生40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在会上我有幸荣获会议颁发的蒙古史研究特别奖;2012年7月新疆卫拉特蒙古研究学会授于我“卫拉特学研究突出贡献奖”;2014年新疆卫拉特蒙古研究学会聘任我担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重大项目《卫拉特蒙古通史》编委会学术顾问。所有这些我均视为是对我卫拉特蒙古历史研究的最大鼓励和最高奖励而铭记于心。在这里还要特别提到我尊敬的两位蒙古族学者对我研究工作的支持。一位是浩·巴岱。我在2009年第六届卫拉特蒙古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闭幕会上曾说:“对于卫拉特学研究的开创和发展,浩·巴岱同志作出了重要贡献。”我在刚刚开始接触卫拉特历史研究时,曾得到时任新疆重要领导的浩·巴岱同志的大力支持和指导。1982年,他在繁忙的公务中听取了我们关于卫拉特蒙古社会历史调查的工作汇报。1986年8月,他倡导、组织的首届卫拉特蒙古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在博乐市成功召开。浩·巴岱同志还组织我们研究团队完成多项研究任务,其中包括前边提到的《卫拉特蒙古简史》。近些年,浩·巴岱同志不顾年迈仍致力于推动《卫拉特蒙古通史》的撰写工作,每次与他交谈仍深受启迪。

  另一位是那克。他是博州领导干部,又是一位造诣很深的蒙古历史文化和语言专家。在蒙古文文献的使用以及新疆察哈尔蒙古历史档案整理和察哈尔蒙古西迁史研究等方面,给了我极大帮助。回顾与那克同志几十年的相处相知,“那克深知我之所好、我之所求!我们的心是相通的!”我在拙著《天山问穹庐》“忆我的老友那克”中如是说。

  在上述“三感激”之后,还有“一感激”要在此表述,诸多著述的发表都有各位责任编辑玉成之功,对他(她)们,我想说的不仅是感激,而是一个学人真诚的敬礼,其中特别要献给《厄鲁特蒙古史论集》和《卫拉特蒙古史入门》的责任编辑,原在青海人民出版社,后调入中国藏学出版社担任副总编辑的高淑芬女士;《漂落异域的民族——17至18世纪的土尔扈特蒙古》的责任编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周用宜女士;《卫拉特蒙古史纲》的责任编辑,新疆人民出版社的王淑梅女士!

  07研究永远不打句号

  回顾自己卫拉特蒙古历史研究走过的路程,大体上可归纳为如下三个阶段:

  20世纪70—80年代,重点研究准噶尔史和土尔扈特史。20世纪90年代,重点研究卫拉特蒙古史论和通史,以及察哈尔蒙古西迁新疆的档案文献汉译的组织与研究,并关注卫拉特蒙古历史知识的普及。

  21世纪以来,重点是对新疆蒙古史“以史为鉴”启示研究与推介,以及推动新疆蒙古史研究的档案文献翻译工作的展开。

  我不敢妄言在今后的岁月里还能做几项扎实的个案研究,但以自己的学识与经验,在倡导研究的新视野,提出研究的新命题,推介研究的新成果上,还想尽己之微力。从这一层面上说,于我而言,卫拉特蒙古历史研究永远不打句号!

  ——原文刊于《西部蒙古论坛》2016年第4期,此据马先生新近修改稿编辑。

分  享:
中国考古博物馆 (中国历史文化展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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