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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身学术 垂范千秋——怀念恩师蔡美彪先生
作者:田澍 来源:《光明日报》(2021年08月09日) 时间:2021.08.09

  蔡美彪先生是我国著名历史学家,祖籍浙江杭州,出生于天津。1946年考入南开大学历史系,1949年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研究生部,师从邵循正先生。1950年在罗常培先生领导的文科研究所担任助教。1952年转入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工作,1953年调入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第三所(后改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协助范文澜先生编写《中国通史简编》。先生曾任中国元史研究会会长、中国蒙古史学会理事长,是蒙元史的领军人物。在蒙元史领域取得斐然成绩的同时,他也为《中国通史》的编写殚精竭虑,作出了独特的贡献。他与罗常培先生合著《八思巴字与元代汉语》,独著《元代白话碑集录》《八思巴字碑刻文物集释》《成吉思汗小传》《辽金元史十五讲》《辽金元史考索》《学林旧事》《学林杂记》《中华史纲》等,主编有《中国通史》《中国通史简本》《中国地震历史资料汇编》《中国历史大辞典·辽夏金元卷》《范文澜全集》等。在范老去世之后,他主持续写了《中国通史》第五至十二卷,这是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叙述中国历史的著作,也是迄今为止发行量最大的多卷本《中国通史》。

  2021年1月14日,先生溘然仙逝。作为受业门生,追忆往昔问学的点点滴滴,他的音容笑貌和寒灯伴影的情景就会浮现眼前。

  注重通专结合的典范 

  1993年9月,笔者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师从蔡美彪先生攻读元明清史方向的博士研究生。在入学后不久,我与先生商讨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他认为晚明的历史值得研究,建议可以作为选题的方向。在其启发下,我打算就张居正与万历政治进行专门研究。因为自己对明代内阁和张居正已经有一些前期的研究成果,比较熟悉和了解这一方面的文献资料以及学术研究中的不足,且对此有强烈的兴趣。先生认为此题可做,但强调要真正研究这一问题,首先必须认真研究嘉靖朝的历史。乍闻此言,笔者感到大惑不解。因为当时主流的观点将嘉靖政治与万历政治截然分开,且予以全盘否定,将其描绘成君昏臣庸、政治黑暗、党争激烈、经济崩溃的时代。深受此风的影响,笔者对嘉靖政治没有一点好感,所以不可能将其与张居正改革的研究联系起来加以认知。即使联系起来,也是以否定为前提,以便突出张居正的“改革”亮点。

  而蔡先生提出要把嘉靖朝历史与万历政治联系起来考察,是与他主持编写《中国通史》所形成的宏观认识密不可分的。在1993年出版的《中国通史》第八册中,他完全改变了对嘉靖朝历史的传统书写模式,对“大礼议”中崛起的张璁首次予以高度评价,认为“明代先后两张文忠,均以兴革为己任”,将张璁与张居正相提并论,突出了张璁等人的革新活动,首次对嘉靖时代及其与万历政治的关系予以全新表述,但此论当时并未引起学界的关注,笔者也没有认真理解此言的学术意义。在专心研究嘉靖朝历史之后,我才开始认识到该说深刻的学术价值。

  要认识嘉靖朝的历史,“大礼议”是无法回避的问题,也是认识嘉靖朝历史的钥匙。如何理解这一事件,直接决定着人们对嘉靖朝及其后明代历史的认知程度和走向定位。而要重新认识嘉靖朝的历史尤其是明代革新的历史,首先必须要重新认识“大礼议”,否则,只能责备世宗没有按照杨廷和等旧臣的主张改换父母,并将张璁等人视为“小人”,忽视嘉靖前期的革新活动,无视张璁等“大礼新贵”的崛起和对嘉靖朝历史的重要影响,将长达45年的嘉靖历史简单地描绘成漆黑一团,混乱不已,腐败不堪。这样一个具体事例,恰恰从侧面反映了先生治史通专结合的特点。

  蔡先生在强调关注新材料的同时,反复强调研读基本史料的重要性,主张要用常见史料来解决历史问题,结论要从史实中得出,不能“以论代史”。同时,他要求尽可能地全面掌握学术研究的成果,即使是错误的观点也要了解和尊重,要认识其错误的原由,避免走弯路。他提及一位美国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研究藏传佛教时,得知《青海日报》上有一篇短文,但在美国找不到原文,便专程来到中国查找此文。因为看不到该文,就不了解作者的观点,故不能下笔。假如作者的观点与自己的想法相同,那就没有必要再从事这一问题的研究了。故在学术研究中,一定要尊重他人的研究成果,以表明自己的研究并不是自言自语,而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推进的。因为学术研究本来就是讨论问题的,而不是目中无人,天马行空,自说自话。随着当代学术研究的不断深入,尽可能全面掌握前人研究成果就成为治学的必然要求,蔡先生在教学中一直非常重视这一点。

  践行“二冷”精神的表率 

  范文澜先生于1969年7月底去世,《中国通史简编》才完成了四卷。此后,由蔡先生负责续写工作,改名为《中国通史》。为了完成这一特殊使命,先生数十年如一日,风雨无阻,终于完成了《中国通史》的写作。其中的艰辛和付出,可谓冷暖自知,他曾作诗抒怀:“书成十卷鬓如丝,雪夜寒灯伴影时。”“夜读常嗟人易老,金鸡为我报晨迟。”但即使寒灯伴影,他依然乐此不疲,皓首穷经,以锲而不舍的精神和毅力,续成范老的未竟之业。

  有人认为“板凳需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字空”的说法最早出自范文澜先生。但蔡先生认为范老不会提出这样不切实际的主张,而是强调范老所提出的“坐冷板凳,吃冷猪肉”的“二冷”精神的合理性。他认为只有“专心治学,不求闻达”,甘坐“冷板凳”,才能吃上“冷猪肉”(古代道德文章出类拔萃之人去世后可入孔庙,歆享祭祀时的冷猪肉),即只有道德高尚,静心笃志,潜心学术,追求卓越,才能取得举世瞩目和影响深远的成果,并为人们所牢记和敬仰。而要做到这一点,显然不是十年八年所能实现的,而是需要“苦苦干,慢慢来”,需要一生的奉献。这就是他所说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八思巴字碑刻文物集释》出版后记中,他称赞八思巴字蒙古语文献研究奠基人和引路人包培教授(祖籍俄国,生在中国,长在俄国,死在美国)“奉献平生的敬业精神”,这一精神“为我树立了学习的榜样”,一想起“他年近九十清苦攻读的情景,便增添了工作动力”。先生在同年出版的《学林旧事》一书中说:“活到老,学到老,生活就是学习。”在2012年接受《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采访时又说:“我在近代史所坐‘冷板凳’算来已有六十年,倘若天假以年,还得坐下去。”可以看出,蔡先生老当益壮,孜孜矻矻,以实际行动对“坐冷板凳”做了最好的诠释,为我们树立了学习的榜样。

  在蔡先生看来,学术文章的书写只是个人一时思考的表达,充其量只是一家之言,除了立场、方法、视野外,所依据的资料是否可靠,所提出的结论是否客观,还要经受各方面长期的检验,所以“不写一字空”是根本做不到的。当然,要把研究的成果用文字表达出来,是需要强调写作能力的。在观点表述中,要尽可能做到融会贯通、论述缜密、主次分明,即要尽可能突出“主干”,减少“枝蔓”。而对写作能力的要求,其实就是要逐渐提高剔除“枝蔓”的能力。而要做到简明扼要、主次分明,需要向前辈学者学习写作经验,需要常读短小锋利的杂文。《中华读书报》的记者在1995年的采访稿——《四十三年磨一剑 书里书外见功夫》一文中写道:“在文字上,蔡美彪也尽量向范文澜学习。范老的文字很有特色。他化古代汉语为现代汉语,驱遣自如;化专家之学为人人可读的史书,举重若轻。这是《中国通史》发行量大的最主要的原因。”

  像范老一样,蔡先生能够用简洁明快的语言来描述复杂的问题。但即使如此,先生也不敢说《中国通史》就无错讹。他在2008年所写的《〈中国通史〉新版前记》中描述了多次修订过程,并指出:“这次出版合装十二册新版,对全书又作了一次修订,但自属稿到排印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种错误,依然难以尽扫”,希望“大家多评论一下缺点”。在十二卷本《中国通史》完成后,蔡先生就把精力集中在《中华史纲》的编写上。在写作过程中,极力追求“叙事酌取要旨,文字务求简约”,尽可能地让读者满意。尽管该书出版后“奖誉过多”,但他也不敢以“不写一字空”自许,而是认为“书中的问题是少不了的”。他在2013年出版的《中国通史简本》编印说明中也说:“其间取舍不当,轻重失宜,在所难免。”蔡先生经常谈起读者给他来信所指出的问题,自己在认真接受的同时,还回信表示感谢。他对写作中难免存在问题的认识是清楚的,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反映了对学术的敬畏和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当然,蔡先生也始终以“不写一字空”来要求自己,他的文字洗练是学界所公认的。

  蔡先生在王府井大街东厂胡同的近代史所上班,家住建国门内大街的东总布胡同。除周末外,他每天坐公交车到单位上班,中午在所里的食堂用餐,并在办公室的简易床午休一会。如此年复一年,以所为家,直到2016年10月底在下班回家时摔伤住院为止,时年已88岁。

  献身史学研究的楷模 

  蔡先生生活俭朴,甘于清贫。他与师母胡文彦(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工作)志同道合,相敬如宾。师母与先生为同班同学,在工作之余,全身心地支持先生的工作。她于2012年去世之后,先生拿出积蓄,在母校设立了“南开大学胡文彦助学金”,专门资助家境贫寒、品学兼优的女生。师母逝世之后的近十年间,先生孑然一身,在自己料理生活的同时,依旧潜心治学,成果不断。在耄耋之年,他虽然在生活上要比常人付出更多,但对学术研究的热情丝毫未减,可谓“壮心不已”。

  蔡先生将自己的全部心血投入史学研究之中。在范老之后,每卷《中国通史》都是蔡先生与相关领域有学术影响力的专家合作撰写,最后由他字斟句酌,或重新改写,尽可能与范老的前四册保持一致,注重学术性与可读性的统一,在中国通史的编纂中独树一帜。在《中国通史》出完十卷之后,先生曾赋诗一首:“百代兴衰数卷纸,千秋争战几人雄。书成十卷霜添鬓,愈信人间向大同。”

  蔡先生在践行“二冷”精神、以身作则的同时,对青年学者的成长也十分关心,他认为“那些善于独立思考、不受外界利诱的有志青年,必能甘于冷漠、不避艰苦,坚持不懈地攀登科学的高峰,取得前人不曾取得的辉煌成就。”他特别告诫青年学者要珍惜国家安定团结和繁荣发展的大好环境,要认真读书、夯实基础,不要急于求成,不要追逐名利。同时呼吁对青年学者的考察要注重学术水平,而不要过于强调成果的数量。他反复强调一个课题的完成需要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要甘于奉献、持之以恒。

  蔡先生曾风趣地说道:“如有来生,我仍将选择史学研究。”这一平常之言,是他对自己一生甘坐“冷板凳”的深刻表述,也是他热爱史学研究的真情表露!在我看来,先生此言,可以作为他的“墓志铭”!

  先生通变古今,知行合一,笔耕不辍,著述等身,既是通专结合的典范,也是献身学术的楷模。先生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所践行的“二冷”精神将薪火相传,垂范千秋!

  (作者:田澍,系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分  享:
中国考古博物馆 (中国历史文化展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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