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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进何人知大老!——纪念白化文先生
作者:“中华读书报”微信公众号 来源:荣新江 时间:2021.07.13

  本文标题是白化文先生借用陆游诗句来称颂刘铭恕先生的文字。7月6日白先生以91岁高龄去世,而他“退出”敦煌学也有一定年头了,现在敦煌学界的年轻一辈有不少人都不知道他是何许人也,所以我就借用白先生用过的这句话,来谈谈这位“大老”的学行与贡献。

  白先生给人最大的印象就是鞠躬。他见到长辈时必定鞠躬,见到晚辈时也鞠躬,坐着讲课或讲演时,凡是提到自己师长一辈的人,都要站起来鞠躬,刚开始认识白先生的时候,这一点印象最深。其实,我们这一辈“文革”后成长起来的学人,不太习惯于给人鞠躬,遇到白先生这样的做法,不知如何应对。后来问李鼎霞老师,李老师笑着说他年轻时给领导拎包,习惯了见人就鞠躬。我想这鞠躬是有想法的,不会这么简单。与白先生交往时间长了,我发现他鞠躬的背后,其实骨子里是很硬的,他的强硬是以学术为标准的。

  与鞠躬的做法相同,白先生在谈到自己的学术时,总是说自己没有多大学问,没有多少贡献。实际上我们现在回过头来仔细看看,他在佛教学、敦煌学、目录学、古籍整理与研究等许多方面,都做出了很多贡献;而且他出身官宦人家,懂得传统文化的名物制度;他五十年代求学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身边不是饱学之士,就是才子精英,相互晕染,学殖深厚;以后在多个领域游走,见多识广,留心收集学林掌故,还是知名的楹联大家;等等等等。

2010年6月16日白化文先生在“敦煌文献、考古、艺术综合研究——纪念向达教授诞辰11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发言

  这篇纪念文字不是严谨的学术总结,谨就我所了解的敦煌学方面来略微说说,特别想强调白化文先生在两个方面的突出贡献。

  一方面的贡献是敦煌文献的编目工作。白先生多年执教于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现在叫信息管理系),开设有关中文古文献的各种目录学课程,也曾在中国佛学院讲授图书馆学课程,讲稿汇入《佛教图书馆分类法》(改订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年版)。他曾就有关敦煌文献的编目问题,发表过《中国敦煌学目录和目录工作的创立与发展简述》《简评〈敦煌劫余录〉和〈敦煌遗书总目索引〉》《读〈伯希和劫经录〉》等,其总体看法汇集在《敦煌文物目录导论》一书中(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2年版)。他详细评述了截至该书出版前发表的大大小小各种敦煌文献、文物的目录,指出各自的优点和问题,强调敦煌学界还没有一本统一的分类目录。于是,他按照图书馆学的标准,提出今后编纂敦煌文献目录的完整规划。这样的目录,首先“应当是分类的,采用新的分类法,统一给新分类号”;其次“鉴于敦煌学研究工作之中非常需要提要,因此必须在每项著录中写出提要”;第三“因为敦煌卷子本身带有一定的文物性质,所以也要按照博物馆藏品登记的方式,对其进行详细而精确的、科学的形态描述”;第四“与本卷有关的重要资料可以作为附录”;第五“这种联合目录,应该自带非常详细的能通过多种渠道检索的索引”;最后“还应该考虑到如何把手工检索和自动化联系起来的问题”,因此“尽可能地拟出一个统一的著录标准”(见《导论》第182-183页)。在白先生写作的时代,敦煌文献还有许多没有公布,还不具备编纂这样一个联合目录的条件,即使是白先生希望的先编一个国内的联合目录,条件也还不够成熟。而今,世界上大多数敦煌文献都以图录、数字化等形式刊布出来,而目录仍然是以馆藏的流水账式目录分散出版,没有统一的著录标准,详略也各自不一。目前,编纂白先生希望的敦煌文献分类目录的时机已经渐趋成熟,此时,我们更应当重新关注白先生作为图书馆学行家给出的编纂标准,早日完成一部统一的、分类的、标准化的、可以纸本和数字化同时使用的敦煌文献分类目录。

  另一方面的贡献是敦煌文学文献的研究。白先生毕业于北大中文系,对于王重民、向达先生所编《敦煌变文集》所收作品当然十分熟悉。“文革”后追随较早研究敦煌变文、在《敦煌变文集》之前出版《敦煌变文汇录》的周绍良先生,进一步深入研究敦煌俗文学作品,曾发表《什么是变文》(原载《古典文学论丛》第2集,1980年),根据敦煌原卷带有“变”和“变文”标题的作品,来确定变文的涵义和文本特点,指出变文是说唱底本,与称作“变相”的画卷、壁画、画幡配合讲唱,由此可以判断《敦煌变文集》所收一些作品实际上不能看作是变文。在这段时间里,他协助周绍良先生编成《敦煌变文论文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分上下册,收入有关变文的通论性研究和单篇专题研究,总计60篇,对于此后的敦煌变文研究,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其书前的《编辑说明》,就出自白先生手笔。书后附有《苏联所藏押座文及说唱佛经故事五种》,而这一工作后来更增大规模,最后完成周绍良、白化文、李鼎霞合编的《敦煌变文集补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白先生对敦煌变文或俗文学作品还有一些专题研究发表,其中比较总括性的看法,集中在《对敦煌俗文学中讲唱文学作品的一些思考》(原载《国学研究》第9卷,2002年)一文中,其他代表性的相关文章已收入《敦煌学与佛教杂稿》(中华书局2013年版)。此外,他因关注变文而留意到敦煌写本中抄录的榜题以及壁画的榜题,先后发表以《变文和榜题》为题的几篇文章(《敦煌研究》1988年第1期;《敦煌语言文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敦煌研究》1988年第3期),不仅是对敦煌变文研究的贡献,也是最早研究敦煌写本中壁画榜题的开创性工作。关于变文的研究,最后还必须提到一件事,就是美国学者梅维恒(Victor H. Mair)在开始他的变文研究时,就把白先生的《什么是变文》翻译成英文(What Is “pien-wen”?),发表在《哈佛亚洲学报》(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第44卷第2期(1984年12刊)。大概白先生的名字使用的是梅维恒惯用的威妥玛式拼法Pai Hua-wen,因此不太被国内学人注意,其实这篇文章构成梅维恒《唐代变文》(T’ang Transformation Text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1989)一书讨论的基础。

  白先生对于敦煌学的贡献绝不仅仅这两个方面,比如他有关南朝齐梁之际所编《众经别录》(P.3747,S.2872)的研究(《敦煌学辑刊》1987年第2期),是用敦煌写本所做的目录学研究的典范;他对敦煌汉文遗书中雕版印刷资料的综述(《敦煌语言文学研究》,1988年),应当是最早的集大成之作;他校录出完整的重要疑伪经《首罗比丘见五百仙人并见月光童子经》(载《法音》([学术版)]第2期,1988年;修订本载《敦煌学》第16辑,1990年),是对许理和(E. Zürcher)《〈月光童子经〉:中古中国佛教的救世论与末世论》(“Prince Moonlight: Messianism and Eschatology in Early Medieval Chinese Buddhism”, T’oung Pao, LXVIII.1-3, 1982)的重要补充;他首次录出北大图书馆藏孤本《诸文要集》(《中国文化》第2期,1990年),为佛教文献研究增添了新资料。

  2009年1月,白化文先生给刘进宝主编的《百年敦煌学》(甘肃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撰写了一篇别有风趣的文章————《惭愧地从敦煌学领域中告退》,在概述自己研究敦煌学的历程之后,用他一贯幽默笔调,写下一段文字:

  我从来不敢把自己列入敦煌学家行列之中。所有的只是一些教训,姑且举出几点,仅供初学者参考:

  一点是,与百年前发轫时相比,敦煌学的领域越来越广袤,也越来越深入。大部分领地都已被开垦,并且挖掘得很深入了。初学者想学海拾贝,怕是极难的了。拾人牙慧,不算真成绩。高校中作学士、硕士、博士论文,千万别不自量力,选敦煌学的题目——导师下旨者除外,有什么他给顶着了。

  再一点是,敦煌学是国际显学,要打好几种外文基础,至少达到能读专业书刊的水平。英文、法文、俄文、日文,四种文字全得大致通晓——口语差点尚可。在当代,要是缺乏此种条件或说能力,学敦煌学简直学不下去。

  又一点是,佛学的基础要有一些。艺术,特别是雕塑与壁画艺术要懂一点。起码得达到基本上看得懂丝绸之路上各处山洞里的事物的水平吧,那可是不容易。我到现在也没有达到。

  还有一点是,要有强大的经济后盾。干敦煌学,可是十分费钱的事。读万卷书,还必须行万里路,如走一走丝绸之路,到各国图书馆、博物馆去实地调研,全是拿钱垫起来的。所处的单位有专款,愿意培养——也就是舍得花钱,那是最好的了。

  最后一点是,身体要好。敦煌学等于半个考古学,要经常跑野外,禁得住折腾。

  这是典型的白先生的白话文。先生以一向幽默的自嘲话语,道出当前敦煌学的起点和门道,其实其风趣的背后,是对学术的敬畏,是对年轻学子的严格要求。

  白化文先生对人谦和友善,对晚辈大力提携和爱护。我与白先生同在北大,他们图书馆学系在三院,我们历史系在相邻的二院;他白天经常在北大图书馆里看书写作,我也经常跑图书馆;后来我搬到承泽园,更与白先生家相距很近。因此可以说是抬头不见低头见,所以有很多机会向白先生讨教。他对我也像对自己的学生一样,什么都教,无话不讲。这里略述二三事,以见“大老”如何关怀后进。

  我步入敦煌学后写的第一本小书,叫《话说敦煌》,是王绍增、罗青两位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化史知识丛书”中的一种。我不认识这两位先生,虽然对王先生是久闻大名,但一直没有当面拜见过,他们之所以找我来写,其实是白化文先生的推荐。大概他们约的是白先生,而白先生那时有其他着急的事情,所以就把活儿派给我了。而我初生牛犊不怕虎,二话没说就接了下来。其实那时我主要是做于阗和归义军史的研究,对敦煌的整体还很缺乏了解,这就逼着我去读书、学习,边学边做。通过大量的阅读和归纳,积累好资料,在稿纸上一次成文,略做修改就交稿了,所以现在手边也没有底稿。今天回想起来,如果没有白先生往前推我一把,我可能对于敦煌学的很多方面,仍然是茫然无知。

  白先生年幼时生长在连云港,视之为自己的家乡,上了年纪以后,也想多为家乡做点事情。他知道我在历史系教古代中外关系史这门课,所以他就约我给《连云港与海上丝绸之路》写一篇文章。我那时主要做敦煌、西域史,和陆上丝绸之路有关联,而对海上丝路却完全没有积累。但白先生的指令又不得不从,所以硬着头皮从头读相关的史料,最后找到一方《海州大云寺禅院碑》,结合碑中所记禅宗史料、敦煌文献,以及唐代海州(连云港)与新罗、日本往来的点滴文献,写了一篇《从〈海州大云寺禅院碑〉看海州在唐代与新罗文化交往中的地位》,算是交了差。这篇文章收入张殿臣、白化文、顾涧清主编的《连云港与海上丝绸之路》(海洋出版社1990年版),但具体执事者不太学术,把拙文五十多个注拦腰砍掉,让读者有些不知所云。后来另一位长辈黄时鉴先生在杭州大学办《韩国研究》,向我约稿,我只有这么一篇和韩国沾边的文章,就把它改写了一下,换题为《唐与新罗文化交往史证——以〈海州大云寺禅院碑〉为中心》,发表在《韩国研究》第3辑(杭州出版社1996年版)。这篇文章虽然是命题作文,发明不多,但却是我的第一篇有关海上丝绸之路的文章,如果没有白先生的督促,我当时是不会从西域扩张到海洋的。

  白先生为了鼓励后学,还常常给晚辈的新书写书评,拙著《英国图书馆藏敦煌汉文非佛教残卷目录(S.6981-13677)》(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和《敦煌学十八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他都主动撰写了书评(分别刊载于《敦煌学辑刊》1995年第1期和《文化艺术报》2001年9月29日第15版),加以表彰。发表前我完全不知,可见他提携后进的良苦用心。

  “后进何人知大老,横流无地寄斯文。”白先生以63岁退出敦煌学,年轻一辈对于他的贡献或许不甚了然。今日先生以91岁高寿西升净土世界,我写下几点追忆文字,表彰他的学术贡献,然而却“横流无地寄斯文”了。

2021年7月10日写于八宝山送别后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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